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生、发展和最终灭亡的演化过程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核心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运行和演化的内在矛盾，并预言其最终必然崩溃的命运。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遍相信马克思这一预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再次发生类似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自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向研究垄断、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以及周期性经济萧条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并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调节，以减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和震荡。但在对资本主义自发演化前景普遍丧失信心的背景下，熊彼特乐观地宣称，资本主义完全有能力再创造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持续经济增长。熊彼特之所以得出这一预测，是因为他洞察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本质特征，即在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无止境的、不可遏制的内在动力。
尽管熊彼特关于创新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在其所处的时代被“束之高阁”，却在当代得以复兴，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加强政府管制和调节转向放松管制和开放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复兴熊彼特的创新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来为这一制度变革进行辩护，宣称资本主义是唯一能产生持续经济增长的体制。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出现了美国“新经济奇迹”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等重要经济现象，“资本主义能带来世界各国经济的普遍、持续发展”的观点更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宣扬和推崇。不仅如此，西方一些重新研究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学者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断变革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性质的揭示，与熊彼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埃利奥特提出，在“创造性摧毁”这一主题下，马克思和熊彼特的观点和论证的相似性远多于学术界流行的看法。[1]德赛更将马克思划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宣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秘密”和“通过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而长期生存”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论证。[2]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由竞争和资本增殖法则主导的经济体制，可能持续创造出足够多的盈利机会来实现国民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吗?马克思和熊彼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解答真的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吗?本文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变革性质、创新动力和选择机制、创新与经济周期和创新对国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影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基本观点与概念框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重要的一致性和分歧，剖析其产生分歧的关键原因。在此基础上，检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解释之间的一致性。最后，总结应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对“中国建立科学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启示。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自我变革的性质
尽管新古典理论证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结果的经济体制，但在其概念框架中，当经济达到均衡后，经济增长只能来源于人口增长和外生技术进步的冲击。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生产率的提高，使既存的生产要素能够转换为更多、更好的产品。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生产率提高是迅猛的、飞跃式的，而不是缓慢的、渐进的;生产率的迅猛发展是创新带来的，尤其是产业革命这种在时间上密集出现的创新浪潮，它们摧毁旧的较低效率的产业体系结构，创造新的产业体系结构。[3]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产业革命，它们具有如下重要特征：第一，都是由生产领域的重大技术革新发动的。第二，某一产业领域的技术革新自发地引起其他产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形成创新浪潮。熊彼特指出，产业革命中自发、自组织地产生的创新浪潮，显然不能用经济系统对外部随机冲击的适应来解释，而只能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部力量驱动的结果。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创造性摧毁”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强调的，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熊彼特也承认，关于资本主义在变革生产方式方面的动力，他所能表达的不可能超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具体来说，与熊彼特一样，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迅猛发展的特征，也强调产业革命的自组织性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在变革生产方式方面的内在动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性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4]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更是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变革生产方式方面的不竭动力：“资本破坏这一切(前资本主义经济)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
二、资本主义的创新动力和选择机制
马克思和熊彼特都假定，发现新的生产方法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且任何人都能免费获得新的生产方法方面的知识。他们关心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将创新引入原有生产体系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创新会被选择。
熊彼特探讨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假设经济原来处于均衡状态，创新是如何被引入原有生产体系的。在熊彼特的分析框架中，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由企业家通过创办新企业实现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实现创新;企业家将创新付诸实施的动力在于赚取经济利润;企业家不拥有财富，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后果。与均衡状态下的原有企业相比，企业家没有销售收入作为购买生产要素的来源，因此，要将创新付诸实施，必须有银行向企业家提供信贷。银行是公众储蓄和创新投资之间的中介机构。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只有当创新能产生经济利润，从而能以利息的形式为创新投资提供报酬的情况下，才能刺激储蓄的增长，为实现创新提供资金来源。由于企业家必须在市场上竞争性地获得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因此，在不改变产品性能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发现和利用某些能提高生产率的生产要素新组合，以降低产品成本、获得经济利润。尽管在某一产业领域率先创新的企业家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其市场垄断地位有关，但熊彼特认为，这种利润是靠引入更高生产率的生产方法获得的，是生产性的，它不同于利用垄断地位提高产品售价而获得的垄断利润。并且企业家通过创新获得的经济利润是暂时的，会在一段时间后由于其他企业的模仿而消散，转化为要素提供者报酬和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允许暂时保有垄断地位和高于正常值的创新利润，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可见，熊彼特的分析框架暗示，任何社会成员都拥有将创新付诸实施从而赚取经济利润的平等机会，不存在知识和财富垄断方面的阻碍;那些获得成功的创新项目所产生的经济利润也不是被将其付诸实施的企业家独享，而是由社会成员共享。熊彼特对创新引起的模仿和扩散、创新的演化趋势的分析也是为了证明，由竞争和利润机制驱动和选择的创新会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而这正是熊彼特的创新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
而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资本家垄断了社会财富，从而垄断了实现创新的职能，资本家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对资本增殖的无止境欲望。与熊彼特的分析相类似，马克思也分析了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致力于机器的发明、改进和在生产上的应用等能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活动：资本持续增殖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6]和熊彼特一样，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与率先采用更高生产率的生产方式有关。但马克思关心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演化，因此，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这一表面层次，而是进一步挖掘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指出，虽然超额剩余价值不是靠增加劳动消耗获得的，但是它与绝对剩余价值一样，来源于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这是因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使“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7]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暗示，资本家阶级由于垄断了社会财富，相应垄断了实现创新的职能，从而垄断了创新产生的超额剩余价值，而工人却享受不到创新产生的收益。马克思对创新引起的模仿和扩散、创新的演化趋势的分析也是为了证明，由竞争和资本增殖机制驱动和选择的创新只会使资本家阶级受益，而不会使工人阶级受益，甚至会恶化工人阶级的处境。而这正是马克思对创新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看法与熊彼特的关键区别。但马克思也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信用体系的发展及其在生产方式变革中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信用事业，把分散在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并且很快成为竞争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8]马克思甚至认识到了股份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改变，只是马克思没有具体分析财富和剩余占有的社会化对创新后果的影响。
三、创新与经济周期
马克思和熊彼特都分析了创新演化过程的间断性和不规则性，并以此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熊彼特通过分析将创新引入原有生产体系的困难、阻碍及其解决途径，来说明创新演化过程的特征。在熊彼特看来，绝大多数经济主体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而是表现出稳定的惯例遵循行为。将一种新的未经检验的生产要素新组合付诸实施，因面临知识缺乏、心理惰性和社会习俗的阻碍而困难重重。只有极少数有强烈事业心、征服欲和创造倾向的人才有勇气和意志破除重重阻碍，率先将创新付诸实施。因此，在一开始，只有极少数企业家尝试创新活动，一旦获得成功便可在短时期内获得丰厚利润。但极少数企业家的成功会在其领域引起其他企业家的模仿，也会以递增的速度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并形成创新浪潮。其原因在于创新利润的诱导，创新阻碍的逐步破除，企业家获得的创新利润用于再投资引起的可贷资金增多，以及“创造性摧毁”的威胁。熊彼特指出，正是创新浪潮的出现导致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呈现投资持续高涨、国民收入迅猛增长的繁荣局面。也正是由于经济经历了这种远离均衡状态的繁荣期，随后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调整期。由于成功的创新替代旧的低效率的工艺和产品，以及创新产生的经济利润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逐渐消失，必然造成投资和信用收缩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经济进入萧条阶段。熊彼特认为，萧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和健康的阶段，是经济为了寻找新的均衡而必然经历的调节期;萧条期吸收和消化繁荣期的创新，并淘汰无效率的不创新的企业，为下一轮创新和经济繁荣奠定基础。可见，熊彼特认为，由创新演化过程的间断性和不规则性产生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长期看，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高正是在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动态过程产生的。随着社会逐渐习惯于创新的出现，以及日益科学化的创新方法和手段的应用，使创新活动中能被精确计算、预测和计划的成分日益增多，创新在时间上的分布将越来越平滑，从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幅度也越来越小。
与熊彼特的分析类似，马克思也分析了个别资本家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成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和竞争强制规律的作用，会驱使同行业的其他资本家以及其他行业的资本家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使经济出现持续繁荣的局面。同样，创新引起的模仿和扩散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工人工资的上升，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投资和信用的收缩。但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增殖法则驱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局限性及其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当工人工资上升时，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必然更多购买和使用能节约劳动力价值的机器，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导致两方面后果：第一，使利润率趋于下降，从而资本积累率趋于下降。第二，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趋于下降，失业率上升，从而工人的有效需求增长落后于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这二者都会使经济趋向衰退和危机。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陷入长期的停滞。他指出，在萧条期，资本品的大幅贬值、资本的进一步集中、新市场的开拓、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的发现等，都可能恢复利润率，使经济走出萧条。但马克思指出，这些扭转经济危机的方式都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内在矛盾，还会在未来引起更大的危机，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经济萧条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周期性出现的经济萧条通过大幅度的资本贬值和资本集中，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四、创新对国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影响
马克思和熊彼特都分析了创新对国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对立的，但也存在某些相通之处。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刺激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为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率先创新的企业家可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利润，创新资金的提供者也因承担高风险而获得高额的利息回报，但这种暂时的收入不平等是刺激更多创新和更高人均收入增长率所必需的。创新引起的模仿会产生竞争，使产品价格下降、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从而企业家利润逐渐消失，转化为消费者福利和生产要素报酬的增长。又由于少数人创新的成功会激励更多的创新以递增的速度出现，因此，就会出现所有社会成员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熊彼特认为，尽管创新具有间断性和不规则性，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正是这种动态过程刺激了国民收入的长期持续增长。而在萧条期，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和产品价格的降低，与繁荣期相比，工人的实际收入上升了，失业率的上升也只是暂时的。“提高利润的运动，同样也是提高工资的运动，而在长时期内，它之加惠于无产阶级，确实比加惠于资本家为多”，“如果经济如实现持续50年的增长，那么，即便是社会全人口中的最低层也能够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不但能获得一个足以维持温饱的货币收入，还可能得到在16～18世纪只有伊丽莎白女王或路易十四才能得到的物质享受”。[9]
尽管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能通过激励创新来推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但他并不认为创新能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创新对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收入的影响方面，马克思与熊彼特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创新会在提高增殖资本的同时降低工人的福利，因为首先，资本家阶级垄断了社会财富，从而垄断了创新产生的收益。其次，马克思通过详细分析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演化过程中，机器体系如何降低工人的体力和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导致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降低，使其更加屈从于资本家的统治。再次，资本增殖目标驱动的生产方式变革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多，并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最后，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只有在生产率提高能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因此，在资本增殖目标的驱动下，资本家变革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不可能是工人工作日的缩短或工资率的上升，而只能是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不过，马克思也分析了资本家在保持工人生活水平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这似乎与熊彼特的分析是一致的。在资本增殖目标的驱动下，资本家致力于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降低了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相应增加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通过这种途径，“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马克思接着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买了少量溢价发行的股票，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0]而且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当资本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时，工人工资确实会暂时上升。但工资上升会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资本家会降低积累率，导致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工资就会随之下降。
五、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和熊彼特都认为，竞争和资本赢利法则能不断推动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关于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方面，他们的观点却存在重大分歧。对于竞争和资本赢利法则驱动的创新，熊彼特认为会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马克思则认为会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财富和权力占有的两极分化以及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使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存活下去。二者之所以得出相互对立的结论，主要在于其分析框架上的两大差异：第一，马克思假设货币财富是由资本家阶级垄断的，工人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不占有任何财富;而熊彼特假设财富是由社会成员分散所有的，且任何社会成员都拥有获得创新所需资本的平等权利。第二，熊彼特认为，有利可图的创新的产生是永无止境、永不停顿的;而马克思认为，创新会带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使资本积累变得越来越困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赞同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使马克思的假定不再与现实一致。首先，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已成为中产阶级，并通过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成为重要的投资力量。而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板市场等的发展，使企业家为创新和创业活动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其次，新科技革命为工商业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空间，并且正如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在计算机性能不断提高的同时，其成本也在持续下降，因而逆转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后果将更可能像熊彼特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激励持续创新，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合理性所提供的辩护似乎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和减少大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变革后，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公司利润率恢复了上升态势，经济也恢复了增长，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新经济奇迹”。但问题在于，这种恢复并不是由美国国内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产生的。事实上，正如巴菲特的实证研究所表明的，铁路、汽车和飞机等重要发明在工商业上的应用都未能增加投资者的财富，反而毁灭了投资者的大量财富。[11]克莱曼也指出，如果用资本品历史成本计算投资成本，那么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利润率是趋于下降而不是上升的。[12]事实上，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与全球化有着重要关联。首先，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放松管制与开放市场的制度和政策变革导致全世界的资本涌入美国，带来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持续扩张和繁荣。这一方面使美国公司在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下通过外部融资增加对实业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加速了美国公司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使其在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中获得领先优势，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其次，美国公司在全球建立工厂和供应链，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降低产品成本，并利用其对核心技术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控制来垄断全球化分工所产生的收益。第三，根据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所带来的制造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为美国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些受国际竞争影响较小的公司能在维持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获得较高利润率。
六、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创新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观点、逻辑框架和经验证据的比较研究可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内在的持续动力，但这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国民收入的持续普遍增长，反而可能造成社会成员在权力和财富占有方面的两极分化、经济的长期衰退和其他有损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后果。发达国家由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巨大的市场开拓空间和殖民空间来弥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必然产生的经济停滞后果，从而可能实现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工人阶级收入的增长。而资本获利目标之所以能主导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它能持续造福全社会，而是由于资本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对资本集聚的控制又使单个国家在发展科技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从而使其国家制度和政策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利益。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径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以利用竞争和获利机制来释放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还要破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加强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创新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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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Elliott，John E..Marx and Schumpeter on Capitalism’s Creative Destruction：A Comparative Restatemen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8)：45-68.
[2]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389.
[7][8][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4，687，677-678.
[9]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7-71.
[11]施罗德.滚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2]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杜 磊)
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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