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序章。对它的解读，超越国界。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约请国外知名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解读长征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传奇，现实仍在延续
菲利普·肖特
长征， 不仅取得非凡的军事成就，还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支柱般的传奇。
长征， 使中国共产党摒弃了离开瑞金之前的不团结和纷争，最终在延安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团结坚定的新目标并非一蹴而就，大约花了10年时间，终于在1945年的“七大”才得以确定。除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经历了传奇般的行程，最终胜利会师。长征创造了共产党人永不言败的传奇，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
长征， 也改变了中共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上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深受苏联影响。长征之后，毛泽东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确信一定有更合适的方法来领导中国革命。
近4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相继澄清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模糊问题，不仅对长征本身，甚至对长征前后的时期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参加过长征的老一代人回忆中收集往事。12年前，我采访过一位精神矍铄的90岁红军老战士，他曾参与了红一方面军穿越夹金山的先遣队。这位老战士还记得当年几位战友把冻伤的脚放在火边烤，由于双脚已经冻得麻木，火烧坏了皮肉直到骨头都没有知觉。一位保安县的80多岁老人，还记得自己接过一杆步枪就直接去战斗——因为当时的情势太危急，没有时间培训新兵。
西方学者，譬如斯图尔特·施拉姆一生都在研究毛泽东著作，还有韦思谛，他对井冈山的研究在西方无出其右，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长征的了解。尽管如此，目前在西方仍流行所谓“修正主义”的著作。过去10年间，某些西方作家著书认为长征是“伪造的”，以此来歪曲历史。一位旅居伦敦的华人（张戎），她在书中写道，长征中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实际上未曾发生。她引用了对一位住在泸定县的93岁老太太的采访作为证据，这位老人的家人在泸定桥附近经营一个豆腐坊，据称，老人从不记得那附近发生过任何战斗。于是，这位女总结说：“揭穿(强渡大渡河)神话的最强证据……就是那里从未有过任何战斗伤亡”。但是，在刘秉荣撰写的《红一方面军纪实》一书中，却明确记载红军先遣队的22名战士中，有3名牺牲在这场战斗中。这场战斗的红军指挥官杨成武也留下过一份详尽的记录。1992年，我曾采访过一位年近七旬的当地老人，老人还记得当时年仅10岁的他是如何与另外两名小男孩一起躲在河岸边，目睹了整个战斗。在台湾的国民党档案中，保存的当时的报纸和文件也提及了这场战斗。然而，这位女完全无视这些史实，宁愿出版一部编造的记录。
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每条积极的佐证都被压制。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反共宣传始终存在，而且这些明显编造的谎言在西方一些人群中有时还不乏市场。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部分西方人不适应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变。在那之前，西方人心中的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一个遥远的迷人之地，这个国家最终会向外部世界开放，那里的人民生活将会更好。如今的中国却远不止是“更好”：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向前发展。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对其全球霸权是一个挑战，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华盛顿和他的盟友自然而然地要进行抵制。这就引发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不论是长征还是其他时期，是否被客观看待。中国与西方最终会达成一个稳定的平衡关系，但这个过程将会是曲折的。
如今，中国的新长征仍在继续。新长征有13亿中国人民参加，与先辈们的长征一样，这场决定中国在世界上位置的新长征仍然艰巨。
(为英国记者，《毛泽东传》一书，本报记者叶娟翻译整理)
启示，不局限于中国
拉纳·米特
长征，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事件。数万名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在险恶的环境里走过万水千山，来到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段艰难的行程成为一个传奇，“长征”所蕴含的理念在许多人心中依然鲜活。
长征与现今有什么关联?可能它启示我们的第一点便是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上世纪30年代初期，红军处在包围追击之中，被迫离开包括上海、广州在内的城市。在江西的革命根据地，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从莫斯科回来的领导人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一直留守中国的成员意见不同。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使共产党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内部的派系分歧也使得根据地中央红军力量薄弱，有失去群众支持的危险。在这一情况下，中央红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长征开始了。历史证明，这一决策取得了成功。尽管长征刚开始时，很少人预测到这段行程将一路行进至陕北，但当行程逐渐展开之后，中共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革命的本质。我们应该赞许这些领导者们，因为他们的艰难决定最终使共产党得以在危机下存续。
长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外部历史环境。即使是在陕西，中共中央也不是安全的，蒋介石政府随时可能发动进一步的“围剿”行动，再一次破坏根据地。但在1936年，日本的侵略威胁逐渐加大。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共同威胁下，国民党与中共组成第二次联合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可以在陕甘宁地区组建新的政府形态，扩大影响力。经历长征洗礼的红军存活下来，得以再次战斗。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中央已经获得了上百万军民的支持。
长征也向我们展示了领袖魅力的重要性。长征刚开始时，环境非常艰难。包括张闻天、博古、李德等在内的领导人难以确定哪条路线最为安全，部队在补给方面存在巨大困难，还有来自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威胁，红军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最终，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外在威胁和内部分歧斗争而失败。中共的幸运在于它拥有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人，他们思考如何在困境中赢得生存。
如今，长征已成为历史，然而，我们仍应钦佩那些长征将士、男女老少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在当今繁荣舒适的21世纪，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所经历过的艰辛。他们经历的是一段从江西到陕西的漫长而充满艰辛的旅程，他们克服了对前路未知的恐惧，我们需要记住他们的勇敢。
最后，长征向我们展示了大胆行动、出乎意料的决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我们决不能将长征的勇敢行动精神同轻率、敌意、愤怒混为一谈。近期，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很少人提前预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毫无疑问，英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之前的历史道路。有人说，英国正在进行新的历史方向上的“长征”。但我们需要认清，就像长征告诉我们的，光有大胆的行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长期的行程中做好计划、开展合作，思考种种方法克服困难。
我们不再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是长征所展示的大胆选择一条不同路径，最终实现一个完全不一样成果的成功案例，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而且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国。
(为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本报驻英国记者李应齐翻译整理)
史诗，书写光辉一页
埃里克·海尔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长征，这一词汇也变得众所周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完成这一壮举的80周年，关于长征的故事、记述、研究及影响再度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话题。虽然多数美国人对长征知之甚少，但毫无疑问，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诗般的大事件。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美国记者海伦·斯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历尽艰险前往延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已完成了长征，海伦虽然没有目睹红军如何完成这一壮举，但她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和学生，写出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
时年30岁的海伦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也是一名敬业的记者。1937年4月下旬，海伦悄然离开北平，冒着生命危险，最后抵达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延安的经历让海伦深深地感到延安有一种伟大的精神。红军纪律严明，每一个人都在艰苦奋斗，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海伦。
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生存下来异常重要。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了不起的领导人，对延安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红色中国内幕》将海伦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进行了翔实的叙述，是真实记录当时红军状况的重要著作。
我本人早年就读于杨百翰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杨百翰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和亚洲研究协调员。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我重点研究中国外交，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对海伦·斯诺有较深的研究。2000年纪录片《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推出，引起广泛关注，我是该片的联合制片人。在参与录制海伦·斯诺那部纪录片的时候，我曾拜访了海伦当年的许多老朋友，像中国老一代外交家黄华等不少人都对海伦进行了十分敬佩和亲切的回忆，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段重要的时期，纪录片也很好地反映了长征和延安的真实状况。
长征是一部史诗，它表现出了强大的“适者生存”能力。那些从长征中挺过来的人后来卓有成就，不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
(为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现实之龙：中国的伟大战略和边界解决》一书，本报驻美国记者王如君采访整理)
壮举，刷新世界纪录
何铭生
从80年前至今，长征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不断吸引着众多中外学者探究，我就是其中一员。
我毕业于中国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于1998年至2009年间出任法新社、彭博新闻社驻中国记者，先后出版历史专著《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与《南京1937》。我致力于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战场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重点讲述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前，中国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
不同于西方世界对二战中中国战场知之甚少，在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记者关注下，长征得以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长征”是在孩童时期。时隔多年，在一个与中国相距万里的西方国家，八九岁的孩子都知道长征是什么，足以证明长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长征可以称为20世纪人类世界最为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从全球认知角度考量，长征和人类首次登月地位相当。长征不仅是中国人独有的珍贵历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长征是刷新世界纪录的历史壮举，论艰苦程度，在人类当代史上罕有其他历史事件能与之相提并论。长征的漫漫征途和红军战士表现出的坚毅不屈、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奠定了它独特的历史地位。
1934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成为长征历史的转折点。长征期间，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激战嘉陵江等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都让我由衷地惊叹于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革命勇气和战略智慧。在国民党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濒于覆没危险的背景下，红军如此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行动，如果没有坚定的领导核心、高超的战略谋划与强有力的执行力，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
长征胜利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一，从战略上讲，长征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保全革命力量。红军到达陕北后，一直致力于根据地建设，最终成功地将延安打造成为“红色心脏”。稳固的根据地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得以休养生息，从而赢得发展壮大的机会;其二，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积累了大量群众工作经验，成为日后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边区政府的建设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长征胜利是鼓舞中国共产党全党的精神动力，并为日后斗争指明了方向。
红军将士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用顽强意志一次又一次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希望真正了解长征，不妨试试重走长征路。一个人背上50公斤负重和少量食物开始行军，穿森林、越高山、渡河流，在各种恶劣天气下风餐露宿。如此“行军”至少一个月，再回到家中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当年红军战士经历的是什么。
(为丹麦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本报驻瑞典记者黄云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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