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和科学之处，在于它能够从人性自私的本质上，以多党制、司法独立和民主监督的力量，约束和限制当权者，以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作恶；而文化大革命的非凡和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角度，以群众性的思想斗争和文化革命，去扫荡和制裁当权者从狭隘的私欲出发而做出的一切独裁和专断行为。二者的形式和手段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目的都是针对当权者的人性堕落进行制约和限制。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体现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品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动逻辑，同现实的历史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必然产物。

　　大量生动的事实和一系列严谨的理论分析表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导致的全局性错误，已经从根本上，把中国社会引上了一个“思想混乱”“制度腐败”“道德堕落”和“文化反动”的罪恶歧途，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

　　从促进社会的发展以及为多数人即为人民的角度上看，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创新和社会发展的探索，是非常必要、万分及时和英明正确的。显然，如果站在狭隘的历史空间以及从低级的人性角度出发的那种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安逸和舒适的个人私心立场上看，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起和全面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干扰、阻断、延迟和打乱物质产品的生产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的作用，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全局高度，这种发生在思想方面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旨在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的对当权者的人性实施督导、限制、鞭策和激励的行动，实质上是在谋求一种能够使为官者从根本上(即人性上)达到自觉自动地为人民服务的状态。大家想想看，这样一种政治的高度和人生的境界，官僚们究竟能不能够做到和达到?如果认为不能，那么，为什么有雷锋和焦裕禄等个别人物做到和达到了?如果认为能，那么，为什么却有超过雷锋和焦裕禄等数十万倍的广大人群做不到和达不到?究其缘由，其关键就于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都同时遭遇到了为整个自然人类时代所不能超越和解决的“死结”，即全体自然人类的本质——人性，不能被改变和超越的障碍。

　　那么，什么是自然人类的本质呢?所谓的自然人类的本质，就是指人类从自然的状态——如类人猿，通过达尔文式的“进化”而从自然界当中脱胎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反抗自然的盲目性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品质——人性。我们要注意到：在人性当中，物质性是它的基础，而反物质性——精神，则是它的功能和属性。因此，人性的这种矛盾性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矛盾本质。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标志就是具有反物质性——精神现象，但是，精神现象又不能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它只有在第一时间为它的宿主——自身进行服务的同时，去更加努力地满足和达到另外一种愿望和要求，即超越于它的自身而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当中的普遍性——他人的要求，提供最为细致和周到地服务(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够在他人的彼岸处找到了为无数个“分裂的自我”所称赞和颂扬的归宿，即一种具有崇高精神现象的行为。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现象，仅仅是局限和停留在为他独有的宿主——自身，进行自我满足和服务的状态，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一过程中被置于第三方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之外，以致使自己在他人那里就成为一个为人所厌恶和嫌弃的对象，即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自立的小人。前者，可谓是一种“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而后者，则是“自私自利的、卑鄙的、无耻的和比鸿毛还轻的人”。这就是对人类和人性而言，在追求共融、共生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比追求任何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都更为重要的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以及生命存在价值的重大伦理问题!

　　通过上述对人性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企图通过发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改造、文化教育和榜样激励的作用，来达到对人性的自为本质——“私心”实现扭转和改变。这一做法，不仅违反了“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而且还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大忌，以致当那些支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力量一经被撤销和取缔之后，绝大部人的人性就立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自私自利的“老样子”状态上了，以致造成了与这种与“老样子”的人性状态相适应的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制度、旧体系和旧现象的死灰复燃。所以，对于发生和出现在现实当中的诸如像雷锋和焦裕禄等的“优秀人物”的现象，应当把它看作是人性当中的“精神能力”对它的“物质基础”，进行的反思、超越和推动的作用，一如现实的物质世界当中存在着“金子”和“钻石”，是对“普通石头”和“粪土”的否定一样，它是人类当中极为珍贵和稀有的“进步”和“上升”现象!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可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剖解成为二个层面，即，第一个层面，它企图通过思想灌输和文化教育的手段来达到人性自我完善和促进精神上升;第二个层面，它谋求通过人性的自我完善和促进精神上升而达到对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改变和改造，进而达到改变从历史当中遗留下来的整个旧体系、旧制度和传统习惯的目的。

　　通过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进行双重剖析，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摧毁一个劣迹斑斑的旧社会而建立起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世界，并且这个新世界就是要适应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人性要求的“美好世界”。

　　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发展的局限以及现实当中自然人性的不可超越性，文化大革命的幼稚、盲动和由于缺乏科学地规范而导致它不可避免地遭遇政治夭折，所以当它的倡导者和发起人——毛泽东的生命一经结束后，那些早已混入到共产党内部的“不为理想而奋斗”“只求堕落来享受”的低级反动分子，就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如饿狼扑食般地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洗劫一空，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空前的劫难。

　　一、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的周期律”思想

　　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就是指发生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周而复始地出现的因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败坏而导致的政权被推翻和更迭的现象。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到关于走出历代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周期律问题时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民监督政府”说起来轻巧，做起来谈何容易啊!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可以以他那崇高的品德、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身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上，去意识到历史的“周期律”问题，并决心以“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监督形式，来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这一点，并不让我们感到奇怪，因为他具有这样的胆识、气魄和能力。但是，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他还能够像毛泽东那样以其具有的“崇高的品德”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贯彻和执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决心吗?回答是否定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后来者，都不是毛泽东的原版复制，更不可能是毛泽东思想灵魂的再现，其思想、其意志、其情感、其品德、其能力、其作风，总之一句话——其特殊的人性本质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经历的时代过程，绝对不可能同时达到恰如其分的巧合和重复，因此，毛泽东式的伟大人物，今后一万年间都不可能再重新出现。

　　这里，我们暂且撇开毛泽东这一历史人物不再讨论，而单就他所提出的“跳出历史的周期律”问题，而展开深入的分析。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问题，就意味着是一项超越人性的极其艰巨复杂而又庞大缜密的思想系统工程和文化系统工程。在阐述这种庞大的思想系统工程和文化系统工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这么几个概念，即：人民是什么?政府是什么?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而监督的过程、机制和渠道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渠道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对此，在以下就给出系统的分析和回答。

　　第一，人民，只是一个相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的极其松散而又没有确定的边界的具有复杂可变性的活性实体，作为这种松散的没有确定边界的活性实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平民个体，他们与统治者之间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鸿沟和界限，因为在二者之间，人性已经在暗中架设起了一座无形的沟通桥梁。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除使用暴力战争、武装反抗和阴谋政变的手段之外，通过“人性相容”的缓慢渗透、运动和蔓延作用，由一介平民也可以逐步变成为他所倾慕的对像——统治阶级堡垒中的一员。这样一来，人民，在“人性通融”的意义上就成为了统治阶级这朵“恶之花”的深厚养料和供给。此外，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他们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可能被随时随地地排挤、贬斥和驱逐出统治阶级的堡垒和阵营，以致成为政治上的失意者和落魄者，从而形成了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坠落成为人民大众当中的普通一员。所以，统治阶级在充斥人性的社会中表现得也不是铁板一块和千年不朽。

　　第二，所谓的政府，就是由当权者组织和谋划而成的具有国家性质和意义的强力组织和暴力机器，它的基本职能就是对人民进行欺骗、镇压和统治。政府的邪恶性，使得它一天不绞尽脑汁地施展欺骗的手段，就一天显得情绪低落和焦躁不安;一天不想方设法地进行威胁和压迫，就一天显得虚弱无力和无所事事;一天不进行百般压榨和强力盘剥，就一天如抽筋断血般地衰弱和崩溃下去。所以，更为具体形象地说，政府，就是一部绞肉机，而人民，就是用来被绞的肉料，国家的“正常”运转和存在，就是政府和人民相互结合后，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肉馅”的统治现象;而这种在强力的高压之下生产出来的“肉馅”，就是社会的财富。

　　第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好比是，让“土壤”能动地监督和调整“恶之花”的姿态和长势，让“肉料”跳出“绞肉机”之外，去检查和监督“绞肉机”不要太锋利、不要太强迫、不要太坚持和不要太贪得无厌!这种凌驾于政府职能之上，反向进行监督、检查和强力制止与改变的行为，不是人民单方面所能够达到和做到的，除非像有毛泽东式的伟大人物的积极运筹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强力推动，否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那个所谓的“超越人性的极其艰巨复杂而又庞大缜密的思想系统工程和文化系统工程”，就是指社会已经被改造成为了这样一种的状态和形式：一，全部置身于“人民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其人性都是规避了人的普遍情感现象的理性产物——阶级性的体现，即，这些被特殊“锻炼”和“改造”过的人，惯于以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二，这些被特殊“锻炼”和“改造”过的人，其人性的本质已经发生了社会化和阶级化的“异化”，即他与从自然界当中脱胎而来的具有自然人性的人，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并且这种区别是体现在他惯于以理性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以致使他的行动充满了理性的特点和倾向，所以他就能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统治阶级——政府的一切不良行为和谋求私利的企图;三，这种理性的特征和行为，普遍地渗透到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上，并且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已经被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思想、认识、情感、行为和习惯之中，形成了人的精神和情感被普遍地“升华”了的现象。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人性状况，在不以物质的手段对其自然本质加以改变和改造的前提下，在那样一种既仓促又短暂的十余年时间里，实现和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满足和实现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和必然。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问题，又是一项超越于历史传统和独立于文化习惯之外的“民主精神”和“民权道路”的思想体现。

　　第一，由于人民不是一个空泛的思想概念，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实体集合，所以，若想要“人人起来负责”就必须创造和提供一种动力给人民，让他们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去监督、做为和行动。但这种动力是什么?它又从何而来呢?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动力无非就是来源于对理想、道德、精神、情操、信念和幸福的执着与追求，然而这一点却被邓小平一语道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所以，剔除了对“理想、道德、精神、情操、信念和幸福”的执着和追求之后，毫无疑问地就只能是“物欲、享乐、贪婪、欺诈、堕落和败坏”了。所以，在一个十分不善理性思维的民族当中，当道义和伦理的力量失去作用后，物欲、享乐、贪婪、欺诈、堕落和败坏的风气，就会像瘟疫找到了它最适宜的传播途径一样，疯狂地蔓延和肆虐起来，所以这个民族曾经保有和建立起来的一切具有微弱的理性精神和法制色彩的东西，都将在这个强大无比的人性兽欲的作用下，成为被摧毁的一派残败和荒凉的景象。

　　第二，在一个不善理性思维的民族当中强行灌输“民主精神”和“法治思想”，无异于给一个弱智儿强行施加“形体矫正术”后，希望能够增强其“才艺表演”的天分，其结果，不仅是导致了国家政体的不伦不类，而且还造成了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疯疯癫癫和半痴半傻，以致落得个被世界其它民族所鄙夷和嘲笑的可悲下场。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多次”的提法

　　显然，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的时候，毛泽东就曾清醒地意识到，那种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品性当中的恶劣习气，即体现在思维、心理、行为和习惯上的劣根性——奴性、媚态、虚荣、感性、自私、冷漠、小聪明、嫉妒、猜疑、不合作、窝里斗、贪婪、行贿、受贿和哥们儿义气等，其发生和产生的源头，既有人性上的先天原因，也有思想、道德和文化上的后天作用。但是，归根结底把人格品质同思想、文化和道德这一类后天的因素做一对比后，就可从中发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有效地改造和改变我们民族的“人格品质”的方法和手段，只能是在“思想”“文化”和“道德”这些因素上，下一番功夫。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思想”和“道德”的东西，既受人的内在本质——生理结构(由基因决定)上的定位和影响，也受人的外部环境——文化和物质条件的干扰和作用，二者虽然都同属于决定人的思想和道德的重要因素，但是人的“内在本质”居主，“外部的环境”位次。所以，当人性的“内在本质”不能以“手术的形式”被改变和修正的时候，只能够在影响人性的“外部环境”上，寻求“精神文化”和“物质条件”上的双重改变和推动。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籍助于“物质条件”上的促进和推动，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寻求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物质生活上的改善和提高，是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和追求，由于受到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文化、习惯、道德和风俗的影响和限制，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达到和使用物质丰富的办法，去改变和提高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风范(即不可能使用“目的”去代替“手段”来达到目的)，以致使他不得不在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寻求改变和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的办法，来实现和达到他的文化革命目的。所以，毛泽东毅然决然地点燃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政治的高度，通过深刻洞悉人性的本质与文化的因素之内在联系后，而做出的既超越于现实条件而又被逼无奈的选择。

　　但是，毛泽东深知，由一系列的历史原因所孕育和造成的一个民族的不良品质，反映到思想、文化以及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上的迂腐、反动、黑暗和落后的现象，不是在一朝一夕之内就能轻易扭转和解决的，所以发动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形成“循序渐进「注75」”的主张。”和“反复多次”的规律和机制，所以毛泽东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今后“每隔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

　　三、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和决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注76」。当时，毛泽东题写的这篇新年贺词的时代背景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在江南已经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抵御和反抗。就是在这样一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蒋介石暗中恭请国外势力进行调停，并在调停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之后，国民党内的桂系势力又乘机打出“和谈”的旗号，以威逼蒋介石“挂印下野”。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要求继续保留伪“宪法”和伪“法统”以及国民党军队。面对于此，一些中间派人士不仅为这种假象所迷惑，而且还极力劝说共产党“立刻停下来”，以使蒋介石有获得喘息的机会。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明察秋毫，提笔撰写了这篇新年献词，其目的就是要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要积极果断地行动起来，以正义的力量和行动，去坚决、彻底、干净和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以达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目的。该文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鼓舞和鞭策很多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力量和源泉。

　　通读全篇文章，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伟人毛泽东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气概，是与生俱来的和非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下面，我们就从该文中依顺序摘录出几段内容，并逐段加以评论和分析：

　　1、“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评析：

　　第一段话“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反映出的是人性对生存和享乐的追求和执着，它不会因“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知识与教育”的缘故而发生改变。

　　第二段话“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它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政治集团或敌对势力，始终都没有放弃使用分化、瓦解和策反的政治伎俩和手段，以求在敌对堡垒一方的内部，能够成功地培植和豢养出——叛徒、内奸和腐化蜕变分子，已求达到“正面军事进攻”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2、“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评析：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历史地看，由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惯用伎俩——“阴谋策反”和“和平演变”，在今天已经成功上演和实施。

　　3、“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评析：

　　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问题。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干净、彻底地消灭和铲除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势力。这是毛泽东最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追求。

　　4、“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评析：

　　今天的中国已经将“革命”扼杀和埋葬了三十年，人民的意志已经被违背和强奸了三十年，那么，接受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已经三十年了!

　　5、“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评析：

　　利益的对立，决定了人性的对立!那些压迫人民和依靠人民的供养而显得尊贵、不凡、威风和富有的“毒蛇们”，尽管他们把学到的知识变着花样地用来耍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并且还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方案”，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奉起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内外勾结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所以，毛泽东说过：“革命成功了，一部分党员却不愿意再前进，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蒋介石’了”。在这些话语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都是人性在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的前提下，为顺应其生理上的追求舒适和享乐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觉悟上的低级” “政治上的堕落”以及“思想上的反动”。但是，从表面的和肤浅的路线斗争与革命意志的不坚定性上来看，它属于统治集团内部所发生的一种政治分化和思想演变。所以，毛泽东针对于当时在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蒋介石’”的现象，忍无可忍，于是，他就亲自组织、发动和实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的高度，以人民群众的行动力量，来形成预防、限制和制止那些曾经是革命队伍中的功臣和干部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作恶行为。然而，万分可惜的是，毛泽东在实施和进行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同时，并没有人提出要把它加以程序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只是由毛泽东一人孤立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今后可以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的愿景设想。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到，对于像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等这些新生的事物，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极其缺乏能够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理论的优秀人才，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地把一种超越性的思想理论加以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革命事业的夭折和文化大革命的落幕，就成为必然中的自然。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是“革命的功臣和干部”，为什么权力一旦到手，就要利用它来达到谋取一己之私的目的呢?毛泽东在这方面并没有深究人性的原因，因为共产党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相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存在的，而这一点也就恰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所有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最致命的“缺欠”和“盲区”。人，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体，他首先必须是生物的人和能量的耗散体，其次才是社会的人和阶级的一分子，所以，一般的和普遍的动物本质，是社会的人和阶级的一分子的人性基础和背景，而离开了一般的和普遍的动物本质，社会的人和阶级的一分子的人性就将不复存在。所以，以这种“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再回首看待那些所谓的“老革命”和“老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就不难明白，这是发自于每一个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社会权力的生物的人，为顺应其动物的本质而在阶级地位上采取的回归动物的低级本性的反社会行为。对于那些手中没有掌握权力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就如同种子没有遇到阳光和水分、鸡蛋没有遇到适宜的温度和汽油没有遇到火种一样，他们的那种“以权谋私”的本性和欲望尚不能得以表现和流露出来。所以，在同一和统一的“自然人性大酱缸里”，就其本质而言，没有一个真正的一尘不染者，而那种所谓的“出污泥而不染”之说，也只不过是那些较为高尚的思想者和觉悟者，在“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之间，能够比较清晰地划上一条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制的“界限”，以致对自身的“自利”行为造成检点的行为罢了。

　　毛泽东既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和英雄的浪漫主义情怀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通过对周围追随革命的人的观察、使用、任用和了解，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对那些在口头上信奉马列主义而在实际当中却远远做不到和达不到的革命事业要求的那些所谓的“老革命”“老功臣”“老干部”和“新官僚”，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人在没有获得和取得一定的“功名”“利禄”“地位”和“待遇”的时候，他们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奉献精神，但是，一旦达到了在他们看来是“功成名就”和可以“荣归故里”以及“封妻荫子”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动力，他们宁可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也不愿意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立新功。所以，这种从人性的堕落愿望发出的“不思进取”“追求享受”和“甘于落后”现象，其实就是做为一种生物的人「注77」！”的期待和指示。，当他们在生存和生殖的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就不再会产生和形成发自内心愿望上的进取和追求了，所以，这种表现在口头和形式上的“加入革命，解放全人类”而实际上却是本质和内容上的“追求由权力和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和快乐”的狭隘人性本质，只能是每一个现实存在着的“自然形态的人”的人生顶峰和终点，如果奢望他们能在精神的道路上能够向前再更进一步，那么，无异于去命令和鞭策一匹为寻找食物而万里奔驰到了水草茂盛的河边的野马再继续前行一样，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如果毛泽东把夺取全国胜利之后的革命事业和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再寄希望于这些已经是在人生的(物质)追求道路上达到了“顶峰”和“终点”的官僚们的身上，那岂不是如“水中捞月”和“镜中看花”一样虚无缥缈吗?所以，毛泽东作为一个力求完美的伟大革命家，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把“革命到底”的希望寄托于环绕在他周围的当权者身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斗争和阶级对立的立场上，把推动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群众的身上，以致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后不久，他就提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文化大革命所遭遇到的“人性死结”

　　如果仅仅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像商纣王那样残忍暴戾和昏庸霸道而其他众多的当权者都像雷锋那样“公而忘私”和“一心为了人民”也就罢了，因为人民是不会斤斤计较浪费几斗米去供养一个寄身虫的，但是，所不能容忍的是，由于人性的同一本质，使得最高统治者具有的强大政治示范作用和人性的辐射穿透力，使得那些政治地位居于其下的众多官僚以及与其本性一样的“阿猫”和“阿狗”们，当他们一权在握的时候，怎能会轻易地放弃荒淫无耻的行径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呢?本能地规避苦难和不幸以及积极主动地追求快乐和享受的本质，将会使他们争先恐后地瞄准他们的“纣王”，一个比一个地更加昏庸、腐败、堕落、暴戾和凶残无道。这种在权力庇护下的人性，其贪图享乐和追求堕落的欲望，就像动物被毒蛇咬过之后其体内被注入了毒液一样，迅速地扩散到全身，引起机体的痉挛、麻痹和失去控制，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导致生命的终止和死亡。所以，由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道所造成的整个官僚统治集团的腐朽堕落，正如一滴毒液被注射进了人的机体一样，它必然带来整个国家政治机能的麻痹、失效和溃变，以致形成从上到下哪怕是只有两个人组合的“社会细胞”，都会产生、滋长和形成“以权谋私”“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和“假公济私”的行为和现象。这种由人性的堕落本质所导致和形成的“天下乌鸦一本黑”的通病，正是毛泽东以他那哲人的慧眼洞穿千年社会所看到的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人，在走向成熟和兴盛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不可回避和绕过的问题。为此，作为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和永不向困难低头的毛泽东，经过缜密思考之后而痛下决心，他要甘冒“被打得粉身碎骨”的风险，去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向旧传统、旧势力、旧制度、旧习惯以及从兽性当中传承下来的拙劣人性，进行全面开战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四个方面是：

　　一，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二，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中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就是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一九七四年，毛泽东为了能够更具体、形象和明确地把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意图和理论向人民阐述清楚，遂以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作为反面教材，意味深长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闭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些鞭辟入里和透彻肌骨的话语，极为深刻地指出了以往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不彻底革命，它终究逃脱不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的命运，所以必然要落得个“是奴才”的下场。说到底，毛泽东对《水浒》的谈话，就是要警醒人们看到中华文化传统的缺陷以及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弱点，以便使人民能够从思想和灵魂的深处真正认识到“革命需要彻底，不彻底的革命就等于白白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一个道理。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总是对“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现在建立的这个政权，究竟与封建剥削阶级建立的政权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不同，那么，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等一些问题，深感困惑和疑虑。今天看来，毛泽东当年的困惑和疑虑，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道理的。

　　纵览古今中外，数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从统治阶级到最高当权者，他们从其阶级的立场上释放出来的低级人性诉求，是造成他们所统治的时代，陷入低级、反动、盲从、愚昧、黑暗、专制、落后和不振作的主要因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关于唐敬宗——李湛的故事，因为贪玩儿和被戴绿帽子而命丧黄泉的故事「注78」(这个唐朝中后期的皇帝够窝囊的，竟然被太监戴了“绿帽子”)。

　　所以，那些受低级的人性欲望左右和控制的统治阶级与当权者，其集体授意、推动和制造的“不是英明冒充英明”和“不是圣人假装圣人”的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欺世盗名之政治行径，是导致和造成他们治下的社会和时代陷入虚伪、矫情、迂腐、黑暗、奸诈、堕落、反动和顽冥不化的总根源和总症结。所以，一切具有共同的人性本质的人，在以最高统治者为代表的国家强力机构的作用下，围绕着“权力”和“利益”，亦如苍蝇逐蜜和恶狗扑食一般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等领域，无所不用极其地开展和实施了以蒙蔽、欺骗、诱导、拐卖、监禁、打击、镇压和屠杀等等为手段的所谓的“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行为和勾当，这就是从普遍的人性发出造成的，为当事者自身所难以觉察和领悟的能够导致社会罹患重大疾病和灾难的“国破”和“家亡”之根源。它是造成古今中外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深陷灾难的“人性死结”。

　　所以，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遭遇到了这样一种亘古不变的“人性死结”，才导致了它在以群众的力量，去夺回被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所窃取的国家权力的时候，陷入了其“口号”和“目标”虽然崇高和远大，而其“目的”和“动机”却与被专政者一样地近视和龌龊之矛盾的渊薮。

　　五、“人性猛兽”与“理性牢笼”之对立

　　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在实现对当权者进行“限制”和“管束”方面，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通过对各级官僚人为地设置“监督”和“约束”条件，来迫使权力能够在一种“合理的”和“良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和行使。这种对权力的民主限制，一如把能够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核能”，通过放置在用于发电的特别装置——“核反应堆”中，而使其能量因被缓慢地释放而达到安全利用的目的。而“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这种对贪欲暴烈的“官僚”进行理性控制和限制的行为，亦是人类在熟知和掌握了官僚(=人性+权力)的脾气和秉性的前提下，形成的变不利为有利、变消极为积极的对人类动物性的一面进行约束和管制的过程。但是，所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和改造，它的行动主体是人民群众，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与其说是政权的本身，倒不如说是最高当权者，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则是在由理性(其代表形式是法律)所构建的社会体系框架下，以“三权鼎力”的多党轮流执政、司法独立监督和全民公投普选的形式，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当权者的制约、管控、监督和更替。这种制度的存在基础是广大的社会民众，行使的主体是参政议政的不同党派，它的制约和规范机制是独立的法律架构，其作用是维护现行社会能够公正、客观地运行。

　　我们看到，相比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文化大革命虽然在形式上与之不同，但是，二者在目的和作用对象上却是共同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所指向的都是一切当权的官僚分子，而西方的民主制度所制约和管控的也都是一切官僚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理性头脑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卓越的思想和崇高的威望所铸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路线，在本质上与已经“理性化”和“法制化”的西方民主制度——社会的体系和架构，具有相近或相同的地方，即：文化的革命是以一种“权威的思想”和“权力的推动”，来开展和实施针对于一切官僚分子和反动派的监督、管控和制约。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则是以“神圣的法理精神”即一种对客观理性的信仰和崇尚信念(上帝)，来推动和实施针对于一切官僚和邪恶分子的布控和斗争。所以，用换位的思维来看，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就相当于是中国革命的“理性保证”，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就相当于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文精神”。我们深知，毛泽东作为一位既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又具有深刻地思想造诣和果敢的行动能力的伟大人物，为了人民的幸福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把个人的私欲降到了最低限度，所以他能够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控制和驾驭这个附着着人性的“权力魔鬼”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显然，这种“一人独断”的现象，从民主制度的角度上看是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如果从伟大人物的思想和智慧与客观真理相通的角度上看，这种被诬蔑为“搞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的现象，恰恰是与西方的民主精神在最高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那些曾经被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整治和批斗过的在智力上残缺、在人性上低级、在思想道德上堕落和猥琐的当权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落后的和不进化的兽性一面，污蔑毛泽东是“独裁者”和“暴君”，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上升到能够认识毛泽东的高度。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如果把一个具有有限的政治生命和寿命时限的人，同一整套具有健全的法理架构的民主体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式的“精神指引”一但从个人的生命上消失，其毕生为之奋斗的集体和事业，就会像一叶飘泊于大海之上的小舟，因突然失去航向和舵手，而在贪婪的人性涌起的惊涛骇浪中面临倾覆的危险;但是，一套具有健全的法理精神和法制渠道的民主体系，却永远也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生命终结，而失去效力和作用。所以，人性不能替代理性，精神不能取代制度，政治永远都不是体系和架构，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人，应该牢记和不能违背的原则与道理。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是否只要建立起一个只徒具形式而丝毫没有内容的 “法制体系”和“理性架构”，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不公正和权力肆虐的问题了?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人群来说，有聪颖的也有愚笨的，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有道德的也有非道德的，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有重物欲的也有轻享受的……，所以在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物当中，那些在较大的程度和倾向上，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就比较适合于生活在由理性精神所建构的法治社会当中;而对于那些在一定的程度和倾向上，不具有理性的思维或少具有理性思维的偏重于感情的人，就比较适合于生活在由“哥们儿义气”“小团体、小帮派”和“有人情味儿”的感性社会当中。但是，当二者并行存在的时候，在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比较它们的孰优孰劣和孰强孰弱，我们就能看到，后者以其千年不变的愚昧状态，被前者所远远超越和抛弃!

　　那种企图在一个有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的民族当中，建立起一种既无法理精神可循和又无法律根据可依的人情社会或人性社会，将会因民众的群起反对而遭到彻底的失败。同样，那种企图在一个偏重于感性而少有理性的民族中间，谋求建立起一种既具有良好的法理架构和清晰地法律条款的法治社会或理性社会，亦必然会在遭遇到众人的鄙夷和反对之下，而落得个名存实亡和狼狈不堪的下场。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任何一种以人情为重的社会，都不能适用于他们，因为他们只相信“上帝”和崇拜“理性”;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一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也同样都不适用于他们，因为他们只服从“人情”和“权威”!

　　中国人能够以其特有的非理性本质和情感天赋，而在人性的背景上把理性的产物——具有某种“合理内核”的法制体系，给扭曲和消融得面目全非和支离破碎，从而使它剩下来的骨架看起来却十分类似于西方的那种“民主架构”。而实际上它就是由那个“总设计师”所杜撰和编造出来的“中国特色”式的木偶，在其腹内填充进了中式的“典制”内容和外表涂抹上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色彩后，让其散发出来的那种体现在每一个被蒙蔽了的中国人身上的感性、自私、愚昧、狭隘、盲从、猥琐、低级和堕落的韵味儿。所以，就单从体系的效果运行上讲，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就要比文化大革命这种运动形式“科学得多”，因为他们能够成功地避免制度上的不健全以及人性上的难以超越的障碍。为此，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骄傲地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注79」。”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是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创举。他之所以要把“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就是因为他已经从人性的本质上意识到，人性很容易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比狮子和老虎还要凶残的野兽。所以，相对于统治者而言，那些处于分散的和无组织状态的被统治者，就像绵羊一样，随时随地地都有可能成为狮子和老虎口中的美餐，不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老百姓就没有安全可言。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重视客观和理性，它就能够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历久而不衰;而文化大革命重于主观和人性，它就会因伟人的缺失和断代而使既成的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顶峰”阶段，就不能再继续向前进更进一步的原因所在。

　　六、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发起和形成，既是毛泽东思想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毛泽东的人性和情感逻辑之必然

　　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类有思维和智慧的现象。但是，仅仅有思维和智慧的现象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具有一定的智能能力的“装置”和“机器”。比如，现代化的智能计算机和智能电脑等虽然都具有智能的现象，但是，这些电脑和计算机却不能被称作是一个“正常的人”，因为在电脑和计算机一方，它目前还不具备人类的“丰富情感”能力，纵然他们的智力有时甚至比人类还要高超，但是，就生命存在的意义而言，它们就不配被当做“人类”来看待(即不具有作为“人”的资格)。“不配被当做‘人’来看待”这句话所隐含的意义是，对于那些与“我”完全不同或者在本质上有重大差异和区别的对象，是不能把它看做和当做与人类自身等量齐观的同类的。实际上，这种思想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的倾向，而且还是在“我”之意识的范畴内，不允许有其它的“异我”另类掺杂于其中的“排他性”的人伦因素的缘故。这种对“异类”和对“自我”的认识与甄别，不仅是人类对自我认知的维护，而且还是人性在理性的推动和帮助下，对生命的核心本质给予的一种最符合人格逻辑的界定和认同。所以，站在超越于人伦的理性立场上，去看待和认识人类的本质，就会得出“人类存在的意义，不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客观世界，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抗了自然和征服了规律”的结论。所以比照与此，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它一旦冲破了人性的禁区，就会找到适合于它的存在和发展的正确轨道。而作为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局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成就，在行进到了自然人性只可被触动而不能被改变的“南墙”面前，它也就达到了发展的顶点和行动的尽头。

　　说到人类的“情感现象”，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东西。

　　显然，情感，它既不是人的思维和智力，也不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而是顺应人的心理变化和生理要求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持久稳定的生命动力现象。这种生命动力现象是人体在基于人性的基础上，对环境因素表示拒绝或者接受的一种意愿流露和显现，它左右着人体对周围变化的事物、环境和现象，采取抵抗、排斥或者融合、接纳的态度，即表现为在刚一开始，总是对陌生的东西感到新奇和不适，然后就是抵触和反对的过程，接下来就是逐渐地习惯和适应，以至最后在达到了磨合的程度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精神容纳和心理平衡的过程。对于这种“渐进式”的平衡机制，我们把它称之为情感或心理的“惯性现象”。情感的惯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对“物的现象”的感官冲动和反应上，但它受理性和思维的因素影响相对地较弱。情感在未经理性思考和过滤之前，表现为直觉上的盲目性，即“冲动”;而一旦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和过滤之后，就具有了稳固性和持久性，以致在此时，情感就已经转化成为了意志性的东西。此外，情感还具有一种受来自内心本能的欲望和目的支配的倾向，即一旦遇到那种“期待已久”的环境或事物的时候，就表现出精神兴奋、情绪激动和生理亢奋的现象。

　　但是，人类为什么会有“情感”，以及为什么又会有“如此的情感”，我们不得不再回到构成人的本质的两个源头——“自然的人性”和“社会的人性”上去寻找。

　　自然的人性，就是由人的生命存在所派生的生理本能和本质。这种本质和本能是由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它不会因外在的环境影响和条件改变而轻易变化，它不加掩饰和伪装的生命意志就是对食物和对性的需要。所以，单就生命的这种自然意志来说，我们不可以定义它是善还是恶或者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因为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与其它动物无本质差别的一般生理需要。

　　而社会的人性，就是指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构成的人群系统中，人的自然需要向社会需要发生转化时，所产生的目的、行为和动机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相互斗争的行为本质。这时的自然人性已经发生了分裂，形成了无数个独立、对立和矛盾着的个体，并且这些个体在人类的内部环境里已经被赋予了好与坏、善与恶、正义和非正义等伦理性质的东西。所以，从这样一种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人性，人性就必然是恶的。

　　从社会的伦理道德观点出发，为平衡人类之间的种种利己主义行为不至于因过度膨胀而造成同类之间的相互矛盾、对立、斗争和残杀，就需要从这些个“恶的个体”当中，产生和形成能够凌驾于他们的群体之上具有社会意义的“善”和“正义”的力量。那么，纵览古今，一切人类历史上所存在的国家和政府就是应这种公众的“意志”和“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它产生和形成了以“法律”“秩序”“精神”和“原则”等为代表的具有强制性质的上层建筑的东西。但是在事实上，却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够真正地做到“抑恶扬善”“秉公执法”和“伸张正义”，那些冒充“善良”和“正义”的卫道士们，统统都是在拿“善良”和“正义”作为筹码，通过与“邪恶”作交换来达到他们谋取个人私利的目的。所以，随着人性在社会中形成的多重分裂和异化，人类的情感在社会当中也相应地发生了分裂和异化。

　　那么，我们再回过来看看毛泽东是以一种怎样的道德风范和人性良知，而切入社会和人类群体当中的。毛泽东在他的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对白求恩大夫的高尚人格做出的概括和评价，而且更是他用道德良知的手术刀和放大镜，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普遍人性进行的解剖和放大。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为人原则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让别人去做的，自己则坚决不做。”毛泽东的这种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的精神，都全部来源于他对人民的关心、同情和爱护，以及对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和奴役人民的反动旧传统、旧势力和旧体制的无比憎恨。所以，他以无与伦比的智慧、才干和能力，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进行潜心地钻研、分析、挖掘和运用，联系中国的实际，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而后，他又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的新形势和新情况，进行有机地结合、融合、提炼和升华，产生和形成了他“永不停止的革命精神”和“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这就是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中，所孕育和催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思想背景和人格因素。

　　纵览古今中外，但凡人类在治理国家和规范自身的问题上，都遭遇到过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当自身已经变得昏庸无道和贪得无厌的时候，在他的周围，也就早已经聚拢和汇集了一批善于阿谀奉承的昏庸无道和贪得无厌之徒。纵然，一些个别的有识之士，也曾经为根治这种顽疾而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但是，周期性发生的“复辟”和“演变”现象，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现实当中上演。追究其缘由，是因为在这些多次出现的历史复辟和现实演变结果的背后，有恒久不变的自然人性，来为作为它的坚强后盾和基础保证，所以，要想彻底根治和消除人类社会的这种“千年顽疾”，就必须从产生和形成这种现象的“人性原因”入手，通过修正和改变那些担负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当权者”的自然本质，以达到从根本上消除和扭转他们的那种“以权谋私”和“相互勾结”的社会行为和勾当。

　　所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他从同情人民大众和拯救人类命运的高度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原理，坚定地站在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的立场上，以阶级斗争(即“两分法”和“矛盾的法则”)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和分析社会而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在自然人性的范畴内，他的这种追求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实践遭遇了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他所亲自点燃和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却为启迪后人思考和面对他所曾经思考和面对的问题，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同属于人类的两大对立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其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如果我们把与人民大众相对立的一极——统治阶级，从人性追逐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自然属性的意义上加以改变和消除，那么，表现在社会层面上的这种阶级对立和人性矛盾岂不就相应地得到改善和缓解了吗?而作为代表人类的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不也就在人性和阶级的同一与统一的意义上，实现了具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大同”和“平等”了吗?所以，当我们突破了人性的藩篱后，消除人类社会存在的固有顽疾的必然和唯一的方法就是：1．利用和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基因技术，将现实中的当权者（取其基因成分），强制改造成为“纯理性”的中性人和超人；2．那些在性别、生殖构造等被改变和修正后的中性人和超人，他们被专门用来担当社会的物质生产的管理者和推动者；3．深入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中的中性人和超人，其渗透和普及的程度应视社会的发展情况而定；4．凌驾于由中性人和超人组成的“非自然人类政府”之上的具有自然人性的“科学家集团”，是最终掌握“异化智能生命”的决定性力量，人类通过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规划人类的未来和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

　　然而，在现时期，推动行和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的力量，也必然和唯一地是普遍觉悟了的人民大众去推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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