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咬定“民生民主”路线不放松
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社会，让百姓吃饱饭，过上好的生活，都是硬道理。也不管到了哪个社会，让百姓能说话，敢说话，尊重人民的意志，也是硬道理。要让百姓过上好生活，就得反对寡头占有全部财富，所以就要搞共同富裕；而要让百姓都能、都敢说话，就得反对“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就得提“大众的民主”。拿着权力大刀到处挥舞的人虽然一时间很嚣张，但是最终将失去权力；而占据了“民生民主”这两条硬道理，虽然一时间失去权力，但是将依靠道义的力量失而复得。所以历史是靠胜利者说话固然没错，但是最终能成为胜利者，恐怕不能依靠寡头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就能维持得了的。
王安石变法固然失败了，但是他的失败带来的是后世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反思，而王安石也不会因为他错用了某些人而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声誉。这说明历史还是相对公正的，不会以胜败论力挽狂澜的革新。固然刘邦赢得了楚汉相争的胜利，但是项羽仍然获得了屁民、吊丝、史学界的公正评价，看来后世不会一直按照胜利者的写法来评价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当然，短暂的失败会让真正改革者的拥趸感到失望，也可能会带来悲凉的寒意。反改革集团疯狂的逆反行为会加快进行。但是上帝让其灭亡总是先让其疯狂，逆反行为越是疯狂得没有底限，他距离失败也越不会遥远。老子经常说“物极必反”，是上千年中国智慧的总结，恐怕不是思想移植。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君主们疯狂地清理拿破仑在法国的痕迹，但是拿破仑的侄子很快崛起。法国人民宁愿以扭曲的形式肯定帝制，也不愿意再回到波旁王朝。清理的越多，最后重新举起的越多。
还有一个国家是苏联，俄罗斯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领土缩小了，人口减少了，经济崩溃了，国家分裂了，共产党下台了，寡头占据了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以为叶利钦盛世来了，可以狂欢了。可是寡头控制经济证明无法生存，最终普京登上历史舞台，要对寡头进行清算。那些整天想着和苏联解体一样火中取栗的人，要看看他们最终的下场。那些20世纪晚期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试图实行少数官僚的寡头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最终本国都爆发了动荡，寡头都遭到了审判的命运。中国人有句老话，命都没了，要钱干什么啊。
当政者需谨慎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要试图利用绝对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即便你现在轻松谋取了，也很快就会被清算。没有一个国家这种寡头私分国家经济命脉是持久的，也没有一个国家试图在精英内部“先民主起来”能保持的。和珅搜刮了民脂民膏，以为可以子孙万代保持了，结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很多人以为拿到美国绿卡就能万事大吉了，二战时期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有祖国，犹太人也被剥皮点灯、屠杀蚀骨，把国家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里连自己的命都救不了，正如葛朗台看着将枯竭的蜡烛。
官员们应该思考一下楚国名相孙叔敖的故事。孙叔敖生病快死的时候，告诫他的儿子说：“大王多次赐给我土地，我都没有接受。如果我死了，大王就会封赏你。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富饶的土地！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个寝丘，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很不吉利。楚人畏惧鬼，而越人迷信鬼神和灾祥。所以，能够长久占有的封地，恐怕只有这块土地了。”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把肥美的土地赐给他的儿子，但是孙叔敖的儿子谢绝了，请求赐给寝丘，所以这块土地至今没有被他人占有。
在中国的古代，最肥沃的地区是中原，最好的资源当然是王室皇族占有了，因此中原还代表着正统，结果诸侯争相“入主”，大搞“逐鹿中原”的战争，结果中原水土流失、战乱不断、人口始终不能安心生产，结果当今河南等地，从“上海市”级别蜕变到老少边穷地区。这不能不说是讽刺。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权力拥有者试图占有最好的资源，但是最好的资源也是各种势力争夺的目标。任何一个革命、变革、改革、维新，新获得权力的集团首先想到要重新瓜分的对象，就是那些最好的资源。今天你让优等资源改朝换姓“王”了，明天就有人让这些资源更名改姓“李”了。所以“高贵者最愚蠢”是当然的历史硬道理。但是他们似乎不明白，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金灿灿的欲望诱惑，在一伸手就能够着财富的便利中无法自拔了。这就是他们一直无法避免悲哀的决定性原因，这也决定了地球上无法避免战争和革命，区别只是一部分国家聪明了起来，尽可能地分享财富和民主给中下层，而有一些国家的精英们，则愚不可及。
固然，商鞅被车裂了，甚至在贵族中失去了声誉。但是变法却持续了下来，这说明客观需要不依赖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不过是时间隧道里的过客，没有商鞅，就会有夏鞅、周鞅。任何一种客观需要可能会因为某个人的下台或被诛杀而遭受一点点麻烦和挫折，但是民生民主却如同火山里的岩浆，你采取商鞅激烈的打打杀杀方法也罢，顶多说打打杀杀不会持久，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商鞅打打杀杀变法就错了。谁也不能因为方法有过错，就否定价值目标本身。对于商鞅政治死亡时间中的胜利者要看到民生民主路线得民心，得民心者必然得天下。胜利者可以认为商鞅方法不对，不该杀人，但是你不能认为商鞅方法有问题就否定富民强秦的必要性。失败者也不能因为商鞅打打杀杀的方式看起来比较革命就否定民生民主路线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客观必然性如同宿命论，失败者坚定胜利的信念，同时也减少了对不确定性的怀疑和悲观。民生民主既然是客观性，任何胜利者都不能拒绝，如果拒绝了走了和共同富裕、大众民主相反的道理，那么接踵而来的肯定是陈胜吴广。
当年汉唐盛世的时候，唐玄宗以为自己的时代消灭的战争，想着时代的人都安于享乐，而且本朝这么威武，怎么可能再爆发内战。因此主张警惕内战的大臣，都比贬斥为歪理邪说。结果安史之乱，死亡无数，教育了以为和平永恒的人。因此，历史就是历史，现实永远不能脱离历史自搞一套，你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你不能摸着鹿角说这是马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人民觉悟了起来，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所谓和平不能依靠某个人，更不能把实现和平、温饱的愿望寄托在某个英明的人物身上，而是要坚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唐朝人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唐玄宗或者姚崇的身上，那么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标志，更谈不上是某种理念的粉丝了。
罗里吧嗦说了这么说，归根结底一句话，坚持“民生民主”路线不放松。换了谁都要搞，方法和方式都可以不一样，何况是换一个人。犁田可以用牛马，非洲人还用鸵鸟耕田呢。看开一些，路会宽一点，读点历史，人会聪明一点。当然，如果某些集团坚持不耕田了，非要“火烧圆明园”，让大家伙都没有了“民生和民主”，硬要把国家公器私有化，那么老百姓谁也不会饶了他。杨贵妃再美，也得吊死；逃得再远，也得追回来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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