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中国网，看到了董秀仁先生的《产和权的关系（一）国企》的文章（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9-2-11/1761535.aspx）。文章认为：
“产和权的关系就是：持有企业的股份（资产）的多少与拥有支配企业的权力的关系。股份制企业通常是持有的股份与拥有的权力成正比关系。持股越多，在企业内部的权力越大。”
“企业内部，产和权的正常关系是有产者有权，无产者无权，产和权应成正比。这里的产是指：企业的股份或资产。权是指：掌控、支配企业的权力。”
“企业分红往往按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红利。没有资产就没有分红。因此，有权无产的管理者的积极性不高，其为了利益甚至会滥用权力谋私。私人企业最高领导层拥有企业股份，并且按股份分红利。他们有产、有权，是企业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因此，私企领导积极性高，会尽全力发展企业。所以，私企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正常发展。国企领导者在资产拥有上，只相当于普通打工者，不拥有任何企业资产。但是，他们在权力上却是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企业法人，对企业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包括企业内部的人事任用、财务等等）。企业的资产和收益与其基本没有直接关系。即便给其很高的薪金和奖励，比起私企的红利，也是很少很少的。再者说，给其高薪和巨额奖励似乎也是没有道理。国企领导者更看中的是自己的官位和收入，而不是企业的发展。所以，国企内部存在很多不正常、不合理现象，其不能正常发展，只能垄断经营。其一但放开垄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快会破产垮掉。所以，那些依然以国企为主体，而不开放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古巴等），经济十分落后。这说明国企不是一种正常的供给方式，而是一种特殊的计划经济下存在的企业。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虽然是法人，但不拥有企业的股权，员工也不拥有企业的产权，所以国企从上到下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极差。国企的先进设备都是由民企厂家提供的，而且厂家还提供安装、维护服务。”为此，董秀仁先生得出结论是“产和权不对应是国企问题的根源。”
如果这位董先生用这一产和权的关系来分析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那这种运用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原理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那他就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因为他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是为了体现资产者的产和权的关系，而是为了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体现资产者的产和权的关系，固然要建立产权制度或类似产权制度的企业体制；相反，如果是为了消除产权关系关系，那么，就要适合公有制特点的劳权制度，确立劳和权的关系。
上述董先生的分析告诉我们，我们的学者，虽然人在中国，但他们的头脑却未必在中国。他们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身子却长了一个被西化了头脑，完全不懂得我国国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劳动人民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剥削而实现劳动所有权的形式。他们既不不能从已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和实践出发，又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只有人格化的劳动者，没有人格化的资产者，只存在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不存在资产所有权的利益，只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不能作为独立的资产实体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点出发。
近日浏览头条时又看到了《为什么张**不再受欢迎？》一文。底下有许多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位网友的评论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需要外国理论的搬运工，我们需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者”。
这两句话非常精辟，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前一句话点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的许多所谓经济学家们所谓研究的现状，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抄作业，盲目搬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那套东西；后一句话则表达了中国改革的真实需求：中国的国情需要具有适合实际情况的改革理论。
我们现在读一读有关国企改革或民企发展的相关理论书籍，其理论内容大多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推广介绍，而能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的东西几乎没有。更谈不上自主的理论创新了。说起来，我国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做的却是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套东西。
记得不久前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中国不缺国有企业，中国缺的是民营企业。而事实上是，中国既不缺国有企业，也不缺少民营企业。
中国最最缺少的是有自己头脑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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