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马克思主义因排斥个人利益而不合时宜？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

　　疑问六：我们现在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以功利主义作为思想动力，鼓励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是否表明马克思主义因排斥个人利益而不合时宜？

　　中国正在实施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驱动力的，而人们长期获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因排斥个人利益而不合时宜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利益的观点真正不合时宜了吗?马克思既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说过“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既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运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辩证思想的回归。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摧毁人性，当西方学者都主张对肆无忌惮的个人利益至上进行制约时，难道中国人反而应该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批判立场吗?我们不能纵容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名义下摧毁人性，必须辩证地看待市场经济时期的个人利益，在张扬与限制之间保持张力。

　　过去的确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忽视个人的，如一位学者所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的人，主要是从人类总体出发，然后讲到个体。制造工具的‘从猿到人’的‘人’，并非个体而是群体。”“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 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那么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利益的观点是否真正不合时宜呢?我们认为，解决这一疑问，既需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相关理论，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因素，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和否认个人利益包括个性

　　1.毛泽东论共产党员的个性与党性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完全排斥和否认个人利益包括个性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这可以从1945年党的七大说起，当时毛泽东对党员进行教育时说了两段话：

　　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

　　在这两段话中，毛泽东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承认“人有各种各样的”，即个性存在的合理性，肯定每个人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但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了党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批评了那种“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思想已经包含在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通过“回到马克思”的路径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

　　2.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从根本上说，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回顾，必须置于“人学”的背景下，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或者说欧洲文化的丰硕果实，而整个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显示出崇尚人性的倾向，“人是衡量万物之尺度”乃是这一时期的响亮口号。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进入中世纪，出现了人的问题上的反动，一直到文艺复兴才重新回到人本追求。

　　马克思继承古希腊文化并批判了中世纪文化，他在青年时代的文章中说道：“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但是，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没有对自由的自信心，那他只能希求生存和繁殖，而这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

　　文艺复兴之“复兴”，指的是古希腊的人文思想，颂扬人的价值，反对禁欲主义，高扬理性精神，宣扬人类普遍之爱。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秘密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的物质欲望被释放出来。19世纪著名的德国诗人海涅说当时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重获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和精神和好如初。

　　实际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也就是所谓“世俗化”的蔓延。美国社会学家贝格尔把世俗化界定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世俗化“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造成了这么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个人，他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这揭示了人本主义与个体利益扩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到了18世纪，在启蒙主义的大潮中，德国哲学家康德喊出了一句口号——“人是目的”，主张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目的，永远不能只被看做手段。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马克思是不可能忽略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但是从哲学方法上说，研究人的问题，永远都会面临人的抽象存在和具体存在的辩证关系。人的抽象存在是指由人的共同、普遍性构成的存在，“他”不是任何人，但与任何人都有关系，反映了任何人的共性;人的具体存在则是指存在于具体时间与空间中的人，可以指认其性别、身体状况、个性、社会身份，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存在。

　　由于人的两种存在状态，对人的研究、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会有不同的方法论路径。马克思的思想与18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渊源关系，在人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来。马克思对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是如何肯定的呢?他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和人自我创造的手段，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人的自我创造看成历史的内容，这是其伟大之处。黑格尔实际上否认了上帝创造人的无稽之谈，承认了人创造性活动、人的实践的意义。但是黑格尔也有错误，其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不是人的生产实践;当黑格尔把财富、国家政权等看成从人的本质中异化出去的本质时，只是从它们的思想形式来把握它们，因而人的问题的解决在黑格尔那里只是哲学思维的活动而已。

　　另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一方面对基督教的统治作了猛烈的批判，揭示出所谓“上帝”本质上只是人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就是说，人意识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只好把自己的愿望寄希望于上帝——在宗教的彼岸世界中解脱现实的痛苦。费尔巴哈认为，只有人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体，上帝是靠不住的。此外，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识”，认为世界的出发点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么“绝对理念”。但是人是什么呢?费尔巴哈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意志和爱，结果也和黑格尔一样，人成了抽象的人，关于人的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抽象的思辨过程。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呢?马克思一开始就和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从出发点到前提都不同。马克思强调，我们的前提应当是：“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在强调“现实的个人”时，区分了两种“个人”，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有生命的个人;另一种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他们的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告诉人们，有生命的个人必须由其现实性来充实，而不是有意识则可。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可以肯定的是，说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个人、排斥个体，这在文本上就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个体利益与个性存在的世界观，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并未把个体的人看成人性的唯一来源与规定，他同时指认了人的社会性或者说群体性。针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1.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比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人的社会性问题，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社会性是整个人类进化发展的一般性质。在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中，人的本质只存在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身上。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还指出，在社会生产了作为人的人的同时，人实际上也生产或者创造社会。

　　第二，应当避免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意味着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个人的生活，并不存在离开个人生活的社会生活。因此，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体现着人性的特殊形式和普遍形式。在现实中，个体人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感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

　　第三，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之关系，可以通过两性关系来予以说明。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自然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带社会性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而在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得到简洁而严密的表述，针对点仍然是费尔巴哈。这里列举如下几条：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本质只能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通过上述两部著作的论证，马克思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是同时存在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不能互相否定，只能互相说明。当然，从思维的程序上说，还是应当由具体的个体上升到抽象的整体。

　　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只是用来认识和分析人性这样一个问题，而是涉及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19世纪上半叶，在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普鲁士，传统的社会思想要求人们自我牺牲，反对利己主义，以维持现存社会;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提出一切为了自我，呼吁个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思路。

　　当时，施蒂纳从人性出发去认识人性及社会历史过程，认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是过去 全部历史的目的”。但利己主义有两种，现实主义的儿童或古代人表现为“庸俗的利己主义者”，理想主义的青年或近代人表现为“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前者如资产者，后者如吝啬者(实际上为传统社会的维护者)。庸俗的利己主义者即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代表着个人利益的诉求，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则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意志、一个欲望而把其他一切牺牲掉的人”，他们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当个人利益由于一种神圣的力量而不得不屈服于普遍利益时，普通的利己主义者会“感到自己太微不足道”。

　　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认同施蒂纳的思路，批评“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两种利己主义者范畴和现实人的现实关系的一种错觉上面的”，但同时认为其理论贡献是认识到了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联系性，“他非常不愉快地发现，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即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普遍利益，总是互相伴随着的。像通常一样，他发现这一事实是在错误的形式、神圣的形式下，从理想的利益、圣物、幻觉的角度去发现的”。“他先把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斗争变成斗争的幻相，变成宗教幻想中的简单反思，然后以他们的宗教信仰来解释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是说，施蒂纳正确地提出了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联系性，但未能认识到这两者对立的真实根源，是又一个寄希望于用道德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示：“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这里我们必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态度：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家们从来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关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理论，需要着眼于实践、历史运动，具体来说，就是怎样唤醒和提高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觉悟，改造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每个革命者都是一个个体，有自己的个性要求和个人利益，革命不可能与无产阶级个人没有关系。事实上，当依据一种道义立场去批判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时，我们会发现，受到剥削制度伤害的一定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由此，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如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等，最后会使个体的工人得到好处。没有一个个工人得到的好处，就没有整个阶级状况的改善。

　　可见，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提出个性解放、个人利益的要求，就个人与群体的程序性来说，无个体则无群体，是合理的，也符合马克思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论断。正是在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毛泽东在读泡尔生伦理学著作的批语中就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把革命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体的积极意义予以揭示。

　　2.个体必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个体的实际存在又是以群体的社会性存在为前提的。单个的个体以“人”的方式而生存，他既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这时候，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就是说，人才能去进行人的生产和生活。在英国18世纪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由于遇险，漂流到一个未开发的岛上，以纯个体的方式生活多年，但实际上，鲁滨逊之所以能够坚持多年，能够以“人”的方式去进行生产与生活，就在于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社会人，而不是一个与社会无关的人。一方面，他得到了搁浅的船上的大量物品——这是社会的生产品;另一方面，鲁滨逊本人已经是社会人，他得到了社会的教育，具有社会给予的经验与技能。因此，没有社会存在，就没有鲁滨逊的个体生存奇迹。

　　承认个体的社会性存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个性解放、个人利益是有限制的：一方面，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是以社会整体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他必须为他人和整个群体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欲望。这一点，甚至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得到说明。马克思在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中注意到，比起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异化来，早期社会形态的人其实有着自己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一个人可能成为多面手，一个部落可以集简陋的“工业”、“农业”、“商业”、“军事”于一身。马克思曾经摘录过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这样的描述：

　　原始部落易洛魁人(新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族系)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正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他们用树皮的纤维制成网、线和绳索，用同样的材料按经纬织成腰带和背带。他们用混合有硅石的粘土制成陶器和烟斗，并在火上加以焙烧;这些器具上有的还饰以粗糙的雕饰。他们在园畦中栽培玉蜀黍、豆类、南瓜和烟草，并在陶器中烘烤用玉蜀黍面制成的没有发酵的面包……他们把皮鞣制成革，用来做成短裙、护腿套和鹿皮鞋。他们所用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和战斗棒……他们是熟练的猎人和渔夫。他们建造长形的共同住宅，而每个住宅都过着共产制的生活。在军事方面，他们的行动简直可怕。他们是上帝降在美洲大陆土著头上的灾难。

　　这就是说，在原始时期，几乎每个人都同时是建筑师、猎人、渔夫、农民、军人、缝纫师、厨师，真正可以称之为“原始的丰富”。问题是，当时物质严重匮乏、人际关系过于简单、精神产品稀少而粗糙。而到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分工发达了，个人却片面化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开始“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

　　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创立者，马克思的方法论是将个体的状况与一定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考察，他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这就是说，个体人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关系，个体的某些牺牲可以通过社会群体的发展来补偿。在文明进化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

　　关于个体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法国当代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也认为：

　　专业化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产品、财富、交换、通讯，刺激各个领域的发展。它将引起文明的飞跃。精神领域的专业化(表现在艺术和思想的创造中)将成为美学、哲学和科学的惊人发展的源泉。不过，在个人方面，它将引起由原始社会造就的具有多种价值和多样技能的类型的人的退化。这种人感官的应用达到出奇的准确和细腻的程度，认识自然界的所有事物，自己制造工具、武器、房屋直至孩子的玩具。这种“全面的”人，尤其在城市中将被一般天分衰退以利于发展某种特别天分的个人所代替;而社会复杂性通过专业化获得的这种发展付出了大部分人口在个性上不容置疑地贫乏化的代价。 

　　当然，文明进化是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还有一个现实层次的问题，即通过阶级冲突、阶级斗争而解决剥削与压迫，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民族。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过程中，产生了个体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的关系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是一个整体，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这个整体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则整体不复存在：没有个体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便是一个伪命题。因而从程序上说，多数单个的个体利益诉求构成了革命愿望的起点，但革命事业是阶级的事业，必须依靠整个阶级的力量才能取得成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阶级性本身就体现了人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对无产阶级个人来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则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无产阶级的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奋斗与整个阶级的关系、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时，他的精神境界可以获得一种提升，而个人的利益不再重要，将融化在整体的事业中，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对牺牲精神、奉献精神的道义崇尚。17岁的少年马克思曾经留下了一篇关于青少年职业选择的文章，他以浪漫主义的激情写道：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说是命运也好，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好，马克思本人的人生道路已经展示出：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价值选择，而是社会利益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实现。

　　青年毛泽东也认识到，个性解放并非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在为社会、为他人的过程中实现价值，他说：“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这为其后来的革命生涯埋下伏笔。

　　美国记者斯诺于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

　　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以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评价长征时，高度肯定了中国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说：

　　那些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这些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后来大力宣传的“延安精神”的核心。

　　三、辩证看待市场经济时期的个人利益——张扬与限制

　　当然，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切都按照计算机的程序来准确无误地操作，其间必然产生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和矛盾，如对个体利益的排斥或者忽略。

　　1.走出忽略个体利益的误区

　　应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对于进行革命的政党及其军队来说，牺牲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没有牺牲精神便不可能从事革命。因此，个体的物质利益与牺牲相比，便算不了什么。而从革命队伍的战斗力来说，必然产生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行我素、各行其是只能瓦解战斗力。因此，不受限制的个性发展也是革命事业的障碍。基于此，我们对革命年代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必须持有敬意。

　　但是革命本身是手段，革命的目的是解放被压迫的人民，从精神上给人以自由发展，从物质上给人以丰衣足食，这种状态当然要落实在个体的人身上，而不可能是抽象的人民去享受之。如果在革命以后依然要按照革命时的规则来运行：只讲集体利益包含了个人利益，不讲个人利益的独立性;只讲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不讲集体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和发展;只讲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不讲这种牺牲不是社会的理想状态，那就意味着存在禁欲主义的误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思想是不相符合的。

　　必须承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确存在排斥或者忽略个体利益的倾向，而且把单纯的“集体本位”思想解读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理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排斥个人利益这样的看法。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运动，首先是对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反拨;同时也是对长期排斥忽略个人利益和个性这一弊端的克服，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回归。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和平建设的时期，承认人的个体利益，承认人的个性，充分调动人的一切积极性，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形式，社会生产力便能够较快地发展，社会产品便能够不断增长。

　　2.市场经济时期也存在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然而社会生活中总容易发生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事情，有人以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为理由，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强调社会利益至上，只能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抛弃集体主义观念。现在，一些人把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对立，认为这是个人自我实现的障碍。于是，物欲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利益驱动下的假冒伪劣现象大肆泛滥，实际上既伤害了社会整体，也伤害了个人。如果说，我们过去犯了只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错误，难道现在应该转向只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的极端吗?以至于把马克思主义只定位于“集体本位”，以马克思主义排斥个人利益为理由而判定为不合时宜。

　　当前的事实说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根据辩证法来进一步认识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的确，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市场经济对个体的意义是充分肯定的，有美国学者就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市场冲破氏族、部落甚至国家的界线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也会不断地创造生活的起点……西方文明中的个人自主与市场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创业的必要条件是个人拥有自主权，反之，只有个人自主才能去创业”。应该说，在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中，这一意义也得到了验证，其积极性可以肯定。但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就只能无条件承认个人的利益和个体的自主性，不能去讲社会的集体性要求，不能对个体利益有任何怀疑和制约吗?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关系的理论就不合时宜了吗?

　　美国学者伯杰是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但他也不得不说：

　　资本主义需要均衡个人自主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和宗教。至少在西方国家，这种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对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精神支柱——宗教观念的威胁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因为它破坏了产生富有创业精神的人的社会环境。个性解放和“异化”是一枚资本主义银币的两面。西方资本主义提倡的个性解放要想维持下去就不能离开社会结构，不管它是无政府主义的个性解放还是身处一个权利受到越来越多限制的制度中的个性解放。资本主义必须有这种均衡。各行其是，唯我独尊的无政府状态有害于资本主义，因为它使资本主义失去发挥效力所必需的信任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政体把它的费用强加在个人身上，也会破坏经济，最后破坏资本主义。因为这种国家政体不会允许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那种自由企业的存在。

　　讨论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普遍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关系，并非只是当今社会的事。西方文艺复兴的内在动机来自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其价值观就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是凭借这样的价值观建立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才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也留下了巨大的道义破坏性后果，《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专门研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他发现，意大利在16世纪初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甚至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他引证了许多材料，证明当时赌博、凶杀、复仇、淫乱、弄虚作假之事比比皆是，“犯罪看来到处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布克哈特指出：

　　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概括一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性格的主要特点，如我们从研究上层阶级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得到如下的一些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一个国家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专制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今天是称为叛逆罪。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他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的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他坠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作出他的决定……所以，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

　　比照传统社会的个人，市场经济下的个人算是一类“新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由于“新人”的发展，“经济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企业家……货物与金钱的自由交换，个人的经济与社会流动性是他的理想。自由贸易在其极端意义上就成为‘猖极的个人主义’”。

　　显然，从人的心理动机来说，按布克哈特的说法，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危机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后果，而从社会机制来说，则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利己主义的有效性推动。可以说，这一趋势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对利己主义的有效性推动却又构成了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没有人敢鼓吹无限制的个人主义。

　　为什么市场经济对利己主义的有效性推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呢?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注意到，一方面，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不讲道德的人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由于“获利的欲望”在市场交换中得到充分自由的伸张，靠赚钱以谋取私利并牺牲道德的做法也普遍盛行。这样，资本主义必然处在矛盾之中：更大的利益欲望会解构道德要求，而摈弃道德又会让资本主义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理由。

　　有了这样一个内在裂缝的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统一的文化主体会不时感受到分裂的存在。丹尼尔·贝尔指出，个人同时作为公民(citoyen)和资产者(boureis)的双重身份必然会引起冲突。因为个人的第一身份要求他对政治负有成员的责任，而他的第二身份又强调对私有利益的关切。比方说，社会为了降低支付平衡赤字，可能会决定储存石油。可是个人却可能因自己的需要去大肆购买油料，所有个人所需的相加最终会构成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因此的确有必要平衡个人欲求和公共责任，而不是听任分裂。

　　德国学者M鲍曼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道德的市场》中认为，为了维持自由社会的稳定存在，社会成员显现一定程度的非自利和道德的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那些自愿履行政治、法律和道德义务并为实现及维护公共利益作出一份公平的贡献的个人，符合普通公民利益的社会秩序便不能形成。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对追求个人利益在原则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集体利益视为恶，这将摧毁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自然也摧毁了个人自己的基础。

　　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都涉及文明社会基本的合法性结构：一方面，个体的人的行为不能摆脱物质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社会的存在必须以控制、协调个体的人的利益行为为前提，首先是政治与法律的硬性控制，其次是道德与价值观的软性控制。这一结构本身就存在悖论：当人们的逐利动机完全合法化，压倒了社会控制时，社会就会因丛林化而解体;当社会控制无视人的利益需求，完全压倒人欲时，生产力的增长就会受到遏制，文明就会倒退。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便反映了社会控制在人欲面前的无力与失语。

　　3.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在收获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避开了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特别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解构呢?事实是，在市场经济机制的推动下，当下中国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已经世俗化为物质的感性生活价值观，并引发了种种乱象。

　　2010年夏天，中国媒体报道，江苏卫视接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通知，提醒相亲节目要注意导向，不应让言辞过激的人上荧屏。名噪一时的“拜金女”马诺的画面因此不会在电视节目中再出现。马诺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中，以一句“宁愿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震惊国人，她本人成为电视台恶拼收视率的抢手货，以二线女星的价码签约安徽卫视，而安徽卫视也将她当成收视法宝，准备在节目“周日我最大”中让她作为嘉宾连续出镜十余期。

　　2011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在网上发微博称：“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该言论一出，引起极大反响,这条微博被广为转发，大多数人反对董藩以财富论学生成败。但也有人无奈地指出，金钱至上已是社会残酷现实，必须接受，教授的另类言论虽不中听，却是道尽现实的实话。

　　面对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提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称“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载《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1月29日。

　　问题应该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当时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市场经济”是作为经济手段而使用的，它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观的制约，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让整个社会完全服从资本逻辑的控制，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统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顶层设计，在价值观上当然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与群体之辩证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作为一位非常关注市场化的非道德倾向的学者，也对当下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有诸多批评，关于中国的现状，他认为：“现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市场的浪潮下，如何保护好非市场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背景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从这样的事实来看，难道不应该对肆无忌惮的个人利益至上进行制约吗?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内含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的个人本位主义进行批判，难道我们不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坚持，而是以“不合(市场经济之)时宜”为理由而抛弃之吗?

　　四、还得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个体本位与社会性之关系的理论

　　在人的个体本性和社会性之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正确的、有效的。人首先是自然存在之一部分，决定了人具有动物性的一面，这是物欲主义的基础;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发生了文明的进化，意味着人相对地脱离了动物性，能够协调与他人的关系，关心并帮助他人，形成了人的社会性。关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同时存在并互相制约之关系，恩格斯有两个重要说法：其一，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是多些还是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在程度上的差异。其二，“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程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那儿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

　　恩格斯的论断表明，一方面，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欲望，包括那种以“兽性”的方式去获得的欲望;另一方面，进化使人知道了互相结合、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好处，这就是社会道义诉求的基础。当社会成员不顾互相结合、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好处，而一心只谋取自己的个体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兽性超过了人性，反之亦然。问题是，这两方面必须通过协调才能形成良性关系，前者是自发的，后者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强制指社会的政治、法律的存在，半强制指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存在。在长期的文明过程中，最终产生出社会道义的自觉性，形成“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丹尼尔·贝尔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时，引用了M.S.李普塞的一个说法：“效率主要是一种手段，而合法性却提供价值判断。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的相吻合。”这里指的是经济效率并不能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合法性只能来源于社会的道义诉求。他还引用了詹姆斯·奥康纳的说法：“我们的首要前提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竭力完成两个基本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任务——积累和合法化。它意味着：国家必须竭力维持或创造条件，使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但是，国家也必须竭力维持和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若公开地使用强制性力量去协助一个阶级积累资本，而不惜牺牲其他阶级，那它就会失去合法地位，因而削弱了对它表示忠诚和支持的基本力量。”应当说，对这样的一种合法性——获得社会大众支持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有优势获得，而这一优势的来源就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辩证地处理人的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公平正义要求。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处理好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坚守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要求，中国就能在自己的内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在外部形成自己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将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天津人民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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