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文化理性的欠缺决定了他经济理性的欠缺——没有把经济学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能对中国经济现象作完整系统思考的根本原因。有经济学观点没有自身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但不符合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要求,而且这些观点之间往往互相冲突,使之不能自圆其说。郎咸平整体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使他无法传承中华民族的精华,特别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文化理性是辩证理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世界本质是辩证的。所谓辩证理性,就是本质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理性就是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形上与形下的统一,通过扬弃西方实证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得以统一。用辩证理性看,产权明确是实证与规范的统一。郎咸平批判新自由主义“产权至上论”、力推私有化、“国退民进”、把私有化和产权明确划等号的改革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郎咸平因此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所谓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加强监管不要产权改革的观点,也同样是明显错误的②——他们双方都不能做到产权问题上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既不能做到产权真正明确,也不能真正做到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不可否认,郎咸平确实是财务管理方面的优秀专家,但专业优势不应该成为专业限制,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都离不开经济学的思考、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思考。任何企业,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都是末,产权才是本。我们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歧不是国有企业要不要产权改革、要不要产权明确,而是产权明确、产权改革的方向途径不同。毋庸讳言,现有国有企业产权理论上明确、实际上不明确,在产权实际上不明确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监管,所以必须产权改革;但产权改革、使国有企业产权实际上明确的目标不是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私有化、卖光分光或“国退民进”,而是明确产权的归属;产权改革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确立劳动者的企业主人翁的地位。这样的企业制度就是共有制。什么是共有制?共有制就是劳动力产权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③。在确认劳动力产权、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使劳动力产权在股份制企业中占主导地位、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管,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就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这里,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既避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又可以把国有企业产权明确落实到实处的关键。郎咸平出于反对私有化得出国有企业不要产权改革的思路,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私有化画等号,说明他骨子里仍然认为私有化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唯一出路。这说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郎咸平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本质的不同——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贯穿老子思想的基本线索是对称:无与有;智与愚;正与反;进与退;刚与柔;近与远;静与动;大与小;奇与正;多与少;有限和无限。老子的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对称辩证法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形成对称经济。 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对称代替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对称辩证法,产业链是再生经济的复杂系统,而不仅仅是一条线性的“链”。把握产业链必须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把产业链放在经济发展的复杂系统中整体考察。
文化理性是整体理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系统整体思维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所谓整体理性,就是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观察现象,考察经济现象。从分别来看,中西各自的思维结构、实践结构、社会结构之间是不对称的,从整体来看,人类的思维结构、实践结构、社会结构之间是对称的。只有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完整把握这种作为人类整体理性的对称结构。根据这种整体理性,我们不能用静态的纯金融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机,而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析隐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必然趋势,找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明确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郎咸平正确地看到了国际“热钱”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冲击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由于他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缺乏深层次的思考,仅仅把国际“热钱”的无序运动看成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阴谋”,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所提出来的金融体制的改革方向——要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的思路不对头。郎咸平:“国际金融业巨头的进入,已经对中国银行业构成了巨大压力。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应该只限于引入外资上,应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的金融机构,上市银行在组建股份公司时,要在本土吸收足够的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加,这就意味着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④郎咸平在这里不但原则肯定了外资进入国内银行业的必要性,而且提出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必要性。郎咸平提出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与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金融危机防火墙的要求背道而驰。这说明他只懂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不懂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共同本质都是贷款膨胀造成金融泡沫,泡沫破灭后引发金融危机,形成金融泡沫又使其破灭的直接原因都是金融投机,根本原因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求的金融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金融体制现状之间的不对称。包括东南亚、美国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X(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国际大量游资即“热钱”的无序运动+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贷款膨胀=泡沫经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又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通过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将从金融机构的所有制性质及其功能两方面体现出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货币一体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非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这是新型的金融体制,新型的“银企关系”。其优点:在把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贷款膨胀、金融膨胀的金融体制改革,应该是银行国有化、投资银行民营化。⑤但郎咸平却认为要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不知道大力发展起来的中小民营银行怎样控制贷款规模、避免贷款膨胀与国际热钱的无序运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国际金融业巨头的进入不仅仅是对中国银行业“构成巨大压力”,而且是瓦解了中国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我国银行业只能强化贷款膨胀,增加我国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促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郎咸平在原则肯定外资进入国内银行业的同时,又提出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说明他对金融危机的内在本质、展现出来的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缺乏清醒认识,他所提出来的阻击“金融超限战”的措施只能使“金融超限战”火上浇油。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区别在于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介入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泡沫更大,金融泡沫破灭后的危机也更严重。但如果由此完全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作用,认为只有消灭金融衍生品,才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则是因噎废食。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要反对的是金融衍生品投机而不是金融衍生品本身。至于金融本身作为资本运作,其功能是资产运作与产品运作的整合器与催化剂,在生产社会化、经济系统化时代现实的资产运作与产品运作离不开资本运作,金融作为经济系统的高端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与枢纽。但由于郎咸平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把金融投机这一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为了防止金融危机不但否定了金融衍生品投机,而且否定了金融衍生品本身,甚至否定了金融本身。“如果把我们这些学金融的人全部一脚踢开的话,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学金融的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了无穷的祸害,股指期货也好,衍生工具也好,都是祸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些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做制造行业的人,是科学家”。⑥郎咸平在这里是通过把虚拟经济混同于投机经济而把虚拟经济混同于虚幻经济。首先,虚拟经济虽然“虚”字当头,但绝不等于虚幻经济。虚拟经济不仅以网络虚拟空间等信息平台为载体,也以金融工具等知识运营手段来运行。但不管哪一种类型的虚拟经济,本质上都不是虚幻经济。虚拟经济之所以不是虚幻经济,是由于虚拟经济有实际价值,而虚幻经济没有实际价值。以实际价值这个概念为中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可以统一起来。离开了实际价值,虚拟经济只能成为虚幻经济。应该把利用虚拟经济来投机、不能产生实际价值的虚幻经济和虚拟经济本身区别开来。投机等虚幻经济不但可以通过虚拟经济来进行,也可以通过实体经济来进行,所以把虚幻经济等同于虚拟经济没有事实与逻辑依据。即使当今时代投机更多和虚拟经济相结合,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作用使投机功能得以几何级数放大,虚拟经济也不因此就等于虚幻经济。把虚幻价值混同于虚拟价值,用虚拟价值给虚幻价值批上科学的外衣使之合法化,会使配置型经济大行其道而形成泡沫经济,而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但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虚幻经济的存在而因噎废食,否认虚拟经济的意义和作用。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虚拟经济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郎咸平彻底否认虚拟经济的观点与无限夸大虚拟经济作用的观点是两极相逢,共同点都是把虚拟经济与虚幻经济混为一谈,根源于不能正确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都是片面的、非文化的思维方式所致。
虚拟经济是人类新的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知识运营是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增长方式。知识运营体现了经济增长中主客体中心地位的转移,因此是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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