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本年度第十一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疆反恐，破“山中贼”，更要破“心中贼”》的署名文章。该文的署名，为国防大学少将徐焰。在《新疆反恐，要破“山中贼”，更要破“心中贼”》这篇文章中(以下简称《新疆反恐》)，对于如何平息“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乃至在全国其他地区所制造的恐怖活动，不仅把那些恐怖分子比作是“山中贼”，而把恐怖分子的仇恨之心看作是“心中贼”。而且还更是提出了要彻底平息这些恐怖活动，“要破‘山中贼’，更要破‘心中贼’”的这样一个观点。的这个比喻，很准确，很恰当。提出的更要破“心中贼”之说，更是看到了问题根本，抓住了事物要害。对什么是恐怖分子的“心中贼”，在文章中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民族分裂思想和思潮。但是在对这些“东突”恐怖分子的“心中贼”产生根源进行分析的时候，却把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历史和外部国际环境、是推给了文革。的这些分析，尽管其中有着一定的正确因素，但却不是当下“东突”恐怖分子“心中贼”产生的真正根源。如此一来，的这一分析与所提出的那个彻底平息恐怖活动的建议，也就只能适得其反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疆的确是曾经出现过民族分裂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时代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对此，就连《新疆反恐》一文的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新疆比较稳定”。
“毛泽东时代的新疆比较稳定”，虽然有着意识形态这个原因，但绝不是象《新疆反恐》一文的所认识的那样，还有着“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特定因素”。而之所以要这样认识，正如自己文章中所写的“有人单纯抱怨新疆暴恐出现是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不当所致，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忽略了历史和当今世界形势变化的片面之谈”那样，就是为了替造成了疆独思潮和势力死灰复燃的罪魁祸首推卸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
历史就是已经形成的事实，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在毛泽东时代到来之前，由于长期脱离了祖国大家庭且又早已伊斯兰化，故而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较为淡化，而民族分裂的意识却较为强烈。但是经过了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之后，这种现象，已经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毛泽东时代的新疆同祖国各地一样，是一个实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新疆。
当今世界形势变化导致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的确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难道比毛泽东时代还严峻复杂?经济条件的确也是新疆暴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我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条件，难道会比现在还要好?
在毛泽东的时代，由于我国在百年挨打的战争废墟上刚刚站起来，特别是为了防止再次挨打而又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防工业中，因此人民的经济生活困难许多。以至于困难得陈毅元帅都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国面临着严峻国际环境。其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比如今不知要严峻复杂多少倍。一九六○年以前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一九六○年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又加上了来自前苏联的严重战争威胁并还真的发生了中苏珍宝岛之战。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不仅敢于傲视美苏两霸，而且更是敢于坚决维护国际正义，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的行径。
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国曾经坚定地支持了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人民反抗以色列、英国、美国的侵略和压迫。在新中国一成立以色列便表示承认并主动要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新中国遭到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由于以色列不停止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略和压迫，所以我国坚决拒绝了以色列多次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在道义和实际行动上给了被压迫、被侵略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国阿拉伯人民以极大的支持，从而也使自己由于胸中充满了正义和勇气而站到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而对国际道义这一制高点的占据，又反过来增进了国内的政治领导力，提升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政权和主体民族的认同感和依存感。不用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中的男人，如果对外如羊却对内如狼，只敢对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逞刚强，那也会遭到老婆孩子鄙视的。于是老婆离婚孩子出走，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任何人，任何民族也煽动不起来民族分裂的中国。尽管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了达赖喇嘛等人的叛逃事件，一九六二年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发生了六万多边民的外逃苏联的事件。但那不仅主要是前苏联间谍以当地的苏侨协会名义策动的，而且那些边民也只是以回到故乡去的名义外逃到了前苏联，却根本形不成民族分裂的思潮。当时的那几个“东突”分子不用说制造什么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敢于公开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还用得着象现在这样靠军警荷枪实弹的进行维稳，仅是库尔班大叔等新疆各族群众，拎着锄把子就能把他们全都收拾了。
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自一九四九年重新立国之后，不仅马上以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一改旧中国百年挨打的颓废之势从而一步跨入世界强国的行列，而且还更是迅速荡涤了旧中国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之势。主体民族的蓬勃向上，使其他所有民族的人民群众都因此而看到了希望，所以无不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基础上，又如何会产生民族分裂思想。
在毛泽东的时代，由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内地主体民族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无偿支援等，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而强大的向心力，又进而对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众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于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出现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欣欣向荣局面。不用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已经共同生活了上千年、几百年的各个民族的人民群众，就连象钱学森等那样脱离祖国多年的海外华侨，也都纷纷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
在任何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中，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都是主体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而以破“心中贼”的办法来解决以恐怖袭击的方式而表达的少数民族分裂诉求这个问题，确实是釜底抽薪的根本之计。但是要破他人的“心中贼”，那么主体民族、尤其是当政者首先就必须要破除自己的“心中贼”。否则，既不免太过霸道，反而还只能适得其反。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平息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分裂活动，有效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主体民族汉族中的那些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由于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而破除了自己的“心中贼”。因此他们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当成了是自己的根本宗旨，因此他们才能辛劳为民族，因此他们才能一心救中国。就是由于他们不仅没有“心中贼”，而且更是手中有真理，胸中有理想，因而产生了特别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不仅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而且能为各个民族所接受的，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已经产生，从而在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一条增进联系与团结的纽带。
确如《新疆反恐》一文的所认识到的那样，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特别是以恐怖活动的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民族分裂这个政治诉求，的确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首次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由于对毛泽东的贬低、否定、矮化、甚至是妖魔化，从而导致中国人还并不牢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瞬间坍塌。而“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使象“东突”恐怖分子这样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分裂思想和思潮又重新获得了它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不择手段和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邪恶追逐，又导致中国不仅变成了一个黄、赌、毒遍地的中国，而且还更是造成了主体民族汉族自发地产生了以“公共知识分子”和一百一十八万多的裸官为代表的这样汉奸，因此国家政权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的依存感迅速地降低。
民族团结的基础，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一个人一样，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能否得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尊敬，关键就在于自己的具体表现了。而三十多年来，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中，本应该“铁肩担道义”的主体民族，。又都是如何去做的呢?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无不都把本民族的妇女看作是娇艳的花朵。“姑娘好像花一样”，电影《上甘岭》的插曲里，更是这样唱的。可是二○一四年二月的“东莞事件”，却充分地暴露了三十年来我们不仅把本民族的上千万妇女都逼迫成了卖淫女，而且还更是经常勾引日本人或美国人等外国人来嫖奸。一个把自己的老婆或女儿都逼成了卖淫女的男人，能够获得谁的尊重?
儿童，既是祖国的未来，也更是民族的未来。可是当毛泽东时代被结束之后，拐卖儿童的事，在我们这里也死灰复燃了。据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安部通报：在公安部的指挥协调下，河南、云南等十一省警方同步开展行动，破获了一起有多达三百零一名犯罪分子参与，共有九十二名儿童被拐卖的特大案件。改革开放为了啥?改革开放又为了谁?就是由于把自己的人民都当成了是改革的红利，所以才会出现“智障工”和拐卖孩子的这种丑恶现象。一个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谁愿意与他相交?
母亲，我们中国人不仅习惯性地用她来比喻祖国，而且也更是经常性地用她来比喻生我养我的民族。可是在如今的中国，竟然有许多白发苍苍的母亲，却象南京彭宇案中的徐老太那样，都变成了讹人的主体。其实，不管是在南京彭宇案中，还是在其他的老太太讹人案件中，讹人的老太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判案的法官和他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法官与老太太等所共同依据的那个生活逻辑。一个母亲都成了讹人主体的家庭，谁敢与它为邻?
除此之外，当前刺激少数民族分裂活动出现的最主要因素，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萎缩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钓鱼岛被日本侵占了，苏岩礁、仁爱礁等岛礁被南朝鲜、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瓜分了，南海更是被美国分割为国际水域了。一九九三年，我国航行在公海上的货轮“银河号”被美军扣押检查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我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美军炸毁并导致了三人死亡。二○○○年四月一日，我军的军机被美军的飞机撞毁，飞行员王伟牺牲了。二○一一年，美国一制造利比亚动乱，我国马上便开始了撤离，从而白白损失了二百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毛泽东的时代，尽管我国还很贫困，但是因为走的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这样一条上坡路，所以是越来越富强;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走的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这样一条下坡路，所以虽然靠卖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和“人口红利”而暂时显得还很富裕，但却造成了综合国力、尤其是国民精神的越来越弱，造成了整个整个中国成为了一盘散沙。当前的我国，正处在四面楚歌的岌岌可危之中。对于这一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没有看明白而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那还情有可原。可是如今在美国不仅对我国的“C”型军事包围已经形成，而且还更是结成了广泛的国际反华统一战线并更是在我国国内培植了大量的“第五纵队”情况下，依旧不肯改弦易辙，那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改革开放，确实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也确实使我国肥胖了许多，但肥胖却不等于强壮。贫穷但强壮绝不会挨打，可肥胖加懦弱却必然会挨打，而挨打又会导致死亡。既然连唱歌的都知道“小妹盼哥身体壮，哥盼小妹身苗条”，于是那就不如干脆早点“找个好人嫁了吧”。所以，不设法提升目前这样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不改善目前这样日益不利的国际环境，不去抢占国际国内的道义制高点，那么不只是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不会停止，而且就连那些自发的汉奸，也仍然会继续大量地产生。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只不过是“东突”恐怖活动出现的外部因素。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所以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东突”恐怖活动出现的内因，就是所说的那个“心中贼”。而“东突”恐怖分子这个“心中贼”产生的原因，不能说与主体民族、尤其是当政者的那个“心中贼”，就没有一点的关系。因此作为主体民族、尤其是作为当政者来说，要破他人的“心中贼”，首先就要破自己的“心中贼”。
对于我们中国人“心中贼”的产生，有人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警惕，从而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才产生的。其实不然，我们中国人的“心中贼”，不仅是自发产生的，而且更是由来已久。就连背离了毛泽东开创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由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当时的一些当政者都有“心中贼”，因此这才得以出现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心中贼”，其实就是一个“私”字。而我们中国人“私”字的这个“心中贼”，主要就是由于受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歪理邪说的毒害，从而没有形成牢固的精神信仰而却产生了强烈的物质欲望，从而才产生的。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此管仲当时所提出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可能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历史毕竟是已经发展到了今天，可是管仲这样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却由于曾经受过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礽矣”这样的高度评价，因而也成为了儒家传人最为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特别是管仲的“牧民”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更被一代一代的儒家传人奉为是经典。因此管仲的这个歪理邪说，也就随同传承到了今天的儒家文化中的其他理论一样，毒害了中国人至今。
管仲的“知荣辱”，就是荣辱观。而荣辱观又连着幸福观，又连着价值观。人的荣辱观，本是一种精神现象。可是不仅管仲却硬是把它和人的物质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更是通过儒家文化的传承，受到了多数汉族人两千多年来的代代推崇。正是由于把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歪理邪说奉为了是经典，因此人们也就把物质生活的享受，看作是了唯一的幸福。然而如果衣食足才知荣辱，那么反过来为了实现衣食足，也就可以先抛开一切荣辱。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样的荣辱观、幸福观和价值观，于是这才有了不择手段的致富观。正是由于人们荣辱观、幸福观和价值观的错乱，于是管仲也就成了崇尚传统的我国汉族地区的最无耻职业之一卖淫业的祖师爷。由于从“衣食足，则知荣辱”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一脉相承，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就迅速地变成了这样一个“吃、喝、嫖、赌、抽，坑、崩、拐、骗、偷”遍地的中国。
今天之前所发生的事，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是为了能够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严肃、认真、细致、科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然而象《新疆反恐》一文的那样把“东突”恐怖分子的“民族意识又开始突出”，归咎为是“当‘文革’狂热脱却之后，多数人对过去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产生反感”的这种认识，显然不符合上述的要求。
曾经出现过民族分裂这种状态的新疆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应该清楚民族分裂斗争与阶级斗争相比，往往更为残酷。文革是一场除台湾之外，甚至是都波及到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中国所有地区的政治运动。可是“‘文革’狂热退却之后”，汉族、满族、蒙族、苗族、傣族、壮族等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又开始突出了吗?为什么单单只有藏族、维族群众的民族意识又开始突出了呢?妖魔化“文革”，也不至于如此地不顾事实和逻辑了吧?然而在今天这种形势下，无论如何妖魔化文革，不管把妖魔化毛时代做得多么天衣无缝，都实际解决不了新疆的反恐问题。
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还必须要厘清个人的历史责任，包括历史上的那些罪责。否则，必然还会有人犯同样的历史错误。新疆民族分裂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死灰复燃，不仅有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原因，而且更有胡耀邦等人所制定并推行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这个因素，所以必须要追究胡耀邦等人的历史责任。不如此，则不足以警醒以后的当政者。对此，绝不能象所认识的那样：“回顾改革开放后新疆施政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的责任”。而象这样的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
新疆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复杂的，而造成目前新疆问题复杂的主要原因，就是产生在当代而并非是历史，因为新疆在毛泽东时代毕竟曾经象所说的那样“比较稳定”。因此，如果改革开放之后新疆能够继续“比较稳定”。那么今天的新疆，只能是“更加稳定”了。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便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这个新时代。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稳定到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非常严峻，因此那就只能从改革开放上去找新疆问题重新产生的原因了，而决不能把它简单地推给历史。总结教训与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首先就是立场必须客观公正。只有这样总结出来的教训和查找到的原因，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而象所总结的经济贫困这个问题，也是新疆民族分裂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和所提出的用加大对新疆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这个办法，以解决新疆民族分裂问题的那个建议。对真正能够解决新疆的民族分裂问题，纯粹就是南辕北辙了。
在看来，“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守着地下宝藏却还过着相对穷困的日子，是‘东突’势力便以此作为煽动的口实”。实在不知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西气东输不是对新疆自然资源的开发?西气东输的起点之一不是位于新疆南疆的轮南油气田?而克拉玛依油田更是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开发了，到目前，已经累计开采原油多达两亿多吨。因此，目前新疆部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守着地下宝藏却还过着相对穷困的日子，不是因为对自然资源开发的不够，而是由于少数人和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这个政策才导致的。而“东突”势力煽动民族分裂的口实，更不是什么守着地下宝藏却还过着相对穷困的日子，而是“汉族人抽走了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可留下的却是原子弹”。
对于如何解决新疆的问题，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需要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认同、军事打击、治安管控和发展经济等等诸众领域多管齐下实行综合治理”和“大力扫荡‘东突’分裂思想以达到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的这样一个建议。的这个把政治教育与思想文化认同放在军事打击、治安管控和发展经济之前及“大力扫荡‘东突’分裂思想以达到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建议，是一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的极好建议。只是在对毛泽东妖魔化了三十年，在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在抛弃了“亲不亲，阶级分”这个现代最有效的民族同化做法之后，又能拿出什么来扫荡“东突”分裂思想?又能拿出什么来对那些已经产生了民族分裂思想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又能拿出什么来达到思想文化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所以的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的极好建议，也就只能属于是画饼充饥了。
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的分裂，那就只有完成民族的最终融合。而要完成民族的最终融合，首先那就必须实现文化的统一。长久以来，不仅儒化后的汉民族政权始终没有完成今天我国版图范围内的统一，而且儒化后的汉民族文化，更是未能做到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同化，因此这才导致后来新疆地区的原住民的伊斯兰化。
就象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极端恐怖暴力事件与极端宗教情绪滋长密不可分”，而极端宗教情绪的滋长，又与“本来就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新疆便出现了宗教情绪的大回潮”有关那样。新疆出现的宗教情绪大回潮，不仅和国际上宣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兴起同时，而且更几乎与内地为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出现的儒学热同步。
中华民族直到目前由于没有完成民族融合，所以还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政治概念上的民族。由于五十六个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既然汉民族大力宣扬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其他民族为什么不可以“回潮”自己的宗教文化。所以象目前这样大肆宣扬什么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都不仅不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而纯粹是为了加剧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因此，从根本上避免中华民族的分裂并能达到最终融合的唯一办法，那就只能创造一种能为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创造共同的文化使五十六个民族由于有了共同的文化血缘，从而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这种共同的文化，就只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而创造这种崭新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那么首先就要对所有的传统文化进行革命。只有做到这样，五十六个民族才能像一首从元代的《我侬词》演化而来的民谣所唱的那样：“两个泥菩萨，一齐打碎了。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中有了你，你中有了我”。而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应该具有一种宽广的胸怀，首先抛弃自己的儒家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携手去创建属于中华民族的崭新文化。
身为学者型的少将级军人，对历史资料与目前信息的掌握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绝不至于如此。因此象这样认识、总结新疆问题的产生原因和提出的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而之所以如此，实际上还不只是在刻意地回避什么，而更是为了掩饰什么，更是在为某些人推卸什么。因此这才既承认毛泽东时代的“比较稳定”，又要象“当‘文革’狂热脱却之后，多数人对过去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产生反感”那样地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在目前我国所处的这种社会状态、尤其是这种国际环境下，继续妖魔化毛时代，已经不是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特别是民族立场问题了。立场问题，最能反映他心中时候也有个“心中贼”。如果有，那么他的这个“心中贼”，同样是个“私”字。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贬低、否定、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已经成了体制内那些人晋身的敲门砖。
汉民族自儒化之后，中国人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文人迂腐误国。其实儒化之后的那些汉族文人也不见得就全都是真正的迂腐。而只是在大多的情况下，由于为了吃体制内的那碗饭而不得不昧着良心，于是也就不得不迂腐。因此徐焰将军如果真的要为中华民族着想的话，真的要为历史负责的话，那么首先也要破自己的那个“心中贼”。
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了汉民族的统治思想之后，由于“私”字这个“心中贼”作祟，因此汉民族也就变成了一盘散沙。而整个民族所呈现的一盘散沙这种状态，又导致汉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蒙受了太多的象“五胡乱华”“靖康之耻”、“崖山蹈海”、“南京大屠杀”与“公主和亲”等那样的屈辱。就连汉唐盛世，也有不少“公主和亲”的成因。以至于生活在大唐盛世的诗人李山甫都悲愤地喊道：“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正是由于“私”字这个“心中贼”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太多的伤痛和屈辱，所以毛泽东这才在建国后接连发动了各项政治运动，甚至后来更是采取了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恨斗私字一闪念”的那中极端做法，来破除中国人“私”字的这个“心中贼”。
经过三十多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目前我们中国人的“心中贼”，已经发展到了“心中魔”、“心中鬼”这样的程度。而要破除我们中国人的“心中贼”、“心中魔”、“心中鬼”，那就只有马上虔诚地请回毛泽东思想。而靠孔孟之道，却只能适得其反。因为毛泽东思想既是方法论，更是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所以毛泽东思想不仅仅蕴含着一种种超凡的智慧，而且还更蕴含着一种崇高的道义，蕴含着一种高尚的伦理，蕴含着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蕴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意志，蕴含着一种坚贞不屈的气节，蕴含着一种大公无私的情怀，蕴含着一种宽广的境界，蕴含着一种纯洁的情操。而也只有在拥有这种道义、伦理、精神、意志、气节、情怀、境界和情操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只有破掉了中国人的“心中贼”、“心中魔”和“心中鬼”，中华民族才能走向统一并完成最终的融合。
附文：徐焰：“新疆反恐：要破'山中贼'，更要破'心中贼'”
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今世界各国对付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难题，就是难以消灭其采取暴恐行为的仇恨之心。总结新疆前一阶段反恐的经验教训，可看出“破心中贼”即治本更重要，否则“破山中贼”即治标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盛世多忧患，机遇伴挑战。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非传统的暴恐威胁也在增长。自2013年10月新疆“东突”恐怖分子在天安门前实施自杀式袭击以来，2014年又连续出现昆明车站恐怖屠杀、乌鲁木齐菜市场的血腥爆炸乃至“7·28”莎车事件……这些血案使反恐斗争的范围由新疆扩大到全国。面对不断出现的暴恐事件，若只将其看作因外部煽动造成的意外偶发行为，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方式处置，显然已不合适;正确而理性的应对方式是探寻深层次内因，寻求通过社会综合治理的方式加以化解。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今世界各国对付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难题，就是难以消灭其采取暴恐行为的仇恨之心。总结新疆前一阶段反恐的经验教训，可看出“破心中贼”即治本更重要，否则“破山中贼”即治标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民心问题是关键
不久前，笔者曾到中东地区考察反对极端恐怖势力的情况，看到那里震动世界的烽火硝烟，再环顾我国新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深感宗教极端势力滋长及打击恐怖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东突”势力的疯狂，既受当前的国际大气候影响，也受国内小气候所影响。出现一件件血淋淋的恐怖事件后，追查境外敌对势力煽动和策动的线索固然重要，但内因毕竟是出事的首要根源。打个比方，境外敌对势力和新疆内部少数暴恐煽动者相当于“雷管”，贫困地区一些极端宗教痴迷者以及对社会不满的愚昧者相当于“炸药”，如只有“雷管”没有“炸药”，也引不起大爆炸。
有些人单纯抱怨新疆暴恐出现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不当所致，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忽略了历史和当今世界形势变化的片面之谈。新疆“东突”分裂思想思潮，其祸源由来已久，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发生过一系列大规模叛乱，建立过伪“东土耳其斯坦国”，叛乱者带有大规模民族仇杀的恐怖性，在伊犁曾有过一次残杀上万人的血腥记录。1949年末新疆和平解放，一些悍匪如乌斯满等又打起分裂和宗教旗帜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剿灭。50年代初期新疆实行了土地改革(主要还是采取和平方式)，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贫苦群众分到土地和财物，衷心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企图制造暴乱的分裂势力丧失了社会基础。直至70年代末，新疆局面相对稳定，虽仍有刑事犯罪、民族矛盾和一些动乱事件(包括1962年的伊塔事件)，却极少有恐怖袭击。
毛泽东时代的新疆比较稳定，有着当年意识形态、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特定因素，但当时并不可能解决潜在的分裂思潮，只是迫使其暂时蛰伏。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以阶级斗争解决民族问题，强调“亲不亲，阶级分”。“文革”动乱中新疆也出现了建立各派造反组织，出现过武斗内乱，不过那时的派性还是以政治观点划分而不是以民族划分，说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占主导。当“文革”的狂热冷却之后，多数人对过去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产生反感，民族意识又开始突出。“文革”对法制的破坏以及“打砸抢”风气盛行也对后来民族间暴力事件增加产生重要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之前新疆各民族间相处之所以比较和睦，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原因，便是解放军、汉族干部和移民到达当地后帮助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民族发展经济，传授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当时国内又实行计划经济，分配时搞平均主义，各民族成员收入差距不大。新疆职工的工资在国内又属一类地区，比内地高出许多，这在“拿死钱”的时代还有一种收入上的优越感。改革开放前的国门处于封闭状态，外部影响难以进入，宣传无神论还压抑了宗教势力发展，因而那时的新疆很少受到外部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何况当时的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和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上也未形成太大气候。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疆也打开了封闭之门，过去尘封的一些潜在矛盾遇到外来空气刺激，马上激化起来。取消阶级斗争的口号和政治教育淡化，使社会上又以民族来划分身份归属。1980年南疆首次出现了有民族分裂情绪的群体性骚动，仇视汉族的“黑大爷”称呼开始流行;同年新疆又出现撤走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风潮，更加剧了排斥他族的狭隘民族观念滋长。面对这一意外形势，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1975年取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稳定当地形势起到一定作用，不过最严重的问题即当地社会基础出现不利变化的情况并没有解决，在90年代后又催生新祸端。
从总体上看，民族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心问题。 80年代以后新疆不稳定因素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恰恰是部分民心出现了问题。
境外“双泛”的影响与转型期的新矛盾
看一下冷战结束后20多年的世界，恐怖主义在中东滋长并蔓延到美国等地，这是新疆暴恐活动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伊斯兰革命”兴起以及中东石油富国强势，加上苏联解体后一些穆斯林占主体的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双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乃至周边地区的影响扩大，并严重影响新疆。这种思潮又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使恐怖袭击在美欧、印度、俄罗斯都成为巨大威胁，中国也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
恐怖主义是人类政治斗争的怪胎。笔者到中东地区做过实地考察，并研究过那里的战争史，发现从1947年至1973年的四次中东战争还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常规战争。由于伊斯兰国家同以色列打常规战争屡战屡败，深感无法以正常作战方式对抗，于是从70年代以后转而采取劫机、爆破袭击、人体炸弹等手段对付以色列及其“后台老板”美国，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军力失衡的情况下这种袭击愈演愈烈。美国在“9•11”事件中也尝到袭击的苦头，不过却采取“祸水东引”的方式搞双重标准，即在西方国家大力打击极端恐怖势力却又鼓励其向俄罗斯、中国方向发展。
极端恐怖暴力事件与极端宗教情绪滋长密不可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出现了所谓“伊斯兰革命”，原教旨主义思潮兴起。此时国内又出现了人称“信仰危机”的思想动荡，本来就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新疆便出现了宗教情绪的大回潮。如1976年末新疆只有清真寺500余座，1979年增至2000座以上，1981年增至4700座，现达到4万座，人均高居世界第一，这还不包括地下“讲经班”。正常的宗教活动是合法的，大量守法的宗教神职人员宣讲教义时并不鼓动暴力，不过地下“讲经班”风行并把宗教引向极端的邪教道路却是可怕的。
有了宗教极端势力狂热滋长这一土壤，国内地区性和族群经济失衡又成为动乱爆发的种子。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照顾，国内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新疆职工实际收入日益落后于沿海省份，族群间的经济水平也出现了较大差距。
多年来，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大多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时难以适应现代的社会转型，再加上当地自然条件较差，老式的“土里刨食”方式不能带来太多收入。而且新疆相对偏僻，周边国家经济比较落后，产品到内地运费又很昂贵，人称“萝卜会卖肉价”，自然销售困难。当地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有着地理上的困难，导致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农村多余劳力又缺乏土地可承包。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能掌握全部资源并且不计较赢利，可以用超经济行政调拨方式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新疆便明显陷入弱势，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比重较大的南疆近年来已列入国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过去多年间，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措施，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大幅改变一些落后地区的面貌。虽说“扶贫”年年搞，政府干部和驻军送衣送物，却只能解一时之困而解决不了长久问题。南疆等经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大量“三无”现象──无户口(按宗教习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造成)、无学历、无业，这与当地汉族基本坚持一胎化、青少年普遍就学和就业率高又形成鲜明对比。近些年来新疆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矛盾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
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必然文化落后，加上过去教育问题的一些失误，导致双语教育缺失，不会说汉语的青年外出难找工作。从新疆全区看，经济最贫困、文化最落后的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最强，正是在那里滋生出一批批挥刀凶犯和“人体炸弹”。对近年抓获的暴恐凶犯若做一下具体分析，便能发现大都出身贫穷，文化程度低下，还有不少人未上过学校而只进过地下“讲经班”。他们所信之教义超出正常的《古兰经》，而信奉近于疯狂的邪教，最终被洗脑成为狂徒。
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在国内日益普及，也为暴恐思想传输提供了新通道。网络的发展快速传播了各种新信息，却也成为境外极端势力向新疆传播分裂、暴力和恐怖手段的重要渠道。2000年以前新疆一般居民还不会上网，至2009年网民便超过700万，已占人口的1/3，如今偏僻乡镇的普通青年也多数能上网，一些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更是泡在网吧里。这些人大都掌握了“翻墙”技术，能突破国内网管而浏览境外“东突”网站。笔者到中东与当地一些反恐专家交流，他们反映那里的暴恐分子看的视频多是《72仙女》之类，这恰恰与境外“东突”网站传入新疆的内容一致。痴迷者进入这种网络游戏后，杀人如同鼠标点击的“过关”，达到屠杀的最高境界后就能进入虚幻的“天堂”，在那里可以享受仙女的色情服务。那些在平时生活困窘且思想极端的人一旦进入这些虚拟世界，就自感参加恐怖袭击是“圣战”，丢了性命却能进入纵欲享受的“天堂”，常人很难理解的自杀式袭击正是建筑在这种思想基础上。
仅靠“严打”已难根治
人们想深入地总结治疆的历史经验，又不能讳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策上出现过的一些失误。80年代初在西藏、新疆撤退汉族干部和扩大地方权限、大规模恢复宗教活动的政策，酿下了极端势力滋长和一些基层失控的隐患。全国解放初期，某地有什么危险迹象往往能及时上报，甚至某个人行为不轨都受到注意，自80年代以后却长期出现信息不灵状态。不少基层干部对身边的不良迹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突发事件屡屡出现且经常缺乏预警。
新疆分裂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驱动。近年来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些照顾措施，发展经济，自然会让当地人都能心怀感激并维护国家统一。这种想法，其实未意识到那批有极端狂热民族情绪的人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什么优惠也不会改变其分裂国家的想法。例如“藏独”的理论根本不承认西藏从古至今属于中国多民族大家族的一员，“东突”的理论也认为自己的母体是“突厥”而对中华拒绝认同，对这些数量不多但影响不小的顽固分子只能强力打击而无法以经济方式实施感化。
若仔细回顾新疆反恐斗争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已经进行了20多年，暴恐势力长期难以遏制且愈演愈烈，恰恰说明新疆经济的发展并未能同步促成社会安定。1990年4月4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发动了“巴仁乡暴乱”，围攻政府机构并杀害6名武警战士，成为新疆解放40年后首次发生的严重武装暴乱，也是90年代新疆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端，此事件虽被迅速平息，但随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却在新疆持续发生。
新疆最早出现的恐怖爆炸，始于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的预设炸药包定时引爆，此类袭击在90年代末达到高峰，不过此时“东突”分子一般还不采取自杀式攻击。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国际上对泛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普遍予以谴责，“东突”分子制造恐怖爆炸一度有所减少，侧重于在国际上进行“独立”政治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因西方对“藏独”闹事和外逃的“世维会”首领热比娅给予支持，新疆暴恐活动又重新上升，出现一名年轻女子想以汽油引爆赴北京的飞机未遂和开车冲撞武警的自杀式攻击事件，这又表现出国际上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命殉道”的特点，也说明外来的“圣战”方式影响到国内的极端分子。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暴徒残杀大批汉族民众事件，新疆军警在各处紧密戒备，少数民族群众对闹事者也日益厌恶，“东突”分子又侧重实施小群体秘密组织的自杀式袭击，以此刺激眼球并制造恐怖心理，并将其扩大到内地。2013年10月在天安门前发生的自杀式爆炸，2014年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现的恐怖袭击，以及5月22日乌鲁木齐市场上四名“殉道”者驾车冲撞和爆炸，这些持续不断的恐怖行动都发生在中央加大对新疆的经济投入之际，说明经济因素并不能抵消政治诉求。
新疆在长时间内一直强调对暴恐势力露头就打，强调“严打”的声音可称全国各省区之最，却出现了暴恐活动愈演愈烈之势，除了境外因素外，内部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工作方式也有值得深刻反思之处。如果正确地为反“东突”这一斗争定性，其本质是一场艰难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绝不能简单地视为治安问题或经济问题。过去有的人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严打”和发展经济方面，对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重视，结果治标不治本，这是最根本的教训。
采取“严打”措施镇压恐怖暴力犯罪分子，对维持新疆稳定的确非常重要，不过有识者要看到恐怖袭击只是“东突”分裂主义分子政治诉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能从社会基础上粉碎这种极端的政治要求，只想以经济照顾和治安措施求得稳定，其结果肯定是经济发展与维稳脱节，恐怖犯罪分子会如同“割韭菜”一样很快再生。
“东突”的政治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刑事犯罪，还体现为有着系统的理论和国内外组织煽动者。通过分析暴恐活动的过程，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冲在前面搞暴恐的打手大多是没有文化并易受煽动的年轻人，在后面煽动和提出分裂和暴恐理论并进行宣传的却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境外开设网站的“东突”分子便精通现代网络知识，境内也有一些高校教师和学术单位人员提出系统的民族分裂理论。如国内前一段依法惩治的一名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便在网上大力颂扬新疆的暴恐活动并宣扬“东突”分裂理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对中国政府惩处此人提出指责。当前西方一些势力把中国崛起视为主要威胁，为此鼓励中国境内的反政府极端组织，这又助长了“东突”的气焰。如果对这种复杂且深厚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缺乏认识，只单纯搞“严打”和实行经济优惠，都不可能断绝暴恐的源头。
回顾改革开放后新疆施政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的责任，其主要根源还在于民族工作的一些指导思想还没有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而且一些领导人长期受汉族“大一统”观念影响而对民族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过去一些干部只求任内不出事，不愿认真分析和解决深层次矛盾，仅仅求表面稳定和短期效应，在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方面不作为，后果自然是只治标不治本，众多矛盾就会留给后一任。
“慢性病”需综合治理
纵观中华历史，新疆问题的复杂并非出于当代，实属千古难题。作为古代盛世的汉朝、唐朝各自实控西域都不足百年，清朝以“故土新归”的解释再平定当地并以“新疆”命名后，也出现过一系列叛乱包括阿古柏占领新疆建立伪“洪福汗国”的分裂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以革命斗争和阶级划分的方式争取到少数民族的下层，才真正做到对基层的有效控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气候出现大变化，新疆过去潜在的矛盾重新上浮并增加了新难题，有人形容出现了“慢性病”“综合征”状态，需要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认同、军事打击、治安管控和发展经济等诸众领域多管齐下实行综合治理。
治理社会病与根治人体病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能只靠医生，还要求教于病理学家。正确分析新疆问题的复杂“病理”，还是应该以政治斗争为牵引，基层建设为重点，再辅以经济优惠和强力镇压暴恐势力，采取这类综合治理才能扫荡“东突”势力及其思想的社会基础，而且要看到这肯定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工程。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西藏、新疆是中国大陆上分裂思潮最严重的地方，达赖喇嘛还是在欧美影响最大的分裂主义旗帜。不过以西藏、新疆两地比较，新疆问题的严重性甚于西藏。藏族毕竟是单纯的国内民族，藏传佛教(喇嘛教)还是国内宗教，新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却带有国际性。新疆的“东突”势力把境外的宗教圣地视为心灵向往处，而且认同突厥为自己的民族属性，把自己思想、种族的根子都放在国外，想铲除这一内外勾连的势力及其思想无疑难度更大。
当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是实行了群众路线，2013年以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强调了群众路线教育，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能否达到政府与群众同心、各族老百姓利益紧密相连。此前相当长时间里新疆诸多矛盾出现，最严重的恰恰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出现了心理失衡，自感在社会进程中被边缘化，人心归向和认同感出现了问题。没有群众支持，打击“东突”势力及其暴恐活动就会耳不聪、目不明，争取到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参加打击分裂势力才能促成这一斗争的胜利。
新疆反分裂斗争同样要“软”“硬”件并举。“软件”方面，是要大力扫荡“东突”分裂思想以达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硬件”方面则要提升各民族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不公并增强反恐力量。这两方面的工作又是相辅相成的。广大群众看到在政府领导下能得到实惠，思想上才能增强认同。有了思想认同感的增强才能促成社会安宁，发展经济又能得到基本保障。为此，新疆的经济投资不能只算经济效益账，一些暂时没有太好效益的工程也要上马，从长远利益看这是必须去做的。
当今治理新疆的举措，已经进入了政治上打击“东突”和发展经济双管齐下的新局面。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大批工作队深入基层，扫除过去的“死角”，已经改变了一些地区管控无力的状态，众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产生了变化。例如在今年7月追捕恐怖分子时，出现了上万维吾尔族群众参加包围搜索的场面，当年“人民战争”的情景又重现于现在的反恐斗争中，这恰恰是胜利的希望所在。
如今，国家数千亿元的援疆款项相继到位，并与西部大开发的整体规划相连。新疆作为中国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过去长期缺乏充分开发，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守着地下宝藏还过着相对穷困的日子，“东突”势力便以此作为煽动的口实。现在国家加大开发力度，并努力解决运输瓶颈制约和市场不畅的难题，有望在不长时间内大幅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并缩小差距。在南疆这类有大量“三无”人群的地区，下一步能达到人人有稳定工作，青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并完成扶贫，“东突”分子及其思潮便会大大丧失影响力，对其进行打击也会容易得多。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物极必反。2009年出现震惊全国的“7·5”暴力事件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治疆大动作。2013年以来，“东突”势力连续制造震惊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恐怖袭击大案，以自杀式攻击作为威胁社会的主要手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绝望和垂死挣扎的反映。这些恐怖活动确实达到了部分威胁效果，例如2014年春前往新疆旅游者一度下降四成，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也产生犹豫。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此残杀无辜的暴力行为使西方政府也不能对这些极端分裂势力公开表示支持，如奥巴马在今年新疆“5•22”事件后首次使用“恐怖袭击”一词对其进行谴责(过去只用“暴力事件”一词)。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协会”作为“东突”的旗帜也丧失了许多支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民众中，绝大多数人都谴责这类暴行，伊斯兰宗教人士也发表声明说明这是背教之举。从这个意义上看，“东突”分子近期的极端疯狂，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实施全面打击的机会。相信通过创新思路，将反恐、扶贫、发展经济与加强思想和基层政权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相结合，能够改变单纯“治标”而达到“治本”，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就会旧貌变新颜。
(系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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