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吗？这是一个讨论了好多年，也是一个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讲到“人类的解放”时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性，所谓“人性”，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的阶级性；“人性”中的自私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物；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存在下去。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讲了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进去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服了。甚至可以说，听进去的人不多，信服的人更少。正因为如此，那些用唯心主义来阐释所谓“人性”、强调“人性自私”的奇谈怪论，就一直拥有广阔的市场，一直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故作高深、煞有介事地拼命叫卖。12月18日《济南日报》A12版发表的《通过制度和科学来改变世界更靠谱》《以下称“《靠谱》”）一文，就是一篇用唯心主义解释所谓“人性”的怪腔怪调。
文章开头说：“陈蓉霞在《北京青年报》刊文说，曾经读到任继愈先生举过的一个例子：一个老大娘家里丢了一只鸡，痛哭流涕；但听说公社丢了一头牛，却毫不动情。”我相信“任继愈举例”有它的生活原型，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我不知道任先生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而《靠谱》一文的却由此得出结论：“这就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难以改变。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因本性是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非朝夕之间所能改变。因此文明的进步不是有赖于改造人性，而是有赖于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而合理的制度首先必须充分尊重人性，同时又惠顾社会。”
老大娘只关心自家的鸡，而不关心公社的牛，确实表现出自私的一面，但这“自私的一面”只是老大娘本人自私的一面，不是所有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部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洒尽了鲜血、抛弃了生命，他们没有一个人像这位老大娘一样只“关心自己的鸡，不关心公社的牛”。这样的英雄事例太多、太多，为什么不从中选取一例或者数例，来证明“人性中为公的一面”呢？就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被今天的许多人诟病的“公社”时期吧，知道为了保护公社的财产，与坏人作斗争牺牲了宝贵生命的少年刘文学吗？知道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在暴风雪中跟随羊群几十里，冻坏了双腿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吗？知道王国藩、陈永贵吗？知道排除万难、战天斗地，修筑了“人工天河”红旗渠的英雄们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吗？告诉你吧，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像老大娘一样只关心自己的鸡不关心公社的牛。即使拿女性来说，也不都是“任继愈举例”中的老大娘，不妨去沂蒙山寻访红嫂的故事，当年那些把自己新婚的丈夫、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送上人民解放的战场的大娘、大嫂们，都不是你的“任继愈举例”中老大娘似的人物。
说“本性是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非朝夕之间所能改变”，错了。人的“本性”不是“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它是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的产物，无论私心还是公心都是如此；“本性”当然非朝夕之间所能改变，但你是要借此说不要改变、不要改造，“首先必须充分尊重”，而我要说的是能够改变、能够改造，而且必须改造、能够改造，这是已经被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虽然“非朝夕之间所能改变”。立志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它革命的政党，从来就不“尊重人性”，而是改造“人性”，一方面改造客观世界，一方面改造主观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常识。
说：“文明的进步不是有赖于改造人性，而是有赖于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试问，如果“人性”得不到改造，谁去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呢？这里需要告诉的是，你说的“合理的制度”中的制度，首先是生产资料占有制意义上的制度；而这种意义上的制度，人类为了它的公平合理，已经斗争了几千年，最终发现这种“合理的制度”叫做公有制。这种制度不是靠哪个帝王将相“设计”出来的，是靠劳苦大众斗争来的。这一斗争的过程，是与传统的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过程，其中就包括了对所说的“人的本性”的改造。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进一步举例引申：“比如，通过产权的划定来捍卫而不是冒犯这种自私性，就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安排。在一个产权明晰的社会中，人人都会爱惜自己名下的财富，并力图使它做大做强，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也就有了保障。”如此佶屈聱牙，说的不就是用“制度安排”保护私有财产吗？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在私有制社会里“产权的划定”都是“明晰”的，“明晰”到有的人田连阡陌、富甲天下，有的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明晰”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产权的划定”的“明晰的社会中”，拥有并“爱惜自己名下财富”的不是“人人”，只是少数人；他们当然“力图使它做大做强”，他们“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多数人沦为一无所有的奴隶的过程；“财富的稳定增长”也只是少数人的保障。此番言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梦中呓语。
说：“在此意义上，制度的重要性甚至超过道德。比如，面对乞丐，人性之中的恻隐之心会让我们有一种施舍的冲动，但事实上，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让更多的人能够脱贫，显然要比单纯的善举更为可靠也更有价值。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制度和道德哪个更重要？有条件去制定制度的人未必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未必有条件去制定制度，更何况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制度和道德哪个更重要，简直就是个伪问题。面对乞丐，并非所有的“人性”中都有“恻隐之心”，都有“施舍的冲动”，如果那样，怎么会路有冻死骨呢？“让更多的人能够脱贫”，不是靠“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而是靠“乞丐”们起来斗争；没有”乞丐”们的斗争，没有哪个人来为他们“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
《靠谱》文的行文至此作一小结，以便承上启下：“这就是说，情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它只顾及当下的单个事件，制度则着眼于整体。”这个小结是不“靠谱”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情感”就不“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就不“只顾及当下的单个事件”，而剥削阶级为维护自己利益制定的制度就不“着眼于整体”。在这里认为对乞丐的恻隐之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就推导出所有的情感都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显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继续说：“情感（尤其是社会性情感）往往是脆弱、有限的，这就有了公正的需求。”——原来“公正”的出现，是因为情感的脆弱和有限。
“休谟如此论证：仅当仁慈及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公正这一理念。可以想象，若我们有无限的爱心，就如特里莎修女；或者资源无限，可供我们任意挥霍，此时无需公正。但实际情况恰恰是，这两种条件都不易满足，因此我们不得不呼唤公正出场，以便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可见公正作为一种崇高的理念，它的出身却不那么高贵，恰与人性的弱点有关。若是在一个爱心无限的社会中，公正反而是一种多余的奢侈品。”——哦，“公正”的出场又是因为“仁慈及其资源有限”，“若我们有无限的爱心，……或者资源无限，可供我们任意挥霍”，就不需要公正了。应当知道，所谓“爱心”，都是具体的阶级之爱，没有抽象的超越阶级的爱。这种情感，这种社会性情感，是由不同阶级的人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还应当懂得，即使“资源无限，可供我们任意挥霍”，也还有一个通过劳动把资源转化为产品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把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这时候，这两部分人之间就没有了“爱心”，他们之间有的只能是“恨”，甚至连“有限的爱心”都不可能有。这时候，“公正”不是呼唤出来的，是被剥夺了劳动果实的人们斗争得来的；“公正”的出身或许“不那么高贵”、“恰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但为了推翻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为了建立一个“爱心无限的社会”，让“无限的爱心和仁慈”普照大众，这样的举动永远是崇高的，只不过这样的举动不是所说的“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
“也许在某一个小范围内，人性或多或少可以表现出丰富的爱心，那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因此亲人之间更少求助公正。但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则缺乏如此之多的爱心，因此只能靠公正的法律来解决利益冲突，这就是国与家的不同，国不是家的放大，把政府官员称作是‘父母官’，听起来倒是温情脉脉，但做起来却更有可能沦为伪善。换言之，治国之道只能通过公正的法律才有保障。”认为仅仅“在某一个小范围内，人性或多或少可以表现出丰富的爱心，那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这要看什么社会中的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这种家庭中，还谈什么“丰富的爱心”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这出戏里面李玉和的家庭成员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亲如一家，因为“天下穷人是一家”。那个讲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很多人要“告别革命”，也难怪没有这样的观念。
在看来“人性”中的“爱心”是这样的稀缺，那凭什么希望有“公正”的法律呢？难道“公正”的法律会从天上掉下来？
国与家不同还是相同，国是不是家的放大，要看在什么时候，要看哪个阶级讲话。《共产党宣言》说要“消灭家庭”，家庭消灭，国家也就消灭。那个时候，家要放大为国，国要在“放大”中消灭，实现世界的大同。这番道理是不懂得的。
至于把政府官员称为“父母官”，这个词语并没有出现在共产党人的词典里。“父母官”之谓，不过是奴才思想在今天生活中借尸还魂。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当年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在风雪之夜走进贫苦老农的家里，说“我是您儿子，我看您来了。”要说“治国之道”，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治国之道。这个事例和这番道理，也是所不知道的。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丽莎修女如此说道，上帝并没有让我改造世界，上帝只是让我去爱身边每一个人。若从道德层面来解读，此言是人性中利他一面的完美体现；但若从政治层面来解读，不得不承认，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来改变世界（而不是人性）则更为靠谱、实效。这正如康德所言，哪怕是一群魔鬼，也有可能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很遗憾，我不了解特丽莎修女，但我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曾经授给试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达赖。所以，用这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人的话作为论据，未必具有充分的证明意义。再者，从“政治层面解读”特丽莎修女的话“上帝并没有让我改造世界，上帝只是让我去爱身边每一个人”，怎么能够得出“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来改变世界（而不是人性）则更为靠谱、实效”的结论来呢？特丽莎修女秉承全能的上帝的旨意去爱身边每一个人，这不恰恰说明“爱”呀、“怜悯”呀之类的“情感”不是脆弱的和有限的吗？既然如此，何必去设计什么合理的制度呢？
我没有读过康德的书，不知道他“哪怕是一群魔鬼，也有可能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这句哲言睿语，但我知道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我也不知道魔鬼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看电视节目“动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世界弱肉强食的残酷和血腥。“魔鬼”如果有“足够的智慧”来“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说“通过制度和科学来改变世界更靠谱”，不过是梦中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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