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纪念一百三十周年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纪念130周年

　　马 志 远

　　一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毛主席对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光辉论断。老人家说：“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374页）

　　从上面这段文字看，毛主席作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依据的还只是解放后短短七年间钢产量的迅速增加和汽车、飞机制造业的建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而又极为突出的事实，而从解放后直到1979年30年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个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更是充分地证明了老人家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我们来看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再来看1979年国庆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讲话——

　　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七倍，棉花产量增长三点九倍。我国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

　　……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已达到二亿一千万人，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七倍。……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消灭了或者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上面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挽救了中国，而且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和光辉的成就发展了中国；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二

　　那么，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叶剑英委员长在《讲话》里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就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接着，我们适时地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方针。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在农业合作化的伟大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深刻了解我国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土地改革后要求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领导我们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等一系列的过渡形式，认真执行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使广大农民比较自然地、顺利地逐步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叶剑英《讲话》的这段内容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史称“过渡时期”），随后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等过渡形式，使广大农民逐步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就是“消灭剥削制度、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

　　再问，新中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哪些根本特征？叶剑英在讲话里说：“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由此可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包括了这样四个根本性特征，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特征；二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三是消灭了剥削制度，这表明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四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表明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这四个特征，不仅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描述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有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说不清”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有多少实现途径和表现形式，它都应该具备这四个特征，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劳动才是为自己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才属于自己，再也没有人去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劳动，因而，广大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以前所未有的的速度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工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三

　　但是，我们不能不痛苦地看到，自叶剑英委员长讲话以来的四十余年间，毛主席和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预料的那样，正在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侵蚀和破坏。

　　从政治上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在它所领导的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虽然“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但是，由于他们大都是来自于“现代科举”“考试取仕”，而不是来自于“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其中的许多人已经严重地蜕化变质、腐化堕落，背叛了他们劳动人民的出身。他们不再“为各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拼命地“为人民币服务”，为他们自己封妻荫子服务。他们大肆贪污受贿，金额有的已经高达骇人听闻的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早已超过了建国初期被严惩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贿金额的千倍、万倍，而且职级很高，其中省部级、副国级者都不乏其人。他们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干起了汉奸卖国贼的可耻勾当，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些人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人民的公敌。他们的出现、存在，和贪腐现象的久治难愈，玷污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光辉形象，玷污了社会主义制度，动摇着劳动人民的信任和信心。

　　从经济上看，叶剑英《讲话》中提到的“在有限范围内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发展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民营经济”，他们甚至吹嘘“56789”。这表明，他们不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做这样的“附属和补充”。他们无视许家印等一大批吃里扒外的“资本大鳄”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还要“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羁绊，为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真正的理论依据”，即所谓“突破理论障碍”。

　　从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上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已经严重动摇，变成了新资本家们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资”分配。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之下，广大工人农民或者变成了较为长期的雇用劳动者，或者变成了“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打短工者，一方面遭受着雇主对他们的的剩余价值剥削，另一方面还不得不承受着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的剥削。由于这些剥削形式的存在，很多底层群众的生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从思想文化上看，叶剑英委员长在《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大规模的持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成果也在一步步丧失。社会公众在各种各样的“封资修”思想的蛊惑下，怀疑、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贬低、丑化为建立和保卫新中国流血牺牲的革命英烈，贬低、丑化大公无私的雷锋精神，社会上到处弥漫着利己主义的臭气、戾气。许多人为了捞取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杀人越货。

　　上面这些现象当然不是今天我国社会的主流，这些现行掩盖不住“GDP”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光耀，但是，它们是客观真实地存在着，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至今仍在蔓延，仍在侵蚀和破坏着毛主席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些客观真实地存在着的侵蚀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丑恶现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社会主义正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我们今天纪念一百三十周年，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捍卫毛主席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经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中国人民，必将在与各种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斗争中，力挽狂澜，夺取战胜形形色色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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