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
我们最大的愚蠢
就是没有读过《资本论》
却相信了这样的口号：
‘告别卡尔·马克思’
历史还将证明
当永别了卡尔·马克思
我们就将与永无休止的危机相伴”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序诗)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一、前言：一万年来谁著史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是书写历史的主角。
人类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2】，究竟是谁在改变社会、改变历史?是那少数“封侯”的人，还是那无数的人民?
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史书上，也许只有那短暂的20世纪，才是无数人民创造的。除此之外，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着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成为“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史是由少数精英创造的，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3】然而，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其实并非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那几个神学家或“人文学者”，而是肇始于劳动人民为减轻劳动负担而改进机器的愿望和行动;所谓的民主共和，更不是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而是来自那无数为抗拒宗教迫害而组成的劳工大联盟【4】。
另一方面，古典的中华文明，则如黄仁宇所述【5】，从三皇五帝时就始终追求给人民和土地以最大限度的关怀，动员人力、物力展开治水和国防，以实现人民和土地的长期协调发展：大禹治水成功，只因其建立了更有效的部落集权;西周封而建之，是建立了比夏、商更有效的邦国集权;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了空前的中央集权;直到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对秦制进行了扬弃，建立了全新的中央集权——人民民主专政。恰恰正是在这“历史的终结”处，在东方的人民共和国，人民的群众路线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不久前，一位老干部在新春团拜会上激动地说：“中央向老虎苍蝇动真格，正像群众赞誉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又回来了’!希望就在前头，哪怕虎蝇挡道。圆梦之途坎坷，鞭策快马不移”。
是呵，人心似水，民动如烟。
众所周知，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出台，各地掀起反对四风的热潮，少数一些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纷纷落马，党风为之一新，民心为之一振。笔者所在的瑶乡也不例外：公车不再随意使用，开会不再烟雾缭绕，连最头痛的迎来送往也少了许多——正月初八早上全乡干部职工准时上班，引来各族群众一片惊讶和欣喜。
身处偏远民族地区，每天与各族群众面对面打交道，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庞杂琐碎而又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事，要做好平凡而特殊的基层工作，就必须牢记伟人的话——牢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明白了为什么走群众路线、什么是群众路线、如何走群众路线，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基层干部;只有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都明白了怎么做群众工作，共和国的基石才能立千秋，人民的江山才能传万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
二、为什么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追循马克思的足迹，就是追循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源泉，就是追循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为什么走群众路线。
（一）马克思的事业
身为普鲁士史上最年轻的博士，马克思长期没有固定工作、穷困潦倒;身为普鲁士总理的姐夫，他却一再被各国驱逐、流浪欧洲。在那个不起眼的欧洲小城布鲁塞尔，两位伟大的亲密战友——马克思与恩格斯并肩作战，发起了史上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起草了那令人振聋发聩的《共产党宣言》。这就是马克思的事业，精神上的富有可以消弭物质上的贫困;这就是马克思的信仰，为了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领导、专家们想听听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主持人一再要求大家要说真实想法、不要怕得罪人，话音未落一位群众高声道：“请问各位专家、领导，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一语既出，全场皆默，竟无一人回应，直到结束，都没有人能够真正去回答这个看似肤浅实则深刻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只是理论学习的个别缺失，实质上却是信仰确立的集体危机——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人们把某种主张奉为准则，指导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基层工作，面对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工作、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事业，才能体会信仰的可贵，才能把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
信仰，是群众路线的本质。
（二）“幽灵”不死
从1848年的布鲁塞尔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8】，马克思的事业，从此走向全世界。近二百年间，这个“幽灵”席卷欧亚大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都在她面前瑟瑟发抖。她从现代西方的布鲁塞尔来到古老东方的北京，在一群“赤匪”的簇拥下，率领炎黄子孙开天辟地。
曾几何时，这群手握镰刀斧头、自称马克思信徒的人，也难以忍受苦行僧式的煎熬，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改造。“我到井冈山后……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9】。“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旧军队常常有闹晌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晌的……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10】
曾几何时，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条件丰富了，曾经的信仰逐渐被遗忘，许多基层干部整日都忙于各种具体事务，陷入了“事务主义”，对路线方针、对理想信仰无暇他顾……每当我感到迷茫时，就会想起那次“重走长征路”活动。从兴安“突破湘江”纪念碑出发时，大家无非就是图个新鲜而已，走起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痛苦、挣扎、绝望之后，当第二十五天踏上遵义城头时，所有人都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从那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怀揣坚定的信仰扎根各地，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坚定的信仰，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本质。
三、什么是群众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11】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
“(哎呀来)苏区干部是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艰苦奋斗人称颂。”一曲《苏区干部好作风》，既勾勒出了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十八大以来党风民心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重视作风古已有之。孔子就认为“政者，正也”【12】，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司马迁在赞扬名将李广时指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4】。好作风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升效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最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始终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巨大生存压力，面对手中有限的资源，共产党人把作风建设提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井冈山时期，有名叫曹福海的国民党士兵，两次被俘都不肯参加红军，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他竟拉了十几个白军士兵带枪投诚，说：“你们红军里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骂”;江西时期，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在公开信中说：“……为取得彻底胜利：(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給新战士穿”。
“苏区干部好作风”确保了共产党人最大限度的动员起群众的力量，一次又一次打垮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反观国民党，坐拥江浙财阀的庞大财富又先后得到苏、德、美的先进武器，巨大的优势资源却被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朽作风化于无形。两党的一正一反，深刻揭示出：作风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民心向背，也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成败。
作风，是群众路线的要求。
（二）两个务必
同时，一旦生存压力得到缓解，马上就会有人忘乎所以、趾高气昂起来，把血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从解放前的谢步升、肖玉璧到解放后的刘青山、张子善，再到2013年1月至8月平均两天就有一名厅局级以上官员落马!经济问题还只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各种形式的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笔者对“四风”的危害可以说是感受颇深。担任乡初中团支部书记时，每年到敬老院就是先发慰问品、后列队拍照，接着集合返回。有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同学曾怯生生地问：“老师，雷锋学完了?”一位柱着拐杖准备送行的老公公笑道：“学什么雷锋?雷锋早死了……”老人的话深深震动了我，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毛泽东主席的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5】
担任乡交管站工作人员时，我被派驻到一个偏远村落负责监督村道维修。村干部说：每天除了登记挖机工作时间，基本没什么事。结果，开工头一天我就发现工程进度很慢，出义务工的村民们比较懒散，干部跑得勤出工就出得勤、干部跑得懒出工就出得懒。于是第二天清晨，我领着村干部和挖机司机第一批到达工地、抓起锄头第一个开工，结果当天的进度是以往的两倍!之后每天我都和大家同吃、同睡、同劳动，超额完成了工程任务。当一条齐整的机耕路呈现在眼前时，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干部作风好啊”!
这是什么?这就是作风决定成败。在基层地区走群众路线，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深的理论、飞扬的文采和慷慨激昂的语言，更需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需要时时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作风、需要一颗时刻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心。
优良的作风，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四、如何走群众路线
我们都听过那句著名的“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6】，可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后来补充过这句话：“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7】
（一）正确的调查
调查——正确的调查，可以说是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独门秘笈”：当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风生水起之时，恩格斯对英国工矿企业作了深入调查并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深刻矛盾;当北伐时期“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舆论甚嚣尘上之时，毛泽东回到湖南与贫苦农民朝夕相处并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了农民运动“好得很”。对那些不做正确调查甚至不愿调查的人，毛泽东深恶痛绝：“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18】
近年，各地都在推进“撤点并校”工作，某工作组来到某乡最偏远的瑶寨，动员会上县、乡、校的领导干部们滔滔不绝地历数保留村教学点的困难、撤点并校的好处，还强调：这项工作是在某个县试点并证明效果非常好之后才决定推广的;群众却丝毫没有理会，说：“撤、撤、撤……学校越撤离我们村越远，党和政府也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群众刺耳的话恰恰反映出某些基层工作调查研究的缺失。同样的一件工作，调查或不调查，调查的正确或不正确，决定了基层工作方向的正确或不正确。
笔者一位同事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某村有一起长达三十年的山场纠纷，乡干部见到号称“牛脾气”的当事人就直摇头，新任乡司法所长却抓住元宵节刚过、当事双方尚未外出打工的间隙，放弃了双休并连续驻村两天，他通过明察暗访和仔细比对，发现当事人有造假嫌疑，接着他又不顾“牛脾气”的劝阻爬上了乡内海拔最高的涉案山场，结果真相大白：“牛脾气”所谓的立竹划界，其实连一根竹片都没有。
可见，要落实群众路线，就必须大兴调查——正确的调查之风，要找了解社会情况的人、开讨论式调查会、确定调查纲目等等【19】，“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20】。其实，在基层，只要实事求是，只要真正不拿自己当干部、真正向群众“拜师学艺”，就能作正确的调查，群众路线就能落到实处。
正确的调查，是群众路线的主要方法。
（二）扁平化管理
1965年的夏天，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回望当年的峥嵘岁月，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大家只回答出两条：艰苦奋斗和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补充道：“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21】据罗荣桓回忆：“战士在一定的(士兵委员会)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22】。人们往往只记得艰苦奋斗和支部建在连上：两者强调的是党自上而下的领导，却忽视了以士兵委员会为代表的调动群众积极性、发动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的制度。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管理模式总结为“科层化”管理，其特点包括：岗位设置专业化、森严的权力等级、强制性规章制度、非人格化【23】。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从井冈山时期就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管理状态：经济上相对均衡的分配，“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24】;政治上简化权力结构，从上到下不设等级、军衔，只有按分工不同的职务区别，通过士兵委员、“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三大任务”【25】发动士兵和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一种东方式的“扁平化”管理。【26】
作为社会管理基础的基层干部，若无法从管理制度上确保群众路线的实施，则其工作往往是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的。某年，乡里获得了参加全县春晚的机会，但相关部门却一味闭门造车、强制命令，缺乏与群众文艺骨干的沟通协调，没有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造成了有机会的不想演、想演的却没机会，最终被取消了参演资格;反观第二年，乡文化站汲取教训，从始至终都确保县专家、乡文艺骨干和热心群众全程参与，并做到经费使用透明，最终实现了节目的顺利参演。
事实证明，只要经济上一视同仁、公开透明，政治上听得进不同意见、发动群众集体负责，我们就能实现扁平化管理，保障群众路线。
扁平化管理，是群众路线的制度保障。
五、结语：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当霍布斯鲍姆眼中那个“短促的20世纪”悄然逝去，我们仿佛又退回到了“漫长的19世纪”【27】，贯穿五百年世界史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依旧乌云密布，从布鲁塞尔点起的熊熊烈火燃烧了近二百年至今已奄奄一息。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曾经见证了人类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曾经历了人类史上最屈辱的百年，如今，她承载着“幽灵”的中国梦，用那厚重的脊梁如革命的先知般时刻告诫着我们：只有相信人民，我们才不会迷信现代文明，因为它早已停滞、腐朽;只有相信人民，我们才不会忘却中华文明，因为她是人民用智慧和身躯铸就。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为“现代”，是因其比“古典”更文明的话，则堪称野蛮的“文明”：资产阶级利用劳动人民改造的先进机器对内剥削、对外殖民，“……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股票和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28】。劳工们发现自己除了机器一无所有——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从此诞生。如果说古典中华文明之为“古典”，是因其比“现代”更野蛮的话，则不啻为文明的“野蛮”：以古代“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29】和当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天下观，通过秦汉的授田与名田【30】、隋唐的均田、明清的税役改革和新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素质和待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的技术和效益，用区别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勤劳革命”，动员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建立起——完全不同于通过侵略和奴役建立的现代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包纳四夷的古代朝贡贸易体系和当代第三世界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从来就是野蛮的文明，古典中华文明才是现代的文明——“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十九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先进’，反而导致了十九世纪的‘落后’”。【31】
我们坚信，野蛮文明终将烟消云散，现代文明必将冉冉升起。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一员，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只有具备了坚定的信仰、优良的作风、正确的调查和扁平化管理意识，才能在各种繁芜丛杂的具体事务中游刃有余;只有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都明白为什么走群众路线、什么是群众路线、如何走群众路线，马克思的事业才能发扬光大，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历史才能继续前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014年3月6日
【注释】：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李鸿章：《入都》十律，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3】弗兰西斯·福山于1988年提出所谓“历史的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认为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详见福山：《历史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
【4】“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见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寒尔到北京》，第一章，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5】黄河两岸易耕种的纤细黄土提供了生存资源——土地;黄河有灌溉功能却又时常泛滥;沿海吹来的季侯风，导致北部雨量极少、南部年均不低于15英寸降雨量，催生出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以黄河为中心的“15英寸雨线”，北边的游牧文明时刻觊觎着南边的农耕文明。详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三章,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第1版
【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9】黄克诚：《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1日
【10】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7-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1】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2】《论语·子路》，见袁庆德：《论语通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13】《论语·颜渊》，见袁庆德：《论语通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14】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北京出版社，2006年7月版
【1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
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6】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09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17】毛泽东：《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8】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19】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详见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0】毛泽东：《给张平化的信》(1961年5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73、17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2】罗荣桓：《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3】非人格化，即管理者的权威不是来自其人格而是来自其职位。详见海伍德：《政治学》，第十七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5】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组织、宣传、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26】学者田力为研究认为：“在红军内部，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建立士兵委员会并实施三大民主，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间进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这是构成管理“扁平化管理”的三大特点，并构成与常规“科层化管理”的根本区别，科层化着眼于管理者实施对被管理者的精确和严密的控制，把控制管理对象的严密程度作为追求管理绩效的唯一路径，反过来，扁平化管理对精确控制的依赖很少，更多地靠激发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显然就需要从提高被管理者对于管理目标的认同来着手”。详见田力为：《从井冈山时期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社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理解》
【27】霍布斯鲍姆认为：20世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这个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并认为人类至今依然没有走出漫长的19世纪。详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
【28】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页。转引自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寒尔到北京》，第一章，第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29】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增订本序言，第19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9月版
【30】关于秦汉时期的土地所有制究竟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抑或两者兼有，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但随着对出土秦简、青川木牍和张家山汉简研究的深入，对于秦汉时期国家授田给农民或允许农民占用闲田这一点上，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基本认同的。参见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见《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宽：《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见《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三十周年特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李埏、武建国：《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朱绍侯：《论汉代的名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1期
【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第321页，庞卓恒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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