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谬论是祸乱中华的罪魁祸首
1．关于“改革”的提法
马克思有句名言：“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内以打破传统。”(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6月第2版)这段话的前一句意思是，通过改变事物的名称来达到改变事物的目的，乃是上天赋予给人类的一种直观的本能和天性;后一句的意思是，人类在秉持了这样一种本能和天性的前提下，就去寻找一个能够获取利益的机会，并且这种获利的机会所提供的期望值足以让这些投机者产生疯狂的追逐动力的时候，在既定的习惯和传统内去打破这个习惯和传统就成为必然。前一句反映出，在人类的天性当中，观念性的东西总是主导和影响着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能够主导和影响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东西，又常常是与某个事物被赋予了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密切相关;所以，借改变事物的名称以达到干扰和遮蔽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样一种目的，不啻是一种狡猾的手段。后一句表达出，人们在足够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在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范围内，可以推翻传统观念和打破习惯势力。实际上，这后半句话就是“有钱可以使鬼推磨”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很明显，在现实社会中，人类的天性和本能，会经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蛊惑人心和进行政治欺骗的弱点和突破口，具体的做法是：统治者人为地制造某种“缝隙”，并通过这种“缝隙”让人们能从中看到金钱、美女、荣誉以及一切能够足以满足人性堕落的东西，所以，当人们都在为之而前仆后继的时候，就造成和形成了在这些人中间为了争夺和抢占这些本来就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东西——劳动果实而引发的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冲突、不友好甚至是杀戮，从而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在这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争斗和对立之中而逍遥于矛盾之外，这样统治者就在社会所保持的这种无休止地矛盾和争斗中，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利益和自由。
所以，就人类的这种天性以及统治阶级的阴险和狡诈来看，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以致倒退和落后与否，都不取决于统治阶级把他们所推行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赋予一种什么样的名称以及按时间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出一个什么“新时代”和“旧时代”来，而在于剥去了这些个华丽的名称和漂亮的装饰之后，暴露出来的是：人民是否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管理社会生产，人民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是否由劳动人民自己所均占和分享，一切文化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东西是否是为人民而服务，是否体现了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在国际问题上是否坚持了联合一切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反帝、反霸和反对一切剥削压迫的不平等的制度的斗争。本着这一原则，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改革”和“革命”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近代中国社会，“革命”是指依靠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把卑微的、自惭的和沉沦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唤醒起来、团结起来和振作起来，使他们在先进组织的领导下，去砸碎束缚了他们的锁链，并在探寻、开辟、创造和建立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新征程中，获得平等、友爱、自由和幸福。毫无疑问，那个能够唤醒中国人民的先进理论和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个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改变落后状况的先进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这种为奋斗、求解放和开辟一个崭新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是革命。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改革”不仅与“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而且在内容上还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和达到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这种表面形式上，而是在于——它要通过恢复过去的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际买办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剥削、压榨和奴役，来达到在内容和本质上，倒退到旧的社会形态和反动的黑暗制度当中，以达到由少数人掌管和主导的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之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间接地达到了对“人民革命(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进行清算、反扑和报复的目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所谓的“改革”就是官僚统治集团对人民革命的反扑，就是他们针对人民掌握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政治的颠覆、清算和报复。毫无疑问，正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质就是推行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私有化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造成了对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公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的全面否定和取代，致使毛泽东时代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和建立起来的一切优良传统、作风和制度，被彻底地摧毁、否定、颠覆和抛弃，形成了在初步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尚不完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复活旧的反动社会体系、制度、习惯和传统的官僚、地主、资本家、汉奸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和猖狂复辟的现象。
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仅只是在过程和形式上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任务，而在内容和本质上，却还远远没有根除和治愈由陈旧的、腐朽的和绵延了几千年乃至是上万年的剥削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思想和灵魂上所造成的扭曲、禁锢、束缚和毒害，以致它所遗留下来的精神毒素和文化垃圾还仍然在毒害和危害着人们的思维与呼吸。所以，着力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铲除和肃清这些精神毒素和文化垃圾，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创新革命的文化的主要工作和中心任务。否则，这个以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所换来的“新中国”，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形式上的“新容貌”和“新样子”，于其内容和本质上却还依然是在旧思想、旧制度、旧习惯、旧规则和旧道德主导和操纵下的“老样子”。
有鉴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提出了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说。但是，那些作为跟随毛泽东一起干革命的所谓“老同志”和“老战友”，由于受到其低级的人性「注152」！”的慨叹和论断。、鄙陋的道德以及智力水平和觉悟程度的限制，其干革命的目的也就仅仅能够限于在打土豪、分田地、娶个漂亮老婆和骑上高头大马荣归故里，以及享受由“坐天下”和“当老爷”所带来的荣耀、快感、风光和满足这样一种境界和层次上，若想让他们抛弃眼前的舒适生活和安逸条件，更进一步去搞什么“继续革命”，那简直就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的这种顺从人性堕落愿望的状况，以及不愿(其实也根本就不想)再继续带领人民进行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的畏缩不前情绪，只会让他们停留在由其生理状况和思想水平所决定的层次上，去干和去做表面上是以共产党人的名义而实质上却是封建的遗老遗少和匪徒强盗们才会去干和去做的勾当——建设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而在本质和内容上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思想相嫁接和杂交的剥削行为和压迫制度。所以，面对中共党内这种不占少数的官僚所秉持和倾向的这样一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人生态度，作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伟大人物——毛泽东深切地感到，他所领导和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同以往社会中的旧式官僚和反动政权，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和不同，以致他在晚年发出了“我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以及“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一人的绵薄之力，断不能将那些个围绕在他的周围的不愿继续革命的“死猪”一般的官僚，拖到的共产主义的“墙头”上去，断不能将绵延和淤积了几千年的封建残余和文化垃圾，毕其一役(文化大革命)而清除之。所以，在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这个隐藏很深的实用主义“猫王”，就卷土重来了。仅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庞大政党，威逼、利诱、调教、欺骗和引领到了私有化、专制化、独裁化、崇洋化、媚外化和“有奶就是娘”的邪路上去了，以致使这个党完全丧失了作为实现共产主义所具备的条件、资格、目标和能力，造成了这个昔日曾经高举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旗帜的党，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的结果。
2．关于“个人崇拜”的提法
“崇拜”和“崇敬”虽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产生的效果和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崇拜，是指人们在不区分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情况下，对某个目标或对象，不经过辨别和思考，就一概地加以兼收并蓄、推崇效法甚至是盲目服从的一种主观行为;而崇敬，则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人们对某个目标或对象，因被动地感受和接纳由其向外辐射而形成的思想和行动，而在内心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感奋、崇敬和向往之情。分析造成崇拜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当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还不能达到辨别真假和认清是非的时候，在来自于外部的某种影响力和胁迫力的作用下，产生了从思想到行动皆受到控制和束缚的状态;而探寻产生崇敬之情的原因，是由于思想和行动的发出者能够以他的高尚和卓越，去唤醒和征服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蒙昧者，使他们在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上都得到受益和提高，进而激发出他们把先行者的目标、理想和事业当作自己的目标、理想和事业，以致愿意为之而生、而死和战斗。这就是因内而发形成的“崇敬”和由外导入形成的“崇拜”，在外形上看似相近，但在内里上看却有本质的不同的根源所在。
个人崇拜的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复杂的人性密切相关的综合性事件。至于对那些由心而生的崇敬现象来说，完全不应该把它划归于有计划和有预谋的政治性事件，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从质朴的人性出发形成的心灵感悟、求同和归属的结果。
1956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注153」”。当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在初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局面后，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针对于“两个凡是”，又提出了：“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注154」”以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注155」”。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出现的对毛泽东崇拜的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即：
第一，在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意识上，他完全没有想把自己塑造成为至高无上的圣人和英雄的思想，以他本人的性格、信念和一贯主张，恰恰是极力反对神仙皇帝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宿命论的陈旧思想的，全国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是他在长期的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积累和赢得的结果。
毛泽东强大的个人威信是从他开始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时候就逐步建立起来的。当毛泽东初出茅庐，其卓越的才能还没有为世人所见，苏联派来的洋顾问曾经满怀狐疑的质问道：“从中国的穷山沟里能飞出马列主义?”然而接下来的事实教育了人们：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脱离了毛泽东的领导就会遭受挫折;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曾几时何，毛泽东在党内遭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挤，失去了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中国革命多次险遭灭顶之灾，而每次都是毛泽东复出后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此，在红军失利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就能准确地判断“是共产党让毛泽东坐了冷板凳，是共产党自己捆住了毛泽东的手脚”。毛泽东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伟大的无产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坚定地共产主义战士，无论把毛泽东的哪一项才能单独拿出来，都可称之为该领域里的佼佼者，都是其他绝大多数人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就其综合素质和能力而言，古往今来完全没有一人能够与之比肩「注156」。
第二，将毛泽东推上圣坛和偶像地位的，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同事和同仁，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既有阴暗的人性企图，又有实际工作的需要，在日常的以及柔风细雨式的尊敬、尊重、恭维和吹捧之中，不知不觉地就造成和促成了“圣人意识”和“偶像观念”的蔓延和滋长，但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情况对于一个集体，尤其是对于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刚刚从封建的残余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内有反动分子破坏捣乱、外有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势力封锁和威胁的国家来说，一种精神上的偶像的塑造和确立，无疑对于凝聚和团结这个国家的民众来说，尤显必要和重要。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第三，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的感性而又重实用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必然是既信神而又不敬神的人(既是多神论者又是无神论者)，当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摧毁和破除了一切旧的传统和封建迷信之后，迫切需要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这种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非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莫能取代之，但是，马列主义毕竟是漂洋过海的“泊来品”，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而言，毕竟是太过艰深晦涩和难以掌握与应用的东西(就连共产党内的许多高官，对之恐怕也都是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非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可)，所以，在此情形之下，能将马列主义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融为一体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自然地和毫无异议地成为了中国人民需要掌握和学习的重要理论。
第四，就毛泽东个人的品质、道德、威望和能力，以及他的知识广博性、智力超群性、性格伟岸性、才华出众性，和资历、资格与成就的无与伦比性来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中成为领袖和掌舵人，当之无愧。所以，当有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主席语录”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于全国人民“活学活用”的对象之后，其的肉体之身——毛泽东本人，被全中国各族人民所尊敬、信赖、热爱乃至于崇拜，既是感情的自然萌发现象，又是理性合理思考的结果。这现象和结果比之于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以及英国人和日本人对君王和天皇的效忠和崇拜来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如此拥护和爱戴，就是因为他的旗帜就是人民的旗帜，他的目标就是人民的目标，他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
其实，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一直都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例如，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祝寿，毛泽东就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作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1945年4月，毛泽东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就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毛泽东还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联系前面提到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提出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他才敢那样写的，否则，就是借他十个胆儿，凭他的暗藏心机和老谋深算，他也断然不会那样去做。所以，早在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干脆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有着最为卓越的贡献，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人民解放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任人侵略、任人宰割和任人凌辱的历史，真正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由他一手创建的新中国，给与了中国人民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就凭这些，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又怎能不敬仰他、崇拜他、爱戴他和尽情地歌颂他?所以，总体说来，对毛泽东的崇拜，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同时还是人性的选择和个人的能力所致，这种选择比起其它民族对神和上帝的选择来，是利大于弊。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面临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和内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没有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在中国共产党中树立起一种主体的核心地位，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难道今天的“特色党魁”们就没有搞崇拜和搞独裁吗?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亚洲“四小龙”就没有崇拜和专制吗?看看今天奉行“不争论”政策的党徒们的狂妄叫嚣，以及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合法性的不容置疑的无理维护，再看看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上帝的顶礼膜拜，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天皇和本民族精神象征的崇拜，就知道他们是一伙什么东西了?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才能做到把全国人民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和团结在一块，同心同德，一致对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和对手，都能做到干净和彻底地把它消灭掉。
中国人民之所以“崇拜”毛泽东，是因为他的确有值得人民去“崇拜”和“崇敬”的地方，而人民之所以不崇拜甚至是痛恨邓小平等复辟贪赃之流，也是因为他确有不值得人民去崇拜和尊敬的地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崇拜的问题也不例外，因为崇拜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把一些人或一个民族导入盲目的迷信和狂热的追捧的误区，以至让一些人或一个民族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一些人或一个民族暂时还不具备去正确识别和判断是与非的能力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以这种暂且的和权宜的(崇拜)方式，将一些人或一个民族整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个团结的和战斗的集体，以达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目的。所以，只要这个被崇拜的对象是向着人民的、为着人民的和服务于人民的，并且他还能够与人民站在一起“以民为荣”“以民为要”和“以民为重”，那么，这种崇拜就是正确的、必要的和有益的。相反，那些心怀妒忌、不轨甚至是惧怕和仇恨人民崇拜毛泽东的人，凭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根本就做不出也达不到像毛泽东那样的雄才伟略、辉煌成就和崇高境界，以致让人民深深为之而倾倒和敬仰。所以，尽管改革派在口头上大谈特讲什么“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论调，但在实际上，充其量也不过就是披着一张美丽的画皮为了达到吃人的目的而虚张声势罢了。这些个打骨子里就厌恶劳动和崇拜资产阶腐朽生活方式的人，从其低级的品性、邪恶的道德和无耻的贪欲中，酝酿出了将毛泽东抹黑、贬低、打倒甚至是彻底毁灭的最为阴险、毒辣和罪恶的计划，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给毛泽东思想扣上了“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帽子，以致在将其肢解、撕碎和搞臭后，也就满足了他们的那种“既然我做不到让人民崇拜，那么，你也休想独享让人民拥护和崇拜的美名”的最为阴暗下作和卑鄙无耻的心理。
站在历史和人类全局的高度上看，崇拜的现象难道就仅仅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独有的发明和专享的权利吗?难道在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改革开放派当中，他们就没有顶礼膜拜的偶像和厚颜无耻地追逐目标吗?看看今天的那些在“特色社会主义”的羽翼庇护下的一个个地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贪官污吏吧，他们明里张口讲改革、谋发展，闭口谈民生、求改善，暗中却在大肆侵吞和挥霍人民的血汗财富、乱搞男女关系、里通外国、崇洋媚外和认贼作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他们的生命线，沽名钓誉是他们拿手的好戏，他们骨子里追逐和崇拜的是权力、金钱、美色和堕落与享受，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和崇高理想相对比，只能算作是由人的等级堕落到禽兽的层次而产生的一种对“物质诱惑”的迷恋和痴狂，而在这一点上，就连在丛林中为生存而奔走的禽兽，都会做到。
事实证明，改革派所抛出的“不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言论，完全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和混淆视听而编织出来的骗人鬼话。
历史地看，在欧美的某些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作为一种象征而继承下来和发扬光大，就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崇拜，以致当这种信仰和崇拜起到了沟通他们彼此之间的思想和情感作用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保持了兴旺发达和独立完整。毫无疑问，欧美国家的人所信仰的思想是基督教教义，所崇拜的对象是上帝，而这种凭空捏造出来的“精神偶像”比起存在于现实当中的某些个“具体的人”，有更值得人们去信仰和崇拜的地方吗?或许这种精神偶像从来都不会走到现实中来让人们去观察、体会和感觉，以致使它永远都会保持在一种威严、高大、圣洁和完美的形象上，但是，它对于那些信仰和崇拜它的人，所起到的威慑、震慑、规劝和令其向善的作用，就是它在引导人的灵魂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的一面。譬如，世界上具有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他们在整合相互之间的亲和力方面，比起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就要来得更接近和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这样的精神崇拜在现实当中还会被一些不完美的、不高尚的甚至完全可能是低级的、卑鄙的和邪恶的人，利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心和私欲的需要，而把一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譬如在中东的一些穆斯林国家，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它们虽然具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是在美国插手宗教事务和对地区经济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它们之间不但团结不到一起，反而在有关国家事务和民族利益方面，经常处于相互敌视和对立的状态，致使这个地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战乱不断。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插手别国事务所一手造成的。所以，神圣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追求，一旦被政治染指和玷污，那么，它就会变成被少数人操纵和控制的精神毒药。
在现实当中，那些生活于尘世和存在于尘世的肉体英雄，他们固然有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不完美的一面，但是就他们能以“世俗”的一面融入到广大的民众当中，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努力，把民众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和挑战所遭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和不幸，成为他们可信赖和托付的人，所以，在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不知要比“以上帝的名义”好上多少倍的“既出自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高尚人士和世俗英雄，民众把他们尊为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他们当之无愧。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要以辩证的思维去认识和看待。1958年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告诫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在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辩证的认识，即一种正确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方针和政策，其本质不在于“崇不崇拜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掌握真理和代表真理，以及对真理的东西能否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的问题”。
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过了五年，毛泽东再和斯诺见面时，仍然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点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不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不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回首历史，当人们还不能以自身的能力去设计和创造出一个真实的、完美的和贴近于生活的“上帝”的时候，脱胎于自然的人类，以既高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的手段，创造出既通达于民众又凌驾于民众之上的世俗英雄和人中豪杰，那么，这样的世俗英雄和人中豪杰就应当成为广大民众最好和最高的崇拜对象。
3．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
改革派以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对内实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对外奉行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他们的这种行径产生和形成究竟与“特色言论”有着怎样的渊源和联系呢?将“特色言论”同纳粹主义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特色言论不但以“猫论”和“笑贫不笑娼”的实用主义论调，作为统领一切工作的灵魂和指南，而且还蛮横无理地把纳粹的独裁思想，融合和混入到统治阶级驾驭人民和愚弄人民的“精英优越论”和“精英治国论”的思想中来，形成了以“不争论”和“不折腾”为代表的独裁专制统治。
改革派的种种倒行逆施主要表现在：
1、在政治思想上，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继承民族优秀遗产为名，为在“文革”中被批倒批臭的孔孟思想重新招魂，并将其尊崇为正统的国学，以致制定、实施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于“劳心者治人”和“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造成了大批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城镇居民失房、儿童失学、患者失医、老人失保、妇女失贞、人民丧志、国家丧权和社会丧德等一系列的罪恶和丑行。
2、在治国安邦上，把“纵欲主义”当做克敌制胜的法宝，通过大力宣扬和极力推崇帝王将相的腐朽生活、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调，以及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行为，来达到在整个民族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当中，形成追求低级情趣、贪图享受、鄙视劳动、轻蔑高尚和诋毁正义的堕落风气。如此地倒行逆施和做法，造成了在当权者中间，日益严重地把手中的权力用于追求非法所得和贪图无耻享受的结果。致使整个社会推动人性贪婪邪恶的一面，在肉体对淫欲与堕落产生了无限幻想和疯狂追逐的条件下，公然践踏和破坏有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一切原则和道义，为统治阶级推行暴虐统治和资本实施残酷剥削，打开方便之门。
3、在对外关系上，不仅把“韬光养晦”的绥靖政策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而且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色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一百年不动摇”的犬儒誓言，当做换取帝国主义的施舍和博得资本家青睐的条件与筹码，以图达到紧抱“美国人的大腿”和进食“洋人嚼过的馍”的永不改变其奴才本色的目的。
4、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上，对于解放全人类这一崇高的理想，“特色谬论”丝毫不能够起到凝聚人心、调动力量、引导高尚和惩治邪恶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只会促使那些藏身于“特色谬论”庇护下的所谓共产党人，像寄生于腐败机体中的蛆虫一样，受本能行为的驱动，而把世界的统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当做破坏和腐食的对象，通过一系列的钻营投机、邪恶谋划和颠覆破坏的作用，形成了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而破坏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和美好前途的状况。
今天，现实社会中所暴露出的无法回避和在机制内不可解决的大量黑暗问题，已无可辩驳地证明，邓小平的“特色谬论”，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人性向上、公平正义和品德高尚之美好内涵，演变成为以“特色主义”为灵魂的利欲熏心、智力倒退和品行败坏的丑恶外延，从而让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的黑恶势力、不良文人、地主、官僚和资本家，再把中国拉回到人压迫人和人吃人的旧制度中去，造成和形成一切生存和生活于这个社会当中的人，自他们一出生开始，就要面对和接受这种不是由个人性的高尚品德和创造能力而是由社会的陈腐关系和罪恶制度所决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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