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直男有“原罪”的话，那么父亲的“原罪”如今更加严重，父亲好像越来越变“坏”了。
传统式的中国父亲形象，是勤劳、刚毅、寡言少语、默默付出，今天的父亲似乎都成了暴戾、出轨、酗酒、懒散、爹味、不负责任的代名词。
大家好，我是丰兄，这期给大家聊聊“父亲原罪论”是怎么来的。
今年3月份，抖音上有个视频刷屏全网，有位博主发布了一条街坊视频，主持人对路人采访，问他们“想对18岁时的妈妈说什么？”，这些年轻人纷纷在镜头前说出了这样的话：
一时间，评论区直接炸了，在几万条留言里面，充斥着对父亲的痛恨和批评，“不要嫁给我爸”成为一句热梗，在网络迅速传开。
不止是网络上，表现父亲作为原生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已经成为当代文艺的一门显学。
《你好，李焕英》里面，贾晓玲把自己和母亲的全部痛苦，都归结于自己的工人父亲贾文田的无能。
无能的父亲，形象自然是模糊的，当他出场说自己只是一名锅炉工时，贾晓玲当即不屑，同时失望地说，“就是烧锅炉的啊！”
父亲的身份卑微和地位低下，造成了母亲和自己人生的失败，所以，在穿越回1981年后，贾晓玲不惜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极力撮合李焕英和厂长儿子结婚，甚至要冒着自己消失的风险，试图依靠一场换父来改变人生。
在温情外衣的包裹下，还藏着这么冷血和残忍的一面。
这部电影在上映时，宣传方做了个话题，叫“假如跟年轻时的妈妈通话”，几乎所有女性都在这个话题里写道：“不要嫁给我爸”。
有人希望自己母亲要擦亮眼睛，有人虽然觉得自己爸爸很好，但“你值得更好”，有人则劝告“妈妈，多挑一挑”。
这几乎跟抖音评论区没有区别，看来大家说女性视角归位，会迎来更广阔的世界，不如换成另一句话，只要父亲挂在墙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生活就会变得无限美好。
噢，纠正一下，应该是把失败的父亲挂在墙上。
如果说贾晓玲的极端功利主义，诞生了“弑父”这种背叛人性的怪胎，那么更多电影正在把父亲甚至整体男性，表现为女性一切灾难的来源。
电影《我的姐姐》里，女主身边的男性全都是坏人，父亲作为恶臭的代表，是蛮横专权的象征，他的权威是建立在“竹笋炒肉”（打屁股）的暴力之上。
弟弟是拖油瓶，不仅费拉不堪，还独享了父爱；男朋友虽然还不错，但百无一用，是个妈宝，而姑父更是猥琐，竟然偷看自己洗澡，舅舅则是一个整天只知道打麻将的混混。
如果你认为电影已经够辣眼睛了，那么现实更是一种戏剧升华。
在“觉醒”浪潮下，一部分人不仅要把父亲彻底污名，还要试图从基因上抹掉父亲角色，比如“生物爹”这个概念，就很有想象力，很有创造性，直接突破了文明伦理极限。
你可能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反人类，很没有下限，但我会告诉你，这些概念都是有来源的，并不是这些极端分子们的发明。
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种寻根文学，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祖先，文明的来源，这方面莫言是领军人物，他提出一种概念，叫“国民优根性”。
什么意思呢？莫言认为，当下民族的问题，是过去健康的民族文化衰变的结果，是从“优根”到“劣根”的变异，用他的说词，是“杂交”了，不纯粹了。
在莫言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丰乳肥臀》里，就深度体现了这种观点。
小说中，莫言把父亲分为两种，作为孬种的上官父子，以及作为英雄的司马家男人。
上官福禄和上官寿喜这两个孬种父亲，本身也是一对父子，他们是“人种试验田”中两棵奄奄一息的老苗，是必须要被灭绝的。
上官家八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他们的母体都是上官鲁氏，但上官鲁氏并不一个守传统妇道的人，因为给他授精的雄性五花八门，有土匪密探、江湖郎中、杀狗屠夫、外戚、和尚、败兵、瑞典传教士……
这八个女儿作为第二轮的母体，再次与新的雄性结合，包括土匪、哑巴、国民党人、进步人士、美国飞行员等等。
但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子嗣，也是上官家唯一的独子，孬种上官寿喜，没有留下一个孩子，便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他绝种了，在莫言的寓言里，这就是封建主义的绝种。
上官鲁氏说过，“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
莫言传递了一种观点，上官家的女人虽然都是苦命的人，但没有一个孬种，但上官家的男人没用，所以被自然淘汰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自己也说过，“实际上我是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中已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
好家伙，这股拳风，过于劲猛，一般人都接不住。
但莫言对男人也不是一概鄙视，他很欣赏作为英雄的司马家男人，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不是土匪，就是恶霸，还有还乡团团长，司马亭是地主维持会长，司马库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这群人还特别爱国，是抗日先锋，是民族义士。
七姐上官求弟说: “穷人中有恶棍 ,富人中有圣徒。”
我看莫言也不要装了，干脆换一句，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估计才是他想表达的。
其实莫言跟鲁迅都喜欢“寻根”，但处理方式很不一样。
对于像华老栓、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物，鲁迅是以一个“精神医生”的立场，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孬种也是人，可以帮助，可以改造。
而莫言就比较狠了，他以“天地不仁”的立场，将人与万物置于平等地位，优种就留下，孬种就淘汰。
从现实角度来看，在新自由主义的猎杀中，是鲁迅输了，莫言赢了。
现在所谓的什么“去父留子”“生物爹”的说法，都是莫言玩剩下的，建议极端分子们多读莫言，说不定又能给我们创造一点小小的名词震撼。
今天人们喜欢声讨“爹味”，所谓爹味就是男权和父权，那么这是因为女性觉醒了吗？当然不是，爹味其实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合谋下完成的。
新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跟西方的过程不一样，不是女权运动争取的，而是中国革命的结果，是被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起来的。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城乡建立起了一系列公有制经济，农村主要是人民公社，城市主要是国营企业，这种单位体制保障了女性权益。
即便女性没有经过西方社会意义上“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就立即获得和男性职工同工同酬的地位，甚至包括很多福利，产假、婚假、例假等等。
单位体制不承认男性的天然优越，男性有的，女性同样要有，男性能做的，女性照样可以上。所以女性在企业和社会生活中地位得到极大提高。
随着单位体制的瓦解，支持女性平等地位的这一切有利条件，也都不复存在了。
和男性相比，女性更需要社会主义。男性失去了社会主义，他们还可以得到资本主义；而女性失去了社会主义，却往往只能得到封建主义。
不信可以看看，一个“国民老公”和“国民爸爸”的称呼，竟然可以在两个人身上存在这么多年。
在合作关系里，甲方作为上位者，被叫做爸爸，在资本市场上，有钱多金的，被叫做爸爸，在权力关系里，掌握生杀者，被叫做爸爸。
看到了吗？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叫他爸爸，但总有人情不自禁舔上去，在市场逻辑下，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爹”，但从来没有人说他们有爹味。
于是，爹味还有一层隐藏的逻辑，在幕强的驱使下，那些打扮光鲜、身材匀称、彬彬有礼的社会“掠食者”，与爹味无关，而体力劳动者、说话不讲究、体型不好看的人，才是爹味本味。
就像有钱的才叫大叔，没钱的只能是老屌丝了。
拒绝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么是封建主义，要么是新自由主义，要么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女权主义对其抱有期望也不奇怪。
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的女性胜利者，她们可以不婚不育，不用养家糊口，拿着男性同样更高的薪水。她们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女性。
虽然她们被很多人羡慕，但这恰恰就是爹味的来源，在丛林法则中拼杀，还要阉割自己的欲望和生育，才能获得世俗的成功，最后变成了盘剥下位者的姿态。
戴锦华教授讲过自己年轻时候， 选择不婚不育，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向今天这么大张旗鼓。
恰恰相反，当她和她的同代人做出婚育选择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向朋友们交代一下，多少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太“俗”了，是对大家共同调侃的布尔乔亚世界的屈服。
现代资本社会才是极端父权式的，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已经确定了理性主体社会就是资本社会的内在结构，这一切都在二战后慢慢破产了。
第三点则是帝国主义打造的“父殇文化”，这是边芹在《谁在导演世界》里提出来的。
她说西方电影在讲述中国时，“父亲”这个角色永远是反角，好则缺席不在，坏则愚昧恶霸。
“父殇”是涉华电影“政治正确”不可越的一条线，被每一位西方艺人自觉遵守。
长期在潜意识层面受“父殇”细节感染的年轻人，尤其是少年儿童，会从灵魂深处滋生对自身文明和自己祖国近乎本能的不信任，甚至反感厌恶，这和一个缺乏父爱的孩子的心路历程极其相似，孽子就是这么造就的。
国内文艺殖人们，显然有过之而不及，拍了不少这种“父殇”电影。
在中国小说及影视文化里，父亲的形象，要么是一种不存在的角色，要么就是作为一个猥琐的形象存在着，或者是帝王式的皇权存在。
第五代导演最喜欢玩这个套路了，八十年代，张艺谋的《红高粱》里，我爷爷”杀死了患了麻疯病的李大头，这种杀死是从两个方面完成的，一个是与“我奶奶”在高梁地里的野合，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另一个是从肉体上完成了终结的“弑父”。
到了新世纪，他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灭霸父亲导致的后宫乱伦、儿子背叛，最终酿成一幕无法挽回的悲剧，儿子带着军队准备弑父。
今年的《封神》第一部，又继续上演着弑父戏码。
华夏文明是尊父敬母的，没有欧洲的俄狄浦斯情节，而长期进行弑父，不断打造父亲原罪论，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或者国家，都需要“父亲”，我说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父亲是权威和保护者，也是安全感的来源，更重要的，父亲也代表了传统和主流的价值观，是家庭和社会的灵魂。
一个父亲受到尊重的社会，往往是社会比较稳定、凝聚力比较强的社会。反过来，如果父亲不受尊重，那往往意味着动荡、革命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主流电影里，虽然也有那种酗酒和吸毒的流浪汉式的父亲，但教父这种家庭精神支柱的父亲才是主流。
六、七十年代，年轻的学生们兴起了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嬉皮士运动等，所谓反抗父权，打倒权威，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而到了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兴起，电影也开始重新强调家庭价值观，重归父亲的怀抱。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阿甘正传》，保守价值观化身的阿甘，最终赢得了父亲的位置，而敢于反抗美国主流价值观，热衷于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的珍妮，却死于艾滋病。
社会不可能没有父亲，不承认自己的“生物爹”，就会找精神爹，金主爹，灭霸爹，局里局气的爹，“伟大父亲”不受尊重，那么就只能认贼作父，越富就越能当父。
我承认社会上有一批垃圾爹，甚至是人渣爹，他们也应该被社会淘汰，但这种真的是主流吗？与其说是憎恨垃圾爹，不如说他们是痛恨“废物爹”。
因为他们的批判都回避不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嫌弃的是在农村生活，年迈迟缓，没有养老金，已将毕生榨干、将躯体燃烧殆尽的老父，可能他满脸沟壑，说话大声，有些粗鲁，还不够体面。
他们最恨的是自己没有一个腰间别着一串钥匙，能有几栋楼收租的父亲，恨自己没有一个带着金丝边眼镜，与社会贤达谈笑风生的父亲，恨自己没有一个随时能保爆金币且不限额度的ATM父亲。
这股骨子里的虚荣和幕强，虚伪和势利，用再多的体面感包装，也散发着难以遏制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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