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表，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小康，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中国，有不少颇有建树的“三农”问题专家，而我以为，湖北昌平、山西何平这两位非主流“三农”问题专家的观点，比之许多高高在上的主流专家的所谓“顶层设计”更加符合实际，更为贴近人心，更能代表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李昌平同志早已成为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故而对他的主张不必赘述，我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地介绍何平同志的主要探究成果：新型集体化是大多数农民实现小康的惟一出路。离实际愈近，离群众愈近，就一定离真理愈近。倘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像近平同志那样进一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对面地听取何平同志——来自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生产和生活第一线的研究报告，并采纳他的合理化建议，尽快完善“三农”政策和制度，必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昌平同志多年前所泣血呼吁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老大难问题，进而开创一条全体农民共同富裕、实现小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光大道。
多年以来，无论在农村乡镇担负主要领导职务，还是在县委党校主持全面工作，何平同志始终念念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历史使命，始终念念不忘自己作为农民的儿子应尽的政治义务和道德责任，始终念念不忘如何改革开放才能让绝大多数父老乡亲稳定增收、实现小康。正是基于这种以农民之心为心的无私奉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从广大农民最真实的生态和心态出发，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对比中深度思考，从中国的“三农”政策“不能让农民哭，只能让农民笑”的政治和道义制高点寻找出路，为此而写出了一篇篇有理论、有实践、有可操作性的好文章，受到民间社会、非主流经济学家和上层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何平同志的“三农”问题系列文章，主要包括《中国农村六十年反思及未来走向——集体化仍将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流》、《“三农”的六大危机与集体化出路》、《对“三农”问题的感悟》、《坚持三条底线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四地”问题》、《民营集体经济：中国农村希望所在》、《发展民营集体经济才是正道》和《建议全党重新认识经济危机的症结》等，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读后让我受益匪浅，感动之至。近日重读何平文章，特别是读他的最新力作，再次令我大发感慨：共产党内确有许多经天纬地的人才，何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才!像何平、昌平同志一类人才，他们身上绝没有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官瘾”，他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员的称号，不愧为鲁迅先生所称道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儿子，毛泽东主席一生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怀农民。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到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始终站在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和全球战略高度，思考和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艰辛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把最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必将证明毛主席的伟大，同时证明中国农民集体奉献的伟大。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的农业集体化所创造的生产力，没有几亿农民对国家的集体奉献，就绝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就绝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搞出“两弹一星一潜艇”;就绝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拿出钱来无私支援第三世界穷朋友，从而让穷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就绝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改革红利”。一句话，没有毛泽东时代农业集体化和举国农民的集体奉献，就绝没有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和改革发展的一切成就，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万丈高楼平地起，打基础是最难最难的，也是最看不见“红利”的。谁要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历史成就，否定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的无私奉献，谁就丧尽天良，禽兽不如!同时应当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农业集体化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实验，其间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问题都是很正常了，也是绝然难以避免的。经过30年的艰难探索和大干苦干，到1979年，中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中国的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中国农民30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时代3000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据官方统计，截至1979年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搞得好，三分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达到中等水平，还有三分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较为落后，这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区，一些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对于不完善、不规范、不成熟的农村集体经济，实行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必要的。当然，这种改革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而绝不是废除30年广大农民辛勤劳动、流血流汗所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本身。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的改革在总体上背离了宪法的根本精神，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其最终结果是极大地损害了最大多数农民长远的根本利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农村改革，是最典型的泼脏水连婴儿一起倒掉，对于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农村而言，它绝不是什么“第一次飞跃”，而是地地道道的复辟倒退!中国农村几千年不就是一家一户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吗?那种私有制经济可以产生极少数“大户”，造就极少数“大院”，但绝对没有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生活。我的兄弟姐妹都在农村，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两条：一个是在家种地，一个外出打工。种地不赚钱，打工不保险，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的妹夫拖着残疾的病体拼命干活，一年毛收入不过1万多元，一家几口人，平均纯收入不达3000元，他们怎么能够实现小康?前些时在我外甥的婚宴上见到我的一个表弟，我打问他的生计，他说没有多少地，况且种地不赚钱，打工一年最多能挣1万多，他家有4口人，人均不到3000元，他们怎么能够实现小康?不久前跟一个进城打工的史姓青年农民聊天，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介休张兰人，我说你们张兰出了一个山西省林业厅长，你知道不知道?小伙子说不知道。我问他家里几口人、几亩地?打工一年能挣多少钱?他说，家里有4口人，3亩地，种地不赚钱，打工太艰难，一年最多挣2万元。我相信这个介休张兰的年轻人说的是实话，照这样的收入，他们怎么能够实现小康?山西的经济条件在全国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山西多数农民难以实现小康，其他地方农民怎么能够实现小康?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极少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同时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堪称天下第一!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如果继续沿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农村发展模式，继续坚持“分田单干”不动摇，继续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亦即拒绝走新型集体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那么，我敢十分肯定地、负责任地说，全体农民如期实现小康就是一句完全彻底的假话、大话、空话，大多数农民的“中国梦”绝对是白日做梦、痴人说梦、黄粱美梦!
关于集体化30年与私有化30多年的农村改革，何平同志用大量具体事实说话，他坚持“既要毛主席，又要邓小平”，理性分析了毛泽东时代农村集体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理性分析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和致命弊端，对“两个历史时代”都予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毛主席、邓小平都不搞“两个凡是”，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扬长避短，开创未来。针对在“三农”问题上的两种极端思潮，亦即针对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的彻底私有化的极端右翼思潮，针对全盘照搬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模式而根本否定农村改革开放必要性的极端左翼思潮，何平同志在全国第一次提出了“民营集体经济”的改革方向，并且已经亲力亲为地组织实践试点。在一切条件基本具备的农村，党和政府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民营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新型集体化道路，这是何平同志对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农民小康的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发展民营集体经济才是正道》一文中，针对农村经济发展走向出现的不同认识，即有人寄希望于西方模式的民营经济，有人寄希望于过去模式的集体经济，何平同志作了非常清晰的分析和说明 。针对两种认识争论不休的情况，何平同志指出，民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具有相容性。其一，民营经济强调的是经营权，集体经济强调的是所有权，其二，民营经济是对应官营经济讲的，集体经济是对应个体经济讲的。显然，二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所有权选择集体，经营权选择民营，即农民自主经营，则为“民营集体经济”;所有权选择集体，经营权选择官营，则为“官营集体经济”。所有权选择个体，经营权选择民营，则为“民营个体经济”;所有权选择个体，经营权选择官营，则为“官营个体经济”。然后，何平又结合国内外农村经济不同模式的发展对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正义，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毫无疑问是：集体优越于个体，民营优越于官营。从中国农民的具体实践看，显然，“民营集体经济”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官营集体经济”和“单一个体经济”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无论人民公社时期的“官营集体经济”，还是家庭承包制下的“民营个体经济”，都有各自的不足。而农业合作化时期之所以被公认为改革前农村发展的最好时期，以及改革后国内的新型集体化村庄，国外的“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村”之所以被民众向往，其共同点都是依靠“民营集体经济”的发展。由此断定，发展“民营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选择。无疑，“民营集体经济”的先进性体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著名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不容置疑的。具体到“三农”问题上，如果以毛泽东时代否定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就等于否定了几亿农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的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和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否定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辛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必然干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党和人民绝不能答应;如果以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就等于否定了几亿农民30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集体奉献，否定了我们党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领导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段苦难辉煌的重要历史，必然动摇立党立国的根本基础，党和人民同样绝不能答应。何平同志认为，毛泽东时代纵然有千错万错，但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没有错;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即使有千错万错，但坚持农民自主经营的原则同样没有错，以民营的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更没有错。在此基础上，何平同志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四点建议：
(一)积极引导农村发展农民自愿的“民营集体经济”，从发展方向和政策导向上确立“民营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二)长期允许“民营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即允许家庭经营长期存在，绝不搞“一刀切”的政策，绝不采取强制的办法发展“民营集体经济”。
(三)严厉禁止一切形式的农村“官营个体经济”及“官商共营私有经济”。
(四)坚决反对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承包权物权化确权，确保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
在我看来，何平同志的四点建议做到了四个“完全符合”：一是完全符合宪法党章的基本原则，二是完全符合习近平同志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三是完全符合当下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客观实际，四是完全符合渴望过上小康生活的最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心愿。他的建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村政策和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应当鼓励什么，允许什么，严禁什么，反对什么，不仅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具有立改立行的可操作性。与发展“民营集体经济”的战略思考相配套，何平同志还特别提出了关于解决“四地”(违约用地，违规用地，违法占地，暴力征地)问题的具体建议。他强调，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再也不能虚化，必须白纸黑字地予以确认。土地确权，压倒一切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必须首先给土地的所有者——村集体确权。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何平同志的建议，与近平同志的要求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党是要一个一年收入500万元的大户，还是要100个一年收入5万元的小康农民，其正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切形式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必须遵循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服务于中国最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富裕和实现小康。任何离开这一前提的所谓改革，都是严重的违宪，而违宪是最大的违法，是对绝大多数农民的极大犯罪。
何平同志的所有建言献策，无一不是用真心真行写出来的，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是能够让多数农民从中看到希望的，真可谓“通天理，接地气”的铮言，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的一片赤子之心。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乃至生存所面临的艰难困苦。我完全赞同何平同志的基本主张——大力发展“民营集体经济”，重新组织农民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民实现小康的惟一出路。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中国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没有新型集体化，就没有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小康光景。这是中国的最大政治，同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以总书记这一论断为指导，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宪法原则为准绳，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30多年农村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有利于绝大多数农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就是正确的，就是合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凡是损害了大多数农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就是错误的，就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用心学习何平同志系列文章，我更加深深感觉到，坚持走新型集体化道路，在自愿基础上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民营集体经济”，不仅是实现农民小康的惟一出路，是解决困扰党和政府多年的“三农”问题的治本之道，而且是强化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毛主席有一句至理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同志正在竭尽全力开创一个以人间正道立天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时代，其政治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事在人为，谋事在人，没有至上而下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再好的政治路线最终都要被扭曲和落空。一大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所谓精英主导了党和国家的农村改革和“三农”政策，他们是一些李德式的白面书生，高高在上，高谈阔论，高不可攀，他们离农村底层太远，离农业实际太远，离农民群众太远，故而靠这些“精英”推出的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必然离客观真理太远，离农村现实太远，离农业发展太远，离农民需求太远，其后果可想而知。而一大批像何平、昌平一类德才兼备、具有相当理论素质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却长期被我们党的用人制度边缘化，他们虽然有许多理论上说得透、实践上行得通的真知灼见，受到广大民间学者和多数农民的拥戴，但这些非主流“三农”问题专家注定当不了大官，甚至连省级以上的人大、政协都进不去。这样，无论他们有多少多么好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其话语权有限，很难上达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更不可能对相关“顶层设计“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绝不仅仅是何平、昌平们个人的莫大悲哀，同时是中国农民的莫大悲哀，更是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莫大悲哀!好在我们党出了个习近平，近平同志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坚信他一定会尽最大心力逐步解决这个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的最大问题。
愧对父老乡亲，我虽然极端关注中国农民的小康，始终认定农民的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但多年来习惯于思考大而化之的问题，对“三农“问题缺乏系统专业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一个门外汉。发展民营集体经济，走新型集体化道路，其大方向肯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成千上万的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拿出解决办法。就我个人而言，需要向何平、昌平和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请教，需要向一切希望农民如期实现小康的专家学者以及领导同志学习请教，尤其需要向生存、生产、生活在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上的一切农民兄弟学习请教。既然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新型社会主义集体化才能实现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生活，我就一定要发愤学习，从学习何平同志开始!钻进去，不回头，一年、两年、三年，决志在较短时间内由外行变内行，以实际行动报答生我养我的衣食父母——中国农民。
20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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