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与“二百五”
凡是提到二万五，我们中国人，马上就能把它和八十年前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联系起来;而只要说到二百五，我们中国人，又能立刻想起当年刺杀苏秦的那四位后来被称为是“二百五”的刺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的瑞金出发，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这一走，不仅历时一年，而且还更是长达二万五千里。
据说，当年曾经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很是被齐国的那些贵族所嫉妒。于是几个贵族便找来了四个勇士，前去刺杀苏秦。苏秦被刺后，尽管没有当场死去，但却受了无法救治的重伤。只是被刺后的苏秦，意识还十分清醒，所以当齐愍王得知苏秦被刺后而急忙赶来时，苏秦为了能够捉住刺客及幕后的主使者从而为自己报仇，于是便对齐愍王说我死后，你马上贴出告示，宣称我是燕国派来的间谍，正准备把我车裂处死。现在既然有人替我杀死了苏秦，那么朝廷将奖赏杀死苏秦的人一千两黄金，希望杀死苏秦的人，尽快前来领赏。然后你就把我的尸体，公开车裂了。
当齐愍王按照苏秦的安排，在苏秦死后贴出了告示并大张旗鼓地将苏秦的尸体车裂了之后，果然有四个人前来领赏。齐愍王看到这四个极其弱智的人，压制住嘲讽的冷笑，装作很认真地问你们四个人谁是为首的?这四个人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齐愍王，都摇头说没有为首的。齐愍王又问那这一千两黄金的赏金你们打算怎么分呐?对齐愍王的这一问，四个刺客没有丝毫迟疑地异口同声回答到，我们平均分，每人二百五啊!听到这里，为了保护幕府指使的那些齐国的贵族，齐愍王马上让身边的卫士将这四个人推出宫门处死。
苏秦智擒刺客，死后都能为自己报仇的故事传开之后，我们中国人就把那些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一味任性蛮干的人，统统都称之为是“二百五”。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前期指挥中央红军长征，那时还不叫长征而叫西征的博古和李德等，就纯属是这种典型的“二百五”。
今年，由于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八十周年。所以，不仅各单位、各部门纷纷举办纪念大会、纪念音乐会和座谈会等，而且更是有人纷纷撰写纪念文章，登载在各类媒体或是互联网上。时至今日，在这类纪念文章中，最符合历史真相，最有道理，最具代表性的，那就要算是郭松民与金一南所写的《有了毛泽东，长征才成为长征----评<一个人的长征>》和《谁也不知道长征要走两万五千里》这两篇文章了。
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最初是被称之为西征的一场战略突围。的确，如果没有毛主席，不仅这场战略突围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甚至都不可能出现长征这一说。特别是中央红军的征程，也更不可能长达两万五千里。因为到达湘西、甚至是还未等到达湘西，他们就会被蒋介石吃掉的;确实，在战略突围之初，参加战略突围的那八万六千多人，谁也不知道这一走，就要走上二万五千里。
八十年前的那场战略突围之所以成为了长征，是因为中央红军的转战征程，长达二万五千里。特别是被张国焘裹挟南下的朱老总和红五、九军团的转战征程，更是长达了三万五千里;中央红军的转战征程之所以要长达二万五千里，是因为要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为中国革命重新寻找一个落脚点;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之中转战二万五千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是在突围的前期，尽管博古、李德等“二百五”进行的是瞎指挥，但是由于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以自己的死打硬拼与英勇牺牲，而掩护少数战友暂时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和“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机动灵活、虚实结合、调虎离山、轻装前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强渡大渡”、“突破天险”，这才“征师胜利到吴起”。
如同棋手对弈一样，弈棋高手往往能够看出几步、甚至是十几步。而臭棋篓子，也就只能看出一两步。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指挥、部署中央红军的战略突围的博古、李德等几个“二百五”，看不到这一去就要走上二万五千里。而是想要只走个二百五，到湘西去投奔贺龙安家过日子。因此他们这才抛弃了毛主席为红军制定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是雇用了几千名挑夫挑上了毛主席为中央苏区亲手创建的全部家当，甚至都包括红军医院里为红军伤病员准备的尿壶。
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依旧猖獗的情况下，许多人在对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而进行解读时，往往都认为长征胜利靠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那坚定的信仰，靠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那高于天的理想，靠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那钢铁般的意志品质，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的确，长征的胜利，当然离不开广大红军指战员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离不开广大红军指战员那高于天的革命理想，离不开广大红军指战员那钢铁般的意志品质，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但是长征的胜利，同样也离不开毛主席那超凡的智慧。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在湘江之战中，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坚定了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理想就不高了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品质就不坚强了吗?广大人民群众就不支持红军了吗?所以，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如果中央红军始终是由博古、李德等“二百五”来瞎指挥，那么，哪里还会有什么长征，哪里还会有什么胜利。
凡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实用主义者，都无不有着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当年由苏联人扶上台而曾经领导过中国革命的王明和博古等“三人团”，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为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不去研究、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认识不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是盲目地理解并照搬苏联的革命理论，机械地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做法，幻想中国革命也能象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一夜成功，因此这才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从而险些就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以，和雄才伟略的毛主席相比，王明与博古等只不过就是些只会照猫画虎的“二百五”。
只剩下了七千多人的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之后，与徐海东、程子华等人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以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汇合在了一处。尽管汇合了三部分的力量，但是这部红军也只有一万多人。然而就是这一万多的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却不仅打得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得不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战线，而且还更是催生了“西安事变”，从而决定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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