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英文版中有个10%的指标
3月9日 ,想在网络上找个世行报告的中文版来读一读,没找到,后在世行网上找到英文版,468页,看了开头几页后得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早就搞好了一个中文版,那就等着以后看中文版吧。
前些天见钟晟在《世行6000天计划,把国企规模减至10%》一文中说,世行报告英文版第110页明确说,国企规模(国企产出占GDP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的10%。到英文版中一看,果然有这一句: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到10%,还可以叫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么?到1%呢?
3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答路透社记者问时说,重庆市委应深刻反思。 3月15日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
或许薄熙来这久一直都在反思,反思的问题之一或许就是,为何要把重庆国企规模越搞越大,搞到全国第四,国企占GDP比重达40%,而不是27%以下的“主体地位”。据《重庆去年国企总资产达1.52万亿 增速领跑全国》,重庆十二五的计划是把国企资产搞到2.5万亿。如果真的那样高速增长,那重庆国企占GDP比重可能至少会在50%以上了。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去年底时说,重庆民营企业占GDP比重由重庆直辖之初的26%提高到去年的60%,绝对不会出现“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个保证或结论不太可信,国进民也进,靠不住啊。国企改革使国企越改越多、越改越大,这不是倒行逆施,反对改革,复辟倒退,文革余孽,封建遗毒,死路一条么?
在财新网上找到了中文版
过了这么些天,国研中心组织的中国经济高层发展论坛也开过了,国研中心该把那个世行报告的中文版放到网上了吧。在网上找了找,果然在财新网找到了。
财新网属于党报《浙江日报》下面的财新传媒集团,该集团总编辑是最受美国推崇的中国女士胡舒立,该女士的著名观点,就是认为“呼吁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是蛊惑人心的文革余孽”,该集团顾问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名誉所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来财新网和国研中心有这层关系。
财新网很有名气,为庆祝建党90周年,2011年4月在其网上发了一篇天则研究所茅于轼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大部分是帮助他打江山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叫人吃惊。”财新网后来删除了这篇文章。但令人惊奇的是,如此这般公开地造谣、辱骂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文章,直到现在在网上还可随便找到。
中外的很多经济学人似乎都对毛泽东有血海深仇。2011年5月,国外著名的经济学人网站发了篇文章,Boundlessly loyal to the great monster,力挺受到网站5万多网民实名举报的茅于轼。文章标题直译即无限忠于大恶魔,但译言文上将其译为无限忠于毛主席(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35303/198956 ),未能忠实原文精神。文章中说,毛派的力量不容小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试图恢复对毛的崇拜,已经成为毛派眼里的大红人。有人就说,封建余毒和文革余孽两股势力在阻挡中国改革。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招商银行前主席秦晓也警告,中国可能文革复辟。
去年放任一些人大肆辱骂毛泽东,今年亲口严厉指责文革复辟,在多种场合高呼改革攻坚,杀开血路,死路一条,难道就是为了要继续瓜分国企?
国研中心好几个参与或指导世行报告写作的人都在茅于轼的天则所当特约研究员。而天则所是靠拿美国福特基金会等资本家,或按世行报告中文版中的说法,靠拿民营企业家们的钱维持的。
中文版中没有10%这个指标
从财新网上下载下来的PDF格式的世行报告中文版文件属性显示,这些文件大都是在3月6-12日之间创建、修改的。世行报告发布会是在2月28日,报告的英文版的最后修改时间也是在28日。或许一个多星期后,国研中心的中文版有些新变化了。
非常吃力地对比着看了世行报告专题报告一结构性改革第四章企业部门改革,确实有了点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中文版把英文版中那句国企规模从2010年的27%减至10%删掉了。难道这就是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这个10%的指标到底是外国人定的,还是国研中心的研究员们定的,还是一起研究出来的?中文版上不写这个关键的指标,不知是什么意思?难道心虚了,说漏嘴了,泄露了天机了?还是改革目标更为高远?5%、4%、3%、2%、1%,0,社会主义自我完蛋?
2月28日 经济学人网站上一篇文章《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7205/255417)说,“我们相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将世界银行当成了保护伞。面对指责,他们可以将责任推给世界银行。有时候,在内部讨论中,发展研究中心甚至提出了比世界银行的方案更为大胆的改革计划”。把国企规模减少到10%这个指标或许正是国研中心自己提出来的。先让世行的人搞个发布会,听听风声,再来修改中文版。或者,这个10%的指标或指令本来就已存在多年,但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中国老百姓知道。
2004年8月,朗咸平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揭开郎顾之争、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序幕。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市场经济学家们、改革设计师们一边倒地支持顾维军,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出来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太左。但却无人去直接面对郎旋风,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单刀赴会”,率先正面迎战郎咸平。
张文魁2004年8月在《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中说,“对于国资管理和国资改革的国际经验,我们曾经与世界银行有过很好的合作研究。我们发现,在那些仍然保留国企的欧洲国家,国企的数量很少,大约百十家或者更少,但分布的行业很重要,如电信、石油、钢铁、汽车、航天等,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大,但全部国企的产出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或者更低。而中国呢?国企产出占GDP比重在30%左右。”结论是,应该继续国企产权改革。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去解决。
据世行报告英文版前面几页的介绍,张文魁正是负责结构性改革这一专题的写作小组的第一小组长。英文版中出现10%这个指标就不奇怪了。原来这个指标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在至少8年前就已合作研究出来了。只不过一直没有告诉老百姓。国企改革攻坚的目标原来竟是为了成为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国企改革从2004至2010年搞了6年多,仅从30%左右降到了27%。国资委主任前久说不存在国进民退,确实没说错,一直都是在国退民进,只不过国企退的速度太慢了,每年才退0.5%,达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改革顶层设计师们的期望值,让他们觉得很失望。国企每年退1%左右还差不多。那样成为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就用不了多少年了。或者,早该如国研中心市场经济所名誉所长、市场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大声呼吁”的那样,搞法治、宪政等方面的改革,那样国退的速度就会更快了。
中文版中没写要搞私有化
中文版这一章的另一个特点是,确实没提一句国企要私有化,只提了许多次民营化、民营企业,它一律把英文版中的privatization、private firms译成民营化,民营企业,译得很有意思。如果照这样来译,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消灭私有制,就该译成消灭民有制了。那不是在与民争利搞独裁吗?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也没有把私有化、私营企业说成民营化、民营企业啊?
民营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步骤是什么呢,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首先,要加快推进(英文版中用短语as soon as possible)国有企业中的仍未评估资产的证券化。然后政府可考虑设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由它们作为所对应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持股者,并在金融市场上实施专业化管理和交易。不同的公司或基金分工负责特定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可以作为政府代表,逐步实施资产组合多元化和出售国有股。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给资本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并进一步由它们上缴给财政。最后,将一部分国有资本划拔给社保基金,以其收益用于弥补未来保障支付需求。”
“在中期,可以通过对剩下的国企进行改制,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根据中国自己过去对国企进行公司化改革和重组的经验,还有很多大型国企,特别是那些由中央国资委或各省国资委监管的母公司,可以重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上市公司。而且各级政府可以减少对那些公司的持股,建立具有专业化管理特征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这个过程即,尽快评估——证券化——上市——逐步卖出——继续卖——股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
英文版中说要as soon as possible,有点迫不急待,只争朝夕的感觉。
而评估,压缩、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50多万亿的国企资产(117家央企及1万多家地方国企)经那些国际评估机构、评估师们一评估下来,恐怕会连10万亿都不到。据张文魁2004年反驳郎咸平时的那篇《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90年代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对原东德国企基本上都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譬如以1马克的象征性价格出售。我们知道,原东德国企的帐面资产达到万亿马克以上,而出售完之后,政府反而帖进去了几百亿马克。”“我在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出售国企时也有同样倾向。以卖价折让来实现就业和增量资本投资这些目标,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国企的一种补贴啊!国企在改制时都还需要政府的一大笔补贴,从这个角度也说明国企是非改革不可啊!”按张文魁的思路,把50万亿资产的中国国企1元卖给美国,或倒贴几万亿元送给美国,完全可能,完全有理,因为能“实现就业和增量资本投资这些目标”。
至于证券化,即将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进行到底,把目前已所剩不多的那些大型国企的资产经过快速评估后变成股票,变成一些代码、数字,然后上市,卖,卖,卖。以尽快“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完成将国企规模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的10%”或10%以下的指导计划。50万亿,或150万亿,太多,民企买不起?只要卖就好办了。多印点钱,物价只用上涨10倍,而股价不涨,就能确保只有国内外的民企才有钱来买国企的股票了。
证券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上市后买卖方便快捷,只用在电脑上敲几下键盘,国企的大部分资产就变成“民间资本”所有了。这些民间资本的范围极广,按国研中心报告的逻辑,国外所有的资本家,国内所有的资本家,都属于民营企业家,他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来买国企的股票,钱多势大的还可以买到几毛钱或几元钱一股的原始股,成为中国“国企”大大小小的、让人怎么也弄不清其真实姓名、真实面目、真实控制人的股东或“战略投资者”,等着分红,或套现。国际垄断资本更可利用手中掌控的巨额资金,以及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美金,收购兼并,低吸高抛,或直接坐庄,操纵股市、股票,来回剪羊毛。
中国的剩余国企经过评估、证券化、上市,就成为属于他们的肥羊了。随时可以屠宰,吃肉喝血,也可以反复剪羊毛。股市确实是西方垄断资本的一项伟大发明,通过股市他们可以控制全球所有的企业,让所有企业都变成他们圈中的羊。比起在草原上费力地追逐,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这种养羊、吃羊的方法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率。这种企业最现代。这种国家最现代、最和谐、最有创造力。
卖光国企?
中文版中没说要把国企减到10%,但多处提到要大大减少国企数量、规模。“如果能够采取成功的措施并实现企业部门的结构性转变,到2030年中国的企业部门将和现在大为不同。国有企业数量将比现在大大减少。”“特别要缩减国有部门。”“中国还可以通过新一轮国企重组,进一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如果不进一步缩减国有经济部门,就很难为民营企业(private frms)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很难限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
国企规模到底要缩减至多少呢?这些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大骂国企垄断,为了证明国企垄断,2010年国企产出占GDP比重27%这个数据很可能被某些人故意夸大了,国资委官员则多次辩解说不存在国进民退,那国企的真实规模就很有可能连27%都不到,比如说可能只占20%,这样一来,如果真按世行报告的建议按计划按比例地缩减下去,恐怕到时候国企所占真实比重10%都不会有,很有可能只在6%左右,比国研中心一些人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还少。
国企10%以下,即全国90%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家们的了,那么私有制,或者说民营资本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绝对主体。而据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的现状,28个行业中已被外国“民营企业家”们控制的达21个,每一行业前五名几乎都是外资控股,则到时候外国“民营企业家”所占份额必在50%以上,甚至可能高达70-80%,外资成为私有制主体中的主体,中国彻底成为殖民地。
孙中山先生说:“凡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然而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却想把关系国民生计的国有大型企业也要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真可怕!!!他们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退回到连孙中山先生所期待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如的资本主义制度!(2004年的一篇网文《张文魁要举起杨小凯的新自由主义旗帜搞改革?》)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
张文魁在2010年10月2日的一篇文章《要重启有时间表的国企民营化改革》中说:“未来五年,各级国资委,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应大力引进境内优秀的非国有企业或者境外优秀的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央企的股份制改革,只要不是国防军工和其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都可以引入非国有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事实上,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在这方面走的虽然比工业企业要晚很多,但更加大胆、更加出色。连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这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银行都能够引入境外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呢?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大公司大集团集团法人整体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完善。”
不是有人在不停地说十几家国有大型银行的股份贱卖给“国际战略投资者”给中国造成了几万亿元的损失了吗?不是有人天天拿中国平安的第一大股东已变成汇丰银行以及第四大股东是个莫名其妙的源信行来说事吗?都是谣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银行都能卖,还有什么不能上市卖给外国人的呢?大家还怕什么呢?银行卖得还不够。还应该继续卖,铁路也要卖,能卖的都要卖。国企股份卖给国内外民营企业多了,就成“全民所有”了。
3月7日 ,张文魁在《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是推动转变增长方式》一文中在证明世行药方是良药时说: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没有,国企只惠及了三四千万员工。大型或超大型国企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后,“国资变社保,国企变民企”。这样就能使国有资产从“全民没有”以全新方式重新回归“全民所有”。
但从张文魁说的四家银行“产权改革”、“全民所有”的实际结果来看,只有极少数的中外“民营企业家”、“战略投资者”能在国企改革中以极低的价格获得这些银行的部分所有权,股权改革完成后,无论他们怎么操作或不操作,都能大赚特赚,年年有分红,他们才是民,他们才所有。股市上数亿普通股民则几乎都是去给真正的股东们、操盘手们送钱的。从没听说哪位小散为炒股炒成这些银行的“股东”、能分到红而高兴。能保住本金的都已算是炒股高手了。原国企员工的待遇么,得向国内的“民营企业”的员工们看齐了,新国企要向股东们负责。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共以前搞的就是私有制。这些“改革派”才是真共产党。国外搞股份制的都是真共产党。美国的股市搞得最大最红火。美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真共产党。美国快实现共产主义了。
消灭政府?
中文版这一章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指责各级政府“干预竞争和行政垄断”。报告对国资委的两个清单特别有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清单。2006年出台了一个‘战略性产业’清单,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七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中国还有一些“基础或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础金属和化工产业等,对这些产业,国家要保持‘较强控制力。’”
报告说中国政府广泛地运用产业政策和行政管理手段影响产业发展。这类干预由三大类主体实施。第一类是中央高层机关(英文版中举例such as the State Council,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国务院、人大与中共,中文版中没写出来)。第二类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等。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如山东的钢铁产业整合与山西的煤炭产业整合政策。
报告说消除或减轻政府对市场经济施加影响的办法是制订“强化版的《反垄断法》”、重新审议保护产业清单,将国企限于非市场竞争领域。连国务院、人大和党中央都不能随便制订政策保护自己国家的命脉产业,国资委、发改委、山东、山西等等更不能随便乱搞产业保护、产业扶持、产业整合政策。市场教真成了一个凌架于一切政府部门之上的神教了。中外“民营企业家”真成了官员们的上帝了?
国资委以后干什么呢?报告很照顾国资委的情绪。报告中是这样为国资委安排的:“国资委的职能应该限定于政策制定和监督,而资产管理的具体职能应该由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履行。”“减少国企数量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助于加强国资委对(remaining剩余)国企的监管。”国研中心对国资委很关心、很体贴啊,担心国资委官员管理企业太多而累坏了身体。
不是休克疗法
有报道说,世行报告初步形成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逐条反驳,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
3月17日 ,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直接指出,5-10年内,国企比重应降至10%左右。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正如世界银行在其《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所提的建议,即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张维迎一点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要搞国企私有化,且要as soon as possible,5-10年内降至10%左右。国研中心刘鹤书记则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一是中国汲取了“文革”的历史教训;五是不搞“休克疗法”。真是好消息。
确实可能不会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是100%私有,一人一万卢布,全部分光,然后贬值一万倍,再在国外资本的资助下集中到几大寡头手里,值钱的资源都落到极少数国内外“民营企业家”们的手上,国家分裂,经济倒退,人口减少,人均寿命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没有苏联那么多的自然资源,自己曾有的自然资源在近30年已大多变成各式各样的产品用去换美元了,从数量上来看,95%以上的企业都是国内外民营企业家们的了,只剩下10多亿劳动力是可供这些民营企业长期持续开发利用的“资源”。如果中国休克了,那全球干活的人一下子要少了多少亿啊。国企占10%以下比较合理。仅保留极少数必须的国企,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持正常的生产率,不至于因休克、崩溃、倒退而造成全球打工工人人口短时间内剧减。如果中国人只想为自己干活了,那又另当别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23日,顶顶层设计大师吴敬琏说,“顶顶层设计”该出结论了。七个绝对控制的行业,九个较强控制的行业……
国企改革时间表
2005年2月29日,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
2010年5月7日 ,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
2010年10月2日 ,国研中心张文魁在《要重启有时间表的国企民营化改革》一文中说:未来几年,需要启动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应该是目标明确有时间表的改革。这个目标就是,重启民营化,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实现多数国有大公司大集团的股权多元化或法人整体上市。下一步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要设立时间表。为了加快改革进程,一定要设立时间表。
2月22日 ,国家发改委召集45个部委,按照倒计时的强制方式,要求45个部委在 6月30日 之前拿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施方案。
以下摘自《3月15日以来被忽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巨变才刚刚开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203/302113.html)。
3月16日 ,有一则消息悄然出现。在一次级别比较高的常务会议上,与会者确定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会议指出,今年要努力完成任务之一就是要“出台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实施细则”。
3月18日 :发改委发布《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行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3月21日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建设。
3月22日 :公立医院可引入社会资本改制重组。
3月20日 :周小川:银行业改革需打破垄断
3月16日 :中国信达引入战略投资者,包括瑞银资本、渣打银行
3月22日 :摩根大通将收购百瑞信托19.9%的股份
……
自3月15日起,不出一周的时间,从发改委、财政部、央行、证监会,到国研中心的所谓“世行报告”以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各部门、各专家空前密集地相互配合,不断抛出“经济体制改革”“弱化政府干预”“支持民营资本”“放宽准入”等等言论,涉及银行、信托、医改、铁路交通、市政、科教文卫、资源开发、技术创新等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到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表面“国退民进”,为民资发展创造空间,事实上是在给外国垄断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铺路,而目前可以看到,在关键领域展开实质性动作的,也正是外国资本。……
2012-3-27 ,中云
财新网 > 经济频道 > 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http://economy.caixin.com/2012/shbg2030/index.html
附:《2030年的中国》专题报告一第四章企业部门改革摘录
如果能够采取成功的措施并实现企业部门的结构性转变,到2030年中国的企业部门将和现在大为不同。
(英文版P110,中文版中没写这一句)The share of SOEs in industrial output would decline from the current 27% in 2010 to around 10% in 2030.
大企业——包括数量比现在大大减少的国有企业,将实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未来,中国需要确定在经济活动中政府相对于市场和民营部门(private sector)到底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的非国有企业比国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更高,也更有创新性。
为保持GDP的较快增长,中国需要从当前受到保护的服务业和公用事业部门挖掘提高生产力的潜力。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沿用当年对制造业行之有效的模式:通过放松管制、对外开放和民营企业参与来鼓励竞争。
1995-2000年九五期间所进行的大幅改革有力推动了非公经济的发展,提高了非公经济(the private and other non-state sector)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1998年到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中,国有企业数量所占比例从39.2%隆至4.5%。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国企所占份额从68.8%降至42.4%;国企提供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60.5%降至19.4%。非公部门经济产出约占全国的70%。
大多数中小企业已转为民营(privately owned)。约120家央企也同样取得了很大进步。很多国企开展了公司制改革,进行了大幅重组(包括削减人员)。然而,国企的平均利润率仍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企在内)。
民营化和市场化(privat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的改革带来了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活跃竞争。
一种非常关键的竞争——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竞争——在某些行业,特别是在那些“战略产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仍然受到抑制。大型国企主导某些生产活动,不全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竞争力强到足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因为市场竞争受到限制,或者政府赋予它们某种垄断地位。
在中国,政府干预竞争和行政垄断的最严重方式之一是制定产业清单,对一些产业赋予国有企业完全控制权或优先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清单。2006年出台了一个“战略性产业”清单,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七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中国还有一些“基础或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础金属和化工产业,对这些产业,国家要保持“较强控制力。”对于这些产业,民营企业要想进入,会面临各种障碍和限制。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些产业清单包含的产业过多,而且其中很多产业完全可以放开市场竞争。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那些中国认为是“战略性”的产业,如煤炭和空运等,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参与。
(中文版P118,英文版中没这段)尽管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更多的改革还有待开展。例如,中国政府曾试图收缩并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国企垄断行业的原则,并呼吁对国企和私企实行公平待遇。但实际上,这些原则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
尽管非国企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但效率相对低下的国企数量依然偏多。
P119,从国际范围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如此广泛地运用产业政策和行政管理手段影响产业发展。这类干预由三大类主体实施。第一类是中央高层机关(英文版中举例such as the State Council,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国务院、人大与党中央,中文版中没写出来)。第二类是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等。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如山东的钢铁产业整合与山西的煤炭产业整合政策。
为实现中国的2030年愿景
要改革国企部门、进一步扩大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改善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特别要缩减国有部门和解决“行政垄断”问题。
进一步改善竞争环境的公平性——特别是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竞争环境的公平性,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要着手解决行政垄断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重新审议给予国有企业优先待遇的战略产业、基础支柱产业清单。在中国,这类清单包含的内容过于广泛,包括了很多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非常开放的产业,而国有制对这些产业的必要性并不明显。
今后,要重新定义中国的国有经济政策,需要强调国有制的重点应当是公共产品提供(in non-contestable markets,只能在非市场竞争领域)。
中国还可以通过新一轮国企重组,进一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
这项战略(国企战略性重组)在1998-2003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近年来看来进展不大。
如果不进一步缩减国有经济部门,就很难为民营企业(private frms)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很难限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
国有资本如何管理
首先,要加快推进(as soon as possible)国有企业中的仍未评估资产的证券化。然后政府可考虑设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由它们作为所对应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持股者,并在金融市场上实施专业化管理和交易。不同的公司或基金分工负责特定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可以作为政府代表,逐步实施资产组合多元化和出售国有股。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给资本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并进一步由它们上缴给财政。最后,将一部分国有资本划拔给社保基金,以其收益用于弥补未来保障支付需求。
国资委的职能应该限定于政策制定和监督,而资产管理的具体职能应该由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履行。
在中期,可能通过对剩下的国企业进行改制,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根据中国自己过去对国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和重组的经验,还有很多大型国企,特别是那些由中央国资委或各省国资委监管的母公司,可以重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上市公司。而且各级政府可以减少对那些公司的持股,建立具有专业化管理特征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国企数量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助于加强国资委对(remaining,剩余)国企的监管。
同样在中期,中国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强化《反垄断法》,从而进一步推动竞争。首先,可以使《反垄断法》的有关条款更加明晰,以限制“行政垄断”。其次,可以重新考虑该法的豁免范围。
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应当在更公平的环境里竞争
从中期角度,可以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来限制那些可能造成扭曲的行动,包括产业政策领域的扭曲行动,推动公平竞争。如果强化版的《反垄断法》仍然留下很多重要空白,可以通过额外的立法来补充(可以以特别法的形式),以便对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非常普遍的产业干预进行限制。
从长期来说,要维护在单一市场上的公平竞争,中国应考虑限制政府对企业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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