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信毛泽东，再铸国民性

　　——纪念一百二十一周年

　　二○一三年七月十日，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和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竟然曾经如此表白到：“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象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就在我国汪副总理如此投怀送抱的甜言蜜语言犹在耳的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针对我国政府在南海履行维护国家主权的做法，出席第十二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竟恶狠狠地发出了如此严厉的威胁、挑衅和侮辱：“如果中国试图限制本区域的航行自由或忽视国际规则，美国将不会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危害了地区和平，中国没有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争议，对东亚的繁荣构成威胁。对那些妄图挑起世界恐慌的，我们将打败你。”

　　从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国的国防部长的口中所说出的这些话，绝非是虚张声势的恫吓，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自从我国为了改革开放而抛弃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抛弃了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并投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怀抱，从而导致世界的政治和军事的格局彻底失衡之后，美国就开启了想打谁就打谁的时代。所以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威胁，还从来没有食言过。如一九八三年，美国入侵了格林纳达;一九八六年，美军发动“黄金峡谷”行动，对利比亚进行了第一次军事打击;一九八九年，美军入侵了巴拿马并将巴拿马的总统诺列加抓到美国判处了长达四十年的有期徒刑。一九九○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第一次入侵了伊拉克;一九九三年，美军入侵索马里;一九九四年，美军入侵海地;同年，美军还对波黑的塞族武装进行了长时间的远程军事打击;一九九八年，美军远程打击了苏丹和阿富汗;一九九九年，以美军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进行了长时间的空中打击并炸毁了我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二○○一年，美军又借反恐的名义，入侵了阿富汗;二○○三年，美军再次入侵了伊拉克，并绞死了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二○一一年，美军率先发起了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从而导致卡扎菲政权垮台。

　　哈格尔对我国发出的如此严厉的威胁和挑衅，确实是有底气的。哈格尔的底气，不只是来自美军用十大军事基地对我国已经形成的“G”型包围，不只是来自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我军与美军的武器装备之间再次拉大的差距，不只是来自目前我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更是来自我们中国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并重拾了孔子的孔孟之道之后，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肉食者所再次表现出来的那种愚昧、自私、短视、虚伪和懦弱的国民劣根性。更是来自目前我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我国民众的现实精神状态。而也正是出于肉食者的那种劣根性，所以，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挑衅和凌辱，我国政府才不仅没有敢进行任何的回应。而且除了率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对话会上面带微笑地说了几句维护我国我军面子的不痛不痒的场面话之外，国内的所有官方媒体在向国内报道此事的时候，更是连哈格尔威胁、挑衅我国讲话的全部内容，都没有敢向自己的人民公布。以至于十三亿中国人中大多数，其中包括那些下岗失业失地的工人和农民，尽管至今仍然还要承受着朝不保夕这般生活的窘迫，甚至可能还要遭受靠妻女卖淫才能生存下去的这样侮辱和折磨，但也依旧还沉浸在公知们所意淫出来的“崛起”、“盛世”和“中国梦”这样的梦境之中。

　　自一九七八年在与美国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在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这个屈辱条件之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就成了我国和美国，甚至是在与日本等国家打交道时，始终不变的外交理念。因此不管面对美国的如何威胁、挑衅，甚至是面对“炸馆”、“撞机”与抓捕、殴打外交官这样的羞辱，我国政府、尤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流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目前的中坚力量，却始终是主动笑脸相迎。

　　不用说早在一九五○年，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国边境的时候，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捍卫人类正义，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把美国野心狼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即使是到了一九七○年，由于美军对柬埔寨的入侵和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毛泽东不仅还亲自撰写了一份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而且还更是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和林彪、周恩来等人一同出席为了支持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有五十万人民群众参加的集会上，让林彪代他向全世界公开宣读了这份振奋了了全世界，惊破了美帝胆的后来被简称为是“五•二○声明”的声明。

　　一个国家选择、秉持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和军事理念，最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国民性。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在自己国家的内部，不会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而只有在对外交往、交流、对比、碰撞的过程中，才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由于在正常的情况下，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只能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主流以及民族中坚力量。因此在这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性格，也就是这个国家主流的国民性。

　　“弱国无外交”。曾经率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的我国资深外交官陆徵祥，在遭遇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后，曾经得出了这个著名的结论;而后不久，斯大林在为了说服那些反对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人时，更是曾经这样说到：“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就是根据我国当时的悲惨境遇，因此斯大林这才推导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这个著名论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我国政府由于附上了英、法、俄、美、日等协约国家的骥尾，于是也乍起胆子向战前便霸占了我国山东的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宣战并派出十多万华工，到欧洲的战场上去给协约国的军队挖战壕。

　　一九一九年，由于搭对了便车因而也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我国，派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由顾维钧、王正廷、魏宸组和施肇基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喜滋滋地去参加“巴黎和会”。然而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日等真正的战胜国，却一致同意把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所掠去的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

　　在“巴黎和会”上，尽管陆徵祥等人依据已有的国际公法据理力争，但却仍然未能改变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定。因此陆徵祥等人其后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在《凡尔赛和约》拒绝签字了。

　　帝国主义列强把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所掠去的权益全部转交给了日本的强盗行径，使善良的中国人民彻底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消息传到国内，一部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发起了强烈的抗议，从而引发了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西方兽性的丛林文化主导下的时代，“弱国无外交”和“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两大铁律。然而这两大铁律，当中华民族到了毛泽东的时代之后，却统统都被彻底打碎了。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爆发了内战。然而朝鲜的内战，却为美国构建其全球战略和扼杀新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于是，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以美军为首、有英法等国军队参加的十六国联军，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北朝鲜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打击并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更何况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到朝鲜，也不是来酣睡的，而是为了杀人放火并对我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为此，毛泽东愤怒了。而随着毛泽东的愤怒，中国人民也愤怒了，中华民族更愤怒了。于是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更是随着毛泽东把自己的长子首先送上了战场，因此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马上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与苦难中的朝鲜人民一道，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上南朝鲜的伪军，共十七国的军队统统打回到了“三八线”。从而创造出了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战胜强国，少数国家打败多数国家的奇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色战绩，打得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赫赫战绩而名震全世界的联合国军司令官、美国陆军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惨遭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解职。而联合国军的最后一任总司令克拉克，也更是成了美军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然而在历史上却也曾经蒙受过这样的耻辱。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不经一战，便基本上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足以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二十一条》。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靠纵横捭阖的权术战胜了国民党内各派系和各路新军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赢得了宋家三小姐芳心的蒋介石，率部第二次北伐打下了山东的济南。而此时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也出兵五千余人到了济南。从五月三日凌晨开始到五月十一日，日军先后屠杀了我国军民一万七千余人，杀伤了两千多人，俘虏了国民党军官兵七千余人，制造了惨不忍睹的“济南惨案”。特别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惨案中，日军竟然将蒋介石派去与日军进行外交交涉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割去耳鼻后，又与其他外交人员一同枪杀。而面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如此奇耻大辱和自己的人民所遭受的如此深重的苦难，蒋介石却被日寇的凶残吓破了胆。于是以“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为借口，严令各部不准抵抗并下令撤出济南。从而将无辜的人民，丢给了凶残的日寇。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发动了肢解了我国的“九•一八事变”。面对国土沦丧，人民遭殃，畏敌如虎的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从而将东北的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拱手交给了日本。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为了转移英美等国对它占领我国东北的视线，又开始进攻英美传统势力范围内的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越来越高涨的抗日热情推动下， 奋起抵抗。但是由于蒋介石早已被日寇的凶残气焰吓破了胆而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屈辱国策，因此不仅不敢调动任何一支部队进入上海去增援十九路军，甚至都不敢给十九路军提供任何的物质支援，而只是派出了代表与日军进行谈判。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政府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以驻军上海。从而使上海在五年之后，成为了日本发动进攻我国华中腹地的重要军事基地并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此后，在日军的咄咄逼人面前，蒋介石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极其屈辱的协定。那时的中华民族，真的是任人宰割、饱受欺凌。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六十年里，满清王朝尽管签定了大量的卖国条约，但每次卖国，还都的确是在技不如人而战败了之后，迫不得已才签定的。然而当到了汉族人当政，到了汉民族也恢复了在我们这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内主体民族地位的中华民国时代，从袁世凯的不敢一战便签定卖国条约，到蒋介石面对外来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干脆就连签定卖国条约的这道手续也都省去了。于是对外出卖国家利益，也就变成了对外赠送国家利益。

　　长久以来，尽管我们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但却也始终是一个军事上的弱国。而从“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的不敢抵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拿着缴获来的“万国牌”武器却敢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旧中国的任人宰割、饱受欺凌，到新中国用抗美援朝战争所取得的彻底胜利，坚决捍卫了人类世界的正义和自己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这巨大的反差证明了，我们中国长久以来在军事上的弱，主要不是由于国力和军力上的弱，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弱，是我们中国人意志上的弱，是我们中国人性格上的弱。

　　英国十六到十七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影响极其深远的话，“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个人的性格，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一个民族的性格，更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但不管是一个人也好，还是一个民族也罢，其性格，却又是由其精神而决定的。而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形成或改变，又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接受或传承着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民族性格，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往往也被称之为是国民性。而象我国这样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其主体民族中社会中坚力量的性格，也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国民性。

　　不仅民族、国民性等这些词都是外来的，而且国民性优劣这个问题更是只有在民族间的对比、交往、碰撞、尤其是对抗中，才能反映出来。

　　二十世纪初，在我们中华民族由于不断地挨打而不断蒙受巨大民族屈辱的情况下，鲁迅等人在为了找出中华民族挨打的原因以拯救中华民族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这个问题并对此以批判的方式，试图通过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来拯救中华民族。而后在日本不断侵略面前的不抵抗，也让我们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暴露得更加彻底。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之前，还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我们中国人国民劣根性，集中就是表现在弱、私、虚、愚的这四个方面上。

　　弱，就是胆小懦弱，就是精神软弱，就是没有血性，就是没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就是没有压倒一切的勇气。据幸存者回忆，南京大屠杀中被屠杀的那些死难者，其中有不少的军人。但是这些军人却不仅在日寇攻城的时候放弃阵地而四处溃逃了，甚至在被日寇俘获之后押往屠杀场的过程中，竟然连逃跑的勇气都丧失了。

　　私，就是自私，就是一切为了自己，就是没有奉献精神。就是由于过度自私，以至于我们这个民族都到了一盘散沙这样的程度。同样在南京大屠杀中，往往就是几个、几十个日军把几百、几千的我国同胞押向屠杀场。而被押往屠杀场的这些同胞明知道自己将要被屠杀，也明知道只有反抗或逃跑才是唯一的活路。但由于他更知道首先反抗或逃跑的，将肯定首先被日军杀死。所以他的反抗或逃跑，只能是给其他人创造活的条件。因而就绝不肯以自己的首先去死，而为其他同胞创造反抗和逃跑这样生的条件。

　　虚，就是虚荣，就是虚伪，就是虚幻，就是虚妄，就是虚言，就是不真诚，就是瞒和骗，就是虚张声势。

　　中国人的虚伪不仅普遍，而且由来已久，其源头有据可考，最早应上溯到孔子。据《论语•阳货第十七》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原本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后来公山弗扰反叛了季氏并占据费邑。在反叛了季氏之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公山弗扰来拉孔子入伙，而孔子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立即前往加盟。然而对于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却表示出了他的强烈反对。于是孔子这才只得对子路道出了他此举的真实用意：“我岂能供公山弗扰白白地驱使!假如他任命我一定的官职，我只要掌握了权力就找机会干掉公山弗扰，然后借用这股力量，在东方建立起像西周那样的我理想中的国家。”

　　孔子对子路所说的这段心里话，与他所一贯强调的要“主忠信”相比，明显地表示出了他的虚伪。不管公山弗扰背叛季氏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当时的道义，但他对孔子的相邀，应该说还是真诚的。然而对待真诚，孔子的回报却是虚伪。然而正如孔子本人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所讲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那样，两千多年来，把一个都虚伪到如此程度的人树立为圣人的中国，想要不虚伪，那可都难了。

　　虚荣和虚伪，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相互猜忌，又进而导致整个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因此偌大的一个民族，这才会总是挨打。而越是虚荣，越是虚伪，也就越是无法吸取历史教训，因此也就越是挨打。而越是挨打，中国人、特别是统治阶级和当政者也就越是虚伪。因此，中国也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这样指出了中国人的虚伪：“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汉平帝元始元年权臣王莽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以后随着孔子的谥号越来越升级，中国人也就越来越虚伪。管鲍贫贱之交，羊角哀舍命全交等，也就只能留在中国人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向往里了。

　　愚，就是愚昧，就是愚蠢，就是不智。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就是没有远见卓识，就是看不到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个人，一个民族，如何没有智慧，剩下的那就只能是愚蠢。“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知者不惑”。智，是孔子提倡的三项美德之一。(《论语•子罕第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通智。)而“仁、义、礼、智、信”，又更是构成了儒家文化重要支撑的的“五常”。然而尽管就连虚伪的祖师爷孔子也都早就认识到了“智”的重要，但是由于生产实践才是人的智慧的根本来源，可儒家文化却偏偏又非常轻视生产实践。于是在儒家文化中，也就没有产生多少真正的智慧，而却只有聪明的乖巧。所以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两千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几乎就是陷于了停滞的状态。秦朝和清朝，除了时代上的差异，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只不过纯属就是经验上的堆积，而根本就没有原理上的认识。特别是两千多年来居于我国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文化，不仅没有丝毫的逻辑学知识，反而还更是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毒素。因此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就普遍养成了不看重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和本质，而却只看重事物发展变化结果这样的劣根性。重结果轻过程的结果，就是导致人们失去了探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愿望和动力。就是由于儒家文化中没有丝毫的逻辑学知识，所以尽管儒家文化特别讲求孝，但是由于没有能够讲得清道理的逻辑学知识，所以始终也无法做到用理喻的方式来培育出孝子。然而尽管如此，但由于孝道又不能不讲，于是只好不是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等这种用现象解释现象的硬性灌输，就是采取实际行动，因此也就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而就是象“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由于受没有丝毫逻辑学知识的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所以不少的中国人也就丧失了通过理论学习而认识真理的能力。特别是由于更认识不到真理对正确实践的根本性指导作用，因此那就只好相信“摸着石头过河”了。所以直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中国竟然还能制造并有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歪理邪说。

　　全人类的每一个民族，无不都是在与远古洪荒猛兽的一路血战前行中而走到今天的。因此，中国人的国民性之所以会象后来那样，只能说明是在中途发生了改变。

　　今年不仅我国和日本对钓鱼岛的争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一百二十周年。所以不只是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了不少的专家学者，专门对我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分析。就连民间主流也有不少的有识之士，对我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原因，也自发地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研究。然而在当下不仅儒家文化正热，而且汉奸文化更是已经形成并大肆泛滥的情况下，这些总结、分析和研究的结果，不仅没有找到我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的真正原因，而且简直就是在为汉奸文化的泛滥和主动型汉奸的大量产生在推波助澜。

　　尽管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我国之后曾经欺压、侵略、蹂躏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十年，但据说我们这个民族的近邻，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世仇的日本人对我国古代、尤其是春秋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却还是非常敬佩的。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我们中国人，无不崇尚那种刚烈不屈、轻生重义、一诺千金、肯于奉献、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性格。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能够打败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太过懦弱。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在何时发生改变的?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了改变呢?

　　从我国历史的走向来看，我们中国人性格的改变，从战国初年就开始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东方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越来越崇尚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而随着对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崇尚，这六国人的性格也越来越弱，因此相继为崇尚墨家和法家思想的秦国所灭。而取代了秦王朝的西汉王朝，又在我国古代第一次反抗大规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受挫之后，由于刘邦性格的流氓和无赖，想到的不是卧薪尝胆、养精蓄锐、报仇雪耻，而是竟然接受了儒士娄敬提出的用更为耻辱的“公主和亲”的建议，来保卫王朝的存续。而流氓的性格，就是对强者如羊，对弱者如狼。因此从西汉开始，中国也就出现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这一奇特现象。而且越往后，也就越严重。

　　中国人性格改变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不良影响。而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给我们中国人性格共同带来的不良影响，首先就是弱。这个弱，就是精神上的弱。而由于精神上的弱且又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进而又演化出了私、虚、愚这样的性格品质。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影响下，对战争问题所产生的错误认识上。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不接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而却崇尚墨家和法家思想的秦国的军队，与接受了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东方六国军队相比，也就成了英勇无畏的虎狼之师。而面对秦国的不断侵略与蚕食，与秦国接壤的韩、赵、魏三国的统治者，更是愚蠢到了竟然用割地赂秦的办法来自保。而齐、楚、燕三国的统治者，也同样愚蠢并自私到了都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从未真心援助过韩、赵、魏三国。等秦国灭了韩、赵、魏三国之后，实力大增，从而又轻松地灭掉了齐、楚、燕三国。

　　对于战争的取胜之道，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两军交战，“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出自《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老子的这段论述，后来演化成了一句成语：哀兵必胜。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愤之兵，就是忍无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那种极其悲愤的精神状态。既然老子认为是哀兵必胜，所以老子同样也会认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尽管不一定就会战败，但肯定也没有多少取胜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首先就必须要遭到对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却好象是和老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轮流遭到了秦国的轮番欺辱。特别是赵国，更是一次就被秦军坑杀了四十万降军。因此不仅残余的赵军都成了哀兵，而且就连所有的赵国人，更是几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后来的战争中，赵军不仅没有战胜秦军，反而连整个国家都被秦军给灭亡了。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据说就连圣人孔子都曾经问学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对后世的中国的影响极大。而受老子这种哀兵必胜理论的影响，后世的中国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这样的认识。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国人性格的特征之一。但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长期的忍受、压抑，必然会导致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萎缩。

　　不只是老子，与老子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对待战争的问题，也同样非常谨慎。当孔子的弟子之路这样问过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出自《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死而无悔，就是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就是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古代社会的圣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对敢于并肯于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否定，给我们这个民族性格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

　　老子和孔子，不过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因此对于战争的问题认识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为是兵圣的孙子，却不仅也有着这种慎战的思想，而且对战争取胜之道的认识，更是与老子大同小异，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后世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文化就分裂为了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却皆出自于《易经》。因此，《易经》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道家、儒家和兵家对战争问题所持的几乎相同的认识来看，《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说《易经》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不少的中国人相信《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能够预测未来，能够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而在《易经》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的这一卦中，就有“敬之，终吉”这样的彖辞。这个解释就是告诉人们，不管闯到你家的这三个人怀有什么样的目的，但只要你对他们恭恭敬敬，那最终的结果对于你来说，都是大吉大利的。而我们中国就是由于受“敬之，终吉”这一思想的长期影响，因此才会产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雨过天晴”这样的人生格言。

　　老子、孔子和孙子尽管号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但是对于战争获胜之道的认识，却有着错误的相似，那就是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战争，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军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才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要素。人的敢于牺牲并肯于牺牲的精神，只能是自觉迸发出来的，而绝不可能是逼迫出来的。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与牺牲的精神，只能是来自于文化的引导。就是由于象老子、孔子和孙子这样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都没有能够认识到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所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就缺少了如何焕发人的精神力量的内容。而也正是因为军人没有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所以我国古代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这才会屡战屡败。

　　老子、孔子和孙子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极大的三个历史人物，但是老子、孔子和孙子所阐释的思想或主张，却完全充满了被动、甚至是充满了无奈。因此他们的思想或主张，都是只有治国驭民之术，而没有开疆拓土之略。由于长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所以中国人也就逐渐丧失了主动进取的开拓精神，而只剩下了对物质生活的穷凶追求。

　　老子、孔子和孙子共同所持的那种“慎战”思想，彻底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性格的改变。最高统帅秉持的慎战思想，必然会导致部属们产生畏战情绪。所以正是由于有了无所畏惧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因此才会产生象于庆阳那样“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珍宝岛十英雄”。

　　从慎战到畏战，导致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人的性格是越来越弱。而由于性格上的弱，又导致了这六国轮番挨秦国人的打。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而且我国也始终没有自发地形成)民族这个概念，但此时的人们终究已经知道了国与国之间的分别。既然本国的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外来侵略，那么人们也就只好去各自寻求生路而别再去管他人了。于是，整个民族自私自利的这种劣根性，也就由此而开始形成。无论是在日本全面侵略我国期间，还是在长久的历史上，那些大量的汉奸，大多数不都是为了自寻生路吗?自私自利，导致了人们的相互猜忌，从而失去了彼此之间应有的信任。

　　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经常挨秦国打的楚、燕、韩、赵、魏五国商定，推举楚国的考烈王为纵约长，以魏国的信陵君为联军统帅，共同起兵攻打秦国。然而五国之间由于自私自利、相互猜忌、互相观望，谁都不肯全力与秦军交战，唯恐替别人火中取栗。于是在函谷关前，五国联军被秦军打败。而被秦军打败了的五国联军，又去攻打不肯参加联军的齐国以泄愤。此举又导致了经常被秦国打的这六国，更加地不和与猜忌。而为了生存下去，于是只得纷纷讨好秦国。特别是与秦国接壤的韩赵魏三国，更是不得不以不停地向秦国割让国土的这种方式以讨好秦国。然而他们这种抱薪救火的方式，却导致了他们最先被秦国所灭。

　　在遭遇外患的时候，许多的中国人往往为了能够寻求到一条个人的生路，因此也就只能去不顾国家的利益。但由于我国却又很早就形成了忠孝的这种观念，所以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又导致了这些人只能生活在双面的人生之中。而双面人生，继而又导致这些人形成了一种双重的性格，那就是虚伪。由于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挨打，久而久之，也就又形成了虚的这种劣根性。而在弱、私、虚等劣根性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也越来越愚蠢。以至于都愚蠢到了内外不分的程度。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自战国时代起，就屡屡南下侵略中原和关中地区的燕、赵、秦等国。为此，三国不得不在各自的北部边境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侵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仅派重兵打退了匈奴七百里，而且还更是把原先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派重兵驻守，以防御匈奴的再次南侵。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做法，尽管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最起码，也在客观上保护了整个民族的利益。然而对于秦始皇修长城以抵御匈奴的做法，儒家读书人可不是这样去认识。他们认为秦始皇修长城抵御外来侵略是不爱惜民力，是不关注民生，是不行仁政而行暴政。而对待外来侵略，他们却自恃有着“敬之，终吉”的这个“法宝”。于是在儒家读书人的蛊惑下，不仅“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八百里”，而且守土有责、肩负着保护国家和人民责任的戍卒陈胜、吴广等九百多人，更是在大泽乡振臂一呼，以“等死，死国可乎?”(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样的理念为号召，揭竿而起，倒戈推翻了秦王朝的“暴政”。然而秦王朝的“暴政”尽管被推翻了，万里长城也被中国人给“哭倒”了，可是匈奴人跟着也就打来了。于是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导致中国人失去了一次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刚烈不屈、轻生重义、一诺千金、肯于奉献、义薄云天、视死如归性格的历史机遇。

　　公元前二百○一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发动叛乱并勾引匈奴攻打太原。刚刚打败了楚霸王项羽的汉高祖刘邦，踌躇满志地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前往迎战。可是公元前二百年的冬季，刘邦和手下的三十二万大军，却被匈奴军队包围在了大同东北部的白登山上。这一仗，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率军将刘邦及其三十二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上的，是号称控弦四十万的匈奴冒顿单于。然而冒顿单于尽管号称是控弦四十万，但那已经是举倾国之力了。本来，四十万对三十二万，力量上也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更何况战场在西汉王朝的管辖地域，所以汉军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因此只要刘邦能够坚持下去并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坚决的反击，也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可惜由于刘邦就是个流氓，而流氓又是对强者如羊，对弱者如狼。于是面对凶悍的冒顿单于，刘邦没有选择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坚决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屈辱的公主和亲和每年给匈奴进贡这样“敬之，终吉”的办法。因此白登之战中，汉军的失败，首先是刘邦这个流氓在精神上的失败。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又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性格。

　　汉高祖刘邦选择的“公主和亲”和进贡这样“敬之，终吉”的做法，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大吉大利，反而还增添了匈奴人的国力。因此尽管西汉王朝的“敬之，终吉”是意切情真，但匈奴人却仍然还是不断地南侵。到了西汉王朝国力有所增强的汉武帝时代，忍无可忍的汉武帝终于开始了对匈奴人的大规模军事反击。然而到了公元前八十九年，本应该在前三次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从而彻底解决这一严重的外来威胁。可是汉武帝为了追求儒家文化所大力倡导的所谓仁政，却下了《轮台罪己诏》，从而放弃了轮台屯田戍边。尽管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和屯垦戍边，的确不免使人民要付出与承受象“文学”所说的“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这样的代价和痛苦(《盐铁论•本议第一》)。但那是一个国家在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必须要采取的措施，那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国家、为民族而付出的牺牲。然而在儒家文化中那种极端自私自利思想和所谓仁政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却不愿做出这样的牺牲。特别是在此期间，汉武帝还更是由于受儒家读书人的蛊惑，竟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从而把儒家思想确立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于是，中国人不仅再一次失去了恢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性格的历史机遇，而且中国的历史，也就此彻底拐了一个弯。

　　因袭着老子的“哀兵必胜”和孙子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思想，到秦朝末年的时候，中国人竟然都产生了“等死，死国可乎?”这样的认识。“等死，死国可乎?”的这种认识，就是只有在无论如何都要死掉的情况下，才可能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个人的牺牲。所以“等死，死国可乎?”的这种认识，不仅没有能够体现丝毫的主动精神，而且更是完全丧失了为国家、为民族的奉献精神。所以墨家文化中所提倡的“摩顶放踵，尽利天下”的那种无私奉献和“路见不平，拔剑而起”的无私无畏精神，就是这样被道家、儒家和兵家所共同主张的这种极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我国古代主流社会中给排挤得无影无踪了。而由于没有了为国家、为民族敢于并肯于牺牲的精神，由于没有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因此只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情况下，中国人这才会“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就是在道家的颓废和儒家的腐化堕落以及兵家的慎战思想的侵蚀下，中国人逐渐就丧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刚烈不屈、轻生重义、一诺千金、肯于奉献、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性格，丧失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从而形成了贪生怕死、贪图享乐、畏难畏艰、奸懒馋滑、虚伪虚言等这样的劣根性。然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最为不幸的是，自西汉王朝开始，特别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中国人又逐渐形成了“只能马上打天下而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这样一个荒谬认识。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家读书人，在和平时期也就恬不知耻地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而民族的中坚力量，其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于是在象“割不正，不食”这样极其讲求生活奢侈腐化思想的毒害下，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的血性四溢、刚烈不屈的中国，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舌尖上的中国》。

　　自西汉王朝之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王朝便屡屡遭受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的入侵。两千年来，几度被打得山河破碎、风雨飘零，甚至还曾经两次亡了国。然而汉民族的文化，却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己的文化传承，这其中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不仅一次次地拯救了我们这个国家，而且更是一次次地挽救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历史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仅儒家思想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统治思想。而且儒家读书人，更是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然而尽管儒家思想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己人民的精神控制，儒家读书人也能够有效地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统治，但是儒家思想和儒家传人却不能有效地抵抗外来的侵略。所以一旦因为遭受外来侵略而出现了象“靖康耻”那样“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斯文扫地情况，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由于没有了儒家思想的精神控制，那种宁死不屈的血性马上就会迸发出来，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去，从而实现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拯救，实现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挽救。因而在此期间，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也会随之发生转化，劳动人民大众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满清入关，嘉定人民为了保住汉人的衣冠，不惧清军的凶残，奋起反抗，因此遭到了清军接连三次的大屠杀。特别是与嘉定毗邻的扬州，更是在十天之内，就有八十万的无辜百姓惨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之下。可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明末的大儒却不知何故，而均得以善终。特别是明末的另一位大儒钱谦益，在国破家亡之际，曾经高调宣称要在常熟的尚湖投水自尽以殉故国。而钱谦益的小妾，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听丈夫公开宣称要投水自尽以殉故国，也公开宣称要在丈夫投水自尽以殉故国的当天投水自尽殉夫。到了夫妻俩公开宣称的投水自尽的那天，钱谦益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始终没有下定殉国的决心。反倒是柳如是等得不耐烦了，奋身跳入水中。然而此时钱谦益还没有殉国，所以柳如是也没有殉夫的理由，于是众人七手八脚地救起了柳如是。可钱谦益凝视完了西山的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了声：“水太凉了，怎么办呢?”于是便转身投降满清去了;抗日战争时期，凶残的日本鬼子打来了。大字不识的放牛娃王二小，奋不顾身地把日本鬼子引到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里。可满腹经纶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这所谓“新儒家三圣”，却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跑到大后方四川去了。正是因为日本鬼子打来了而山河破碎，所以中华民族这才需要敢于把敌人带进八路军埋伏圈里的王二小，而不需要只会讲“仁、义、礼、智、信”的什么“新儒家三圣”了;正是由于有了千千万万个奋不顾身的王二小，而不是因为有了会讲“仁、义、礼、智、信”什么“新儒家三圣”，因此这才有了抗日战争这场中国近代以来所取得的第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然而尽管我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在不管多么艰难困苦的场合中都能把中华民族拯救出来，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产生之前，由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因而每次在完成了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拯救，在完成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挽救之后，又不得不再次接受儒家思想的精神控制。于是对于广大劳动了名大众来说纯属是历史悲剧的“牛打江山马坐殿”的局面，也就再一次出现了。儒家读书人，也就又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而重新骑在了劳动人民大众的头上。而劳动人民大众也将从拯救民族危难的中坚力量，再次变成了被人奴役的牛马。于是，中国也就又开始了下一次从危机到拯救这样的恶性循环。这就是自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我们中国，会出现侵略者惧怕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又惧怕自己的政府;而中国的政府，却又惧怕外来的侵略者这样一个奇怪的循环。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循环，那就是外来的侵略者，惧怕的是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大众对外来侵略的殊死反抗;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大众，由于被套上了儒家思想的这道精神枷锁，而又惧怕自己的政府;而中国的政府，因为是由崇信“敬之，终吉”这种思想而又特别惧怕外来侵略的儒家精英所组成的，所以又特别惧怕那些野蛮的外来侵略者。因此说，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当时的我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大众为了反抗外来侵略而掀起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成功地避免了中华民族被瓜分，而且更是坚决抗击住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我们的文化入侵，从而保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仅仅保卫了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成功地反抗外来侵略，不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强盛。因此，“义和团运动”虽然是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尽管是壮烈的，但结局却只能是悲壮的。而毛泽东正是由于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悲剧，所以不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创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从而唤醒并率领劳动人民大众推翻了三座大山而建立起了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而且为了永保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毛泽东更是曾经大力号召工农兵学哲学并苦心孤诣地构建宏大的工人阶级理论队伍。特别是为了维护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毛泽东更是严厉地打击了包括传统的儒家读书人在内的当年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大众政权的挑衅与进攻。

　　全国解放后，由于毛泽东为了团结全国各方面人士一同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于是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梁漱溟也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然而此举却使梁漱溟出于儒家读书人的那种本性，错以为劳动人民大众的红色政权建立，是同历史上一样的又一次“牛打江山马坐殿”的开始。因此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列席出席先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大放厥词，攻击劳动人民大众政权的施政方针。而梁漱溟对劳动人民大众政权的挑衅与进攻，当即便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驳斥。

　　一九五七年，为了提高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力，以改善党的作风。毛泽东真心实意地邀请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然而毛泽东的如此善意，却导致了章伯钧和罗隆基等这些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精英的野心膨胀。不仅攻击中共产党的执政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更是忘乎所以地提出了要与中国共产党“轮流坐庄”，公然要篡夺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面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的不仅错把中国共产党的善意当软弱，而且还更是要再来一次“牛打江山马坐殿”，毛泽东断然发动了“反右运动”，从而打退了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些人对劳动人民大众政权的猖狂进攻。

　　为了永保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毛泽东是呕心沥血，更是不怕跌得粉碎。然而我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却辜负了毛泽东，他们只接受了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却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能够永保劳动人民大众政权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孤诣，因而这才不知道如何永保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权。因此毛泽东刚一去世，就被人领到了改革开放的泥坑里。于是自己从毛泽东时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也就变成了如今这样竟然有人都不得不靠妻女去卖淫才能活下去的命运最为悲惨的最弱势群体。

　　有史以来，我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大众最成功、最彻底、也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拯救了我们这个国家，挽救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次，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了。

　　毛泽东不仅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更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为维护而不受苏联人的重视。所以尽管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第一支人民武装，为中国革命开辟了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但却始终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直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蒋介石撵到贵州的穷乡僻壤而在客观上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之后，为了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干以战胜蒋介石，当时那些百分之百地听命于苏联人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才不得不同意了毛泽东担任政治局的常委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但是由于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具有战胜蒋介石的的军事和政治才干，而周恩来和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也都明知道自己军事指挥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与毛泽东相距甚远。因此虽然名为毛泽东的上级，但却都能自觉地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因此，毛泽东这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统帅。

　　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仅能够创立毛泽东思想，而且更是能够创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并把它注入到了全党和全军之中。从此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与战斗堡垒。而人民军队，则更是成了“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样一支无往而不胜的军队。特别是中华民族，也从此变成了一个“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伟大民族。

　　无论是道家文化、儒家文化，还是尽管外来但却很好地实现了我国本土化且影响更为深远而显著的佛家文化，都不仅只看重生活方式而却轻视战斗方式，特别是还更缺少了文化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生产方式。而正是由于后来创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于是这才弥补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巨大缺陷。

　　在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产生之前，我国曾经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统治阶级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如狼，对外如羊。而这个现象，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子的“轻敌几丧吾宝”、孔子的“必也临事而惧”和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的慎战思想影响太深才出现的。

　　与西方丛林世界的野兽文化相比，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那就是自由草原上的草食性动物文化。然而尽管如此，儒家文化与西方丛林世界的野兽文化也仍然具有相同的共性，那就是“吃人”。只不过西方丛林世界的野兽文化是直接吃人，是专去吃外人的文化;而儒家文化就是象草原上的两只公羊或雄鹿为了争夺领地和配偶而经常打得十分激烈、甚至是十分惨烈，可是只要有一只狼闯来，马上就丢小妻儿老小而逃之夭夭，然后再行决斗那样。是用“礼教”进行加工包装后再吃人，特别是专吃自己人的文化。

　　在战争中做到知己，无论是内战外战，那当然都是相同的;然而要做到知彼，在民族内部，极易做到了如指掌。而对外，那可能就是一片茫然了。既然只有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那么如果不知彼，也就只能是百战皆殆了。

　　相较于野蛮和暴力，我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惧怕的更是在儒家礼教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那种“王法”。因此侵华的八国联军这才放弃了瓜分中国而保留了满清政府，借助满清政府的“王法”，而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实行间接的统治。而抗日战争前步步蚕食我国的日本鬼子，更是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在逼迫蒋介石政府签订的许多卖国协定中，都有中国政府要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的这一条。由中国政府用自己的法律禁止自己的人民进行抗日活动，远比日本鬼子自己用武力直接进行镇压有效得多。而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当政者蒋介石由于受老子的“轻敌几丧吾宝”、孔子的“必也临事而惧”和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的慎战思想影响太深，所以这才导致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如狼，对外如羊。因此老子的“轻敌几丧吾宝”、孔子的“必也临事而惧”和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的慎战思想，与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这种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辩证法的战略思想相比，那就犹如是云泥之别了。就是由于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是内战内行，对内如狼，所以那时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以及中华民族内部之间的民族斗争才非常深重并经常发生。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不仅是外战内行，而且内部更是逐渐缩小了阶级矛盾并弥合了民族矛盾，因此也就彻底根除了内战。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时就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从而人民军队建立之初，就为它注入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唯一宗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工农革命军在打下茶陵县城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之后，毛泽东又明确地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组织群众，帮助地方建党，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后来，这三大任务简称为：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后来改成为红军的工农革命军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每到一地，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和党组织，成立农会、工会。分得田地的农民为了包围胜利果实，又送子参军或亲自参军，从而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

　　由于在建军之初毛泽东就为这支军队注入和确立的唯一宗旨、建军原则和三大任务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这样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从而使这支军队成为了一支不仅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新型人民军队，而且还更是成为了一支能够自食其力的军队，成为了一支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军队。也正是由于有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所以这支军队才能够成为一支具有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的军队，才能够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军队，才能够成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军队，才能够成为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

　　就是由于毛泽东不仅首先在吃饭的问题上解决了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而且更是把生活与生产和战斗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才使得这支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然而就在毛泽东用自力更生的方式，已经在经济上解决了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问题并正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与他同期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或其他那些高级领导人们，却不仅只知道躲在上海滩外国租界的洋房里，而且由于吃着苏联人的饭，于是正在苦心孤诣地为了苏联的利益筹划呢。特别是象王明这样苏联人豢养的家伙，竟然把停发苏联人提供的生活费，当成了是他排斥和打击象瞿秋白那样违背了苏联人旨意的党内同志的有效手段。而与毛泽东同期的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或高级领导人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由于他们不仅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而且还更是没有做到“两个彻底决裂”，所以也养成了我国传统文人“鹰嘴鸭子抓，能吃不能拿”那样的生活习性。所以这些人不用说在经济上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就连在生活上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因此这才不得不跻身于共产国际的这个体制内，乖乖地接受苏联人的操控。而毛泽东却不仅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之前，为了筹集组建中国共产党和保证中国共产党湖南小组的生存与发展的经费，就和易礼容等人筹资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家“长沙文化书社”。书社的开办，不仅通过出售大量的进步书籍从而大力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更是通过盈利从而为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筹集到了一定的生存与活动经费。而后，为了给革命筹集更多的经费，毛泽东还与易礼容等人又开办了一家纺织厂。

　　在开辟了党在安源地区的工作并组建起党在安源地区的政治组织之后，毛泽东又先后带着李立三、刘少奇、易礼容、毛泽民、蒋先云、毛福轩和唐升超等人到安源地区加强工作，在增强了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的同时，又组建起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劳务介绍所和故工抚恤会等三个党所领导的经济实体。工人消费合作社等三个经济实体的创办，不仅通过为工人谋取经济上利益从而扩大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而且还更是在经济上解决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毛泽民担任股长的兑换股，为了扩大融资并提高工人的经济收益，还更是采取了发行股票进行经营的做法。此举不仅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并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而且也更是首开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金融工作的先例。

　　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党在安源地区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的全面的胜利。安源工人罢工的胜利和安源地区党组织迅速发展，不仅有力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而且也更是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与毛泽东在经济上解决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的。

　　由于在经济上解决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党员的个人生活问题，所以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的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到一九二四年年底的时候，还只有不到一千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仅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属的安源一地的党员，就多达了三百多名。

　　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到了井冈山，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以后，毛泽东又率领工农红军先后开辟了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并形成了中央苏区。当时，为了在经济上解决党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问题，毛泽东非常注重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又修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错误，从而形成了《兴国土地法》。到了当年的七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闽西土地法》。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根据地经济建设中，除了重点发展农业生产，还建立各种经济合作社，组织培养了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在此期间，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导下，根据地的各级经济组织，还大力开展和扩大了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当时在大力发展公有经济的同时，还保护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为了指导党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专门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兴国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们的经济政策》等著名的有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性文章。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工农红军与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还更是为躲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和在白区工作的那些党员、尤其是党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经费。据叛徒向忠发叛变后的供词披露：“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黄金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黄金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陈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同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才做到了这些。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毛泽东才真正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阐释的那“两个彻底决裂”，彻底去除掉了自己身上的那种劣根性，从而真正树立起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而后来毛泽东更是用以身作则、亲力亲为的方式，把这种理想和信念注入到他亲手所创建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中，因此中国革命这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深谙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对于在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却又没有逻辑知识的儒家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只有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因此毛泽东不仅用自己的无私无畏、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和对人民的爱及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去影响教育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去除弱、私、虚、愚这样的劣根性，而且更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急需壮大自己力量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和妹妹等全家人都引领上了为穷苦人打天下，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革命道路上。就是在象毛泽东和他的亲人们的这种榜样力量的影响带动下，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群众，才前仆后继地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来。

　　当年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艰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敢于投身革命的，人数太少。可是反革命的却由于占有先行之利，所以又人多势众。而之所以会如此，就是由于在没有逻辑知识但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中国人极为轻视道理而又极其相信事实，所以这才会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样的格言。特别是在道家、儒家思想的毒害下，中国人又普遍养成了谨慎、胆小、懦弱、愚昧、自私这样的性格。因此为了改变命运、尤其是为了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而敢于并肯于投身革命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中国的人口始终保持在四亿多，而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更是多达了四亿五千多万。然而无论是在反抗日寇侵略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国共两党进行阶级大决战的三年解放战争里，四亿五千多万的中国人，却只有不到零头的那些人参与到了其中，而其他四亿多人却躲在了一边，苶呆呆地再一次充当了历史的看客。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长达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过程中，包括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私奉献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吸引了中国人，教育了中国人，感染了中国人。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过程。也正是由于国民性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才不仅要经历了二十二年的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还必须首先要跨越民族革命的这一关。而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年的俄国，同样是由于国民性的原因，所以不仅“十月革命”能在一天之间就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更是省却了民族革命的这一关键环节。

　　同鲁迅等人一样，毛泽东不仅早就认识到了包括劳动人民大众在内的中国人身上的那种劣根性，而且更是最早认识到了这个因素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实践。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特别是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看到的不只是我国劳动人民大众身上的那种劣根性，而且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那些优点，尤其还更是找到了如何去除他们身上那种劣根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毛泽东不仅用以身作则、亲力亲为的方式去影响、教育身边的人，而且更是从历史的陈迹中，发掘出了墨家文化，并把墨家文化中的“摩顶放踵，尽利天下”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政策、策略、情感、教育、纪律、组织措施等方式，注入到了人民军队之中。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更是把它注入到了全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墨家文化与自己的革命实践以及对人民、对民族的深厚情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才创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文化中，只有墨子的思想和围绕着墨子的思想而形成的墨家文化，才堪称得起是真正的精华。围绕着墨子所创立的思想而形成的墨家文化，具有着“摩顶放踵，尽利天下”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具有着不畏强权、敢于主持正义的这种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着以身作则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具有那种视死如归的敢于牺牲精神和“兼爱”的这种宽广胸怀与高尚情操。墨家文化不仅坚决主张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更具有日常劳动生产和战时当兵打仗这样的生产方式和战斗方式的内容。特别是墨家文化中，还更具有对逻辑学和对力学、光学、几何学和代数学等自然科学等方面这样的重大探索。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如果沿着墨子的这种思想走下来，那将会避免后来所遭遇到的所有不幸。然而不幸的是，就象当今的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日渐式微一样，墨子的思想和围绕着墨子的思想而形成的墨家文化，到了秦末汉初的时候，就被中国人、尤其是被中国的主流社会自己给彻底抛弃了。墨子的思想和墨家文化的被抛弃，并不是墨子本人和墨家文化的不幸，而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更是汉民族的不幸。墨子的思想和墨家文化被抛弃的原因，与目前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日渐式微的原因相差无几，就是墨子的思想和墨家文化与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虽然能使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但却不能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不能满足人们的低级趣味。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既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也更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不仅白纸黑字地写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而且更的确是指导了当年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又都有哪些呢?

　　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反映了当年中国革命的实践。而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如此的艰难，根本的原因还不只是在于当时的中国由于正处在半封建本殖民地的社会阶段，因而生产力极其落后。而更是在于我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在儒家思想的长期毒害下，特别是在儒家读书人的直接影响下所形成的那种弱、私、虚、愚的劣根性。

　　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子弟兵长达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才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相比，俄国的“十月革命”，几乎就是在一天之间便取得了成功。“十月革命”前，经过仅仅两万多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短短几个月的宣传动员，俄国圣彼得堡的工人和驻守在圣彼得堡的原沙俄军队的陆海军士兵，就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是人类未来的方向，于是便全都加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而站出来保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却只有少量的卫队和一个俄罗斯妇女敢死营以及一些原沙俄军队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因此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清晨，当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之后，包围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周围的两万多工人和士兵，高呼着“乌拉”的口号，潮水般地涌向了冬宫的大门。冬宫的卫队长帕里琴斯基见状连忙打开了冬宫的大门，并把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引导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开会的房间里。此时早已得知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要发动武装起义而正在开会研究对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那些部长们，也就只好束手就擒了。当天上午十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在发布的由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中宣布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是世界上的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仅在十七年前参加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战争中，俄国就得到了我国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中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九七的份额。而我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在我国，不只是城市里的工人，就连广大农村里的那些农民，其生活比起“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工人，也不知要痛苦多少倍。所以俄国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原沙俄反动军队中的士兵、甚至还有许多的军官，并不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参加革命，而仅仅是经过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就能够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阶级的立场就能够迅速地发生转变，从而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之中。而我国的那些生活极其贫困，命运极其悲惨的工人、农民，却由于在没有丝毫逻辑学知识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因此仅仅通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是很难唤醒的。因此有些老革命家、老将军、老干部后来纷纷撰文，说当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由于生活所迫。

　　在没有逻辑知识却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许多中国人都形成了极难理喻而只能靠事实来进行教育的这样极其愚蠢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能够自觉地认识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是否正确，那可就难上加难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才能制造并使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歪理邪说。而中国人极难理喻却只能用事实来进行教育的这一点，不用说在一般的人身上，即使是在后来和毛泽东一同号称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些人身上，也一度体现得更为明显。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谢绝了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要他随党中央隐蔽到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邀请，而是选择了去领导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屠杀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攻打敌人的力量占据优势的大城市受挫之后，毛泽东马上把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带往了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以图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由此开始，毛泽东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浴血奋战中，为中国革命创立并探索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种正确理论和唯一一条能够通往胜利的道路。然而毛泽东创立和探索出来的这种理论和道路，却并不为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所认同。这些接受了苏联人培养教育的人认为毛泽东所创立的理论是山沟里的理论，而“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于是，这些人拒绝了毛泽东所创立的理论和所开辟的道路，而只是接受了毛泽东所创建的人民军队和所开辟的根据地。之后便排挤掉毛泽东，而由他们自己按照苏联人所传授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领导我们中国的革命。然而我们中国的革命以及他们本人的生命在他们的手中，却险些就葬送了。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复出，这才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这才挽救了中国革命。当然，也挽救了这些人的个人生命，从而使他们也成为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初为什么会不相信毛泽东，为什么会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革命理论而却完全听命于苏联人，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实用主义毒害太深，因此也形成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样的劣根性。他们所看到的那个“实”，就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天成功。就是因为有苏联“十月革命”一天成功的这个事实存在，所以这些人才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而对苏联人教授给他们的那种马列主义理论深信不疑，才会坚持“城市中心论”，才会屡犯左倾错误路线。而这些人对毛泽东的不相信，实际上就是对他们自己的不相信，就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不相信。不相信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是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经常挨打密切相关。经常地挨打，导致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确不如“外人”，因此在我国这才很早就形成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这种认识。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屡战屡败，同样更是导致这些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因而这才把挽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苏联人的国际主义上。而直到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被蒋介石逼到了走投无路情况下的这样另一个事实面前，这些人这才勉强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才勉强地做出了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这种任命决定，这才勉强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尽管和鲁迅等人一样早就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这一问题，但是毛泽东却并没有象鲁迅等人那样靠口诛笔伐去指责、批判象阿Q、华老栓、闰土等那样社会底层人民身上的那种劣根性而单纯地进行“破”。而是采取了广泛持久地正面宣传象王二小、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孟泰、雷锋、刘文学、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德、焦裕禄、向秀丽、戴碧蓉、金训华和狼牙山五壮士与珍宝岛十英雄等这样许许多多的英雄个人和英雄群体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对全军、全党和全国人民实施正面引导教育这样的“立”。通过号召工农兵学哲学与培养象“革命战士意志坚，泰山压顶腰不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无私的情怀等，去自觉去除那些早已成为了潜意识的弱、私、虚、愚等这样的劣根性。但是对身边的战友，毛泽东也还是曾经采取过严厉批评的这种方式。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南海的小礼堂放映了电影《武训传》，由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出面召集，一百多位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场观看了该影片。在影片的放映中，礼堂内不仅掌声不断，而且朱德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放映结束后，朱德又特意握着导演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另据孙瑜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回忆：“电影《武训传》受到全国人民赞扬后，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时，我向他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总理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之后，他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

　　就在电影《武训传》不仅得到了全社会的一片褒奖，而且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赞誉的时候。 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序幕。

　　虽然电影《武训传》宣扬了一种乞求意识而贬低了斗争和反抗的精神，但是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以及以其为蓝本拍摄的一部电影，毛泽东绝不会如此地重视。毛泽东所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党和国家领袖级人物对宣扬了乞求意识而贬低了斗争和反抗精神的《武训传》这部影片的态度，以及他们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态度而反映出来的真实的思想状态。从对《武训传》的态度上，就能充分反映出这些领袖级人物的思想认识仍然还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历史阶段上。只不过由于他们大多都来自与社会的底层，所以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了解民间疾苦和关心民间疾苦的“好皇帝”而已。就是由于这些身为党的和国家领袖级人物的思想状态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所以毛泽东在亲自审定并做了大量修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这篇社论中，才发出了如此严厉的质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历史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真正原因的，是毛泽东在《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篇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

　　“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毛泽东开展的第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从上述毛泽东的话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上述批评，实际上是指向周总理和朱老总这两位最亲密战友的。而也只有发生在这两位与毛泽东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身上的这种错误认识，才会受到毛泽东的这种“恨铁不成钢”式的严厉批评。不用说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在武训身上所反映出来，正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弱和愚的那种劣根性。而对此，周总理和朱老总这两位革命了几十年的老革命既然都没有认识到，那肯定也就没有彻底去除掉，因此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所以，毛泽东就是要通过严厉批判《武训传》这样一部电影来严厉批评身边的亲密战友。就是要通过此举，来彻底改造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

　　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毛泽东所创立且又亲自践行的毛泽东思想，既是方法论，更是世界观。所以它不仅仅蕴含着那种超凡的智慧，而且还更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还更蕴含着那种崇高的道义，蕴含着那种高尚的伦理，蕴含着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蕴含着那种无坚不摧的意志，蕴含着那种坚贞不屈的气节，蕴含着那种大公无私的情怀，蕴含着那种宽广的境界，蕴含着那种纯洁的情操。而也只有在拥有这种道义、伦理、精神、意志、气节、情怀、境界和情操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因此如果仅仅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一种智慧的话，那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或许在理论上还能够阐释得通。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智慧，而且还更是一种道义、一种伦理、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气节、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情操，因此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之说，也就成了纯粹的胡说八道。

　　到今年为止，毛泽东已经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国人民，离开他付出了七位亲人生命才拯救出来的曾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了。今天的中国，早已是离开了毛泽东的道路而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然而今天的中国，却又不仅是一个钓鱼岛被日本侵占的中国，而且还更是一个在国际上屡屡受辱的中国。

　　在我国的汉族地区，尤其是在汉族聚集地区的农村，过于，由于养猪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父母也常常会用这样一个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来批评教育经常犯错误的孩子：“我看你就象是那头猪，纯粹就是记吃不记打。”而“记吃不记打”，就是中国人愚蠢的这种劣根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因此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完全就是在“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这种纯属是“记吃不记打”的劣根性推动下，或者说是利用了这种劣根性，才推动起来的。

　　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百零五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挨遍了全世界所有列强的打。特别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更是挨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打。尽管中国近现代的百年挨打，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性格问题。但武器装备的落后，也不能说就不是导致挨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八年抗战，尽管英勇不屈的我国军民以“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是由于武器装备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国还是付出了军民被杀死一千五百多万人，被杀伤两千多万人的惨重代价，这才取得了打死四十五万多一点日本鬼子这样的战绩。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去摧毁”这个论述，就构成了人类世界的绝对真理。而斯大林所说的“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这个现象，更是成了绝对的历史事实。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中华民族的再次挨打，毛泽东宁可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一点，也要优先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两弹一星”。对此，陈毅元帅的态度最为坚决：“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然而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刚刚过去三十三年，曾经挨过打的中国人大部分尽管还在，可是对中华民族曾经的挨打，大部分的中国人却都象“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那样，都把它忘却了，而只是记住了毛泽东时代为了研制出“两弹一星”而导致的穷。于是为了吃、为了穿，在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片欢呼之中，毛泽东时代开始建设的包括反导项目“六四○工程”和新一代核潜艇与先进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在内的八十七项尖端武器项目和大型飞机运十、曙光计算机、工业自动化、自动数字焊接系统、数控机床、大型民用火箭和大型工业装备等多项高端民用工业项目下马了，而以解决“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问题为目的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就此开始了。然而又一个二十年才刚刚过去，不仅我国的钓鱼岛就被日本给侵占了，而且我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美军的飞机给炸了，保卫祖国神圣领空的飞机，被美军的飞机给撞毁并导致飞行员牺牲了，驻美国的外交官，更是被美国的警察给打了。

　　出于“记吃不记打”这种愚蠢的劣根性，所以有的中国人才会相信“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这又一个歪理邪说。于是这才抛弃了毛泽东大力提倡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从而在精神上、文化上自觉地跪在了西方人、尤其是跪在了美国人的面前。而特别能够反映那个时期中国人愚蠢这个劣根性的表现，就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一边播放着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挖苦成了是“假、大、空”的《表态》、《如此照相》等这样的相声，一边却上演着美国人拍摄的把他们的刑事罪犯都描绘成了是“高、大、全”一般的人类英雄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面听着“假、大、空”这样挖苦、嘲讽中国的相声笑得前仰后合，一面却看着《加里森敢死队》这样描绘美国英雄的电视连续剧而艳羡得张口结舌。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就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如果说以往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儒家文化的禁锢下，只不过就是懦弱、自私、虚伪和愚蠢。那么改革开放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少数人先富起来”和“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等这样歪理邪说的蛊惑下，中国的主流已经彻底变得了邪恶。正是由于受当今中国这个邪恶的社会主流的影响，所以那些慈眉善目的大妈，这才会成为街头讹人的主力。

　　目前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这场以彻底化公为私为目的的改革开放，不仅已经严重地撕裂了中国的社会，而且也更是严重地撕裂了中华民族。因此这才不仅导致藏独的愈演愈烈，而且疆独更是向着暴力化、恐怖化的方向在发展。

　　当今的中国，由于化公为私的改革开放而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迅速和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特别是资本和官权对劳动与民众的剥削、欺榨，已经突破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因此这才造成目前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突出，并且更有越来越激化的可能。

　　当今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后为了贬低、否定、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而推行的错误民族政策，尤其是象儒学热这样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越来越热，因而导致目前国内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问题非常严峻。

　　当今的中国，主流文化的荒漠化和大众文化的低俗化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当今的中国主流，是在有意地摧毁中国的文化。而劳动人民大众由于不知如何挽救中国的文化，因此也就盲目地导致了大众文化向低俗化的方向发展。

　　当今的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精神，是越来越麻木。三十多年来的“浊浪淘沙”，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被甩下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趟改革列车，因此当初以为自己也能够成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一个的那种幻觉，已经也早已破灭。于是当今的中国，也就从改革开放初期“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那样的充满希望，变成了目前这样的“十亿人民九亿赌，大街小巷斗地主，剩下不是买彩票，就是广场去跳舞”这样的浑浑噩噩。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如何，无可奈何之下，早已很少有人去关心了。今天城市里上下班乘坐公交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当然的无产阶级。然而这些人却空有无产阶级的身份，但却没有多少无产阶级的觉悟。绝大多数的青年人以及不少的中年人，只要一踏上公交车，不是拿出手机低头玩游戏，就是两眼一闭听音乐。因此如今的中华民族在五十六个民族之外，又增添了一个“低头一族”。

　　当今的中国，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三个汉奸大量产生的时代，而且还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汉奸能够自发地产生的时代。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量产生汉奸的年代，是在满清王朝的末年。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年，我国仅是遭受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就有五次。由于在五次反侵略的战争中，我国均遭到了惨败。因此对民族的自立能力，便开始有人产生了怀疑。所以在那个时候，汉奸的大量产生，确实是因为某些中国人的确是被人打怕了。而挨了几次的打，就彻底的屈服了。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人国民劣根性中懦弱的这种劣根性。

　　从日本全面侵略我国开始前夕，直到抗日战争临近结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汉奸大量产生的年代。当时在日本人强兵压境而蒋介石又不敢抵抗的情况下，有些乖巧的中国人接受了满清王朝末年挨打后也不得不当汉奸的教训，所以还未等日本人打来，就主动卖身投敌当了汉奸。不等敌人打来便卖身投敌当汉奸，那是被人吓怕了。而还未等挨打就主动投降，这种表现，充分地反映出了中国人国民劣根性中虚伪、虚弱的这种劣根性。

　　由于抛弃了毛泽东大力提倡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和精神，由于受“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一歪理邪说的诱惑，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更是有着“敬之，终吉”这样的文化底蕴。因此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那些文化精英们，在精神上、文化上自觉地就跪在了西方人、尤其是跪在了美国人的面前，从而成为了文化上的汉奸。随着文化汉奸的产生，又形成了汉奸文化。而由于汉奸文化的灌输，于是大量的汉奸便自发地产生了。就连卖身投敌的汉奸都能自发地产生，这足以说明当今部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都到了如何恶劣的程度。就是由于我国目前的这种自身状况，所以哈格尔在威胁和挑衅我国的时候，才会显得那样的底气十足。

　　今年是加深了我国半殖民化过程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一百二十周年，是汉民族第二次甲申亡国的第三百七十周年，也是孔子出生的第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因此在今年，有关部门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我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而且还更是隆重地纪念了孔子。

　　我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中国人在精神上败给了日本人。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朱由菘的南明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先后在甲申年中及甲申年之后被满清所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精神上的崩溃而不战自溃。因此在与满清八旗兵还未经一战的情况下，一九四五年的农历五月十三里，南明政权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明末名将左良玉所部的二十多万人，便在左良玉死后继承他统率这支部队的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的带领下，在江西九江向为了追歼李自成的残部而只不过就是路过此地的清军投降了。

　　汉民族自儒化之后，屡屡被游牧渔猎民族打得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崖山蹈海”。一六四四年，上亿人口的汉族人，竟然被只有百万人口的满清打得亡了国。一八四○年以后，儒化了的满清不仅又挨遍了全世界列强的打，而且更是几乎就要亡国灭种。中华民国建立后，把孔学定为了孔教的袁世凯不仅一战，便大部分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足以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二十一条》;一九二八年的济南“五•三惨案”，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面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如此奇耻大辱和深重灾难，那个整天把“礼义廉耻，忠孝节悌”和“杀身成仁”挂在嘴边上但却“狼心兔子胆”的蒋介石，竟然连抵抗都不敢了。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如果不是二十九军的基层官兵的自发抵抗和中国共产党的竭力推动，蒋介石也肯定会继续不抵抗。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中国的军人、尤其是那些当政者，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

　　抗日战争的惨痛胜利，虽然不仅给当时的中国争取到了“四大国”之一的这样一个虚幻地位，而且更是使当时的中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的机会，绝大部分地废除了以往中国历届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没有彻底废除)。可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和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分别与苏联和美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不仅彻底葬送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赢得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更是比以往的中国历届政府更加彻底干脆地出卖了整个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彻底地驱除了所有外国在我国土地上驻扎的一兵一卒，而且还更是兵不血刃地就从号称是“钢铁”与“格鲁吉亚老狐狸”的斯大林的手中，收回了被蒋介石出卖了的我国在东北的全部权益。因此说，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于是这才挽救了我们中华民族。所以在当前美日等强敌压境而我们中华民族又不断受辱的情况下，抛弃毛泽东思想而却热衷于儒家文化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愚昧、愚蠢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最突出表现。

　　孔子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我国古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中，也有许多的闪光之处，孔子本人更是说过许多蕴含着人生哲理的话。然而衡量一个人，衡量一种思想伟大不伟大，那就必须要用事实来说话。要看他给他的民族或国家带来了什么，要看接受了这种思想后的民族或国家呈现出的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用实用主义去指导工作，用实用主义的心态去衡量工作的结果，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却必须要具有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功能。否则，这种思想，这种理论便是空洞的，无用的。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我国是屡遭外来的侵略。我国的军队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鲜有胜迹。而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我国再未遭受到任何外来的侵略，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外战争中，是仗仗得胜。当年北美印第安人酋长西雅图写给白人的《这片土地是神圣的》那封信不仅也充满了闪光的词句，而且还更是被收入到了我国的小学语文课本之中。然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却几乎就被白种人给灭绝了。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和他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如果没有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而打下的象拥有“两弹一星”这样的强大物质基础，今天的中国尽管再大，不仅可能已经没有人再去研究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伟大不伟大，而且恐怕早就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出自内部。这个最大的威胁，就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混乱、甚至是全民崇拜金钱这样的意识形态错乱而导致的信仰危机。意识形态的混乱特别是错乱，甚至导致如今有的中国人都不知自己身属哪一国，不知今夕是何年。因此这才会出现从出国到偷渡，从偷渡到裸官，从裸官再到主动型汉奸的这种现象。而造成目前国内意识形态混乱、甚至是错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现的尊孔反毛这种现象。

　　尊孔和反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用表现方面。拥毛必须批孔，尊孔必然反毛。因为在尊孔的那些人看来，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浩劫。而捣毁了孔林、孔府。孔庙的红卫兵，更是一群暴民。因此发动了批林批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捣毁了孔林、孔府。孔庙的红卫兵，就是他们的敌人，因此他们当然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句话尽管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一句至理名言，但也只要人就应该懂的道理。既然发动了批林批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捣毁了孔林、孔府和孔庙的红卫兵是尊孔的这些人的敌人，那么不仅尊孔并保护了孔林、孔府和孔庙，而且还更是在孔府中与孔子的后裔把酒言欢的那些残杀了一千多万中国同胞的日本鬼子，当然也就是这些人的友人、或者是主人了。所以，凡是尊孔反毛的人，不仅他们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去当汉奸，而且这类人中，目前就有不少的人已经主动当了汉奸，尤其还是那种极端邪恶的带路党式的汉奸。而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三》)的这种有条件爱国的思想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第五》)的这种极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汉奸文化的源头。

　　俱往矣，尽管毛泽东、邓小平均已离世，孔老夫子更是早已作古。然而他们所创立的思想、理论，却仍旧在左右着当今的中国。但是中华民族在他们所创立的这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思想、理论的左右下，表现出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统治下，中华民族挨了上百年的打。特别是汉民族，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是挨了一千多年的打。直到中华民族有了毛泽东思想，直到中华民族有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充满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直到中华民族有了毛泽东的领导，直到中国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华民族这才最终摆脱了挨打受辱的悲惨命运。在有了邓小平理论之后，在邓小平理论取代了毛泽东思想而成为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后，中华民族到目前为止虽然还只是挨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打，但在国际问题上受辱可是接二连三的。受辱之后必然就会挨打，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中华民族百年挨打的历史，也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人尽管嘴上高喊坚持什么理论，弘扬什么传统文化，但其内心却又是极其空虚的。因而这才为了既不放弃能使自己先富起来的理论，而又想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挨打受辱的悲惨命运，于是便生搬硬套黑格尔的“正反合”哲学思想，希冀搞出什么“毛邓合”与“毛孔和”，因此更加剧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混乱。然而人类社会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就告诉了当今的人们，就象数学中的合并同类项那样，只有同类性质的事物才能合。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只能是冰炭不能同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在其中的一种事物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前，是根本无法合并成同一事物的。毛泽东、邓小平、孔夫子都早已作古，他们所创立并流传下来的思想理论，已经无法自行更改。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对错，更不可能进行自我纠正。所以由于不仅他们所创立的思想、理论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们的实际做法，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因此宣扬“毛邓合”、“毛孔合”的那些人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欺骗世人。就是为了借助毛泽东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并强大起来的这个客观事实，来为孔夫子张目而已。而这样的做法，纯粹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

　　我们中华民族从远古血战前行一路走来，到如今不仅已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而且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自己文化传承的民族。为此，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尤其是那些身居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更是付出了数不清的惨痛代价。在一路血战前行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既挣得了无数的荣耀，也蒙受了无尽的屈辱。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了近现代之后，当中华民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而面临亡国灭种这样深重危机的时候，天不灭中华，降生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毛泽东不仅披荆斩棘、历经万难、呕心沥血，而且还更是贡献出了七位亲人的生命。而今，中华民族又走到了生存与毁灭的历史十字路口，再次拯救中华民族，那就只有依靠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了。而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如何拯救中华民族，那就只有崇信毛泽东，再铸国民性。恢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革命战士意志坚，泰山压顶腰不弯”与“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那种顽强精神和不屈意志，恢复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从而对内砸碎儒家思想的这道精神禁锢枷锁，彻底砸碎改革教徒们所大肆宣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样的精神诱惑枷锁，对外彻底砸碎中美国的这道经济剥削枷锁，彻底砸碎美国用十大军事基地围困我们的这道军事威胁枷锁，从而再次拯救我们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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