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民众吐槽买不起房,精英——某全国人大代表回应说:“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啊,你可以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你为什么要到广州和深圳买呢?这证明这个市场还有吸引力。有钱人不想跟没钱的住在一块,没钱的人更不想与有钱的人住一块。”他意思是说,有市场就不是房价高,有卖的有买的,愿打愿挨,不愿意买住火车站啊!
一个农民听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当场驳斥:按你这样的荒诞理论,农民团结起来,共同提高粮食价格,每公斤提到5000元,愿买就买,不买就吃屎去吧!我没房子可以住火车站,你没吃的可以吃屎吗?
农民伯伯的道理是没错。但几十年来,我们只看见有关部门和先富起来的人团结起来对付工人农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工农们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对吧?我这个人是很势利的,我不爱说对错,只讲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事实。
中国的房奴,以及欲做房奴而不得的白领人,时常令我联想到骆驼祥子,尽管一个是天之骄子、大学研究生,一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力车夫,一个求的是房子,一个求的是人力车。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以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红与黑径渭分明的社会里,走出一条立足的路——就像他们的祖辈终身依赖的土地那样。印象中祥子似乎也有此一问:为什么他辛勤劳动,却挣不到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而他们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每次读《骆驼祥子》,都会郁闷得透不过气来。一般的看法,认为祥子是旧社会的牺牲品。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个人主义。他好像无父无母,也没有亲朋戚友。他不爱别人,无论是可怕的虎妞还是可爱的小福子,他都不爱。他只关心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不关心,满心想着他梦中的黄包车。他以为光凭着自己的年轻和力气,就会有一切。结果证明这是空想。祥子多么要强,可是他辛辛苦苦得来的却还是被人抢掉。他一个人去奋斗,结果老是碰壁。最后虎妞死了,小福子也死了。祥子也死了。从某一方面,就是他把自己作死的。我对祥子是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如果祥子有一分爱她们的心,她们能落到这田地?而祥子自己若是有亲友相帮,又何至于落到这田地?
《骆驼祥子》和《潜规则》这些书表明了:在这个奉行丛林规则的社会里,你要么吃掉别人,要么被别人吃掉,没有别的出路。但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不想吃人,又不想被吃掉呢?
在我看来,只能够大家伙团结起来,没说的,穷人不帮穷人,还有谁来帮呢?如果不想吃人,那么只有走出个人主义,团结起来掀翻这个吃人的宴席。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地主、官僚和外敌的重压下,下层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然而这一切没有在书中体现出来。老舍没有给祥子指出条路来,这是老舍的局限,老舍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笔下的祥子,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写照。
老舍是文人不假,但他没有忘本。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老舍为什么至死崇拜毛泽东,甚至投水前还读了一整天《毛主席诗词》。我们想必也知道,在每一本毛著每一本毛选的第一页,一定用大红字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说: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
当然,现在已经不会有人看毛选了。也难怪,比如毛说过“知识分子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这话知识分子就很不中听,至少没有《读者》之类顺耳。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后来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中国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结果被知识分子骂得狗血淋头--中国历史上得罪文人的绝无好下场,从秦始皇到雍正、毛无不如此。其实劳动有什么不好?“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尽管如此,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可能幡然转向,寻求与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道路。
但在另一方面,自科举制度罢废之后,知识分子们已经中断了传统的进入权力阶层的合法途径,而沦为一个松散的在野集团,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因而,他们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孤悬在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他们既丧失了传统,又偏离了基础,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意义。八十年代初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就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是老大了,结果没几年,就闹得毕业如失业,或者辛苦地求一个月薪500人民币的工作,老板还不理你。知识分子痛恨文革,还是“想那个旧的东西”,中了个人主义的毒,以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能够飞黄腾达。一辈子辛苦,结果连个房子都买不到。自以为是中产,结果连无产者还不如。吉林通钢工人零零散散上访哀求几年都没用,齐心协力一起拼命半天就解决问题,而且还是连夜下文件,通过广播紧急公布。换了知识分子试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毛给中国人民指出的解放之路就是“组织起来”。非毛化,就是要解散组织,使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这样才好奴役绝大多数人。从小岗村兴起的单干风、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我在分析单干分的文章里已经详细说了。农民工涌进城市、“全国经商”走私风、“向私有企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搞垮了大量国营企业,“先富起来”们乘机大搞“国企改制”、“私有化”,继而使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事实上,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作为产业工人后备,就在客观上使工人的团结成为不可能。工人农民都从“组织起来”变为无组织状态,变成孤立无援的弱势个体,从一个组织起来的巨人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面对强大的官商学铁三角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地位。
分而治之,这套古老的帝王之术,后来者无疑也玩得很熟。80年代起抓“三种人”,提拔年轻干部,对老干部进行收买,使干部阶层处于无组织状态。有意无意挑起“河南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广东人如何如何”这类的争论,于是整个国家也处于无组织状态。更不用说大权在手,立即取消结社的条款了。这一切决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误打误撞,而是处心积虑的蓄谋已久。要的就是老百姓四分五裂、互相猜疑、互相争斗、互相对立,这才便于驾驭统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整天向往着民国范儿,津津乐道于春秋战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国家越乱,民众越是处于无组织状态,知识分子就越有用武之地。谁让老百姓组织起来,就等于坏了知识分子的衣食,坏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所以知识分子怎能不把毛泽东恨之入骨?
(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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