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为许南亭，内容是质问北京大学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
子产是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文革初，有点记忆，满街大字报，据说作用不好。
此后，批判专栏、学习园地，墙报、剪报，与原来的大字报大概相距稍远了。
后来，似乎法规废止了大字报。然保留了意见箱、设立了信访办。干部、职工、公民，对单位领导、组织、官们，提意见、发牢骚、甚至告御状的渠道，还是有的。
只是，人们主人翁责任感减退，“告”的行为减少，下对上、群众对领导、身边人对身边官的监督似乎就弱化了。
我七十年代中期参加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在单位负一定责任时，一个单位有老党员、老干部、老职工，“三老”压阵、监军、镇宅；组织生活、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点麻辣，偶尔，还有几个“叫叫老雀儿”，在学习园地公开贴意见，在办公室过道高声鸣不平。
官、那时叫领导、叫负责人，真不如现在这样安逸、这样风生水起、这样我行我素、这样毫无顾忌、莫得怕惧。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在大字报没人帖了，更坏的情形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贪腐我行我素、不占便宜是傻子成了普遍心态。
一个单位，出现塌方式腐败、出现串葫芦式的贪官，与身边、周边、单位、系统的“主人翁”缺位、失职、麻木不仁、装聋作哑，当然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如此，几十年来，公仆颠倒，勤务员变成了官，同志变成了老板，组织培养变成了老板重用，官员自身出了问题。还有就是干部土壤蜕变、多嘴多舌敢于较真守护公益的人大减少了。一个重要原因——不鼓励批评、害怕捣乱，甚至明里暗里修理“叫叫麻雀”，让正气下降、浊气上升甚至邪气笼罩也！
于是，我有时想，大字报还在，贪腐官会否收敛点？
这“大字报”，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主人翁精神的唤回，是批评与批评武器擦亮，是正常干群关系的归位，是群众监督尤其是近亿党员、上千万公务员、干部在本地域、本单位、在官员周边身边就近监督的落实。
这，首先怕要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让人说话、包容不同、鼓励批评，保障“告状”权利做起。
不平则鸣，人之常情。
话出怨消，事明气散。
众目睽睽，盗跖蹑足。
只要配上“诬告反座”、造谣纠责，反体制违宪、乱社会入刑等等确保公民权利、公权权威、与社会稳定的配套措施，大字报未必不是干部职工、人民群众现场、适时、随时监督、看管官员的良法，至少不是洪水猛兽。
在下更建议《让政协真正议政》（见本人博文），
将政协至少市县级政协办成：
想进即进、有话便说、有屁就放，
无会期、全天候、流水席，
会场议政、出场上工，
进门骂战，出门和颜，
一个大会场、一个市县乡分级次的议政场。
就算子产不毁、可容的“乡校”，何如？
注：
子产不毁乡校，作品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故事包涵着典型的公共关系思想。
译文：
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
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 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我听说为人忠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靠摆威风来防止怨恨。
用摆威风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立刻制止众人的议论？但是这就像堵住河水一样危险：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 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
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 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孔子听到了这番话后说：“照这些话看来，人们说子产不行仁政，我是不相信的。”
附：
《改善基层治理，可从政协真正议政开始》
http://bbs.m4.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4997&fromuid=4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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