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主席家乡的水塘为什么还有半塘水？
天舒
一、刘主席怎样知道自己的家乡为什么还有半塘谁？
在谈刘少奇家乡的水塘为什么还有半塘水之前，谈谈刘少奇是怎样知道的家乡水塘还有半塘水的。
刘少奇家乡的水塘有没有水，刘少奇本身是不知道的，因为家乡没有人给他汇报，刘少奇在1961年5月前也没有回家去看看。
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提出，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于是才有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的调查，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才回家去视察。
没有毛泽东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要求，刘少奇根本就不会知道家乡的水塘只有半塘水。
二、刘主席的结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1年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花明楼老家调查。刘少奇一进村就注意到池塘里还有半塘水。看到这半塘水，刘少奇就意识到，干旱的影响不是那么重。因为刘少奇记得，过去有两年遭受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以还有半塘水的经验和调查作为基础，刘少奇在1962年的7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三年饥荒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论断。
同样的，经过了视察之后，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陈云在回忆录中也认为，“我一直反对‘自然灾害’这个提法。‘自然’两个字不是马列主义求实精神，是对党、对群众的欺骗，主要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原因很重要
经过了1961年的调查研究，八大的领袖们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认为，三年困难的原因，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这个结论，和现在一些人的结论，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一是为什么会有人祸？二是人祸到底是什么？
在讲人祸时回避不了大跃进，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正好是出现在大跃进之后。对于大跃进与人祸的关系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大跃进是人祸，是大跃进导致了三年困难。如此一来作为大跃进的发起人的毛泽东，就是祸首。行动的标志是反大跃进，否定“三面红旗”；二是大跃进中刮起的“五风”是人祸，是“五风”破坏了大跃进，刮起“五风”的原因是“坏人当权”，如此则各级干部是祸首。行动的标志是反对和纠正“五风”，维护“三面红旗”。
有时候我总在想，对于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来讲，说假话吹牛逼总不能完全怪大跃进吧？
四、刘少奇家乡的水塘为什么还有半塘水？
刘少奇回家调查的时间是1961年5月，此时正值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水塘为什么还有半塘水呢？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跟刘少奇当时的看法不一样。
1、半塘水说明旱灾是存在的
如果没有天灾而是风调雨顺的话，到1961年5月间，水塘就应该是满塘水，因为降水会补充到到水塘中，除非是没有降水补充。
由于1959年是旱灾，1960年旱灾持续，一直到1961年5月刘少奇回家视察的时候，旱灾应该还在持续，水塘的水被车走后或者持续蒸发后没有得到降雨补充，所以刘少奇看到的是半糖水而不是一塘水。
半塘水可以说明，天灾是有的，而且是在持续。
没有大跃进，1959年开始的自然灾害，依然会发生。
2、半塘水不能否认干旱的严重性
在旧社会，在严重的干旱面前，农民的选择，一是只要有水源农民就会拼命抗旱，二是干旱抗不了，农民就举家逃荒。因为做了逃荒的准备，所以农民在抗旱中也不惜用尽水源。在这种状态下，农村塘里无水就非常正常了，“塘里无水的程度”当然就可以反应干旱的严重程度。
刘主席的“过去有两年遭受灾害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刘主席革命工作忙，在参加革命之后直到1961年5月没有回过家乡。他说的“过去有两年”是很久以前的两年了，那时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有土地的农民各干各的，饱肚子要靠自己，抗旱来不得半点马虎，所以抗旱要抗到塘里的水干净为止。没有土地的农民是地主的雇工，为了有口饭吃也要听地主的尽力抗旱。总之农民对于抗旱，是自觉的，是尽力的，只要有水抗旱，就要抗到底。水源用尽之后，也不会有人来救济，农民就举家逃荒。所以塘内有没有水对于要逃荒的农民不重要。
从1958年开始，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收益归集体，农户靠公社分配粮食及其他生活物资生活。在集体所有制下，同样面对干旱，农民的选择就会有所不同。
一是由于体制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有集体做保障，农民自然会认为这个由小队、大队、公社组成的保障体，是很可靠的。由于有集体存在，大家都不担心没有饭吃，更不相信有公共食堂吃还会饿死人。在大旱无法抗拒时，农民抗旱的坚决性就会降低，甚至主动放弃，大家想“反正公社会管我们的吃喝的，还怕什么饿饭！”。
二是对人民政府的信任。新中国是人民的新中国，是不会不顾国人的死活的。而且全国那么大，这里不收那里收，国家也不会没有粮食，也相信新中国会救济百姓，人们自然就不会主动去逃荒。
三是既然不逃荒，人们就要考虑饮用水和预防火灾的需要，湾边的塘的水就不会被搞干，所有的农村都有这个习惯，刘少奇家乡也一样。
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依靠、农民对新中国的信任和对基层组织的信赖，农民不可能象旧社会一样发生天灾就逃荒。农民自然要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由于不能走，农民就会主动保护水源，以确保在大灾年间人畜饮水的供应和防火需要。各乡湾门口塘的水，就是湾里的重点保护水，是不许车干的。
我是有亲身经历的。1978年孝感大旱，大小澴河都断流了，但是，生产队长顽固地不许动村民动用湾后塘和湾前塘的水，还派民兵守护，为的就是确保人畜用水和防火用水，对此我记忆犹新。
总之，人只要有指望，就不会有跟天灾做坚决斗争的决心，何况刘少奇家乡的人民心中还有刘少奇的依靠，刘主席怎么会不管家乡人的死活呢？
在农民指望国家的情况下，在农民不能逃荒的情况下，刘少奇家乡有半塘水，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控制用水的结果。刘少奇用这半塘水来否定干旱的严重性，可能是调查还没有深入。
况且，在大灾难以抗拒的时候，半塘水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半塘水能够解决的干旱，就不是干旱。
所以，刘少奇家乡塘里的半塘水，只能说明干旱太严重、刘少奇太官僚了。
3、半塘水说明人祸是存在的
因为毕竟还有半塘水，在干旱面前，人们还没有走上绝路。抗旱的潜力还可以挖掘，农民的积极性还可以发挥，还可以进行生产自救。半塘水说明干部组织抗灾和生产自救十分不力，没有水也没有主动去找水源。
抗旱和生产自救都不关心的干部，难以想象到他们还能关心人民的死活，还能积极救灾，还能千方百计地避免饿死人。
抗灾和生产自救，事关人民的生活，来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否则是要死人的。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农业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户主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农业生产是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的，但受到大队、公社的约束，生产队队长、大队长、社长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在集体时代，由于领导位置的重要性，让人祸容易影响大多数人的生存，因为大众的生产生活都掌握在单位和集体的领导手中，单位和集体的运行也要靠领导来推动。
没有一个好的为人民服务的领导集体，无法想象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生存状况。有人祸存在，小灾可以酿成大灾，不死人才怪。
五、总结人祸的原因：新生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和异化
我想，所谓人祸，就是指领导干部的坏作为、不作为和乱作为，也就是是毛泽东所说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的实质是官僚主义，原因是新生领导阶层的异化成了不顾人民死活的新生官僚阶层，他们忘记了为人民服务，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习惯于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不是人民的公务员，而是封建旧官僚，本质上是阶级异己分子。
如果不是封建时代的老爷，“五风”怎会刮起呢？在信阳事件败露后，毛泽东不相信信阳的干部还是共产党的干部，认为是打着共产党旗帜的国民党在搞破坏、搞阶级报复，因为毛泽东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不会那样无情地对待人民！毛泽东做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信阳事件与国民党无关，与阶级敌人无关，而与共产党的干部有关！他没有想到，旧社会的旧官僚也很少会如同1959年信阳的党政干部一样对待人民的！他更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干部蜕变成旧官僚是那样的迅速！
1964年，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各级官僚却迟迟不动。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就官僚主义成为共产党干部的顽疾的有力证据，“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说明新中国的领导阶层已经习惯了升官发财的官僚世俗了。
没有大跃进，“五风”也会找到盛行的时机。
人民公社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用集体所有制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应该是历史的进步。但建立后的人民公社，没有走企业化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政社合一得官僚化道路，人民公社的领导们不是用经营的方式办公社，而是用行政的手段管公社，为“五风”的盛行提供了土壤，使新的人民公社在成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灭亡的命运。
1959到1961年饿死的人，是死于新生官僚阶层的麻木不仁。
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天灾演变成人祸只能是有推迟发生的可能，绝没有不发生的可能，因为新旧官僚都有吃人和杀人的本性。
新生官僚阶层，是从来不承认人祸就是各级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作风这一事实的，而是认为大跃进搞错了。刘少奇就是他们的代表。
六、“五风”是人祸，是“五风”破坏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丑化了总路线
1、公共食堂
1960年毛泽东毛泽东调查时，有人对毛泽东说如下的话：
“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你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总而言之，公共食堂，脱离了中国农民的思想水平和农村的经济积累水平，要害是吃饭不要钱。
公共食堂的提倡者，是刘少奇，结束者，是毛泽东。
有时候我在想，有公共食堂，为什么会饿死人呢？因为食堂，应该是队长没最关心的地方，食堂既办，就要提供食物，有食物，人就不会饿死了。有食堂，队长也可以对食物统筹安排。谁没来吃饭，队长也可以去看一看，也不至于饿死了没有人知道。食物没有，也可以组织上山打猎、下水摸鱼虾螺丝蚌王、挖野菜刮树皮，都可以在食堂一起渡过危机。食堂有多少食物队长知道，他为什么不跑到公社要粮？
食堂办得好，当然不会死人。食堂办垮了农民散了伙，干部也不管有没有饭吃，当然也会死人。
不吃在一起，劳动也要在一起，只要干部有人心，农民的生活状态是知道的。
大家有饭吃，才能解散食堂，那个干部对毛泽东说过？
2、共产风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败坏了新生人民公社的名声，也搞乱了新生人民公社的性质和运行的体制和机制。
3、浮夸风
以河南为例，因为河南制造了惟一记录在案的饿死人的信阳事件
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1959年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信阳事件被暴露。
4、吴芝圃——新生官僚的代表，屠杀河南人民的侩子手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
这个问题到1959年11月发生饿死人事件后，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1960年2月彻底败露。“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对中央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出动武装力量截堵逃荒。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据说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１００万，国家记录在案的信阳饿死人是70万。信阳事件暴露后，中央由刘少奇支持对干部的处理工作。１３万干部受到审查，９８３人被撤职，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１９６２年４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革爆发，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河南揪斗，1967年病死。1979年得到平反。
七、毛泽东并没有对刘主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生气
刘主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与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结论并不矛盾。
刘主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和错误而来的。刘主席谈的是问题和错误的原因和由来。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对大跃进的问题和成绩的总分析，是对大跃进的总体看法。这些在刘主席7000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都阐述得十分清楚。毛泽东也在7000人大会上专门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对以后的工作中要避免“七分人祸”提供组织原则保证。强调民主集中制，实际就是在提醒各级主要干部要负人祸的主要责任。
八、刘主席回家乡没有看到饿死人的现象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没有资料表明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前和当选国家主席时大饥荒已经全面发生。1959年10月的信阳事件也正发生在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期间。
刘主席在1961年5月回家乡调查的时候，只看到了家乡的水塘只有半塘水，却没有调查家乡有没有饿死人，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都没有谈论有没有饿死人的问题。书面报告不谈有没有饿死人的问题可以理解，但口头报告没有谈有没有饿死人的问题，就让人不理解。
庐山会议，也发生在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之后。
历史还是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天舒（黄饮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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