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果断纠正了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错误，采纳了毛泽东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正确主张，随后独立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尽管说这时毛泽东还不能主宰当时共产党的命会，距后来的遵义会议还有八年的时间，但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坚定了一个信念，走出城市，到农村中去，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创立革命根据地，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随后毛泽东就有了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发动了第一次的独立打出共产党旗号的秋收起义，进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三湾改编，走出了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井冈山道路，建立了一支执行共产党政治使命的武装队伍-----朱毛红军。
现在我们总结1927年前后的历史，可以清晰以下思路：
1、“争取话语权”与“发动群众”
如果历史再往前推十年的话，在北京的大学讲堂里，陈独秀正在对台下的大学生们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阐述“科学”与“民主”的道理，其中就有一个傍听生毛泽东。1915年左右，就在北京袁世凯政府掀起“尊孔读经”的复活传统文化活动中，在蔡元培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里，掀起了一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为标志，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场持续数年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迪了人们禁固的头脑，吹进了“科学”与“民主”的新风，扫荡了旧中国的封建思想与愚昧落后。李大钊、胡适先生都成为这次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先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而胡适则转成了资产阶级个人自由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1919年的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两年后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陈独秀先生又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主将。因此，在随后共产党建立的最初岁月里，陈独秀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与灵魂人物。
在陈独秀开始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还是一个修学储能的长沙师范生。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在他的老师杨昌济介绍下，成了北大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兼傍听生。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但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着激剧的变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讲，陈独秀也是毛泽东革命路上的领路人与导师。
但是，与当时鼎鼎大名的陈独秀相比，毛泽东身上有明显的不同：他虽然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用现在的话讲，不是“精英人物”，但是他却与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有着亲密接触，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是“草根阶层”的代表;陈独秀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著书、演讲、办报、宣传，统战，主导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舆论与文化走向，进行思想启蒙与宣传教育工作，改造着人们的头脑，用今天的话讲，叫做“争取话语权”，或者“文化革命”，工作地点在书房。而毛泽东与草根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主要精力放在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维权的具体事务上，用今天的话讲，叫做“发动群众”。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从陈老师那里接受的“革命理论”变成实际行动，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将革命理想变成现实。或者叫做“社会实践”。工作地点在户外。在他当学生的时候，曾经发动过轰动一时的“赶走校长张干的学生运动”，走上社会后又领导了湖南民众的“驱张运动”。
2、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
正因为两人的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从事革命运动的方式与轨迹也不相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几年，陈独秀主要利用他的理论优势与社会影响力完成了共产党的思想启蒙、建立组织与最初的国共合作，推进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用今天的话讲，叫做“顶层设计”。而毛泽东作为陈的学生与部下，他主要在基层工作，忠实地践行着共产党的理论与使命，利用自已与广大草根阶层的天然联系，进行着发动群众，建立组织，进行维权斗争的具体工作。先是在湖南成功地领导了安源大罢工，并稳固地占领那个阵地好几年，随后又在湖南发动成千上万贫苦农民参加农民运动，成为有名的农运大王。完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过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用今天的话讲，叫做“群众路线”。
上个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与其它政党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得到了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从那里取得了巨大的力量。实际上这个工作是由毛泽东完成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复杂的。当初共产党人开展的工人运动严重侵犯了军阀们的利益，遭到北洋军阀的镇压。迫使年轻的共产党不得不寻找同盟者以便共同奋斗。于是便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随着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军事上的胜利巩固了国民党的地位，而农民运动的高涨又危及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利益。这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1927年春夏之交，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时候，在共产党内部，主张与国民党保持统战关系的一派与主张反击国民党镇压工农运动的一派争论非常激烈，两派又分别以陈独秀与毛泽东为代表，于是原来的师生关系与上下级关系就日益演变成对立的两条路线斗争关系。
这种斗争远在1926年春天的“3.18事变”时就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阴谋手段清洗国民党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势力时，毛泽东就主张坚决反击。但是陈独秀主张退让以便换取蒋介石的革命，致使当时的共产党退出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
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湖南党组织发动十万工农群众对许祥克发动反击时，形势对共产党非常有利，但是陈独秀惧怕国共合作破裂，下令工农群众撒退，致使湖南军阀大开杀戒，工农群众血流成河。在陈独秀的不断退让下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于是就有了1927年8月7日的汉口紧急会议与陈独秀的退场。
3、文人的弱点——秀才遭上兵有理说不清
反思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反思，为什么十年前意气风发的陈独秀在十年后大革命高涨时却走到进退失据，满盘皆输呢?这里就需要从知识分子自身去找原因。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讲的是秀才自视清高，本身身单力薄，只能做些玩弄文字，发发传单的事情，又不善于和普通老百姓交朋友，更不善于组织他们，一但遇上兵便有理说不清，自感卑微。如陈独秀等人，一但脱离象蒋介石这样拿枪的武人便感到自己不知所措，于是在1926一1927年时便得了严重的统战破裂恐惧症。而毛泽东则不同，他在湖南求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便告诉他要经世致用，于是他很注重知识的运用，不但从知识中获取了智慧，而且从组织民众中获得了力量，两者的结合，使他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方法。于是他和陈独秀看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
1927年春夏，陈独秀这个秀才就遇上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局面。随后又有主张走民主宪政道路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遇上了蒋介石这个兵而几十年说不清理。1976年时，又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秀才遇上了叶剑英这样的兵干脆遭到逮捕。这是当今热衷于互联网发贴发声，“争取话语权”的左派应当汲取的沉重历史教训。
八七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坚定地走出书房，走向农村，走向开辟井岗山的革命道路，成功地探索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道路。随后的几十年，他在创建一支执行共产党政治使命的人民军队的同时，也相应地带出了一支政权建设的管理人才，一支带有南泥湾气息的创业人才，一支经济建设，驾驭市场的经济型人才。等等，使得能够贯彻共产党意志的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使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气象一时新。
并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实践生涯中，不但坚持与运用了原有的理论，而且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发展了新的理论，确立了“社会实践”的观点、“群众路线”的观点与“组织群众”的观点，找到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辨证思维”方式，总结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工作法宝，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仍然是我们今天开展实际工作，社会实践不再迷茫的指导思想。
4、历史告诉未来
总结1927年前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打败蒋介石的不仅有舆论，更有执行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改造旧中国的不仅要有先进的理论，更要有用理论把头脑武装起来的社会实践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代替陈独秀，原因就在于此。
总结这段历史，对于一些左派网友来说，更是一苦口良药，上个世纪初，共产党的先驱者们也是迷信“思想启蒙”“教育救国”、或者“文化革命”，迷信于改造人们的大脑，并产生了当时的“陈独秀”。但是等这些“陈独秀”们的思想启蒙无法救国时，主张走“发动群众”“社会实践”的“毛泽东”不得不登上政治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争取人民解放的历史责任。历史选择毛泽东，自然也是告诉人们，要想实现人们的理想信念，最终靠的还是艰苦的“社会实践”与“革命斗争”。一直沉迷于“思想启蒙”与“争取话语权”，最终还是要遭遇1927年夏季“陈独秀”那样的惨痛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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