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研究归属于理论领域，但正如我们所知，其生命之根却孕育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保持其不朽的生命活力。日常生活是最为人所熟悉因此也最为人所忽略的社会存在方面，“熟知者不一定真知”。[1]如何让意识形态如春风细雨化入寻常百姓家，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如何绽放日常生活被压制的潜能?这是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
一、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居所
意识形态如何化入日常生活呢?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开拓者列菲弗尔认为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的居所。日常生活既有某些神秘性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又有根基与肥沃性的一面，它是人类生存活动包括抽象的理论活动得以立足的基础，与其把人类的理论创造性比作高耸入云的巅峰而把日常生活喻作其旁边的平原和深谷，还不如将之比作肥沃的土壤，所以列氏说：没有鲜花或秀美的树林来装点的风景固然让游客们感到沮丧与失望，但花草与树木不应当让我们忘却在那大地深处，还蕴藏着丰富而神秘的生活。[2]正如歌德之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灰色的理论常常孕育在日常的新鲜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潜藏的意识形态至少包括两方面：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前者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体系的构造、思想的创新等，后者体现为大众对政治意识、思想观念的接受、积淀，进而体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宣传、传播和创新。当年，马克思曾使用这一概念对占统治地位的虚假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他认为阶级统治的霸权使统治阶级把特殊的利益伪装成一般的利益，掩盖神秘化的阶级统治，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统治阶级的观念分析和解剖，找出和抨击所有那些对统治阶级推波助澜的观念。借助于此，马克思展开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逐层批判，首先他批判被神秘化的“本真性”自我意识，进而批判拜物教和经济异化，最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虚假自由，由此达到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目的。这一批判路径无疑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但意识形态的批判本身不是目的，马克思当年由针对 “副本”(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批判，最终是为了建设，为了构建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史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自觉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显性表现，它通过大众媒体、学校教育、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进行传播，让广大群众在较短时间里得到深刻印象，收到较好的效果;但这种宣传有时可能遭到抵制，因为宣传本身容易流于形式、变成教条，脱离实际。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因素。由于文化传统、民族感情、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一些意识形态的因子积淀为民族社会的深层思想感情，并逐渐转化为大众的无意识。素有西方精神分析学之父称号的拉康，曾把这种无意识的因素追溯到婴儿时期父亲权威的建立而对婴儿造成的创伤。在拉康看来，父亲，作为现实社会，即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的表征，与婴儿前语言的、无法被表征(因而也无法企及和达到的)真实状况之间产生对抗，[3]婴儿在以后的成长中，为弥合这样的创伤，总会无意识地抹去伤痕，重新回到无法企及的真实界。拉康认为这种无意识因素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中俯拾皆是。比如日本的侵华历史，这是现实社会中符号秩序性意识形态。而前几年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查小组却批准新版教科书关于“正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发动战争，客观上促使该地区国家推前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时间”之类的意识形态话语，力图颠覆已然形成的秩序性意识形态，这一描述，从拉康的角度看，显然是日本为了抹去侵华战争失败所导致的民族心理创伤，因为这样的描述“使得日本几代学生‘集体失忆’——对他们先辈(父辈和祖父辈)所进行过的战争、侵略、屠杀、奸淫、细菌人体实验等等，一团模糊乃至茫然无知。对于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现实’(historical reality)来说，这些事件并不存在”[4]，尽管各种不同的语言均描述了这一历史事实，但在他们看来，语言是无法真切地企及历史事实。为弥合符号秩序性意识形态造成的心理创伤，所以日本可能随时会发出无意识的呼号。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坚定的信奉者、被称为西方学术界“黑马”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走得更远，他甚至极端地认为意识形态与“意识”关系不大，倒是与“无意识”亲密无间，与欲望密切相关，甚至就是“无意识”和“欲望”的另一面。他举例说 1986 年奥地利总统选举时，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Waldheim，1918—)参加竞选，当时一个国际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报告说，瓦尔德海姆曾于1939 年自愿加入了希特勒的“褐衫军”，并参加了一些非法处决被迫害人的行动。按此，瓦尔德海姆应与总统无缘，但令人大跌眼镜，他还是于这年当选为奥地利总统。显然这不是真假问题，而与欲望有关，从中可见奥地利民众的排犹情结虽然受到了“意识”的压制，但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根除，相反，它一有机会就释放出来，在这里，就以投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正如齐泽克所言：“战后奥地利是这样一个国家，其生存就是建立在拒绝‘贯穿’其创伤性的纳粹时期这一基石上的。瓦尔德海姆逃避面对它的过去，这强化了多数投票人的认同特性。”[5]显然这与上述日本教科书事件如出一辙。
齐泽克此处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并非如齐泽克所言与“意识”无关，也未必有齐泽克所指称的玄而又玄的“实在界”存在，但个体无意识现象则是人所共知的，而像詹姆逊所言的政治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也非空穴来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皇权统治在民众心里的烙印不无关联。可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并非如齐泽克所言与“意识”无关，也未必有拉康所指称的玄而又玄、为抹去创伤而存在的“真实界”，但其无意识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它是社会历史、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积淀而形成的习惯思维。所以日常生活中显性意识形态和隐性无意识同时并存也是事实。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人不仅是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传播者,而且也是现实的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的接受者、消费者。日常生活无论是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基础。一方面，精神生活使人们明白意识形态思想是什么,物质生活使人们明白意识形态思想为什么,社会生活使人们明白意识形态思想怎么样。另一方面，社会各种意识形态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维、言行。人不仅是潜在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而且是伟大的意识形态“实践家”。一个人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持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
[6]。因此不论是有意为之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还是无意识的心理欲望，最终都要落实到主体人的层面，既创造意识形态，又化为无意识行为，践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宣传和传播中，最佳的状态显然是实现自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把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内化为无意识的习惯性行为。
二、大众媒体：意识形态的载体
日常生活有意无意承载了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的居所。那么意识形态通达日常生活的最主要途径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是媒体文化。媒体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非常复杂，一方面它展现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多元性，如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等。所以在媒体文化中，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意识形态化都得以体现，它包含了话语和形象、观念和图像、理论立场和象征形式等。譬如，80年代出现的“兰博”电影，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兰博”代表了一系列特定的男权、美国清白与强大以及尚武的英雄主义形象，并通过对诸如东南亚、中东、中美洲等地方的干预予以合法化，这些形象表现了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充当了里根统治时代意义非凡的男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载体。该影片通过描写美国的“善”和无往不胜，将兰博编排成英雄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实现对美国在越战失利的神话般救赎，从而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这显然是里根时期的政治话语和好莱坞的影片一起互补地提供了一种非常特定的意识形态幻想的景象。
因此美国著名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在媒体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尤为重要，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用以复制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譬如，有关阶级的意识形态赞美上层阶级而贬低工人阶级，有关性别的意识形态加剧了对女性性别的歧视，而有关种族的意识形态则歧视性的再现了有色人种和各种少数民族群体。在西方社会中，意识形态使得不平等和服从统治变得天经地义，而且诱使人们满足于各种统治关系。意识形态的这些因素无一不是渗透于媒体文化当中，一个特定的文化产物通常总是受某种或几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文化的分析就是力图通过症候揭示并解释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揭示文化如何复制了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7]
那么，媒体文化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作用呢?凯尔纳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某种严厉的意识形态的教化诱使人们赞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恰恰是媒体和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娱乐使然。媒体娱乐通常极令人愉快，通过声光和宏大的场面，对观众造成巨大的震撼，诱使受众认同于某些观念、态度、感受和立场等。消费文化则提供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和服务，引导人们参与某种商品化的满足体系。个人则将多得惊人的时间用于收听广播、观看电视、电影、体验音乐、购物、阅读报纸和杂志，以及参与媒体文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媒体文化由此渐渐主宰了日常生活，成为我们的注意力和活动中的一种无所不在的背景，制造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前景，引导和培育个人在言语、行为和创造上的潜力、能力，制造出与现存的价值观、体制、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思维和行为。
凯尔纳的见解是深刻的，对我们如何通过媒体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富建设性。媒体文化的产物并非天真无瑕的娱乐而已，而是与政治修辞、斗争、议事日程以及政策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是通过娱乐表达和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理念。通过媒体文化实现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已经使意识形态转型，“即从信仰的模式变成了行为模式,这意味着不是再到人们的观点或谬误、世界观或思想概念体系中去寻找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在日常生活经验本身中去寻找”[8]，以应对意识形态复杂化所带来的新挑战,而且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证明了意识形态模式仍然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理论命题。所以从政治角度解读媒体文化，破译其意识形态的含义和效应，是极其重要的。现在人们生活在一个是媒体文化而往往不是意识形态直接地起作用的时代，意识形态借助于媒体文化外衣的遮掩,进一步生活化，普遍化,以温柔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媚俗的大众文化借助其内容和话语上的多样性，客观上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侃，各种消费文化流行语轮番登场，否定、颠覆政治权威，消解崇高理想和神圣信仰，一方面导致“去意识形态化”，即“去主流意识形态”思潮;另一方面“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又大行其道，似乎成为大众的“无意识”。因此当今中国，随着大众媒体的普及，人们的信息拥有量大大增加，如何自觉运用媒体和消费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今天必须有效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和引领
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五四时期的民间信仰到建党以来的政党指导思想，再到建国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它的传播与接受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传播效果究竟怎样呢?总体而言我国意识形态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历史经验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体现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合理性、保持一脉相承的连贯性、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第二，从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问题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由于被误读和曲解而导致“污名化”现象[9];由于缺乏实践而导致“悬空化”现象;由于宣传教育简单和教条而存在的“空洞化”倾向;由于过分强调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功利主义而出现“空白化”现象，诸如此类都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第三，从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看：苏东剧变的阴影，加之愈演愈烈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通过各种新型的媒体进行传播，也悄然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遇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如何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实现大众认同?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媒体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现代的媒体传播技术是极重要的手段，媒体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上述的研究也展示媒体是如何操纵我们并对我们进行灌输的，又是怎样形成了政治认同性，获得自身的权力。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媒体文化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引领机制呢?我想可以在四个方面努力：
首先，构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途径。一是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心理和精神分析。剖析当下精神文化的世俗化所导致的“戏说”、“恶搞”、“无厘头”等拒斥崇高的心理倾向和意识形态媚俗现象，合理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消费和科技意识形态、“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路径，探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与大众文化趣味性、意识形态崇高性与民众心理世俗性的结合点，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而非“遮蔽”作用。二是信息时代舆论引导。以互联网为重点，利用数字电视、移动通信、手机短信等传播形式，使语言文字、图像数据等信息流和资源流广域辐射、多元互动，形成信息交流平台，拓展意识形态宣传途径，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载体和宣传形式。通过舆论宣传、典型示范、潮流引导，形成一个覆盖范围广、影响力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三是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培养。强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培育一批思想强、业务精、作风正、熟悉现代传播和思想教育方法的新型人才，打造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节目、知名网站和精品图书。
其次，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作用。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放到战略地位思考，清理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创新体系，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效灌输与渗透的机制，在文化各领域倡导基本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再次，建设意识形态大众认同的保障机制。一是强化意识形态理论的权威保障，如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价值性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二是完善思想文化层面的机制建设，如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构建全国范围内的信息管理网络，构建分级、分层次的信息处理和发布系统，优化现有主流传媒的网络宣传模式，改进网络教育的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建立互动平台;三是加强社会心理层面的调控机制，如对邪教意识操纵的揭露、对社会负面心理的疏导等。
最后，探索意识形态大众认同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第一，在满足利益诉求方面，强调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突出实现个体的利益。第二，在引起价值共鸣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经济中人的独立性的增长，应改变整体高于个体的价值观，而提倡整体与个体共赢的价值观，追求整体(集体、国家)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共同实现。第三，在提供精神寄托方面，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各阶层、群体的愿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得到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受。第四，在产生情感认同方面，要捍卫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理服人，更以情感人，建立执政党与各阶层、各群体、甚至每个个体之间情感认同的通道，把人民群众喜好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入口，架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民大众情感认同的桥梁。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使之能够实现大众认同。探索其大众认同规律，在当今中国才能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众文化思潮，引领大众生活，构建和谐家园。
【注释】
[1]参看[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20页。拉康将之改写为“作为一个哲学家就是要对人人对峙感兴趣却又不甚了了的事感兴趣”，引自[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02页。
[2]Henri Lefebver,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Introduction, Verso, London, New York 1991, p.87.
[3]拉康认为，婴儿前语言的真实状态，即 6 个月前的状态，是与母亲天然联系的状态。但 6 个月后，作为符号性—社会秩序权威象征的父亲的介入，割断了婴儿与母亲的天然联系，造成了婴儿的心理创伤，并导致与世俗权威代表的父亲的对抗。
[4]吴冠军：《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44 页。
[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146 页。
[6][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69 页。
[7]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03-111 页。
[8]曾现锋：《从意识形态转型看当前中国的大众文化》，载《求实》2006 年第 1 期。
[9]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内容硬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如把冷战思维、政治斗争、强制灌输、思想压制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赋予贬义色彩;不少学者也把意识形态当作一个纯政治而非学术的概念，采取回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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