自主创新与国家体系：对拉美教训的理论分析

一、国家创新体系与国民财富的增进：一个简要的分析框架

演化发展经济学是把非数学化传统的演化经济学诸流派，与前斯密经济学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传统、经济政策史和经典发展经济学加以综合而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新范式。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把交换、物质资本和资源配置作为研究的重点不同，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则是生产、知识和资源创造问题，这是演化经济学将兴起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原因。就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而言，前斯密经济学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传统将使演化经济学受益匪浅。与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广泛流传的看法不同，重商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建设的学说，是为了使国家能够建立起新知识的产业，从而创造比较优势。这种传统的精神实质在经典发展经济学（从20世纪40年代的罗森斯坦－罗丹到60年代末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延续，而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史则证明了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强国富民的学说。演化发展经济学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按照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看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物质资源看作是财富的起源不同，文化即人类的知识和创造力才是财富的真正起源。分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知识积累，而创新则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工而非劳动分工已经居于支配地位，知识不仅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中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知识积累（在生产中直接表现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和制度创新交互作用，导致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不断高级化。产业越高级，其知识含量就越高，学习和创新的机会窗口就越大，进入壁垒就越高，产品的附加值也就越大，报酬递增程度就越高。因此，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一国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其知识分工就越细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越有利。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观察到，工业是报酬递增的，而农业则是报酬递减的。但实际上，正如赖纳特(Reinert)指出的，当今存在着许多具有报酬不变、没有进入壁垒和几乎处于完全竞争地位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知识密集的服务业，在农业中还存在着某些类似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农业部门。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就知识含量而言的①。

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必然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利润增加、实际工资收入增加和就业增加。不同的创新形式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创新经济学告诉我们，产品创新通过使新技术具体化的新产业创造可以增加就业，但工艺创新在特定产业和地方则会减少就业，而工艺创新通常是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而进行的。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对一国国民收入（利润和工资）的影响要大得多。按照赖纳特的看法，携带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产品创新由于具有高度进入壁垒和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特点，因此，技术进步的收益就不会全部被外国的购买者所占有，而是大部分以利润或工资收入的形式，作为动态熊彼特租金归生产国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和工人）所占有，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共谋型”分配方式。但是，由这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所产生的工艺创新，或者是没有产生动态不完全竞争，或者因为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使消费者受益而使生产者受损的价格下降，这种价格下降使生产其产品的产业的利润和工资都有可能下降，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古典型”分配方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国专业化于产品创新，而另一国则专业化于工艺创新，那么，前者的生活标准将比后者增加更快，而后者的生活标准甚至因为技术进步反而下降②。

上述讨论的理论和政策含义是非常清楚的。那种创造国家财富的经济成就存在于有效的熊彼特主义动态不完全竞争之中，竞争战略的核心就在于选择那些具有动态熊彼特租金的产业，也就是要选择那些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具有“共谋型”分配方式的产业。制度创新和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动态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动态熊彼特租金，专利制度和战略性关税保护就是用于这种目的的两种制度，产业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创造这种动态比较优势所必须采用的措施。从历史经验来看，目前的发达国家在从贫困走向富强的过程中都采取了关税保护之类的制度和干预性的产业政策。

亨利七世是在法国勃艮第度过其童年时代的，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的普遍富裕状况是来源于使用英国原材料的羊毛纺织业。亨利七世即位后就开始鼓励本国的羊毛制造业，并且逐渐提高原毛的出口关税和成品布的进口关税，并暗地里招来大批极其熟练的外国制造业技师，使他们在发展初期指导自己的国民进行生产；对企业家进行奖励。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当具备了充足的制造能力之后，羊毛出口就被禁止了。英国在早期工业化时期为什么对落后的羊毛纺织业进行保护呢？显而易见，羊毛纺织业比羊毛生产具有更大的知识吸收和创新的机会窗口，在当时其进入壁垒很高，产品的附加值也高，而英国在羊毛纺织业上很落后，如果不采取上述措施，它就无法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超过当时技术先进的法国等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并不断地发展新工业，英国构建起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③。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干预性的政策推动、保护新知识和创新，这是从15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制造体系”和明治时期的日本、再到战后东亚经济的基本经验。

二、拉美经济的结构退化和创新体系的毁坏

如果我们按照演化发展经济学观察当代世界经济就会发现，那些发展迅速的国家在二三十年前都选择了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都采用了有目的的国家干预，通过创建国家创新体系，人为地创造了知识经济这种比较优势。与之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地区）都没有认识到在知识生产和诀窍吸收上需要国家干预，而是把技术发展和结构升级完全交付于市场支配，而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又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产活动中通过“干中学”积累技术能力的机制，从而使这些国家都丧失了抓住知识经济的机会，结构升级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西莫利等人通过把制造业活动划分为自然资源密集的、劳动密集的和研发(R&D)密集的三大类，比较了发达国家、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国际专业化形态（参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韩国、美国和芬兰的研发密集型产业在所有制造业中所占比例分别增长了49.3、20.1和22.6个百分点，而拉美地区只增长了7.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时，韩国在发展的初始条件上要比拉美地区差，其研发密集型产业只是拉美地区的一半，但在随后的30年间其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的增长，从而一跃成为创新型国家。而且我们也知道，发展经济学中曾较广泛地流传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拉美经济发展的看法，但芬兰的例子说明这并不是拉美经济结构升级缓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从没有意识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而盲目地相信新自由主义改革建议的结果。

1970年～2000年的产业结构变迁(%)④

我们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国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的工业化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自然资源出口型经济的不利地位。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外国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使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又重新走向了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这一模式依靠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严重地忽视甚至放弃了国内技术能力和本土基础性R&D努力等“知识密集型”的活动。

在20世纪90年代，FDI的大量涌入和购并使拉丁美洲地区主要是作为两种角色加入世界经济之中，一是日益成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钢铁、纸浆、铜和蔬菜、油等）的供给者；二是在装配线工业模式下利用非熟练劳动力为发达国家生产廉价商品，从而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两种支配性的国际专业化形态：南椎地带国家专业化于自然资源加工工业，而墨西哥和小的中美洲国家则从事装配线制造业，所有这些生产都是作为国际生产供给链而加入的，并且都是低附加值的活动，产品设计、研发和技术升级的需要和努力是非常微弱的。根据卡茨(Katz)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把20世纪90年代的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对拉丁美洲国家创新体系的破坏做如下概括⑤。

第一，进口资本品的关税保护被大幅度削减了。更便宜和更易于获得国外的机器设备，导致许多企业用进口的资本品替代本地生产的资本品，替代工程技术人员和非熟练劳动力，这不仅导致了本土资本品工业的强烈倒退，而且也使企业内部的R&D活动更不被重视了。

第二，大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公司和被跨国公司所私有化的公司已经在垂直分工上脱离了当地的生产，成了由其总部协调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技术和工程服务来自他们各自的总部，资本品供给来自他们海外供应商；跨国公司的分公司是在进口的零部件基础上装配机械器具、计算机、磁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

第三，私有化导致国家丧失了许多技术研发平台。私有化常常意味着“国有企业发展的研发基础设施收缩，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物质上的完全消除”⑥。国有企业（通讯、供水、能源和交通）的私有化者本身就来自更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其技术得到了明显的升级和现代化，明显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但是，这几乎是在没有使用当地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实现的，R&D活动中断了与当地的联系，技术和工程服务同样来自于他们各自的总部和海外供应商。

第四，大型本土企业也更少与当地生产垂直一体化。通过削减他们内部制造的零部件数量，并把生产者服务活动和中间投入外包给外资，使得外国企业替代了当地的零部件供应商，减少了当地生产的零部件数量。

第五，由于政府在技术活动的基金分配上转向了从需求方面进行补贴，这迫使公共R&D机构和实验室不得不与私有企业的研发部门进行竞争。在许多情况下，公共R&D研究机构放松了他们的研究努力，为了赚钱，把大量精力放在了计量、质量控制和其他标准化的低层次的技术服务活动上。

总之，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美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受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是无从谈起的。由于没有自主创新，正如拉美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富尔塔多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指出的，所谓“外围”基本上就体现在对中心的技术依赖上，现在仍然是如此。

三、生产制度和创新政策的转向：拉美教训的启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拉美地区所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会失败？而2003年由威廉姆森等人所提出的“扩展的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也会失败？对于当下创新型国家建设来说，拉美教训给了我们哪些重要的启示？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华盛顿共识”和“扩展的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共十条：即财政纪律、重新定位公共开支、税制改革、利率自由化、统一的和竞争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私有化、放松管制、保护产权。在这十条基础上，“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又增加了一个十条的清单：公司治理、反腐败、弹性的劳动市场、遵守WTO规则、遵守国际金融的标准和准则、谨慎开放资金账户、非中介性汇率制、独立的央行并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社会安全网、以减少贫困为目标。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华盛顿共识”的前五条是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而后五条则完全是为了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转所确立的交换制度的改革；至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仍沿袭了交换制度的改革思路。宏观经济变量和交换制度的改革思路完全忽视了生产和为了生产而创立制度的重要性，根本就不了解生产率增长最重要的根源。卡茨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是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和“普遍适用的”制度，忽视了决定市场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初始的”技能、技术吸收能力、知识创造的规模报酬递增等⑦。简言之，按照卡茨的看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性，这也是拉美经委会1995年的报告对“华盛顿共识”批评的基本论点。威廉姆森接受了这种批评，他承认，拉美“需要一次熊彼特改革——包含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来把国际上最好的经验引进到拉美来”⑧，但是，他却反对发展中国家运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全球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然而，如果他了解了熊彼特经济学的实质，他就会明白，就欠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而言，作为“华盛顿共识”之核心的交换和全球标准的制度基本上是不相干的。

自重商主义以来，在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一种在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和现代熊彼特经济学中得以延续的传统。这是一种把生产、技术、创新和由此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核心问题的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同的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和福利的机会上是相当不同的，发展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立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特定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进而会产生对有用制度的需求。自古至今，制度的类型主要是由人类特定的生产活动而非没有特性的和普遍的市场所决定的。制度建设本质是一种需求拉动的现象，正是新技术产生了对新制度、新组织和新的做事方式的需求，而非相反。如果把制度视作与生产系统无关的，那么，需求、知识、协同效应和因果积累等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就会被排除在外；如果在此基础上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就只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威廉姆森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根本就不了解熊彼特经济学的实质。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同质的，体力劳动密集的产业与知识密集的产业，在创造财富和福利的机会上都是一样的，生产问题是一个由企业或者国家的要素禀赋天然决定的，因此只是简单的要素投入—产出问题，而市场则会自动地创造生产者或国家之间的和谐。传统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虽然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将交易问题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延续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生产的交换经济学的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几乎是排他地按照交换来理解市场，对此，阿姆斯丹提出了质疑：高的交易成本阻碍了经济增长，高的生产成本难道就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吗？

按照阿姆斯丹的看法，不认真地对待与生产相关的问题确实是许多有关国家作用研究的一个特征。无论是主张“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们，还是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斯蒂格利茨，他们都一致认为，经济越落后，市场失败就越突出，工业化是一个走向日益完善市场的过程。然而，历史事实却说明，当经济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市场交换的功能就变得越来越完善，但生产功能则审慎地和有目的地变得更不完善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此提供了证明：德国和美国的许多企业以企业特定技能和R&D的活动建立了以知识为基础的进入壁垒，从而造成了这些企业至今仍支配着中等技术的产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反对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这种新制度主义忽视生产和创新的静态制度观在作祟。因此，为了理解政府在后发工业化中的作用，阿姆斯丹呼吁：把生产带回经济学⑨。

总结上述讨论，如果把“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拉美国家缺乏自由市场所需要的制度，这就从根本上错误地理解了问题；如果企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更多的全球标准的制度来保障这种自由，则只会使这些国家在“自由”所造成的贫困陷阱中越陷越深。按照熊彼特的欠发达经济理论，由于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前沿推进在世界范围内是极端不平衡的，自由贸易根本就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熊彼特式欠发达”的贫困状况。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扩展的华盛顿共识”所“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的现实，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得到例如丹麦那样的制度，那它已经很富裕了，根本不用担心发展的问题。制度改革的清单描述的不是为了发展这些（制度），国家需要做什么——清单与今天的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时所做的并不对应——而是它们一旦发展完成后将是什么。”⑩因此，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制度，他们必须采取反对静态、比较优势的行动，通过国家干预，以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生产活动为核心进行制度建设，这是目前的发达国家为了达到“全球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历史上曾经所普遍采取过的行动。

拉美的改革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所提供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种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也是存在的。由于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我们过去的产权改革和所谓的资本运作都严重地忽视了企业能力的建设和技术创新问题，特别是在国企改革中，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并对职工进行培训的活动几乎就不存在了；产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陷入了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2004年，遵循交换制度改革的思路，我国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曾经推行过让外资大规模购并国有企业、特别是技术基础较好的国有企业的政策，以期提高经济效率，幸好这个计划被中央政府及时制止了。在对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价时，也出现了盲目地使用开放度、引进外资的数量等指标，而不是按照对生产和创新有多大促进作用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的现象。由于交换制度改革的思路忽视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我国助长了通过股市和房地产等交易活动达到致富目标的浮躁风气，而勤劳的生产活动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则受到了打击。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主要考虑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和静态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也被忽视了，而就业问题包括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问题反而因这种战略而变得更加严峻了。上述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说明，我国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需要一种“生产制度和创新政策的转向”，从而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良好的生产结构、制度组织和社会风气的基础。

注释：

①S. Erik, "Reiner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 Plea for Theorizing by Inclusion", 2005, http://hum. ttu. ee/tg.

②S. Erik, "Reiner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 Plea for Theorizing by Inclusion", 2005, http://hum. ttu. ee/tg.

③赖纳特：《竞争力概念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④资料来源：Mario Cimoli and Marcio Holiand,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Latin Americ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M Working Paper Series, May 2006, pp. 29-30。

⑤Jorge Katz, "Market-oriented Reform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Innovation System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2, No. 3, 2004, pp. 383-384.

⑥R. Arocena and J. Sutz,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Systems and Policies in the North and in the South", in Cassiolato, et 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Brazil, Cowall, 2003, p.305.

⑦Jorge Katz, "The Limits of Prevailing Orthodoxy", The Present Paper for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to be Held in Aalborg, Denmark, in June 2004.

⑧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简史》，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⑨Alice H. Amsden, "Editorial: Bringing Production Back in-Understanding Government's Economic Role in Late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4, 1997.

⑩罗德里克：《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载《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