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一】》和《教我如何不想他【二】》发出去之后，果然有人忍不住说我有“个人崇拜”的“嫌疑”，并表示我的文章让他“后背发凉”。坦白说，这位仁兄非常的不聪明，我早就说了“我就个人崇拜了，咋滴”，我都这么直白了还哪来的“嫌疑”?再说，中国人素来都是崇拜英雄的，我崇拜毛泽东又有什么不合适的?难道毛泽东不是英雄吗?真是莫名其妙。另，我觉得这位仁兄动不动就“后背发凉”，那应该是伤寒之兆，奉劝这位仁兄切不可讳疾忌医，有病赶紧治病。
当然，说起无聊，网络上比这位仁兄更无聊的人多了去了，例如，一旦你说想念毛泽东，他就会直接默认你是怀念前三十年的饥饿和贫穷，并以此“证明”你“有病”。是的，我们承认，相比于现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是饥饿和贫穷的，但我们依然怀念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为何?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心昭昭、乾坤朗朗，社会和谐、政治清明，所以我们才怀念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何错之有?
前三十年的社会和谐、政治清明离不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运动，有人说，一个“三反”，管了中国整整三十年的纯洁，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一点也不夸张。可以说“三反”运动是前三十年最成功的运动之一，但是，有些人就连“三反”也不放过，拼了命的诋毁、攻击“三反”，这并不奇怪，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软埋》，《软埋》就是这样一部赤裸裸篡改土改历史的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小说，说白了，他们这是在刨根啊，如果“土改”、“三反”、“镇反”这些运动都被污化为丑陋的、罪恶的，那么，共和国的历史岂不就是丑陋的、罪恶的?他们心里那点想说却又不敢说的目的不也就达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看完后悲愤莫名，也让我主动改变了写作《教我如何不想他》系列的思路，不过也无所谓了，毕竟本就是想到哪写到哪的文章。而且，我始终认为，在今天，澄清围绕毛泽东、围绕毛泽东时代的谣言就是怀念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方式。
这个谣言很恶毒，开头就直接否定了“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当然，尽管是谣言，也还是需要装模作样的“论证”的，于是造谣者选取了卢作孚的死作为“论据”。卢作孚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他的死固然是悲剧，客观的说，与他被错误的批判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卢作孚的小儿子卢国纶早就澄清了相关谣言，卢作孚的死可以说公司经营遭受挫折是主因，而被错误批判最多算诱因，因此，将卢作孚的死与“三反”直接挂钩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何况，如果一个人被错误批判就要寻死觅活的话，那么，早年被数次错误批判的毛泽东早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卢作孚无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有些人就是要故意混淆视听，装作卢作孚的“孝子贤孙”为卢作孚鸣不平，难道他们真的是在对卢作孚对历史负责吗?当然不是，卢作孚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是他们用来否定“三反”运动，否定那个时代的棋子罢了。
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三反”中有没有冤假错案?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答案是一定会有的，关键是冤假错案的概率。事实证明，“三反”中的冤假错案少之又少，但是，少不等于没有，但凡事要看主流，如果用千分之一的冤假错案去否定其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当然，我们承认，即便是千分之一，对于冤假错案的当事人来说也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悲剧，但是，个人命运在历史的潮流中，真的无足轻重，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三反”运动我们都知道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反腐败”，今天我们国家也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三反”运动的历史，或许，能够为今天的高压反腐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要说清楚“三反”运动，就首先要了解一下“三反”的历史背景。从毛泽东说“绝不当李自成”并提出“两个务必”开始，共产党执政后的反腐运动就算正式开始了。临进北平前，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京不是去享福，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当年李自成进北京，也是胜利在望，因为骄傲自满，部分将领腐化，内部争斗，最终由成功转向失败。”在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旧事重提”，将迁往北平称为“进京赶考”，并再次强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但是，很遗憾，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告诫很快被一些人抛诸脑后。
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统计，西南区从1950年1月至7月间，发生了贪污渎职案件2042件，非法盗窃的国家财产折合人民币110亿元以上，粮食达200吨以上。在川北区，南部阆中县盐场以此就查处8个贪污犯，岳池地位一个生产管理员，竟“携款一千万元潜逃”，堪称那个年代的“小官巨贪”，虽然与今天的“小官巨贪”相比，就算不是不值一提，那也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在那个时代，这种贪腐绝对已经是“现象级”的了。
据华东局的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至11月期间，华东各省市各级法院处理的贪污案件共计8000多件。其中由华东局司法机关和监察委员会直接处理的贪污案件有179件，在案贪污犯615人，共计贪污金额为288亿元(旧币)。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同时，邓小平强调：“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相信看到这里，很多人不会再坚持前三十年没有贪腐的说法，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前三十年没有贪腐呢?答案就在于后来的那场“三反”运动。
不过，让毛泽东意外的是，“三反”并不像“土改”和“镇反”那么顺利。尽管五一年底“三反”的方案是确定下来了，但是由于“三反”与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有关，所以消极怠工现象严重。毕竟“土改”、“镇反”大多是针对别人，要让那些干部将反腐的枪口对准自己谈何容易?终于，毛泽东看不下去了，一向温和的毛泽东明确表态，“如果谁消极怠工，那么，要么是官僚主义，要么是屁股底下不干净”，这两个帽子一扣，让很多干部不得不认真起来，毕竟这两个帽子无论是哪一个一旦被戴上，那估计不死也要脱层皮。
同时，人民日报还公开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送给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颗子弹终于让那些消极怠工的干部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以说，这两颗子弹就是“三反”运动的发令枪，自此，再没有人敢在“三反”上阳奉阴违。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给“三反”定时定量。毛泽东在1952年1月4日强调：“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
在定时的同时，毛泽东还给“三反”定量，首先，毛泽东要求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搜寻“大老虎”上，其次，毛泽东要求各地做好“打虎”预算，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当追加“打虎”预算，并且还提出了具体的“打虎”指标，“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
当然，这些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毛泽东向全国推广了当时北京市的“打虎”经验，即“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老虎数目，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并规定：“如果哪个单位的首长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领导上即派人复查”，如果有签字确认其单位没有“老虎”却最终被上级复查出“老虎”的单位，其领导人当即停职检查。自此，所有干部在“打虎”问题上无不“一马当先”。
当然，虽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这样的强力高压之下，一些单位为了凑齐“老虎”数量，冤假错案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紧急纠偏，1952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时批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按理说，在这样的反腐形势下，任何腐败分子都不可能再有藏身之所了。但是，毕竟每个人贪污的严重程度不同，本着宽严相济的原则，中央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下的大约占总数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就都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了。2月29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道：“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要让百万元(旧币)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
这才是真实的“三反”，鞭子高高举起，最后轻轻落下，既体现了党纪国法的原则性，又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灵活性。特别是那些中小贪污分子，原本都做好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了，结果发现自己竟然就只是背了个处分，甚至只是被警告一下，不仅没有失去自由，甚至还可以继续原来的工作，你让他们如何不又惊又喜，如何不对党和毛泽东感恩戴德?在这种大悲大喜的心理冲击下，他们这辈子还会再贪?还敢再贪吗?坦白说，我是不信的。
在这种恩威并施的“三反”之后，贪污腐败现象基本从中华大地绝迹，所以，虽然毛泽东时代饥饿、贫穷，但是，因为“三反”，老百姓终于相信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戏言。“三反”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黄赌毒消失殆尽，中华大地真正恢复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朗朗乾坤，这样的毛泽东，教我如何不想他，这样的毛泽东时代，教我如何不怀念?
“三反”运动的史料都摆在那里，在我个人看来，是绝对经得起历史考验，也诋毁不了的。本来，“三反”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说一说，不过由于白天上班，晚上精力和时间都有限，只能根据模糊的记忆和临时抱佛脚查的一些资料，仓促将文章写出来，错漏之处恐怕在所难免，欢迎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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