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对金钱、权利和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认识，有与剥削阶级根本对立的金钱权利观和利益观。正确认识货币的本性、特性和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发挥货币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正确处理金钱、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特殊利益与劳动者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公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搞好国家社会管理治理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货币 权利 利益 责任 国家社会管理治理制度
简介：杨思基(1958——)，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123)
(一)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和利益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或金钱都有专门的研究。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说：“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中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①]
紧接着，马克思引用著名剧作家歌德和莎士比亚歌剧中的诗篇来描述货币的性质和作用，并从这些诗篇开始来理解货币。他说：“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②]我是丑的，但我只要有钱就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我是个瘸子，可货币能使我乘坐汽车、火车和飞机，使我跑的比谁都快;我不讲道德，但货币是最高的善，它可使我不用费力就能进行欺诈并受人尊敬;我没有头脑，但货币是万物的头脑，即便颇有头脑的人也要听从有钱人的役使和召唤;既然我有能力凭借货币得到别人所渴望的一切，那我就是具有了一切人的能力。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而且是一切纽带的纽带，是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人类社会通用的分离剂、黏合剂与化合力，而且是颠倒颠覆与混淆一切的东西和所有人普遍的牵线人。它是有形的神明，能使冰炭化为胶漆;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谁拥有它谁就成了它的主人并可通过它与所有人发生关系。
马克思认为，货币首先“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而货币的本质也就是“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并且“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③]。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把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在商品经济中，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个人的愿望、本领、能力和激情都是不现实的，不完善的，无对象、无客观条件的，没有货币的人的需求也只是观念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能使人这些仅仅作为想象的、观念的、期望的存在改变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使它们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生活的存在。以货币为基础的我的需要、我的愿望、本领、能力和激情才是我的有效的真正的需要、愿望、本领、能力和激情，才是体现我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的外在表现，而没有货币，我的这一切也就变成了个人只有在想象中存在的幻象而实际上却无力实现和达到的纯观念的东西。仅凭这，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而且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即可把人的和自然界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也可把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而具有神一般的创造力和能力，具有颠倒和混淆存在与思维关系的神力。[④]
其次，“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⑤]。因为货币所交换和表现的不是特定的品质，不是特定的事物，不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是某一特定的具体劳动和价值形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和所有劳动所具有的普遍的抽象本质和价值，所以从货币占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是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将一切在人们看来非常矛盾和非常不可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并进行等价交换，所以它才具有“使冰炭化为胶漆”，“使仇敌互相亲吻”的神力和能力能够颠倒、颠覆和混淆一切。如果我们假定人就是人，人对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人的关系，而没有货币的关系在其中发挥作用，那么人就只能以爱来交换爱，以信任来交换信任，以自己的现实生活来表现自己、感化别人并与世界发生关系，而且以这种关系来表现你自己的性质、人格、品位和意志，表现你的生命的存在和感情。但人的这种关系一旦有货币在其间为媒介或中介，人的一切关系也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并一切都要用利益利害关系来重新衡量和思考了，并且是以金钱的多少将人们原本无法同质化予以理解的东西要作为同质的东西来看待和考量了。
为了搞清楚货币这种谜一般的神秘性质和巨大能量究竟来源于何方，它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神秘本质和特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联系货币的起源和它在商品交换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进行了更加深入地、历史地研究和论证，以说明货币的本质和能力皆根源于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它本身就具有价值且以自己的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固定地充当了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和价值符号，成了所有商品价值及其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或等价物，成了各种具有质的差别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或劳动财富的计价器或衡量标准，所以才使得它具有了上述十分神秘的本质和神力。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告诉我们，货币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产物和商品经济衡量商品价值关系的价值尺度，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着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有着体现人们外在性的历史本质和商品价值普遍性的特性，有着巨大的颠倒颠覆与混淆不同事物性质和作用的能力，并因此有着巨大的负面消极作用。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金钱观的指导下，确立科学的货币理论和理念，使货币和货币所体现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牢牢掌握在劳动人民和人民政府的手中，使它们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和经济手段，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货币的消极负面作用，反对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惟利是图的金钱利益观，防止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利用金钱和物质利益关系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防止我们在金钱和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
金钱之所以具有特大的神通和能量，无非是因它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被人们当作了一切财富、价值的化身与媒介，并且让它承担了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责任和功能。而没有商品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一切财富和价值它们作为劳动的产物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和计价标准来进行相互的交换，人类社会就不会产生金钱这种作为商品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东西，人们也不会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算计一切并能实现人们一切目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金钱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与象征符号，但当人类的一切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价值以金钱来衡量或被金钱所全部颠覆否定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因为金钱既能给人带来享受和幸福，也能给人带来痛苦、烦恼和灾难，甚至数不清、说不尽的罪恶。一个组织或社会，等到大家都掉进钱眼里了，这个组织或社会也就距离它彻底的腐朽堕落和灾难甚至灭顶之灾十分地接近了。
金钱既可以推动人发奋努力发挥人类无限的创造力、想象力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人类文明，也可以推动人类巧取豪夺，为获得金钱和财富而走向腐朽、堕落、罪恶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并且当金钱的负面作用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被无限发展和放大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价值关系就都会被它彻底颠覆和否定，而使人类只能走向一条不断迈向罪恶深渊的死路、不归路。以掠夺抢劫、剥削为本质特征的剥削阶级私有制社会，就是这么一种十分恶劣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一切从金钱利益出发，一切从权利入手而制定规则规范，不仅难以约束权力的腐败，倒会激发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利欲熏心，无德无治，社会动荡，国破家亡。
受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传统思想的影响，封建主义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做人上人光宗耀祖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个问题不解决，加上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钱和利”的惟利是图思想，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敌对势力所利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致命的威胁，而且这些思想的泛滥很容易给那些掌握一定权力并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颠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以可乘之机。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就曾十分自信地认为用市场经济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可以改变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与“西方民主文明社会全面接轨”的共产党，实践证明他们做的很成功。
经济利益和金钱是人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生存发展的条件、工具和手段，物质利益关系是人们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但人的生存价值和目标却是自由解放与有尊严、有贡献地成就人类文明进步的事业，使整个人类摆脱动物的狭隘性，摆脱自发盲目地为环境和必然性所限定只能奴隶般地从属于他们的环境和必然性制约的局面，使整个人类活的自由幸福，越来越有尊严，而绝不是单纯像极端利己主义者施蒂纳说的那样为了金钱和所谓个人狭隘自私的享受而活着，而生活和存在，更不是相信人不为己就要天诛地灭，为天理所不容。而为了达到和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和发展目标，显然人类必须进行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不断革命，在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共同占有使用一切生产资源和劳动资料、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劳动成果的基础上逐步突破和超越人的包括商品货币经济关系束缚在内的各种关系的束缚(即人的一切自然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各种关系的束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金钱利益观的思想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在金钱利益观上与一切私有者阶级划清界限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有机结合统一起来的理论基础所在。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并不从道德情感的形式或夸张的思想形式来理解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而是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并认为“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地也就消灭”。随着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产生的物质根源——私有制的消灭，它们之间互不相容的对立也就自然消失，而自然地实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自我一致。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⑥]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将自己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利己主义的个人解放和工人阶级整个阶级的解放及全人类的解放统一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而战斗，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共产主义事业本身就是将个人、阶级与人类整体、将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及全人类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事业，所以他们在为争取人类解放、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的斗争中就富有共产主义的公而忘私自我牺牲精神，而且把这作为每个共产主义者自我实现、自觉遵守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诉求，且惟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显然也就是工人阶级阶级的解放和每个现实的个人的彻底解放，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与关系束缚的解放，这个解放当然也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过程和不断进取的终极性奋斗目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篇第3章中曾再次引用历史典故和哥伦布、莎士比亚等人有关金钱的著名描述来说明金钱给人类带来的弊端和罪恶。哥伦布说：“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马克思在引用这段话后接着说：“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还在幼年时期就能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准则的光辉体现。” [⑦]
马克思在上面这一大段话的页下注中就引述了莎士比亚有关金的描述，并引用了多个历史典故和两段名人名言为这段话做注解。它们是：1、关于“圣物”的历史典故——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把它们变成银;福基斯人抢劫德尔菲神庙的财宝把它们变成支持其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财政基础;古代人把神庙看成“神圣的银行”;经商的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态;而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则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并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2、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里说：“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3、阿泰纳奥斯在《哲人宴》中说：“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莎士比亚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边拉走;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爱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⑧]
当人们眼里只有金钱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而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需要与社会健康的文明发展需要时，当金钱资本可以收买一切而且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真正的主宰时，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试想，在一个各人顾各人，大家都在只为个人的私利和生活需要而奔忙时，谁还能顾得了别人，谁又能左右与控制得了别人，除了金钱资本在实际地决定和主宰一切，哪个人和社会组织还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格摆脱金钱资本的控制，并可利用其他资源来凝聚人心，来号召组织群众，来支配与调动能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武装力量为自己服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认为金钱资本以及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和工业化、社会化生产力是瓦解与摧毁过去一切传统关系、一切观念和价值最为有力的武器，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种武器战胜了封建主阶级及其封建主义，而现在则是他们利用这种武器对准了他们自己。而在今天，资产阶级则是利用这种武器对准了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资产阶级现在正是在利用他们这一十分有效且威力巨大的有力武器来瓦解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国家和人民革命队伍，并用它来颠覆否定刚刚确立但还不够健全与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并且取得了他们在军事斗争战场上所从来都没有取得过的巨大胜利，苏联东欧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就是铁一般的实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讲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视金钱资本为一切——奉行金钱资本至上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金钱资本决定一切的社会，人类的一切关系和文明成果被不断地颠覆和否定，人们的道德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发生了越来越腐朽堕落的反文明历史走势，一切良知和社会公德及一切值得人们遵行的价值关系和规范被全面地颠覆和否定，一切都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所颠覆和消灭，赚钱成了人们唯一的生存目标和价值，成了决定人们一切关系和观念的行为准则与标准，它在促进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腐朽、人类文明的倒退和堕落，甚至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恶。这说明一个以名利权和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为轴心和导向的社会，不管你使用怎样的规则规范和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它都必然要步步滑向腐朽堕落和罪恶!这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例外，而且它一再为历史的无数事实所证明。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整个社会制度所必然要发生的类似于二律背反的二重性矛盾。这一系列矛盾充分说明了信奉金钱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绝不是人类社会的千年理想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而资本主义社会所永远无法避免和解决的诸多二重性矛盾则只有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且在劳动人民集体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依靠大家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并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劳动者共同利益的利益基础，大家也一定有能力、有条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讲人有自私的一面，但一成不变地只讲只突出人的自私性，那就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坚持实践《共产党宣言》“两个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甚至连一个觉醒觉悟有着清醒阶级意识而为消灭私有制剥削阶级社会制度、为彻底解放自己、彻底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不是，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工人阶级虽然也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也有一定的自私性，并且不可能不受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生活和思想的影响，而他们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地位和利益关系决定了他们必须摆脱这些自私的私心和剥削阶级影响，必须团结战斗，为实现整个人类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突破和超越一切关系束缚而奋斗，否则整个工人阶级和其每个个体工人就无法消除他们所面临的任何剥削压迫和奴役。他们不砸碎消除人类社会一切私有制关系和自私观念所形成的一切锁链，他们就不能砸碎和消除套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枷锁和锁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说明工人阶级最具有彻底革命性、团结战斗性、组织纪律性和最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或者说他们最少自私自利之心和私欲，这完全是由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及其对自己的要求所决定的。谁忘记了这点，谁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谁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理解《共产党宣言》，不可能做一个有清醒阶级意识具有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从而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如现实生活中有人虽然也讲“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讲马克思主义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讲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自私自利的私有者立场来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非常庸俗的与个人欲望的满足和私利的实现相联系的旧唯物主义、个人利己主义、物欲肉欲兽欲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东西，歪曲为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并一直在实践的东西。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宣扬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迷恋西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法制，这当然就是由他们没有实现根本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而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所决定的，所以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就都纷纷走向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
诚然，若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世界观看问题，人在金钱世界中就只能是金钱的奴隶，永远不可能摆脱金钱和私利的束缚，而为此永远都只能是生活在不断轮回恶性循环的人间地狱。所以资产阶级的人学从来都看不到人有任何希望，永远都是“上帝自然命定地”使人在不断地异化、非人化、非主体化、使人类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他们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发展进步趋势，人也不可能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任何有积极进步意义的革命成果，由此必然而陷入历史循环论、历史悲观论和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人生观、人学观正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天命论、天赋人权论、人性自私、彻底否定任何革命基础上而形成的颓废而荒唐的主观主义、悲观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人学观，他们以这种人生观和人学观来瓦解和消解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斗志及其历史主体创造精神，来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和科学革命学说，企图维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万世长存，这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已由过去一个曾经有着巨大革命进步作用的阶级完全堕落为腐朽反动的反革命的阶级之阶级本性和二重性。
毛泽东治国的高明和政治大智慧所在，就在于他要告别一切从私利出发来治国的剥削阶级传统做法，主张立足和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劳动人民。而这首先就是要解决做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所以他总是从教育团结人、改造人的愿望出发，积极地展开以说理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斗争，积极地进行与一切剥削阶级反动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把一切不劳而获的人改造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号召和组织大家为了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利益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和接近整个社会的团结互助、关系和谐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一光明的发展目标和终极目标。而个人利益至上的人必然眼光短浅，手段阴险奸诈，打着实现“每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旗号，干的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使自己先富——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勾当，最终是使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天下大乱，绝不可能出现天下大治、民富国强的局面。毛泽东代表的是共产党人的治国思路和办法，而后者代表的则是像蒋介石那样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治国思路和办法。
(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或权利观
权力(或权利)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在那个以共同劳动和共同占有劳动成果为基础的原始蒙昧的时代，权力的诞生和发挥作用就是根据个人对集体的贡献和劳动成果的提供以及个人经验知识的多少由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可和推举而产生首领，首领根据大家共同制定的行为规则和关系规范以奖励和处罚手段对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加以约束而产生的。
权力(或权利)伴随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在今天获得了充分的演变和发展，如今的权力(或权利)在人所具有的基本的权利基础上已经拥有了它更为广泛而复杂的主客体关系和含义。从人类现实生活的实际来看，利和权或者钱和权它们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权力关系实质上不过是在利益约束和利益关系制衡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关系规范及行为约束规范及其约束力量，是靠一定的管理组织规则和人们约定的相互关系规则并且在文明社会又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规则来保障实施的人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规则及其对组织或社会成员的约束力量和机制。具体说来，权力(或权利)在人们不同的生活领域有不同的权力(或权利)表现，譬如在经济生活领域它们表现为劳动和劳动所有权利、生存发展权利、工作岗位职责所赋予的权力、资源财产占有利用关系的权利、行为权利、交往与选择的权利、产品所有者对其拥有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利、消费权利等等;而它在政治生活领域表现为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政治权利或权力;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生活领域则表现为思想与发表言论的话语权利或权力;可以说人们在一系列经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而被赋予的各种权利都是人的权力或权利的不同体现或表现。其中人的生存发展权、劳动权和劳动所有权是人基于人的生存发展而具有的最为基本的权力或权利，其他权力或权利则是由基本权利演化派生或发展、或异化而形成和产生的权利。个人所享有的各种权力往往同每个人在一定条件下所享有的利益和应该满足的个人需要有关，因而我们往往就使用“权利”这个概念来表述人们享有的个人权利。而公权力是来自社会公众或组织成员全体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众或组织全体成员所赋予的为保护他们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利益而行使的权力，它们必须接受社会公众或组织成员的监督和罢免，不能为权力拥有和使用者私有私用。这种公权力一旦为权力拥有者私有私用，以权谋私，且不能为赋予他们权力的社会公众或组织所监督约束和罢免，这些权力就必然被异化为官员的私权利而使权力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使这些权力由原来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演变发展为不合法的权力。西方政治学一般把“人人平等的人格权”及与此相联系而形成和具有的个人基本权力称为个人不可予夺的“天赋人权”(包括个人私有财产权)，而把其他方面那些为国家社会所赋予和限制的权力称为社会公权力(或公权利)，实际上这是混淆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本质界限和区别。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维护与发展劳动人民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基础上的权力观，是与一切剥削阶级、官僚政客及其鼓吹的荒谬的权力观决裂并划清界限的权力观。如果说剥削阶级官僚政客权力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天赋权力观，认为人的基本权力来自上帝和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则是以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人民权力观和劳动权力观，认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来自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所有权，其他一切权力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分化或异化出来的权力。如果说剥削阶级官僚政客权力观是权为利所趋，利为己所图，争夺使用权力都是为了自己，是权力私有私用的权力观，公权公用只是幌子，且是以人性自私的抽象人性论、天赋人权论和毫无实际内容的抽象人道主义、利益博弈和所谓契约来解释这种权力的形成和运作，那么，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则是认为权力不仅来自人民和劳动人民的劳动，而且还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权力要公有公用，为维护发展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并要接受来自全体劳动者的监督制约和选择，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能在损害他人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力、劳动者集体权力的前提下来实现和发挥作用，任何人不能假公济私，借助公权力损害与剥夺他人的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把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利割裂对立起来相互剥夺与损害，更不能相互混淆，公权私有私用，既要公私兼顾，又要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既不能以公代私，也不能以私代公。如果说剥削阶级的权力观对其权力的合法性解释是以一系列假说和虚伪骗人的谎言来编织和构成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对于它所主张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切权力合法性解说以及它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解释则是依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在总结以往人类一切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并在对各种权力实践和权力学说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反思批判性的研究基础上而形成的科学的权力解说，是极具科学性、革命批判性和人民性的以历史的权力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权力界定和权力学说。如果说剥削阶级的权力观都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客观物质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分析，是毫无客观根据、毫无具体历史规定性、社会规定性、更毫无阶级性分析的抽象的权力说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空洞无物的权力说教，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权力观则是联系权力形成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各种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社会物质条件以及阶级社会的具体阶级关系状况和思想文化状况而对权力既进行了全面总体性的分析认识，也作了具体分类的历史的考察和详尽的分析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有机联系的完整统一的权力学说和国家社会学说，为历史地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各种权力问题、国家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科学方法，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及其权力学说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剥削阶级的权力观主张一切权力属于有产阶级、剥削阶级和官僚政客，那么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则主张一切权利最终要属于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关系不仅同人们的利益关系紧密相连并最终服务于一定的利益或利益关系的平衡需要，而且权力始终必须与权力享有者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联系和相适应。个人不承担责任和义务就不能享有与此相应的任何权力。承担一定责任和义务是享有权力的前提，而享有一定权力又是权力主体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到自己的义务所必须拥有的条件和保障。权力的大小与权力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联系、相适应，权力主体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凡有责任和义务的也必须享有一定的权力或权利，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根据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人、企业主人地位被赋有与此相联系的职责和义务且因此而享有一定的任何人不得剥夺的权利，同时凡是有劳动工作能力的人也不得因自己享有的权力而推脱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都必须靠自己的劳动和贡献来享有自己的权利与生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生活改善，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权利与责任的本质所在。
西方资产阶级宣扬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公正等所谓人权，都是以其虚构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性、抽象人道主义、权力契约和自由买卖为基础来论证和设定的，归根到底是宣扬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抽象人道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人权观”，他们一方面用这种权力观与封建主义的政治特权极权专制和身份等级制相对抗，另方面又用这种权力观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对抗，而最终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生产方式条件下资产阶级所享有的雇佣剥削工人阶级榨取工人剩余劳动成果的利益需要，实现资产阶级借资本物权而实现资产阶级全面统治的权力。其实资产阶级的这些抽象人权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只有选择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权力，只有为了养家糊口而任资本家驱使、操纵和奴役的权力(包括所谓的民主选举、罢工、言论自由等等)，而绝没有其他任何资产阶级不曾赏赐给他们的权力，更没有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除资产阶级剥削关系的权力。然而，工人阶级在不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一切权利斗争实质不过是选择和争取减少被剥削被奴役程度的一种十分可怜的权力，根本谈不上当家作主做主人的任何一点人的尊严和权力，更是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所应该有的地位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发生的一切权力(或权利)都不过是劳动所有权以及劳动所有权的分化、演化和异化之产物，而他们在政治生活领域所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权力(或权利)实质都是他们经济生活领域里的权力(或权利)在政治生活领域里的延伸、演变和集中反映，并最终都是为维护发展他们在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各项权力(或权利)服务的。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话语权则更是他们经济政治权力(或权利)的体现和反映。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说，在物质利益关系或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也是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或权利)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历史条件下价值规律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即劳动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基础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特权，也无疑必须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或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这一剩余价值规律(或资本主义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剩余劳动成果的占有规律)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开始。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上述思想说明，任何权力都不可能脱离其存在的客观物质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及思想文化的状况来存在和实现，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如此。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以及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工作制度或民主程序与秩序，就是劳动人民实现集体当家作主权力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制度条件，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及人们的道德精神状况则是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柱，每个劳动者个人的权利也只有在上述条件和权力得以全面落实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早就告诫我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工人阶级整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不能简单地借用旧的国家组织形式，不能照搬剥削阶级旧社会的做法，而必须彻底地摧毁剥削阶级旧国家的国家机器和国家组织形式，在权力的产生和运作体制机制方面，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选举制、集体表决制、权力使用报告制、广泛的监督制和劳动者对他们集体所选举的公务管理人员——社会公仆可集体行使罢免权力的随时罢免制，以建设高效廉洁廉价的人民政府及各级各类权力机构，以保障普通劳动者在国家社会和各单位的主人地位及权力;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与剥削阶级旧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及其观念以及整个旧的国家官僚制度、社会制度实施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认为只有这样的政治形式和国家组织形式才能根除剥削阶级官僚国家贪污腐败无偿占有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弊端，使劳动获得最终的解放，建设工人阶级国家最为廉洁的政权和政府，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列宁后来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如何建设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社会建设原则并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可惜这些原则和探索由于后来的战争环境和多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三)解决权力腐败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对现行管理制度和治理体系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
中国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的精英制造了一个绝大的在全世界闻名的反腐败天下奇观：即为了消灭国有公有企业和官场存在的腐败现象，那就不能只是让贪官以权谋私搞权力寻租而侵占公有国有社会财富，而是要他们把所有公有和大家共有的财产和资源全都私有化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因为这时所有财富和资产都是他们私人的，所以也就可以彻底避免贪官利用公权力损公肥私贪污腐败了，使得他们即便想贪也没有对象可贪了。而且他们认为，公有国有的企业本质上是谁管理就属于谁，这样贪官们就可以利用职权“合法地”通过私有化改制把公有企业改为他们自己的私有企业，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和资源，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私有企业贿赂而让反贪部门和群众无从查起，而至于私有企业经营怎样，收入分配情况怎样，那是人家的自由，只要没有明显的违法现象暴露，除了执法机关任何人都是没有理由和依据清查的。据说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了。但他们这里认为的“合理合法”实际上也不过是合乎剥削阶级“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的理念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私有经济不光有效率且比公有制清廉”这一说法的荒谬性根本用不着一一举例驳斥，仅就几千年私有制社会的腐朽腐败和血腥不断的朝代更替就可以把这种谬论彻底粉碎。
鼓吹私有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人还有一个说辞，那就是公有就是谁管理谁有，普通劳动者一无所有，只有私有民营才能让老百姓拥有自己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财产。但这同样也是一戳就穿的十足的谎言，在他们一切都私有化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在工业化现代化生产的私有制生产条件下，人人都有的个体劳动者小私有制根本经不起市场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竞争，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沦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有的只是当雇工和奴隶，只是受剥削和任人宰割。而如果说公有制企业是谁管理就是谁的，他们的私有制企业也能是谁管理就是属于谁的吗?他们作为私有企业的企业所有者也能像他们自称代表人民对待公有制企业那样而放任他们聘用的企业管理人员胡作非为吗?在任何一种所有制中，如果管理人能代表财产所有人来行使各种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及所有权主体主人的约束，这样的所有制还能够成其为一种真正的所有制吗?
事实是：私有化论者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抱有巨大偏见，而对私有制却情有独钟。他们说公有国有就一定是剥夺了老百姓组织生产的权力，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保障了老百姓组织生产的权力，而且公有制国有制经济既无效率，又有利于官员贪污腐败。这简直是对公有国有经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私有制经济欲美其身随意贴金。假如公有国有经济不准老百姓或普通劳动者组织生产，不准他们成为财产关系的主体和社会生产的主人，一切都由拥有官衔并垄断权力的极个别人无条件地包办代替，那这种所有制关系或生产关系还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这种国家还能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有制为什么要搞成这样，是不是具有必然性地只能搞成这样，而且这样的局面它们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或国有制客观本质的要求吗?如果这些做法只是我们在没有经验和足够理论准备的情况下沿袭剥削阶级国家或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适应特殊条件需要而采用的办法，只是在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并不具有必然性的一些人为的做法，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把由这些人为的非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性、本质性要求的错误做法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强加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有制而对它们一概抹黑并加以彻底否定呢?把我们人为的错误强加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头上，那不是为了否定我们自己的错误或失误而张冠李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强加各种罪名而予以否定吗?再说，私有制经济就一定是老百姓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是财富或财产的主人，而且能够高效率地发展生产力，能够有效避免权力腐败使社会清正廉洁吗?在目前两极分化、私有财产和财富被极少数人高度垄断、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哪些人才能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并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成果而占有大量社会财富，难道不是只有资本家或代表他们利益的整个资产阶级吗?一般老百姓能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并拥有大量社会财富成为富人吗?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周期性地导致的经济危机，生产设备、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市场盲目调节无政府主义生产而造成的经济失衡，社会物质财富和劳动的大量浪费以及资本家阶级的奢侈性消费等等，那也都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吗?私有化鼓吹者说，私有制经济就没有损公肥私损害大众利益的权力腐败，请问他们私有制社会形式多样花样无穷的权钱交易都是怎么发生的，譬如以资产交易和置换为名义的权力贿赂、“官股”、“干股”、性贿赂、钱贿赂、购物卡贿赂、项目招标中的营私舞弊、政府购买暗箱操作中的贿赂，或者以单位兼职、挂名工作人员发放工薪劳务报酬为名义变相实施的权力贿赂，以赌博、购买字画等等形式而变相实施的对权力的赎买与贿赂，等等，那些不都是权力腐败的事实和铁证吗?怎么能说私有制就可有效避免或减少权力腐败呢?!
官权力脱离群众无限膨胀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权力形成和运行机制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不合理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革命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前长期处于被统治阶级取缔与镇压的严重压力下，不得不处于极其隐蔽、严格保密的组织状态，而且由于当时处于极其残酷而艰苦的战争环境，时时面临失败和死亡的威胁，不得不沿袭和采用剥削阶级国家和政治组织从上而下任命组织领导人及其权力赋予的制度，并且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下级或组织中的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组织和领导，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宗旨，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和支持，要真正依靠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起奋斗来保证革命事业的成功。这样沿袭别人政治经验和自己的革命成功经验就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任命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并实施领导权的权力形成运作制度和机制，但在各级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内部，为了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为了发挥组织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为了集思广益形成科学可行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又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创造了各种民主的形式和方法，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以与剥削阶级及其政党的权力形成运作机制区别开来。事实证明，这样一套制度和组织领导体制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做法，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处境完全能够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建国后，也往往照搬了他们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且在国家建设初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成功。但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随着原来革命者向国家社会管理者的转变，由于革命主体这种自身地位、处境、作用的变化，权力给组织和个人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又非常实在，这样一种权力形成运作机制的弊端也就越来越显现并发展起来了，拥有权力的人把公共权力演变为个人私权利寻求官僚特权以权谋私等等旧的官僚国家的积习、恶习开始形成和发展蔓延，许多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本身带有浓郁封建主义色彩的权力形成运作机制中便开始死灰复燃，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这时便逐渐生成和发展，给新生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如果不对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人个人及其仅是由上而下任命各级领导干部赋予他们权力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权力形成运作机制进行及时的变革，不依靠群众和组织对领导干部经常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与作风的整顿，在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规则条件下，就很容易一步步地因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享受特权而滑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使他们背叛党和人民原来的事业，否定和丢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否定丢弃马克思主义和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使党和国家从此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导致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功尽弃。同时这样一种体制机制也容易使原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贡献论功行赏的干部提拔任免机制在和平建设时期逐渐蜕变为以对领导人个人的忠诚及贡献来“论功行赏”，使原来的干部管理体制正淘汰机制逐渐蜕变为逆淘汰机制，并且如此这般发展下去，整个组织的蜕化变质和溃败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能和危险了。
对于上述带有“官本位”浓郁色彩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当然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改革改什么，如何改，依靠谁来改，改向什么目标和管理体制，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路线之争。而本来属于劳动人民由劳动者集体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国有经济之所以在后来变成仅仅是官员及其任命的管理者的经济，变成了产权主体虚置的“主人空”经济，这些社会主义公有国有经济后来之所以逐渐变成了“谁有权谁拿、不拿白不拿的经济”，则完全是由于改革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严重误导下偏离了正确方向所造成的。正确的改革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的客观要求，全面落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按照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原则来改革我们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企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的现代管理制度和体系，废除各种官僚特权，实现劳动人民集体当家作主，以此来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及整个社会制度。但错误的改革却与其相反走向了脱离群众、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官本位”、不断强化与发展旧的官僚管理体制，这样才剥夺了劳动者作为公有制经济主体、财产所有权主体依法所应该享有的财产所有权、支配使用权、劳动权、劳动报酬获得权、以及公有国有财产的处置权与收益权，并在这样的基础上造成了权力的腐败和企业的低效率，而且由此使公有国有企业逐步走向了死路和绝路，最后不得不通过所谓的“产权改制”被彻底地私有化为私有企业。
前一种社会主义的改革显然是毛主席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党委领导下的企业领导班子共同实施对企业的管理)，使公有企业增强了企业的民主、活力和效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克服和避免了企业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而后一种改革则是“企业个人承包制经营模式改革”和公有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制度改革”——即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MBO”(即企业管理层收购)，正是这后一种思路的改革先是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企业改造成了国有官营企业和集体所有私人经营的企业，由此造成了空前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问题以及企业效率的普遍降低，严重挫伤了工人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不少企业面临亏损破产的绝境，最终被一卖了之。
为配合公有国有企业的“MBO改制”，张维迎等还制造了“公有国有企业是冰棍不迅速出售私有化掉它就会化掉”的谬论，他说公有国有企业管理人都是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委派，产权主体缺失，产权关系模糊，没有人负责的企业，是白拿大家都想拿的企业，因此必然是无效率而高腐败的企业，因此必须通过私有化产权改制迅速将它们变成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即便白送也要把它们迅速地处理掉。否则不仅不会给国家人民创造什么财富，还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负担。国家政府要像甩包袱一样将这些企业迅速甩掉。而他们将公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办法那就是“MBO”——即半送半卖地将公有国有企业处理给企业管理人或者所谓的国外外来“战略投资者”。为了将公有国有企业几乎是一刀切地迅速“出售”，他们还规定购买者可以以企业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全国数以数十万计的公有国有企业就是这样被他们在未经企业真正主人许可和授权的情况下而迅速地被廉价处理掉了，造成国家人民财产难以计数的天量巨大流失和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贪污腐败。这实际上是谁贪污腐败他们就把公有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甚至是无偿地送给了能够利用职权侵占公有国有财富的人了，或者是极为廉价地处理给外资外商了。就是这样，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内外勾结的新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在中国便迅速形成，而且成为在经济领域主导和控制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命运的统治阶级，成为权贵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在中国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社会基础。
毛主席治国重点关注的是劳动人民的公权力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而对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则重视不够，因而在处理公和私、国家、集体组织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有忽略个人及其私利的偏差，导致那时我们在处理个人责权利的关系实践中割裂以至偏离了个人责任、权力和利益相统一、劳动贡献和劳动报酬相联系的原则，并且使权力过多地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个人，党内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民主生活建设不尽健全和完善，进而导致公有制生产关系和按劳分配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由于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应制度建设和一系列相应的程序规则与规范的建设，在实践上不是民主不够导致官本位官僚主义盛行，就是出现无政府主义大民主的盛行，严重妨碍了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当家作主公有制经济内容和形式的实现。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那时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按权力大小、身份差别、工作岗位和工作年限确定工薪收入差别的弊端，而为了缩小不合理的差别又实行了与个人实际劳动贡献缺少紧密联系的具有平均主义倾向的固定工资制，在农村则是实行了与劳动者个人实际贡献缺少紧密联系的评工记分的劳动工分报酬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劳动者的责权利割裂，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受到损害，管理人员脱离普通劳动群众享受特权，官僚主义问题不断积累且日益严重，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企业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普遍不高。而为解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旧的思想文化抬头的问题，文革中兴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则又出现了闹派性的无政府主义问题和偏差，并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错误地进行了批“奖金挂帅、物质利益刺激”等所谓“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错误地把重视物质利益关系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劳动与劳动报酬相联系的按劳分配原则上纲上线到“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从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后果(这也是导致改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迫切性并被推上历史前台的根本原因)。
但后来只讲个人私利和权力秩序的维护，而且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忽视公权力的监督约束，致使来自普通社会公众的社会监督约束、来自群众和普通劳动者个人的监督约束逐渐被排除，由此导致了公权力向私权利的严重蜕变和异化，由此才出现大面积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不断发展和蔓延。
回顾改革整个历程，我们的国有公有企业在改革后先是实行了“个人承包经营责任制”——其实就是私人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但后来真正让企业承包人承担企业盈亏责任的并不多，有的也是负盈不负亏，赚钱了奖励，亏了谁也不负责)，使公有国有企业完全被上级任命的官员个人承包经营。公有制产权关系从那时起即开始演变了，这时原来的主人——工人阶级和人民百姓变成了雇佣工人或与企业产权关系完全无关的人，公有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主体出现了严重缺位现象，导致了不少公有国有企业被贪官把持任意贪污腐败，政府官员对下属企业吃拿卡要，使企业通过责权利相联系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所初步形成的活力被扼杀殆尽，企业效率和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企业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不清，大多陷入亏损困境或绝境。这时私有化鼓吹者不在企业民主科学管理和收入分配机制上做文章，而是说“公有就是不如私有”，必须通过企业的私有化改造使公有国有企业变成“产权关系明晰”的私有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于是股份制和后来全面的私有化“MBO”改制就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针对公有国有企业几乎是一刀切地被推行和实践了。全国经过几十年奋斗积累发展起来的几十万国有公有企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通过“MBO”的经理人收购或引进所谓“外资战略投资者”而以自买自卖、半买半送的手段被人为地改制为私有制企业了，不少原来的企业管理人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千万、亿万家产的私营企业主，多数企业职工成为下岗工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就在“改革改制”的旗号下被堂而皇之地推向新中国的历史舞台了。而伴随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收入两极分化也因此一跃而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新中国出现的新的利益分化及诸种矛盾和对立也就伴随这样的“改革改制”而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既然在改革过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和矛盾，要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继续支持和赞成这样的改革，显然会遇到强烈的抵制和批评，会使改革越来越成为越改越难的“攻坚战”，甚至要造成诸多尖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但一些人面对全国人民的一片质疑和反对，不仅没有任何的反思和悔改之意，反而要变本加厉地继续深化和推进这种化公为私的改革，这如何能够不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公愤!他们分明就是对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存有偏见和反感，而公有国有企业对他们来说也是无论如何都要被改到他们极个别人私人的手里这样他们才放心。他们说公有国有企业效率低，没有经济效益，存在大量权力寻租和腐败，但这是从何时开始的，原来这些企业为什么都能发展的好好的，并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壮大，而到他们手里就给折腾成这个样子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要靠金钱来生活，合理合法地赚钱当然无可非议。但在“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下，遵纪守法的劳动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赚钱，卖淫者则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赚钱，骗子与投机者他们是靠投机与欺骗来赚钱，而真正的资本大腕和权贵则是靠资本与权力的操纵、“控盘”和市场垄断并附加各种欺骗手段来赚钱。虽然市场的规则似乎很公平，但实质上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只能根据各自拥有的财富、价值、资本、权力、手段和方法来赚钱。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谓以金钱资本为媒介的市场经济的全部实质和内容。在这里，权力作为市场主体和市场规则发挥作用的前提所必须有的前提条件，它也必然要在市场经济中、在权钱可以交易互换而且能按权力所支配的财富和价值来进行对等交易的情况下尽可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实现其最大的价值，否则，权力的持有者也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地让渡和付出自己的权力。正因此，权力的腐败不是与市场经济无缘，而是紧密关联，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腐败问题，而且它们要比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腐败严重的多，其扩散蔓延和发展的速度也异常地惊人。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权力腐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与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官僚主义官有私权力不受社会公众监督约束联系在一起，这绝对是别有用心，而且是非常错误的。
事实是原来的公有国有经济不私有，少数人就不能发大财成为现代资本家，而国际垄断资本也不可能通过市场竞争战胜和吃掉我们中国的民族企业成为垄断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
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取得革命的初步胜利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仅仅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革命和社会建设的路程还更长更艰巨，而且直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初步建成以前，始终都存在着剥削阶级旧国家旧社会的遗毒和影响，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始终存在有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影响，而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制度也必然因为各种历史传承关系的原因和经验不足、理论准备不足等条件限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健全和完善起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那些旧社会的影响和痕迹，这就导致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的整个历史阶段那些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新生剥削阶级仍然有条件和土壤继续产生和存在，仍然有旧社会旧制度复辟的可能，而且有产生新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搞修正主义的基础和条件。而剥削阶级影响的存在，新的剥削阶级分子的存在，国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存在，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就是在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社会基础。因此，工人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较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和时期内，始终面临着清除封资修影响，肃清新老剥削阶级对共产党和人民队伍的腐蚀和影响，反对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不断清除铲除剥削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与土壤，防止旧的社会制度复辟的艰巨任务，始终必须牢牢把握并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曰工人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与来自各个方面危害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接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所谓抽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观”，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专政的武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他们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就很难胜任他们所担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重任。
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就是共产党某些领导人以党的名义发起和推动的，而且是那些已经蜕化变质的前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特权通过改革改亡了党，改没了社会主义，把全民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的经济改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官有和私有经济，从而把他们自己改成了掌握大量资本资源和权力的资产阶级新贵。今天“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说法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不再是毛主席个人的历史幻想或主观想象。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是以牺牲整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党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来换取了他们自己的大量财产，成就了他们资产阶级新贵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当然是资产阶级，而被打倒的老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失去他们原来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失去他们的国家政权和社会统治地位，这时能够利用手中权力剥夺普通劳动者权力和资源、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成果的只有共产党内那些掌握一定权力而又脱离群众、摆脱群众监督制约把权力变成官僚特权和资本为所欲为的当权派，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有能力、有条件颠覆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颠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变劳动人民集体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经济为他们的官有制、私有制雇佣劳动经济，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新生资产阶级或权贵资本家阶级，从而有可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和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构成现实的巨大威胁。正因此，在共产党执政后，由于还存在旧社会的残余痕迹和影响，还存在剥削阶级分子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国内外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经济政治围剿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而且由于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的存在，那些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他们在放弃了自身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条件下，就很容易根据他们个人的利益需要并迎合新老剥削阶级的需要把手中的权力演变为官僚特权和资本，并利用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推行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进行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正因此，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形成的正在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已经蜕化变质的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敌人和首要革命对象，成为潜藏在我们队伍内部而从我们内部来瓦解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敌对势力。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根据马克思、列宁等伟大革命导师的论述和教导，并着眼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实际，首先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变化，并根据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实际，及时提出了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现实矛盾和巨大危险，为工人阶级政党和亿万人民群众客观如实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团结依靠力量和确保革命目标实现的具体革命路径、方法方式和具体革命措施，并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目标、伟大历史任务——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初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制定了“抓革命、促生产，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战略方针，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彪炳历史的第二个伟大历史贡献(毛主席的第一个贡献是为党和人民制定并提出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理论，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个贡献就是为党和人民制定并提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进行了20多年的实践探索。这其中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仍然是主要的。总的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中国，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在从无到有、从不健全、不完善到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而且中国整个国家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也是在那个时代基本建成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迈进的)。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划分和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与一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联系，是以其经济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的根本对立为前提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根本对立和矛盾，只要有这两大阶级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而且社会上还存在一个少数人垄断把持资源和权力并把它们作为资本来使用的客观现实，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初步确立和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也仍然会有官僚主义“官本位官国传统社会”、剥削阶级社会的痕迹和影响，搞的不好很容易会形成一个垄断把持资源和权力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特殊利益集团或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很容易会出现历史的反复和旧的社会制度的复辟。
在人类以往历史阶段上，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都曾经一再出现过多次的历史反复和暂时的历史倒退现象。如果说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都是如此艰难，那末最终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取代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剥削阶级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然就更是可能要出现许多更为艰难的过程和情况，这其中出现一些历史的反复和社会主义的暂时失利不仅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带有一些历史必然性的。但社会主义最终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则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点也同样是勿容置疑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4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246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47页。
[⑤] 同上书，第2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156页。
[⑧]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156页及页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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