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新冠世界线以来，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那些仍然在世且久负盛名的欧洲顶流左翼学者们，当中有不少人对后疫情时代复杂世界的诠释已经愈发苍白无力，且越来越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负中而不自觉（比如齐泽克，不过这篇文章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如今，俄乌战争已经爆发近两年，巴以冲突也在朝着越来越戏剧化的方向发展，欧洲顶级知识分子们不会看不出老欧洲继续被美国的战略当祭品的后果是什么。毕竟，如今我们关于现代性、全球秩序、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的诸多批判性知识的使用，仍然得大量地从欧洲左翼学者们的著作中引经据典。但随着作为世界一极的欧盟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失去影响力和独立性，本质上一直是在以想象中的欧洲共同体为蓝图探讨左翼的学者们，就不得不陷入一种诡异的境地中——
他们仍然在讨论革命，但他们口中的革命却愈发悬空，一种看起来像列宁式的革命理想：用一种“空想欧洲共同体”的形式与保留老欧洲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的前提下，在一个比法国大革命时代发达得多的，到处充斥着对第三世界的吸血与歧视，还沉溺于“白左”行为艺术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凭空降临“新的革命”。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当代的西方左翼学术，主要发轫于西方学术共同体中，发生在西方市民社会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结构中，如果老欧洲无法维持长期以来在世界中的位置，许多学术生产机制可能就要失效了。
未来，欧洲还有可能发生革命，但想发生一种不被第三世界冲击的，独善其身式的革命大概只是欧洲中心主义者们的美好愿景，就像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心中的“欧洲共同体”也不过是某种乌托邦。既要保留既得利益和体面，又要站在左翼道德高地上，即便这样的乌托邦真的有左翼的立场，而不是继续充当帝国的帮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乌托邦能干掉帝国，终结晚期资本主义吗？
帝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这里的“帝国”，并不是浅显地指代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前两周刚过世的意大利哲学家，自治主义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奥·奈格里在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三部曲》中，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帝国”特性有一番代表性论述（奈格里与哈特经常被一同提起，本文后面为方便，主要只提到奈格里）。
通过对后冷战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转型期的长期观察，他们看到全球秩序从被少数民族国家构建的帝国实体支配，慢慢演化成通过全球化外延成一整套“系统”和“空间”，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愈发表现出某种整全性和缝合性。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到这些演化特征，一是超国家主权实体的出现，比如联合国、跨国界组织网络、跨国资本集团以及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二个是全球化经济秩序及其延伸的政治契约、国家法及仲裁机制，以及经济相互依赖机制；三是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经济的绵延，以及其对新时代全球晚期资本主义的绵延和递进。这三个机制构成的主体，在奈格里的学术语境中就称之为“帝国”。
这个帝国的本质，是一种将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完全融合为一体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秩序，甚至可以说是晚期的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秩序，全球化进程在这个阶段不仅是经济事实，更是一种横跨社会构造机制、法律、政治组成的超国家实体。
可以说，在奈格里这些意大利自治主义者的视角中，帝国，也就是完全体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是一个比利维坦还要克苏鲁很多倍的世界性政治机器，是一种由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具有“一致性”“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后殖民、后帝国主义的权力体系，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简化理解为由晚期资本主义的增值规律所生成。
正因其具有一致性和普遍性，所以就算是当前对世界秩序话语权影响力最大的头号列强美国，也无法对抗这种增值规律，这正是奈格里口中“帝国”的恐怖之处。表面看起来，当下的全球化秩序还是一种强权政治，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弱势国家通过政治或者经济关系对大国进行实质性依附，文化输出强国掌控媒介舆论场和文化价值架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实际上受大国政治操纵。
但和一战二战国际强权政治有本质性不同的是，跨国资本主义对各个国家内部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增值规律对各国政治机器的影响也是昨所未见的，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普遍性规则体系（奈格里在书中这种规则称为“法律”，大概是由于他在书中以罗马帝国来举例，所以滥用了法律这一概念，用规则来代替更合适）。
和一二战、二战相比，全球化形成以来，还没有民族国家实质上去挑战现有秩序的运作模式，而仅仅是在现有世界秩序中寻找本国更好的生态位。即使目前被认为是挑战者的中国，实际上也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这也导致了美国愈发无法忍受，以至于在今天成为了这套秩序的破坏者，尽管它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
帝国的阴影不仅笼罩在所有国家政治实体上，也笼罩在每一个社会和个体头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场域和思想动态似乎无所不包，在这个解释体系下面，任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基础似乎都能得到完备的解释，没有人去试图从意识形态否定的角度去真正挑战资本主义的伦理秩序，只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根据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缝缝补补或者进行仪式性反抗。所以西方这些年的白左化、多元化、LGBT思潮再怎么激烈，本质上仍然属于这个框架下面的一种表演，这种表演越热闹，就越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难以投射到本质问题。
帝国不长久
需要注意的是，奈格里虽然是左翼理论家，但他的理论路径并非经典的马列体系，虽然帝国理论同样属于对晚期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秩序的一种阐释，但奈格里框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和欧洲西马路线学者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阐释还是各有不同。
帝国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与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在21世纪前后“大获全胜”，实现了“历史终结”密切相关。从亚当斯密提出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自由主义信徒们就致力于将一种经济理论变成政治信仰和世界愿景，终于在冷战结束后得以实现，新自由主义者们开香槟欢呼民族国家已经退场，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时代。基于这种历史大背景，奈格里也认为“民族国家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扮演着一个临时性的角色”，“帝国”阶段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这里我们要注意把奈格里的“帝国”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奈格里认为，他的“帝国”是对列宁理论中帝国主义阶段的超越，帝国主义理论基于民族国家体系，而“帝国”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
其实，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对这种“超帝国主义”的命运就有过论断，列宁认为在民族国家体系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形势的帝国主义间的联合都只能是一种临时性联合，无法实现永久和平。大概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的威势太过慑人，让新自由主义者们完全没有设想过如果美国出现衰落，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还能不能继续超越民族国家而存在。 《帝国》出版的2000年，奈格里大概也不敢设想美国衰落后，“帝国”阶段会发生何种变化。
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世人在这几年看到了过往三十年都未曾有的急遽变化。其实趋势早已显现，国际政治上地区性强国开始慢慢不受单级西方秩序的摆布，开始提出或奇葩或高明的新发展理念和政治站位，我国这种新兴超级大国的发展甚至从底层逻辑上正在颠覆或者重新诠释新国际协商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
而在文化场域上，新自由主义、身份政治、好莱坞白左主义、文化工业循环等晚期资本主义伦理秩序不仅在西方内部形成自反性矛盾，在各个世界城市与全球资本体系中诞生的布尔乔亚阶级和文化生产者们，也为了迎合时代潮流开始基于本地区重新发明传统，或者是对本地区现有价值体系开展修补和重构，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挖帝国的墙角。“帝国”权力网络的合法性和支配性都在衰弱，伦理秩序开始被重构。
说到底，帝国作为一种超国家实体只是一种权力网络，而非一个高度聚集的组织体。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也好，帝国也好，都不是什么永恒存在，只是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由内在矛盾驱动的动态历史进程。
帝国“革命”的主体
虽然基于近年来的现实发展，很多学者们认为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已经过时，不过这大概是奈格里，以及他所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们所高兴看到的。因为奈格里在学者之外，还有左翼政治运动者的身份。帝国的瓦解对他们来说其实正是实现“革命”的契机。
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们在政治实践上切合意共及左翼联盟在本国通过街头政治和公共政治推动议会体制演变的实施路径，在学术理论上，主要是在回答三个问题：当今的资本主义形态是怎么样的？革命的契机是什么？革命的主体是什么？
现实中我们看到，虽然新自由主义日趋成为明日黄花，但这几年的全球潮流，是地区冲突加剧，民粹思潮复苏，贸易保护抬头，而马列理论中的革命契机在资本主义治下的多数地区显然还谈不上已经出现。所以，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们的“革命”概念也并非经典马列式的，其理论中革命的主体也并非从阶级中产生。
奈格里本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领导过意大利的工人自治运动，被意大利政府以“煽动”罪名判处30年徒刑。不过，后来的奈格里在学术理论上已并不将工人或者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而是提出了“诸众”的概念。我们很难从字面去理解这个概念，这是与“帝国”想配套的概念，简单的说，诸众就是处于帝国秩序统治下，不断试图反抗帝国秩序的每一个个体。
从理论源流上说，诸众以及奈格里体系中其他一些概念受德勒兹和加塔利等人的理论影响很深。这里我们不展开，只简化性的介绍下，由于帝国已经是一个超民族国家概念，诸众也相应的成为一个超阶级概念。从时代背景看，冷战后期至世纪之交的欧洲由于经济的高度发达，而且整体处于全球分工构成的食利链条的上层，所以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群体概念确实已经被消解。基于这种背景，奈格里这些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结合自身街头政治和党团政治的实践经验，提出在帝国秩序中，“诸众”是革命的主体。
奈格里用帝国对诸众群体在非物质劳动上的剥削替代了马克思的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全球化市场需求和全球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消费路径，及其自我分化的等级秩序和分配模式，造就了帝国这一奈格里口中的资本主义最新阶段，而帝国对权力网络的支配和霸权形式是通过占有非物质劳动开始的，非物质劳动其实也是一种物质劳动的衍生，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将工业资本主义物质计件和产品占有的剩余价值剥削模式，扩展到思想、符号、编码、文本、语言形式、意象以及情感劳动的剥削和占有上。
在帝国理论中，大部分当代经济秩序的工人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人，他给雇主和资本主义体系贡献除了直接的物质生产，还有情感劳动包括不限于一般智力、生存态度、权力顺从、价值吹捧、社交协调等等，你即使“休闲”时候上个网刷短视频，某种程度也是给平台资本提供信息的传递和生产，喝个酒也是给过剩产品消费和文化资本增殖提供最强助力。帝国的触手衍生到了方方面面，所有人被庞大的思想环形山壁包围在谷底中。
《帝国》一书出版于千禧年，显然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剥削理论非常有前瞻性，我们今天批判的数字帝国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劳工现象等等都早已为当时的奈格里所预见。
将剥削概念扩展到了非物质领域后，每一个诸众都成为了帝国语境中的“工人”，无时无刻不在贡献自己的“劳动”，这些非物质性劳动通过信息技术汇集到一起，既构成了帝国治理权力的基础，也让诸众们的非物质性劳动得已汇集到一起，为了反抗帝国的治理权力，而试图对社会运动进行谋划的潜在性群体。
这个潜在性群体构成的共享场域带来思想资源、行动资源和媒介资源等动员力的整合，这便是共同体，或者我更愿意叫作“共通体”，在诸众的实践动员过程中，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二分法似乎短暂矛盾和解，自我管理、自治甚至超越价值认同的共享。在奈格里的愿景中，最终诸众们会形成联合，不断挑战和颠覆帝国的治理权力。
自治乌托邦
作为一种理论，“诸众”概念在当时来说很新颖很震撼，以及至齐泽克将《帝国》一书是“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不过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大可不必迷失于各种晦涩玄奥的名词概念中。就如同本文开头提到的，诸众概念其实还是一种欧洲左翼学者的乌托邦。
从大背景上说，诸众理论属于欧洲左翼对于社会运动的一种建设性空想。这源于“灌输论”和“自发论”的论战，前者大家都知道是第三国际从苏共开始的先锋队模型，后者则对建制性动员力量和政治主体结构充满恐惧，试图找到人民自发性动员力量和非建制政治组织模式。意大利自治主义或许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思考不一样，但主线都是基于自发论来寻找革命主体。这是欧洲左翼学者们的普遍认识，即使是提出要“重述列宁”，重视政党组织形式的齐泽克，我们从他对斯大林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他仍然没有跳出欧洲左翼学者的窠臼（参考之前文章《零元购和打土豪是一回事吗？》）。
从理论源流来说，诸众理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在新世纪的延续。占屋运动等欧洲自治性质的左翼运动，以及本世纪初互联网政治带来的非建制组织力量，似乎都给自治主义找到了样板。
但是自治主义永远不能去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缺乏合理动员机制的政治行动总是没有真正方向，并且容易陷入宗派分裂。而在奈格里这里似乎诸众作为一个既定的行动主体天然存在，对于政治组织本身的探讨似乎是格局不大的战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战略问题。
最终，实践会教育人，后来奈格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17年的新书《集会》中，奈格里写到“诸众的行动不再是战术性的、短视的，对一般性的社会利益视为不见。诸众的天命（Beruf）是战略性的，与之对应，领导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当偶然情况下做出裁定才需要使用的武器。”可以看出，奈格里开始很有限地强调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2018年奈格里发表了一篇评论法国黄马甲运动的文章，其中说到：“起义运动中的诸众，如何能够从右倾，转化成一个阶级，变为一个能改变社会关系的力量？我的第一个反思就是：如果它没有转变为一个组织，诸众就会被政治系统中性化，变得无能为力。”
然而，他又接着说：“当我们说组织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党派形式，好像只有政党-国家才能组织群众。自主的诸众能够成为“反抗的权力”，就是因为能够长期并严重地给“资本的政府”的愿景制造麻烦，以迫使其退让出新的空间、资金给社会的福祉。”
这下我们也要反思了，这些年的保守主义返潮中，曾经也是松散的右翼联合体怎么就在基于无限扩大的旧日怀旧政治动员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建制派，并在欧洲各国议会中攻城掠地，反而左翼自治主义社会运动却陷入了低潮呢？
前些年我们发表过关于电影《头号玩家》的影评《头号玩家：死宅的革命骨气与诡异的未来》，就从奈格尔的诸众角度解读过这部电影本质上是一群由死宅构成的诸众进行乌托邦革命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看似童话但实质悲凉的故事。读者们可以复习下这篇影评，复习完之后会对诸众式革命的乌托邦性质有更形象的理解。
乌托邦干不掉帝国
不管是这些年在国内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齐泽克，巴迪欧，还是相对冷门的奈格里，我们在吸取他们的各种批判性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知识既有普世性又有局限性，始终是基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学术共同体中诞生的，尤其是这些知识的提出者们，往往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出比知识本身更大的局限性（如齐泽克对西方炒作新疆问题的配合）。老欧洲诞生的各种左翼乌托邦思想是当代欧洲知识分子们为解决欧洲前途的理论探索，但这些都不可能是广大第三世界的答案。
回到奈格里，我们谨用这篇文章缅怀这位在本月去世的思想家。同时也要指出，这种缅怀不是把奈格里当作一个革命导师，而是作为一种自治主义的思想资源，奈格里确实为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带来了诸多启发。同时，在这个人们普遍困惑于数字时代，困惑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当下，我们在怀恋奈格里的共情中似乎短暂具备了“诸众”的潜能。
但是作为一种乌托邦理论，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之下的自治幻想，本身不会比罗马帝国治下的犹太人自治社区在实践上高明多少，永远需要记住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一个地球上空的幽灵，需要组织和枪炮才能够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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