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主席的言行与文章来看，至少有两种人深得他的推崇与看重。
一种是吃苦耐劳、不计名利的老实人。
比如说张思德，15岁参加红军，22岁入党，在部队最高头衔做过班长，后来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延安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政策，他又做回战士。最后在执行烧炭任务时，窑洞突然塌方，危难之际，他奋力把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洞内，牺牲时年仅29岁。
这样一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普通战士，却因吃苦耐劳、不计个名利、一切从人民利益的需要出发、踏踏实实干一行爱一行的品行，感动了毛泽东。在专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流传后世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还有陈永贵，1953年开始在太行山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大寨村，带领村民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硬是靠扁担、锄头、铁锤这种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苦干了十年，粮食亩产从不到200斤，增至700多斤。
毛泽东1964年获悉情况后，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此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在全国宣扬。
陈永贵的可贵之处不止于此，在浮夸风盛行时，大寨上报粮食亩产474斤，在全省排名并不靠前。省委希望“重新核实”一下产量，意思就是虚报一点，陈永贵说：“我们产量474斤不能变，宁可不上天安门，我们也不去增加产量。”
毛时代树立的典型，经得起时代的考验。陈永贵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妻子和孩子仍在大寨挣工分，并拒绝当地政府的好意，没有给妻儿转城市户口。
毛泽东的好恶，还可以从他给徐特立的贺寿信中领略一二。
“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
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
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
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
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
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
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欣赏的另一类人，就是“敢于反潮流”的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创新型人才。就是不迷信权威、不受条条框框束缚、敢于挑战不合理的习俗与制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
一贯毫不留情批判并击中封建旧文化痛点的鲁迅，就是毛泽东最推崇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不止一次称赞鲁迅对旧文化、旧势力的批判与决裂，并将“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总结为“鲁迅精神”，要求共产党人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态度与立场。
他对鲁迅的赞美，甚至提到“民族英雄”的高度，认为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赞美，与他在建国后屡次支持“小人物”“以下犯上”(如支持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向红学权威俞平伯“开火”;亲自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支持“以下犯上”的大学生们，表达对中央工作组将一万多师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不满)是一脉相承的：他总是站在代表全民族大多数的、为坚持真理而反潮流的人一边。
这也是为何他1957年告诉准备去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吴冷西，要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要准备做到“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泽东深知，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时候是要顶住压力反潮流而行的，是有风险的。而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的人，是稀缺的，也是需要支持与大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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