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
题记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引言
1980年代后，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演变到后来，就成了毛主席“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像个人儿就比毛主席行，他们随意颠倒黑白，对毛主席指手画脚，并且愈演愈烈，开了毁典骂祖的先例。慢慢地，人们心里也就没有了神圣，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依从，没有了归属。
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力量决定的。她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失败后，在血的教训面前，大多数共产党人共同做出的抉择。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与党外反对势力、反动势力和党内错误思想、错误势力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毛主席心血的凝结。毛主席也说过：“《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应该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探索的理论基础。也是世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行动指南。是删削、篡改、修正不得的。当世界各国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个别国家要删去某些章节 ，毛主席断然拒绝。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主席的履历和理论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这里根据网络上仅见的资料，把他与多数人不同的意见（或者叫做错误）粗做梳理，以期能知晓个大概，昭示后人。
楔子
或许是巧合，在毛主席出生一百五十多年前，韶山毛氏族谱里有一句话：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为国之华，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
1959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朱德、董必武与聂荣臻到韶山冲探视毛主席故居。3月3日上午，朱德从故居外出途中，与董必武、聂荣臻相遇。朱德说：我刚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来。董必武回答道：我们正迎着太阳走去！接着感慨道：主席为劳苦人解放读书，写了劳苦人求解放应读的书。离开韶山前，他们留诗一首：
山不在高，有宝则名；
水不在深，蕴珠则澄。
岑同苔异，人杰地灵。
鲁之尼山，粤之翠亨，
以拟韶山，差可比伦。
毛主席去世后，年复一年，前来瞻仰凭吊人流越来越多。1994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女士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时，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八字留言，对此做出了做好的诠释。
第一章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驾临东方古国，逐步与几千年的东方文明融合，迸发出人类文明灿烂的光芒和活力。
1920年，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问世，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开始在湖南筹建共产主义小组。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消灭私有制”。
1921年春节期间，他千里奔丧，回到了钟灵毓秀，层峦叠翠，相传先贤虞舜南巡停撵、奏韶乐九成，引凤凰来仪，因此而定名的韶山。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这里，从小目睹了旧中国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继承了母亲的仁厚博爱和父亲的勤劳干练。
1910年，他给父亲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意愿，毅然踏上了探索的路程。拓宽的眼界，让他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被旧军阀屡屡通缉，百折不挠。
这次，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母亲下葬后，毁家纾国难，把家产散与乡邻，带领弟妹，毅然踏上了辉煌荣光而又艰难危险的革命路程。
秋天，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此后，就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消灭私有制而不懈努力。1923年6月，为中共三大五人中央局成员兼秘书。1924年1月，遵照党的决议，以个人身份跨党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候补执委，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华夏大地已是集弱百年，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残酷剥削和压榨中国人民，他们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如何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生存发展。毛泽东通过调查总结，于1925年12月1日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以反对陈独秀为代表的，只强调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强调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革命的首要问题。
期间，毛泽东曾任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
1927年初，专程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3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的事例驳斥了党内领导层对农民运动的苛责，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以极大的热情指出，中国的几万万农民“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最后鞭挞党内右翼势力“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可惜这些鞭辟入里的见解，不被党内大多数人所接受，更为领导人所不屑，导致1927年四一二后，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无辜群众被杀三十多万人，近六万共产党员仅余一万多人。
二
在关系到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后，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挽留他到中央工作的提议，只身到湘赣边界去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
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第一次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到达永新县时，五千多人的起义部队已不足一千人，面对强大的敌人，毛泽东力排众议，三湾改编后，改变了原定的夺取湖南省城长沙的计划，率领七百多人的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也给南昌起义的残部提供了落脚点。两军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不到一年时间，就打破了国民党的四次进剿和两次会剿。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少受党内错误思想的指责，甚至闹出开除毛泽东党籍的笑话。
面对来自党内多方面的责难，毛泽东无怨无悔，在不妨害组织原则的前提下，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总结经验。
1928年10月、11月先后写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改名《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随后，1929年12月、1930年1月，又写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当时中国的的社会状况做了分析：列强环饲，军阀角逐，他们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给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客观条件。又从正反两方面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两年多的斗争经验做了总结，上升到理论，使其他红色苏区的发展有章可循。
三
首先是朱毛红军运用这些经验和理论，利用新军阀间的反动战争，无暇顾及，在赣南闽西开创出全国最大的红色苏区。
1928年11月，国民党军开始策划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的“会剿”，并解决衣食给养问题，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留下一部分人坚守井冈山，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发展，十天内连打两仗，险象环生，先败后胜，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
2月1日，在寻乌县东南的圳下村被国民党部队包围，全军奋勇冲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分别仓促突围。“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几十年后毛泽东留下这样的诗句；所幸朱毛红军有强大的凝聚力，受挫后迅速整合成军，九天后，在瑞金城北三十里的大柏地，红四军巧设伏兵，打了追兵一个措手不及，兵困马疲，弹药不继，打成了胶着状态。紧急关头，警卫排长也牺牲了，毛泽东挥枪上阵，朱毛红军士气大振，一举挫败强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基。三年后，毛主席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吟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4月以后，趁着新军阀蒋桂战争，国民党无暇顾及，在新开辟的赣南、闽西颁行《土地法》，“分田分地真忙”。政策的正确，使苏区人民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踊跃参加红军。12月，毛泽东经过党内斗争，又在红四军九大上统一了全军的思想，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原则，使红军成为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新型军队，在1930年，抓住蔣冯闫中原大战这个有利时机，和苏区人民一起迅猛扩红，几个月时间，中央苏区已具雏形。
1930年11月，新军阀暂时媾和，蒋介石就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几个月打下来，朱毛红军连战连捷，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在战争中发展为全国最大的苏区，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千米公里，有二十八个县境，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区。
四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国家机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是党内从事政府工作、从事经济工作的第一人。从此，毛主席的称呼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但这也是毛主席人生最低谷和孤独的时期。
陈独秀之后共产党中央一直由一群吃过洋面包的热血青年主持着，他们看不惯毛主席这个山大王，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国际为后台，颁发的政策多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不能存身，人员陆续迁入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碍于毛主席的功勋和威望，不得已才让他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党政的分工上却有意架空他。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更是拒绝他正确的军事主张，又剥夺了他在军队的领导权。用毛主席电话说，这前后“鬼都不上门”。
但一生注重党的组织原则的他，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
说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人，是不懂得战争是需要经济支撑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更不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搞社会调查，并建立了造币厂，最多时，每天可铸银洋五百多枚。1930年5到10月，为了解城市商业情况和土地革命进展情况，毛泽东在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对土地革命中的各阶级和城市商业情况进行了较细致的调查，写出《兴国调查》，以指导工作。
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从中央到基层，立即着手组建各级苏维埃组织，建立健全各机关部门。之后，1933年11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的背景下，毛主席又率中央政府调查团到农村深入调查，写出了《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从行政区划、代表会议、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全方位做了调查分析。这期间，先后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来指导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教导党内同志同志如何工作和以什么态度工作。
这些著作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重要问题，从而用铁的事实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污蔑根据地不可能进行建设的瞎说。不仅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克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对供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延安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验，就是现在，对我们的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几十年后仍有有一种谬论，说苏区的经济基础是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经济，工业落后，无法与国统区的“发达经济”对抗。他们看不到抗日战争，共产党各解放区都是以偏远贫瘠落后的经济，用毛主席的经济政策支撑了八年，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的事实。
五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1932年是扩大红军、巩固与发展苏区的宝贵时机。可惜彭德怀盲从临时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强攻赣州，被粘在赣州城下，险象环生，向毛主席求救。毛主席大胆启用刚起义的二十六路军组成的红五军团解了红三军团之危。此役，红军苦战33天，攻城不克，反遭重大伤亡，并丧失扩大红军、巩固与发展苏区的宝贵时间。
倒是红一军团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果敢实行“主动打出外线”、“跳出敌人包围圈”的方针，长途奔袭，不到二十天就连战连捷，攻克漳州，巩固和扩大了闽西苏区，发展了闽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虽然一反一正两个事例近在眼前，1932年10月，在临时中央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还是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所幸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运用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取得了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时期。
9月，国民党采取封锁经济，封锁交通，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政治经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始终无机可乘（虽然有人臆测，但至今没有丝毫的有价值史料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政治经济的原因造成的）。军事上，同期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主动与临时中央政府联系，给中央红军送来了最好的同盟军。可惜被中共临时中央拒绝了，而毛主席“主动打出外线”，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也被临时中央否定，一味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想一战定天下。以致误，共产党苏区丢掉百分之九十，白区丢掉了百分之百。中央苏区八万六千余名红军战士被迫进行长征，湘江一战，锐减到三万人。而四万六千名留守苏区的红军及伤员，活着归队的只有三百多人。苏区人民也惨遭荼毒。
六
面对一手创建的中央苏区被如此葬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如此失去，最高领导层的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就是心胸恢宏博大如毛主席，一生都不能释怀。
1941年9月前后，为给全党整风提供材料，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针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撰写了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即《九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字里行间充满激愤之情，挖苦嘲讽之语随处可见，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始终难以消除。
延安整风期间，考虑到党的团结，毛主席相忍为党，只给两人私下看过，当时并没有发表。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被搁置了起来，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九篇文章。
七
1934年底，湘江惨胜后，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时，不仅人困马乏，粮弹奇缺，更是“囊中羞涩”。按原定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构思，毛主席立即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以贵州军阀大量囤积、而贵州老百姓又奇缺的食盐为信用储备，以红军票与银元一点五的兑换比率，购买食盐等物品，两天就取得百姓信任，红军票兑换了银元，不仅解决了部队和战士的需求，也惠及了贵州百姓，几天后，军情紧急，撤出遵义前，又如约兑收了红军票。
1月中旬，共产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军队的领导权之后，三万红军三个月里，如行云流水，往来穿行，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奔袭贵阳、兵指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包围圈，扬长而去。中间多数人不懂，虽有苟坝会议、会理会议不愉快的插曲都被毛主席从容化解，没有酿成大祸。接着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跨越千年雪山，6月13日，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原想会师是可喜可贺的大事，不料变生腋肘，祸起萧墙。手握八万重兵的张国焘看到一万多中央红军衣衫褴褛，面带菜色，野心瞬间膨胀，无底线地向中央索要权力，没得到满足，就杀心陡起，要武力解决中央。毛主席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期。紧急时刻，9月10日，毛主席带领中央和一、三军团七千余人连夜北上（五、九军团被张国涛裹挟），历尽艰辛，与10月19日到达陕北，壮大了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而张国焘则把南下的九万多红军折损大半，在共产国际代表、中央和红军官兵的敦促下，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跟随第二方面军北就中央。一年后，历经“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三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长征。
毛主席后来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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