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是从“北京共识”转变到“华盛顿共识”的路线图
曾飞
2012年2月29日现代快报：《世行发布研究报告 为中国未来发展开6味药》：“昨天，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也可能将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报告同时指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它还给未中国的改革者开了6味药，号称专治中国经济的顽疾。
2012年2月27日中国网络电视台《世行报告建议中国缩减国企 称不改革可能面临经济危机》：从《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容看，报告最热辣的建议是“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世界银行不是学术机构，它的头头是美国政客，而不是学术专家。中国由吴敬琏之类“专家”把持的“国研”也是政府机构，它仅仅对上头的指示作“注释”，也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因而两者合谋抛出的所谓《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下称《世行报告》）显然不是学术研究报告，而是提供给中国的改革者的锦囊妙计、改革路线图和经济刺客的匕首。
因此，对《世行报告》评论就只能是政治批判，而不应当是学术评论。
著名的经济学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接触过世行大量机密文件）的《不变的是掠夺本质，转变的是掠夺方式》：指出，“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货币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该书的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来源：强国论坛“普通园丁”的帖子《不变的是掠夺本质,转变的是掠夺方式》）
可见，华尔街垄断资本通过国际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济战争所用的武器，不外是私有化、贸易自由、资本自由和政府不干预市场。如此，垄断资本就可以用这四把匕首轻易地夺去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命，而任其宰割。
如今，中国的改革者已经病入膏肓，于是美国控制下的世行就故伎重演，给出了斯蒂格利茨所透露，世行给所有的国家同一类药方：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政府不干预），自由贸易的四味毒药来保治百病。而全然不顾他们给拉美、东欧吃了这四味毒药之后，使其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经济危机的丑闻。敢于公然发圣旨“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腾讯微博说：“杜建国的抗议，缘起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其主旨是国企私有化。实际上，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现在只是新一轮私有化的开始，要将剩下的铁路、电信、电网、邮电、石油、石化等领域也实现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21世纪网《国资委强烈反对世行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披露：反对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下简称《报告》)的不仅有大闹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掌控117家央企的国务院国资委。21世纪网从消息人士处独家获悉，如果不是因为国资委此前的反对，2月27日世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本已列入邀请名单的超百家中外媒体最终也被缩减至十几家。在发布会现场，佐利克介绍到，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上述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网，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
杜建国和国资委的评论和反驳切中《世行报告》的要害。“世行”和“国研”合谋炮制的《世行报告》的所谓根据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借口、装饰品而已，重要的是诱使中国的改革者将国企私有化，让资本自由，全面兑现“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以取代所谓的“北京共识”（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时，正如国资委所质疑的，作为支持此项研究的国务院李副总理和国务院的研究机构，甚至连违反宪法也毫不顾忌，实在是旷世奇闻。
维基百科：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推动，其后果引起较大争议。在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主张就是：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关键点在于私有化和自由化。这就是英美资本主义的基本内核。
而所谓的“北京共识”，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天则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姚洋认为：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起名为：“北京共识”。……同时，中国增长的奇迹也留下了不稳定因素。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此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加强。最显著的是目前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投资帮助下，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8.7%，赢得一片掌声。但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来源：财经网《终结“北京共识”》）——简而言之，《北京共识》就是以政府所控制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直接给予高官先富起来的特殊利益，或者用“给政策”的办法给予高官先富起来的机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实施以市场换取外来投资和出口，依附发展的模式。
于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政府干预导致经济停滞为由，美国的政客伙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力图终结“北京共识”，全面转轨，推向“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被称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的完全的资本主义。使中国从带着一层薄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纱的隐形的官僚资本主义，转变为公开的资本主义。不过在中国所谓的完全的资本主义也只可能是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庸资本主义。全盘的控制者不再是中国的官僚，而只能是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在美国政客直接控制下炮制出来的《世行报告》正是取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私有化，金融资本自由控制一切，从“北京共识”模式转轨到“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改革路线图。
而《世行报告》所给出的药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要点依然是老掉牙的国企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政府不干预），自由贸易的四大毒药。吃下这服药也就等于是从“北京共识”模式（官僚资本主义，依附发展）蜕变为“华盛顿共识”模式（新自由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经济），充当美国政治与经济的附庸，实现“中美国”资本共荣圈。也就完成了美国彻底解决中国的战略目标。
这四大毒药毒害了拉美和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垄断资本以损人利己为本性，把屡战屡败的路线图推销给中国，这理所当然，很好理解。而中国的改革者在当前的格局之下已经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为何也心甘情愿地想吞下这些毒药呢？这种合谋似乎很难理解。
其实美国垄断资本之所以敢于把屡战屡败的路线图明目张胆地推销给中国的改革者，是看准了中国改革者的困境。美国重点控制中东，重点构筑太平洋岛链、挑起南海争端、控制印度洋，阻断中国通向非洲、拉丁美洲的海上与陆上的通道，半月形战略包围中国；挑起中美贸易战；进行文化入侵；控制中国粮油和金融，重压之下，迫使中国的改革者内外交困而且惧内甚于惧外，因而将不得不向美国屈服而甘当附庸，以图自保。何况“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的收买政策对利益熏心的政治家具有何等的诱惑力！而推销给中国的改革者的《世行报告》之内核又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其实也就是“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因而“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的诱惑将起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唯利是图的一些所谓的“改革者”来说，他们一向膜拜“鸟为翅亡，人为财死”的信条，于是可能达成合谋也就很容易理解。
当前的改革困境，解决的办法是现成的。那就是从所谓的北京共识模式转向厦门模式（厦门特区改革的成功实践所启示的正确发展模式，并非厦门已经全部做到；和全国一个样，厦门特区也在“北京共识”泰山压顶之下苦苦抗争）的改革、变革、建构。当前的经济结构建设（也可以叫做改革、变革或建构）的要点应当是：
1.公企为主，自主发展。培育以“公企”为主导的多种经济体的产业集群，保证自主的经济发展。“国企”还原为“公企”；“公企”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目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公企”归人大监管，不归国务院直管；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禁止官员直接插手，防止变成“官企”。国家负责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受两会和民众监督，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市场经营牟利。以公企为主导（应包含公众股为主的股份公司，农民的股份合作农业公司），和私企、外企并存，公平竞争，建构企业集群；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和暴利，包括银行暴利，禁止投机、奢侈品和路桥设卡收费。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及其技术进入，严禁商业贿络，拒绝苹果－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内需为主，外需为辅，自主发展。
2.鼓励创新，保障民生。政府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创新，重点发展高新产业；保证基础教育普及，注重技校、技术学院等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工资，吸引人才；大力建构卫生保健、住房保障、养老等民生体系；倡导大众体育、大众文艺、大众文化、大众休闲，保障民生。
3.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海洋和水资源，不许任意建造水坝、水电站、破坏原始森林的蓄水功能，保持地下水的正常水平，不许滥用矿产和海洋资源，保障陆地和海洋生态。
4.培育道德，文明发展。干部带头，党政军民共同建构文明社会，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建构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敢问路在何方？就在脚下，在全体同胞的脚下。只要大众、党员和干部充分觉醒，勇敢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充分利用当前非常难得的机遇，发展民族的自主经济，富民强国，广交全球朋友，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有理有节，中华民族一定能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愿国人齐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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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刘少奇的态度，是一直主张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见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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