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让历史告诉未来

　　王中宇《另类史鉴——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观察》 第十二章让历史告诉未来

　　12.1、轮回：不可扩张空间中，私有制社会的宿命

　　史实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的文明史，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演化，私有制的现实形态亦与时俱进的历史。无论私有制表现为什么形态，基本社会结构总体上是由“治人”(统治)而“食于人”(被供养)者和“治于人”而“食人”者两大基本集团构成,用今天流行的语言，前者是“精英”，后者是“P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这两大集团的形成途径不同，“治人”、“食人”的方式各异。

　　在这种社会中，精英集团对知识资源、权力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聚敛无日不止，愈演愈烈。这不是精英集团中某个人的私德问题，相反, 正是聚敛能力决定了一个人是升入精英集团还是沦入“P民”群体。所以家长一定期望子女上尽可能好的学校，获得尽可能高的学历，经商的总是以胡雪岩、比尔盖茨之类商界巨头为榜样，为官的则信奉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以此准则衡量，张思德、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等都不是好兵，那个已经当了将军却又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更是疯子。真正的好兵是那个从基层干起，目标明确而执着，一步步爬上将军之位的谷俊山，其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为社会所不齿，却是在他那个环境中，爬上将军之位的最佳路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从小被灌输的是“成功学”，而在这个等级社会中，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是成功的关键，民间对此的体会是“不打勤的，不打懒得，专打不长眼的”，成功与否，与“勤”、“懒”关系不大，关键在于对上下“长眼”。作为“上级学”的《韩非子》和张二江的《下级学》，其意义就是为有志于成功者“开眼”。

　　学界是聚敛知识资源的主要领域，政界是聚敛权利资源的主战场，商界(尤其是金融界)是聚敛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主要场所。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宗族。聚敛的成败更多反映为宗族是“辐辏”还是“瓦解”。对一个宗族而言,尽可能同时聚敛三类资源,是明智的选择。这种全方位的聚敛，导致了“产、官、学”一体化的豪强。

　　聚敛是个正反馈过程，一个宗族，其初期的聚敛往往只能靠苦干、硬拼、投机，能否成功偶然性极大。但只要聚敛超过某个门槛，就可以靠雇佣劳动进行积累了，聚敛效率的提高，使可用于聚敛的三类本钱增加，这又进一步提高聚敛的效率。由此宗族的聚敛走上指数增长的道路。

　　在生产资料领域，这一机制很好理解，其实在另两个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机制。在学界，只要想一想为何研究生将导师称为“老板”，为何有众多为人诟病的“学霸”就清楚了。在政界，“官大一级压死人”，级别越高，可合法支配的资源和非法但事实上可支配的资源就越多，而这些资源有助于官员为自己的迁升铺路。对一个宗族而言，还存在这三个领域的聚敛相互促进的机制，第二章2.2节已进行了观察。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宗族聚敛成功，势必导致众多宗族的衰败、瓦解，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衰败、瓦解的宗族，势将沦为“P民”，为成功宗族提供生产要素---劳力。成功宗族追逐的是经济理性，势必力图以最低的代价获取外部劳力，而以最高的效率利用之。于是，他们不可能吸收所有衰败宗族中的劳力。其中一些人注定将被抛向社会，成为“脱序人”。

　　历史反复证实，这一过程持续发展下去，多则一、两百年，少则几十年，“脱序人”将呈暴增之势。“脱序人”无法在“本业”(实体经济)中找到生路，只好游弋于社会各个环节、缝隙，以“末业”为生，成为流民。连“末业”也找不到的，只能啸聚山林，成为“江湖人”。此时的社会就已经是干柴遍地了。

　　面对这样的态势，统治者逻辑上有两个选择：

　　其一向外扩张，为脱序人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走这条路道路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则有向外扩张的空间，一则自己的文明比拟扩张空间中现有的文明更强势。汉唐以前，中原文明就走过这样的道路。今天的汉族，就是当初仰韶文化的后裔不断扩张，在扩张中不断融合的结果。汉唐以后，这两个条件消失，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遂有了第二个选择：寻找封闭的环境中的统治方略。

　　聚敛导致的社会矛盾恶化，使被统治者的反抗不可避免。统治者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镇压。在绝大多数场合，草寇绝非职业军队的对手，不难击破之。然而到了遍地干柴、星火燎原之时，镇压就无济于事了。反复的历史教训让统治者认识到“山中贼”与“心中贼”两条战线。前者是公开的造反行为，后者是内心造反的动机。史实一再证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有了前面引述的《西铭》，才有了“民胞物与”的思想----视民为同胞，物为同类，在西欧，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四面旗帜之一“博爱”。“民胞物与”与“成功学”相悖，它追求的不是个体的聚敛，而是社会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均衡与可持续性。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优先”。在这个“后义而先利”的社会中，人们“不夺不餍”(《孟子 梁惠王上》)，早期儒家倡导的“礼”，力图从行为规范上对其加以制约。“民胞物与”说则试图从人们内心消除争竞之心，消除聚敛的动机。以从根源上消除“心中贼”。

　　然而任何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都能理解，在这个私有制的社会中，聚敛动机这个“心中贼”是何其强烈。对聚敛兼并的危害，早在两汉时期就有了深切的认识。王莽、王安石等的变法，无非是试图缓解聚敛的速度。但这直接妨碍了精英集团成员的利益，遭到了体制内的强烈抵抗，王莽死于乱兵，王安石则被主流学界定评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两次变法的后果都是王朝的覆灭，真是“不变法等死，变法找死”。

　　到了明代，人们思考历代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找到了这些变法的共同点--周礼。

　　“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

　　“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

　　《周礼》的时代，土地私有制还在其“初级阶段”，在“公有制”的外壳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之后，生产资料逐步私有化，但《周礼》的精神遗产还在起作用，政府仍感到需保障每个家庭有一块可以养家糊口的土地，而“市场机制”总是导致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无地流民的数量渐成暴涨之势。政府的反应就是创立这样那样的“田制”，对市场机制进行行政干预。然而这种干预一次次失败，中唐以后，“不立田制”，政府放弃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分布的行政干预，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确立。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既有聚敛兼并的强烈动机，又有聚敛兼并的高效手段。变法者要阻遏他们聚敛兼并，当然是犯众怒之举。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核心，是所有者的自由处置权。这是聚敛兼并得以实施的法理基础(也是一些势力拼死也要强行通过物权法的深层原因)。变法者动用行政权力干预这种处置权，其实就是在限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明代学者将历代变法归结于“用《周礼》误天下”。这样的归结是有道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对公权力私有制的适应性反应，在公权力私有制的大环境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聚敛兼并趋势不可避免。聚敛兼并的机制，既有市场动力—“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又有行政动力--“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体制内感受到聚敛兼并危机的，只有中央政府和皇帝，而中央是靠各级官僚统治社会的，官僚们之所以跑来当官，图的无非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央不可能完全断了他们的财路—那谁还来给你卖命?于是皇帝与官僚、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就成了官场的常态。当中央强势时，吏治相对清廉，聚敛兼并速度较慢，但公权力私有化的体制下，中央的总趋势是一代弱于一代，于是朝纲日渐败坏，聚敛兼并日渐加速，当中央对地方渐渐失控后，聚敛兼并就呈几何级数发展，结果就是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往往被称为“革命”，它其实是老精英集团因聚敛兼并过度而丧失“天命”的结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的实质是追逐对公权力的控制，最终获得公权力的集团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它同老统治集团一样，由若干个宗族为核心，拥戴其中最强大的宗族为皇族，再次建立起控制公权力的郡县制政府结构。郡县制靠职业官僚控制社会上层，靠宗族控制社会下层，势将再次形成产、官、学一体化的新精英集团，它势将再次走向聚敛兼并之途。

　　由此，我们看到，在不可扩张的环境下，中央统治集团必然用“民胞物与”的思想遏制聚敛动机，而私有制下，聚敛动机不可能消失。“民胞物与”的思想作用较强时，官场较清廉，聚敛较缓，反之则官场腐败，聚敛加速。聚敛兼并的趋势假以时日，越来越多的“P民”失去生计，成为“江湖人”。“江湖人”渐渐积累成遍地干柴，终将形成这样的局面：一个小事件就会导致星火燎原，而为这熊熊烈火提供能源的，大多是与此事件无甚关系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这表明社会已充满戾气，王朝已丧失“天命”。戾气往往是在前几任执政者手中积累起来的，到了最后时刻，执政者已无可奈何了。所以明亡后，李自成吊崇祯曰：“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里“臣尽行私”正是长期聚敛兼并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在不可扩张条件下，私有制的宿命。历史用一场巨大的动乱，消除人类社会自身无法主动消除的矛盾。然而私有制导致的聚敛动机无法消除，在新王朝中，再次积累矛盾。于是“轮回”成了这个社会最醒目的特征。

　　由此观之，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一再重复的其实是改朝换代。许多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其实是轮回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当社会演化到那个地步时，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12.2、扩张与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道路

　　清末的海军军官严复，对这个文明防止矛盾积累的机制有深刻的理解：

　　“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寝多，镌鋔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严复《论事变之亟》)

　　他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专注的核心目标是“平争”。他指出我们的先辈已经意识到，尽管宇宙之藏无尽，但人心之欲望机巧无穷。“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瀹[yuè]疏导(河道))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同上)与宇宙之藏之对比，人心的欲望膨胀的后果实难预测，所以为维持社会安定，“平争”远比“开拓”重要。

　　作为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留学生，严复观察到一个远比当时中国强大的文明，这促使他弃武从文，转而研究中西文明的差异。在他眼中：

　　“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同上)

　　为何西方可以摆脱轮回?为何在西方的“大争”不但没有导致内乱，反而“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时人一般归之于经济、技术、制造业的差距，深刻一点的，看到了天文学、物理学上的差距，严复则认为，这些不过是

　　“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

　　总之，他认为是文明内在“命脉”的差异。注意，这里提到的“公”指“公正”，与徇私枉法之“私”相对立;而不是指“公有制”之“公”。严复的这一观察和解释，开启了中国数代学人以欧美为师的历史。

　　严复作为1877年就读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官派的留学生,很自然地从他观察到的英国内部环境寻答案。而在此前1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视野已经扫遍了全球：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of Our Coal-Mines》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杰文斯看到，那的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现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占据了丰饶的“利润池”，其利润来源地已经分布于如此广阔的地域。这导致包扩严复故乡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地区”原有社会结构日渐瓦解，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沦为英国产业链的下游，在资源大量外流的同时，无业流民激增，社会矛盾激化。这一过程提供的巨大利润流，缓解了英国的内部矛盾，在严复眼中显出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图景。

　　“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社会基础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此之前，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靠的是残酷的“原始积累”。十五、十六世纪英国、尼德蓝(荷兰)等国的毛织业很繁荣。毛纺与养羊成了利润丰厚的行当。英国的地主纷纷用篱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圈地运动”。

　　作家托马斯·莫尔这样描写“圈地运动”：“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圈地运动”至此以“羊吃人”而声名远扬。这个残酷的过程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

　　被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抛出的人们成了流浪汉。政府以残暴的手段迫使流浪的农民为资本家和地主工作。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汉。这个野蛮的过程为毛纺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也造成了英国工人悲惨的处境。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悲惨景象。

　　苦难的社会现实、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潮。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发表了著名的《乌托邦》一书，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它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经济上一切财产公有，人们按需分配。

　　杰腊德·温斯坦莱(约1609—1652)发表《新的正义的法律》，主张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实。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649年4月，他率领一群贫苦农民到塞利郡圣乔治山开垦荒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派运动。

　　罗伯特·欧文(1771年5月14日 - 1858年11月17日)，欧文领导了全国的合作社运动，创办了公平交换市场，并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总工会。

　　1851年英国成立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1860年成立了混合木工协会。1864年 9月28日，英国工联代表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决定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这就是马克思参与发起并领导的第一国际。

　　面对尖锐的国内矛盾，英国大力向外扩张。

　　1553年英国成立莫斯科公司，与俄国进行小量的交易，以后则转向西北航路。

　　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开拓了向美洲的殖民活动。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多在东部沿海一带，主要经营农业，也拥有许多船舶同英国、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到1763年，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南卡罗莱纳等城镇都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了。

　　1600伦敦商人建立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着力在印度半岛扩张。

　　到18世纪中叶，奴隶贸易达到极盛，英国在1763年就有150艘船去非洲运载近4万黑奴。英法七年战争，英国大胜，获得了加拿大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还得到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至此,英国成为第一流的殖民大国。

　　19世纪中叶，英国棉布出口的四分之一倾销到印度，印度则失去了自己的出口市场。

　　从1763年到1875年这100多年中，英国靠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活动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远东、南大西洋和非洲沿岸，原先在沿海的立足地成为向内陆征服的基地。1776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后，英国的殖民事业受到很大打击，遂将殖民经略重点由北美洲转至资源更为丰富、市场更为庞大的印度。此外，英国还占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的皇家海岸、冈比亚、开普殖民地、亚洲的缅甸、香港等地。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了西方列强竞争的舞台,被迫接受多不平等条约, 向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特权和租借地。中国名为独立，实则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到20世纪初，殖民国家及殖民地已占全世界85%的陆地面积。几个主要强国完全控制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原先自给自足的国家日益纳入世纪经济范畴，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主要工业国制造和出售高端产品，而其他国家则成了他们的原料和供应基地。英国则是殖民国家的翘楚。

　　(以上资料取自百度《殖民主义》词条)

　　扩张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获得了巨额的海外利润。在此基础上，国内矛盾日趋缓解，社会主义日渐被工联主义取代。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

　　他已经意识到，导致英国工人阶级地位改善的，是海外因素。

　　其实，西方各国均是殖民主义的践行者。向外扩张成功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和日本的例子最为鲜明。日俄的向外扩张都瞄准了我国东北与朝鲜。1904年两国在此开战，史称日俄战争。当时两国的国内矛盾都很尖锐，都需要靠向外扩张的成功缓解内部矛盾。结果俄罗斯战败，促发了国内的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罗曼诺夫王朝几遭灭门;而战胜国日本则躲过一劫，天皇家族稳坐皇位至今。

　　史实告诉我们，在无法向外扩张的环境下，私有制社会积累的内部矛盾无解。成功的扩张是西方列强缓解、转移其内部矛盾的途径。上述殖民主义史仅是扩张的初级阶段，必然显得粗糙而野蛮。它的内核则是获取外部资源和利润，以缓解内部矛盾。对此，与严复同为海军军官、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马汉(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十分清楚：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马汉《海权论》)

　　这是《海权论》的核心思想，书中一切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趋激烈，统治殖民地的代价越来越大，扩张的形式渐渐从政治上的殖民转向靠金融和产业链控制，这就是后来的“全球化”。但其核心目标依然是：靠外部资源与利润维护内部的稳定。严复眼中的西方“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其原因端在于此。

　　以西方为师的中国，也能靠向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从而免于轮回之劫吗?1800年，英国本土不过约1000万人口，而它的扩张过程在在印度、中国、俄罗斯、美洲、澳洲的广大地域上展开。这广大区域内有数十亿人口，靠瓦解他们的社会、掠夺他们的资源、奴役他们的人民，那区区1000万人的英国人才演化成为恩格斯所称的“资产阶级民族”。

　　事实上，学界存在强大的声音，主张中国走国家资本主义、泛国家主义道路。这样的道路最终都将民族的命运寄托于成功的向外扩张之上。姑且不论走这条道路在道义上是否可取。我们不妨看一下它在现实中是否可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清末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哪时清王朝已经腐败不堪，走进了王朝生命周期的末端，而外来的列强已经成熟而强大(相对于清王朝)。虽然朝中有少数清醒的官僚，但整个王朝已无力走向类似于李斯特主义的道路。而民间力量主要是“游民”、“江湖人”、“会党”，他们只可能循着千百年积累起的经验，在困境中谋生，国家资本主义、泛国家主义道路对他们而言，闻所未闻。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资产阶级，弱小而短视，也不可能意识到这条道路的存在。

　　再向前，在康乾盛世时，甚至在永历大帝时，这条路对中国或许可行。然而内敛的宋明理学统治着当时的上层，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向外扩张是一个备选方案。

　　乾隆朝，英王乔治三世帕特使马嘎尔尼来华，要求通商。马嘎尔尼带来的礼品中有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这些正是向外扩张所需的装备。当时英国实在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所以乾隆回应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的失误在于，他将国际贸易理解为互通有无，而不知西方将其作为获取“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的手段。正因为不限于互通有无，所以国际贸易必须以武力为后盾。而马嘎尔尼带来的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正是在显示其武力背后科技力量之强大。如果乾隆意识到了这些，像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扭转治国方向，中国依然难于与英、法、美一较短长，但与俄、日之争很有可能结局不同。中俄同时扩张，可能在乌拉尔山以东，贝加尔湖以西的某个地方到达平衡，两国边界可能在此划定。乾隆年的版图肯定能保留至今。

　　图25：清前期中国地图

　　至于日本，断无后来先入侵东北后入侵整个中国的可能。反之，它不无可能成为朝鲜、琉球那样的藩属国。这并非臆想。《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并受赐“汉委奴国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现存日本福冈市博物馆。其真伪经多年考证，学界认定为中国东汉制作)。

　　图26： 汉委奴国王印

　　事实上两千年来，日本一直以中华为文明正源，一直向中华学习。是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使日本人意识到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文明，使“兰学”(Rangaku，らんがく指的是在江户时代时，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字面意思为荷兰学术(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释为西洋学术)在日本风靡一时，进而将日本引入“脱亚入欧”的道路。

　　永历大帝时，中国国力举世无双，郑和下西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如果那时中国转向向外扩张，将不会遇到后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海上强国。十七、十八世纪将可能是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称霸全球的时代。那整个世界近代史将重写。

　　历史不可能假设，上述不过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潜在可能性。我们只能从现有的状态展望未来。目前，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民族”的，有G7国家在内的7-8亿人口，而今中国超过13.6亿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国那样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扩张空间?况且所谓“金砖国家”也都在“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某发展，他们合计超过2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四成以上，为现有富人俱乐部的3.82倍!这些国家都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供需多大的扩张空间?需有多少人成为其剥削对象?它在哪里?所以奥巴马也哀叹：“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2010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视频原片见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VcIZGHXgS0)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多数人口的生存状态问题。绝大多数人辛苦，少数人享乐，这是私有制社会的现实，也是经济学家们认同的基本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下，中国问题无解。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剩下的唯一可能性----革命。

　　12.3、不可扩张空间中的革命----公有制

　　本来意义上的“革命”，其实质不在于有无暴力，而在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质变。在这个意义上，从原始的“大同”社会演变到私有制，也是一场革命。我们已经看到，这场革命是一个长达三千年以上的过程，其内部有三个子过程：知识资源私有化、公权力私有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每个子过程中，又有若干里程碑式的事件，换而言之，经历了许多“子革命”。

　　从超过三千年的过程看，这革命是个渐变过程;从许多里程碑的视角看，这渐变过程中又包含许多突变。这三千年以上的历程中当然有许多暴力事件，但它们却未必是革命，这些暴力事件的意义在于，反映出原有社会制度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将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提到了日程之上。

　　在全球化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后，私有制走到了其顶峰。资本主义强大的聚敛能力在全世界积累出了巨大的矛盾。对全球而言，已经没有向外扩张以缓解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因为，不存在另一个地球供人类扩张。这意味着，私有制走近了其终点。人类如果不想毁于全球性的经济崩溃和暴乱，就必须探寻一个的新文明。它的任务是让大多数人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有尊严地养活自己，并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里的发展，不再是“发财”、“升官”，一句话，不再是获得“食于人”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可能终止聚敛，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因聚敛而积累的社会矛盾。这就是新的“大同”社会。

　　既然原始的“大同”社会是通过三个子过程过渡到私有制社会的，新的“大同”社会也必须通过三个子过程渐变地建构。只有社会公众知识水准大幅提高，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才不再奇货可居时，才可能实现公权力的公有制;只有公权力稳定地掌握在社会公众手中，其使用目标不再取决于掌权人自己的好恶与私利时，才可能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由此观之，马克思关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需要两个基本前提：知识资源与公权力的公有化。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是官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史实证明他们早晚会将其变为大小官僚们的个人私有制。

　　知识资源的公有化

　　逻辑上知识总是掌握在一个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大脑里。因此这里的“知识资源的公有化”其实是知识资源在社会成员中分布的均衡化，是打破少数人对知识资源的垄断。使任何人只要想学习，就有可能学习。“学在官府”是精英集团垄断知识资源的制度性建构，而“有教无类”则在这制度上打了一个洞。推动知识资源分布均衡化的前提，是认清垄断知识资源的制度性建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在《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中，透露了这方面令人触目惊心的状况：

　　在整个9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90%左右投向了高等教育，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得到的比例始终未超过1%，而且这些有限的金额也主要是对“中央属”中小学的投入。

　　在90年代末，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政府投入部分，中央、省和地区或地级市三级合计负担的部分不到15%，而乡镇则负担了78%，而这部分的投入可能占到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乡镇财政由此成为“教育财政”。在整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地估计也在1500亿元。

　　1999年，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北京市为757.6元，上海市为747.4元;而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县不足10元――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南京：一所重点中学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而邻近一所普通中学要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

　　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投入的经费，“大概比一个县的全部教育经费还要多”。

　　清华：1992年从9亿农民中招生381人，从北京市招生481人。

　　近十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去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不同阶层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对比见下图：

　　图27：不同阶层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

　　(张玉林 《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

　　毛泽东时代曾致力于让贫穷地区和社会下层享受到一些教育资源。而上述状态则是转向精英治国30年后的结果。我们在各种堂皇的名义下(如著名的“211”工程之类)，将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的对象又高度集中于官员、资本家和知识精英的子女。这样的教育制度成了事实上的阶级分化器和阶级地位固化器。本来看不出明显差异的孩子，仅因为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所在的区域不同，就在事实上享受差异极大的教育资源，当他们被教育机器从不同出口输出时，很大程度上社会地位已经被决定了：从一流高校出来的，最有可能成为政、经、学界人士，随着高校的等级下降，其毕业生的社会地位也递降。无缘于高等教育者，只能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而高中没毕业者，连一个稍微正式的工作都难找。这样的教育制度迫使家长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寻找更优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择校”问题愈演愈烈，重点学校有强大敛财能力的根源。事实上不同的家庭支付教育成本的能力差异巨大，于是教育资源明显向精英群体的子女倾斜，社会的阶级分化由此固化。

　　只要教育系统继续扮演着阶级分化器的作用，就绝不可能建立公有制的社会。

　　在知识资源领域革命之道在于：

　　首先：逐步消除家庭社会地位对子女享受的教育资源的影响。统计上可考虑设计一个指标，以反映“择校”问题的强度，“择校指数”越强，教育系统阶级分化器的功能越强。对应的措施有二：其一财政支出中，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的比重，其二推动教育资源分布的均等化。

　　有人主张推广民办教育，但这不可能推动教育资源均等享受。西方最优教育资源多集中在私利学校，其高昂的学费自动将贫穷家庭的孩子拒之门外。由于公立学校费用明显低于私立学校，它承担了教育领域“兜底”的功能。教育系统有“兜底”功能当然强于无此功能，但只是最低限度的教育资源均衡分布。

　　不能极端地将一切学校都搞成同一水平。因为社会需要不同领域、不同水平的人才，同时孩子们的天赋与勤奋各不相同。这里有两个必须把握的关键：

　　其一，除了孩子自身天赋与勤奋之外，杜绝一切因素对孩子就学的影响。

　　此事说着容易办起来极难。由于中国有数千年官僚政治的传统，官员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为自己的子女某福利。我们这一辈人上中学时，“走后门”就已成风，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诟病。然而官僚们我行我素，并利用一切机会使之合法化。如，毛泽东提出教育要走“阶级路线”，本意是让工农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官僚们借此以“革干子弟”、“革军子弟”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让自己的后代受益。我们的儿子辈上学时，各大部委纷纷动用自己控制的公共资源，与名校搞“共建”，以保障自己的孩子能上名校。现在轮到孙子辈上学了，官僚集团肯定会有更堂皇的创新。此事不杜绝，官僚子弟将享受远高于平民子弟的教育资源，知识资源的私有化只会更强化。

　　其二，越是培养高层级的知识精英，越要强化“民胞物与”思想的教育。

　　2012年在一个关于大学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说：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此言一出，舆论震动，民间多有同感，而精英集团则竭力为北大等一流学校辩护。其论据无非两端：或者据显学之论，声辩利己主义正常，“目前世界上没有哪家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要根除‘利己主义’。”甚至主张“缺乏阳光监督的官僚体制下，清官也未必比贪官更好。”(《关于“精致利己主义”》2012年05月11日海峡生活报)，或主张“精致利己主义”优于“伪利他主义”(《“伪利他主义”比“精致利己主义”更可怕》广州日报2012-05-04))

　　因为社会上存在伪君子，就主张教育系统应培养真小人，时贤们的逻辑如此高妙。有趣的是，这两张报纸，一张是厦门的党报，一张是广州的党报，由此至少可看出南方党组织的偏好。可见我们的高等教育界对利己主义之关爱与袒护。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掌握了最高级知识的精英群体，首先推动了私有化。毛泽东搞文化革命，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想培育一批不再谋私，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反应，则是如丧考妣地咒骂与控诉。

　　只要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利己主义者”的天下，就不可能建立公有制的社会。而改造这个群体，使他们不再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而是与芸芸众生同甘苦，为芸芸众生谋福利，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工作。“民胞物与”的思想早在宋代就提出了，而今主流学界还汲汲于为“利己主义”正名。呜呼。

　　除了正式的教育机器，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民间自学与研究的可能性。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大量学术资源以前只能在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中才有，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上。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民间求学与研究的空间势将越来越大，这有助于打破少数人对知识资源的垄断。

　　互联网的另一个潜在作用，是为青年毛泽东的一个梦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毛泽东厌恶工业化模式式的学校，在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

　　更重要的是，他厌恶“学校与书院的非平民性质”：

　　“书院和大学将学术看的太神秘，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使学术与平民社会隔绝。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

　　所以他希望使“湖南自修大学为一平民学校”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只有互联网的普及，才使青年毛泽东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现在网上的各种民间学术性网站比比皆是，传递、交流学术思想基本上不受地域的限制。依托于网站的学术性群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稳定。这一趋势的发展，势必迫使正规的教育、学术机构日益平民化。由此可见毛泽东超前历史将近100年(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于1921年)，正是当年毛泽东们指出的方向，为打破学术资源垄断开辟了道路。

　　公权力的公有化

　　公权力的基本职能是集中社会资源以解决单个社会成员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于是集中了那些、多少社会资源?用在了那些方面?怎么用的?从根本上决定了公权力姓“公”姓“私”的程度。用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份额越大，它姓“公”的程度就越高，而用于养官、“三公消费”、形象建筑、甚至贪污腐败的份额越大，它姓“私”的程度就越高。

　　反映这方面信息的，主要是财政预决算资料。如果一个社会，它的财政预决算资料语焉不详，社会公众看不明白，就很难说它的公权力姓“公”。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收支分类”，没有这方面详实的信息，社会就不知道政府将钱花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花得是否合理。正是由于政府收支分类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经济行为，财政预、决算无法有效而清晰地反映财政收入从何而来，为何而用，用于何方。结果，每次各级人大会议，都有不少代表反映“看不懂预算报告”。审议财政报告，会场上往往是万马齐喑。这客观上制约了人大及整个社会监督政府的可能性，而无法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

　　1999年底财政部启动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研究工作。

　　200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工作。其中，“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是整个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石。为此，财政部拟定了《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改革后分类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支出方面，将原来粗糙笼统的分类，改为两个视角的双重分类。

　　其一，为反映政府活动的不同功能和政策目标，从“功能”角度将支出分为17类：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其他支出、转移性支出。每一类下又分解为款、项两级。如教育是类级科目，普通教育是款级科目，普通教育下的小学教育就是项级科目。

　　其二，为反映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从“经济”角度将支出分解为12类：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转移性支出、赠与、债务利息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贷款转贷及产权参股、其他支出。每一类又分解为若干款。

　　这样，每一笔财政支出既要标明其功能目标又要标明其经济性质，如一笔办小学的钱，同时还要标明究竟是用来发了工资，还是买了设备、盖了校舍。从两个角度界定政府支出，使社会既可以知道政府拿钱去做什么了，又可以知道钱是怎么花的。社会既可以权衡政府在各个方向上支出的轻重缓急，又可以比较各政府部门支出的有效性。

　　这里的“经济”角度分类尤为重要。许多以公谋私之举，容易在“功能”角度的分类中鱼目混珠。如果再加上“经济”角度的科目，就容易露出马脚。社会公众也更容易观察、比较、分析政府财政支出。

　　根据这样的分类，统计年鉴中的财政支出数据表应类似于投入产出表，为二维表，一维反应“功能”，一维反应“经济”。

　　围绕“主义”有许多的政治性争论,却无助于公权力的公有化;这项改革看似与“主义”无关，却是公权力公有化的基础性建设。遗憾的是，从2007年到2013年，已经6年了，但直到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支出数据表依然是一维表,只有功能分类，依然找不到“经济”视角分类的数据。公权力公有化受到的阻力可见一斑。

　　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都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怪异的是，无产阶级的人数远远多于官僚阶级，而这个人口众多，又据称处于“专政”地位的阶级，却几无抵抗地被官僚阶级抛到了大街上。有这样的“专政”吗?

　　细考苏联，革命时期的核心机构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其口号是“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但斯大林及其以后，公权力事实上握在“部长会议”手中，苏维埃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礼仪性的机构。这个政权与其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是“官僚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密洛凡·吉拉斯，于1956年发表《新阶级》，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党凌驾于阶级之上，而党则由一小群政治领袖控制，正是这些人组成了“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本能地觉得，国家的物资事实上本是它的财产，甚至也觉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国家的’财产这些名词不过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这个新阶级还认为，其极权权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权。”

　　图28：密洛凡·吉拉斯与《新阶级》

　　毛泽东也对苏联的态势感到不安。中苏分裂后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列举苏联媒体公布的大量案例，展示了苏共的工业官僚、集体农庄主席贪渎公共财产、剥削劳动者的事实。

　　中共掌权后，官僚集团的迅速膨胀更令毛泽东不安。他始终将反对官僚主义、消灭三大差别作为治国的重点。甚至为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他离开后，官僚集团迅速转换了方向，30年后，腐败成了令当局最头疼的问题。而当初作为“专政者”的无产阶级，却变成了“弱势群体”、“不稳定因素”。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集团要实施“专政”，必须有钱有枪。这样的集团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尽管其中的一些成员可能来自原来的无产阶级)。一个实施“专政”的集团，其本能是以权谋私，即公权力的私有化。毛泽东希望专政集团“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领导人千载难逢。即便雄才大略如毛泽东，也挡不住专政集团将公权力私有化的潮流。

　　史实告诉我们，专政对革命队伍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它引诱大量逐利之徒涌入官僚队伍，使阿谀逢迎之辈渐次淘汰基于理论认同而加入革命的人。仅仅两三代人之后，当初的革命理论就沦为标榜之物，官僚集团成为这个社会事实上的主人，而他们对私利的追逐必然导致其走向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已被苏联、中国革命的经验所证实。

　　所以如何建立一个可以稳定存在的，公有化的公权力，使其不再为官僚集团所窃据，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它既需要艰难的理论探索，又需要不断的实践探索。史实告诉我们，公权力的公有化不可能由“专政”实现，只能由社会监督实现。当社会无力监督公权力时，官僚集团一定会将公权力敛入私囊。

　　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涉及许多方面，如：

　　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息制度化地公开，是公权力公有化的制度基础。一切以“保密”、“内部”为由，垄断公共事务信息的制度，都在维护公权力的私有制。

　　显然，整个公务员队伍受社会公众监督，其升降、奖黜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有助于公权力的公有化。而黑箱操作，由官场内部将公权力私相授受，是在保护公权力的私有制。

　　显然，一个人能否成为公务员，一个公务员是否应罢免，仅取决于其德、才，这有助于公权力的公有化。反之官僚的子女有更大的几率成为官僚，这是在保护公权力的私有制。

　　显然，官僚队伍的待遇与权力在制度上由社会授予，这有助于公权力的公有化。反之由官僚群体给自己授予特权，这是在保护公权力的私有制。

　　显然，国有企业严格对社会公众负责，其资本收益的处置权百分之百地归社会公众的代表机构，其处置的内容与其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这有助于公权力的公有化。反之，工业官僚自行处置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是在保护公权力的私有制。

　　在“专政”体制下，这些统统不可能。而以上这些，仅是公权力公有化的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仅从这些条件观察，在公权力公有化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相比，远非“先进”的。

　　生产资料公有化

　　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作了一个著名的判断：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他称这个判断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后人将这一判断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将“经济基础”定义为：该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三个方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首要的、决定的部分。

　　将上层建筑定义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部分。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

　　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认为：一旦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暂新的社会就建立起来了，私有制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就不存在了，其“上层建筑”就没了基础。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认为：

　　“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这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判断作的逻辑推理，显然是照本宣科的书生之见。毕生反对“本本主义”，直面现实的毛泽东则注意到：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毛泽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苏联、中国的实践证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足以防止转向私有制社会。回顾第一章1.3节的表一，考古发掘告诉我们：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1000-14000年)发现了人工栽培稻;河北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镇(距今10300-8700年)发现窖藏粮食(黍)堆积 。可见中华大地上，农业至少发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1.2节则指出始于商代的“井田制”就是中国“土地私有化之滥觞”。从距今一万年前到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有6-7千年的历史，这是一个生产资料(那时主要是土地)公有制的农业社会。而它最后却转化为私有制社会了。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公权力的私有化早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适应性调适。

　　逻辑上，公有化的生产资料必然由公权力管理、使用。只要公权力是私有的，就无法避免生产资料被私有化。由此，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一步是公权力的公有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开展的一项工作是：使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逐步转化为“全民所有”。这不是换个名称就可实现的。“全民所有”的资产和企业，必须使全体老百姓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与自己的生长、就业、发展、养老息息相关，它发展就会给自己带来实在的利益，它受损就会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对它的管理和使用，自己有实在的发言权，其后果则直接作用到自己的身上。没有这样的特点，所谓的“公有”、“国有”不过是官有。只有真正的“全民所有”，才会受到全民的关爱与维护。当这样的“全民所有”日渐扩大，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生计时，生产资料私有制才会逐渐萎缩，趋于消失。

　　苏联、中国的公有制，是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的。历史经验证实：暴力革命建立起的政权必须靠暴力维持，它可以推翻一个专政，但必须建立另一个专政。而专政本身是对理想主义革命队伍最强的腐蚀剂，它或早或晚，会使职业官僚取代理想主义的革命者。这样政权下的“公有制”，或早或晚会变成官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进而演变成官僚们个人的私有制。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不可能依靠暴力革命一举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它应具有以下脉络：

　　其一，在公权力公有化的过程中，使国有资产从官僚阶级所有向社会所有(即全民所有)演化。这表现为国有资产为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的经济支撑也来越多，为社会成员解决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的运行越来越有知情权和发言权。随着这一过程的进展，社会成员会越来越感到国有企业与自己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国有企业则越来越接近“全民所有”的属性。

　　其二，不允许私人资本大到可以左右社会经济运行的地步，为此私人资本应承担高额的、累进的继承税。公权力的私人继承被视为世袭，生产资料的私人继承同样是世袭，同样会危害社会，因而必须限制。使靠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形成的食利者阶级逐渐萎缩。

　　其三，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摆脱资本利润极大化的控制。这需有新的机制取而代之，“有计划、按比例”固然是其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计划、比例由何形成，如何保证其合理性、预见性与可执行性，是一个远未清晰的问题。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但对此独立而客观的研究甚为薄弱。相关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意气之争，不是全盘抹黑，就是坚决捍卫。对向往大同社会的学者而言，抹黑的文章大可不必理他，倒是直面历史，直陈其事的研究更重要。因为一种社会制度能否站住脚，关键在于其运行效果。而认真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前进的必要环节。

　　从社会认同到“大同”

　　一个“全民所有”的社会，需要全民的社会认同。本书观察的传统社会中，最真实的认同是宗族与拟宗族组织认同，它本质上是利益集团认同。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注意到，西方伦理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它关注的是“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而中国的伦理分类(即所谓五伦)：“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它关注的是“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家族、社会、国家，是逐次放大的群体序列，而君巨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始终是个人间的关系。所以梁启超认为：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梁启超《论功公德》)

　　本书对传统社会的观察揭示，在“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的问题上，“公德”主要停留在宗族的层面。当然出现过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但他们多不被理解而遭到讥讽。

　　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无疑是社会、国家层面的关怀。却遭到隐士微生亩的讥讽：“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你瞎忙个啥?用花言巧语谄媚人哪?)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果却是“论者藉藉”、“多所举劾”、“相与腾口”。

　　王安石变法，为的是使社会避免兼并造成的灾难，却被视为大奸大恶。

　　张载的《西铭》试图将人们熟知的宗族认同扩展到全社会，甚至整个天地之间。而“民胞物与”的思想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孙中山多次题写“天下为公”，他创立的国民党却蜕化为官僚资本的利益集团。

　　由此我们看到，数千年私有制社会的惯性之强大。要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除了知识资源、公权力、生产资料三个战线外，社会认同是一个更基本更艰难的战线。数十年来，学界、舆论界提倡“个体主义”、“理性经济人”，社会科学院的时任副院长居然宣称“社会分化是好事”。当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强势集团罔顾弱势集团的生存时，等在前面的只能是暴烈的对抗，社会认同何由形成?

　　12.4、“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提出的。

　　满清覆灭，不过是一个老统治集团丧失“天命”的必然结果。此时，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大体出现过四种主张：

　　其一，是国人驾轻就熟的改朝换代。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称帝。然而帝制在外敌面前的孱弱颟顸，使人们对之失去了信任，洪宪皇帝只好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但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在我们的社会中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其后的历史证实，许多弄潮健儿，从北洋政府的曹锟、吴佩孚到后来共产党内的“民主革命同路人”，其内心的动机仍是改朝换代。“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观念深深地烙在每个华人的心头。没有条件时，它不过是谈资，一旦有了条件，就会显化，制造出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

　　其二，是舶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学界，因为欧美列强这个宏大的背景，它势力颇大。既有言之凿凿的理论体系，又有欧美国家强大而文明的范例。从严复到胡适，一批著名的学者是其旗手。在社会上，它的载体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百年实践证实，这个阶级短视、贪婪而软弱。它总是成为当时当权者的附庸，而同时又不断地腐蚀它依附的当权者。

　　柳传志传神地展现了这个阶级的特色：“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柳传志：我希望改革 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2012-10-15财经网(北京))

　　柳传志正确地指出：“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同上)。笔者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中，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历史分析证实，正是对利润的持续追逐导致了货币构成的失衡，进而阻滞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应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选择，在逻辑上是超额发型货币，而这势必导致货币与可交换财富的失衡，其逻辑结果只能是货币体系崩溃。西方列强应对之策是扩张—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今天的全球化。通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使自己的货币覆盖范围远远超出国界。而实现这一点，需要依托军事实力的金融霸权。而这一切，对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而言，根本就匪夷所思。

　　其三，是由官僚体制衍生的官僚资本主义(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清末以降，这是中国政经舞台上最显眼的力量，它活跃于甚至主导着洋务运动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南京政府时代，直到今天，它还风采依然。可以确当地称其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学界每有人将其与当年德国的李斯特主义相提并论，然而两者差距甚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西方列强的巨大阴影下，在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生长出来的。对内，它天然地依赖行政权力把持利源;对外，它有浓厚的买办色彩。于是它成为国际资本在中华大地上的代理人、包工头。李斯特主义使德国、俄国、日本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列强，并在二十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令人目眩的角色，而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却将自己的国家引向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其四，则是本书第十一章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当整个社会在迷茫中探寻道路时，当上述道路都被证实走不通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它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一拍即合，于是导致了几乎是全球独有的奇观：知识界整体左倾，社会上层众多的一流大知识分子筹组了一个张扬社会底层公众诉求的激进政党。

　　这个事件意义之深刻，恐怕还要等上两三百年才能被真正认识到。前面三条道路都是在私有制大背景下的探索，而这第四条道路则直接向私有制挑战。

　　要知道，整个数千年文明史都是私有制，它根基之深厚令人难于想象。它有强大的武力，有久经磨练的统治经验，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还不是最强大的，它的真正强大在于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了一百多代，它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自孟子以降，这样的社会分化就被精英集团视为“天下之通义”，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普世价值”。一切被视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过是改变人们在这格局中的地位，这样的格局本身则被视为天经地义。

　　老聃、墨翟、许行等人质疑这种“普世价值”，向往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他们被视为乖戾、悖谬、乌托邦。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一批博学之士选择了这个“乌托邦主义”，筹组了一个穷棒子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股几乎一文不名势力居然打败了依赖江浙财团和列强的“民国政府”。在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展现出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态势，震惊了全世界。

　　这支土包子军队进城后，曾打算搞“新民主主义”，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段资本主义。而那些高声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自觉而本能地去腐蚀刚进城的土包子军队。腐败案例大面积发生，土包子军队沦落到临李自成的下场，几乎就是必然的。中共高层不得不对腐败案件痛下杀手，才遏制了这股危险的趋势。正是这样的经验，将“新民主主义”送进了历史档案馆。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的胜利往往被称为革命的胜利，但它很类似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果获得胜利的集团，有意识地“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那它就是地道的改朝换代了----改变原有社会结构中部分成员的社会位置，却不改变社会结构本身。正是社会主义改造使之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真正的革命----力图改变社会结构。毛泽东在战争胜利前对党内强调：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将在战争胜利之后展开。这革命的本质是试图摆脱沿袭了几千年的等级社会。所以毛泽东治国，始终以反对官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保障工农权益为主轴。

　　历史告诉我们，这场革命进行了不到30年。此后，主导思想变成“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主政者念兹在兹的是“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与之呼应，学界则大倡“告别革命”。沿此前进30余年，遂有了今天人人熟知的现实。

　　革命为何未能继续下去?这是个严肃而重大的研究课题。非本书可以讨论。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以历史尺度衡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以当今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为其高峰。基于货币制度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拥有史无前例的聚敛兼并手段，将全人类都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漩涡之中。人类如果不想在这场漩涡中灭亡，就只能寻找途径，以摆脱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

　　这个问题早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年代就提出了，对公有制社会的新文明，马克思力图为其建立理论基础。在实践上，巴黎公社进行了62天的实验，苏联进行了74年的实验，中国进行了不到30年的实验，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过或长或短的实验。在社区一级，至今仍有许多实验在进行。与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相比，这些实验的时间短得就像一瞬间。它们不可避免地稚嫩、粗糙、充满错误，它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人类不想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自我毁灭，就必须百折不挠地探索下去，这些实验就是人类珍贵的精神财富，人类必须从中获得经验教训，一步步找到理性的共同生存方式。

　　这样的共同生存方式到底是何样?如何从现状走到未来?尚需艰巨的探索，这既需学者的研究与辩驳，又需实践中的实验。从历史经验看，以下几点似乎值得特别注意：

　　一、当今的全球，类似于春秋战国的中华----处于“大争之世”。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当年的学者们见解各异，但大多认同孟子的“定于一”。只有一个统一的公权力，才能避免以国家的名义以邻为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攻伐杀戮，才能有一个太平的天下----此即“平天下”之谓也。由此引发了以下两个问题：谁可能统一全球公权力?全球公权力如何面对有限资源与无限物欲间的矛盾?

　　二、当初，齐物质文明有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精神文明有稷下学宫;楚地域辽阔;其他山东诸国也曾先后称霸，然而实现天下“定于一”的，却是被视为野蛮落后的秦。想当年，齐为东部发达地区，而秦是紧靠西戎的落后地区，用今天“梯度发展战略”的时髦思维，秦追随齐，齐按自己的面貌一统天下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历史偏偏和逻辑开了个大玩笑。原因何在?李斯的观察值得注意：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谏逐客书》)

　　由余、百里奚、蹇叔、来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韩非、李斯、吕不韦这些人分别从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建设、社会组织、价值标准、政治制度等方面改造了落后的秦国。打破了旧的贵族垄断体制，开辟了社会底层人士靠耕战上升的通道，使秦的社会活力与内聚力远超出山东六国。这才是国家竞争力之所在。春秋战国的主题是“变法”，因为老的贵族世袭制已经腐朽堕落。相比之下，秦的变法最彻底。今天私有制已经陷入困境，“变法”再次成为全人类的主题，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变法”的主导方向何在?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效地解决它，谁就有可能统一全球的公权力。

　　三、统一全球的公权力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扩张的社会，G7国家那种以邻为壑、转移矛盾,将自己的富庶建立在其他地区的贫困与混乱的基础上的套路无以为继。全球公权力将不得不面对膨胀的物欲与有限的资源间尖锐的矛盾。于是个体主义将不得不被整体主义取代，刺激物欲将不得不被发展精神取代，“竞争”将不得不降为“小道理”而被“合作”这个“大道理”管束，社会资源的配置将不得不摆脱资本利润极大化的控制。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四面旗帜“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现在只有“自由、民主”在飘扬，今后“平等、博爱”将高高飘扬。历史的发展已经让人类紧密地相互关联，人类的行为不但相互影响，还极大地影响整个生物圈。总之，这正是中华传统文明长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于是，中华传统文明对人类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只有“民胞物与”的思想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才可能避免自我毁灭。

　　四、更近一步，整个“文明”史中，尽管历代都有学者呼唤社会认同，但以宗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认同始终远强于社会认同。只要这个大环境不变，就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公权力共有化就无从谈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能是沙滩上的楼阁。当年曾有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说，就是公有制与利益集团认同间矛盾的产物。但对“认同”的革命绝非“爆发”可以完成。既然私有制的确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公有制的建立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考虑到历史演化在加速，这一过程也需数百年。在这数百年间，这两种文明的交叠、斗争将是历史的主线，这一斗争的结果，将决定人类这个物种是自我毁灭还是凤凰涅盘。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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