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帝国主义侵略、注意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做好和帝国主义打大仗的准备，这是毛主席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的。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教导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3年，六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不仅如此，针对台湾问题，针对美帝和蒋介石的嚣张挑衅，毛主席还提出要加强全国人民的警惕，并以此提升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能力。在主席指示下邓小平起草的致周恩来电报中提到：“提出这个任务（也就是针对台湾问题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者注。）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4年，六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主席还作着“打大仗”的准备。主席讲：“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没有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来了，我们准备打……我们认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帝国主义不仅有间谍手段，而且喜欢对我们进行战争威胁。身经百战的毛主席无疑非常清楚：在准备打大仗的时候，也要提防帝国主义间谍。这也就是主席讲的捍卫和平、“保护生产力”（《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无疑是对帝国主义进行的国际阶级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的威胁，主席是极其清楚的。所以在修改八大报告稿的时候，主席指出，帝国主义“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帝国主义。——引者注。）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以，在会见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主席也和他们讲：“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当时主席对帝国主义极其警惕，而且高度重视国际阶级斗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正是由于1956年美蒋的疯狂挑衅以及苏联当时对我们的拉拢态度，我们很有必要实行联苏抗美策略。所以当时毛主席会见国外领导人的谈话很注意和苏联当时的说法保持一定的一致性，这是完全必要的——就像在抗日时期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一个道理。共和国生存是当时的第一要务！
还要澄清一个事实。毛主席当时对斯大林做的战略性定调，和苏联是有沟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第二天，米高扬访华，主席就和他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而且后来赫鲁晓夫也是比较支持的。毛主席也非常清楚，不片面打到斯大林，对苏修自身也有利，尤金和米高扬这些苏修高官也不是赫鲁晓夫那样无知的傻瓜——苏修集体一定会对这样求之不得的建议予以采纳。“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吴冷西：《十年论战》）可见苏修当时还是选择举着斯的旗复辟资本主义。
后来中苏决裂，主要原因则是赫鲁晓夫要侵略我国、搞“联合舰队”，而不是由于对人物的评价或者理论认识分歧。主席是一个务实、理智、精明的政治战略家，而不是一个耍书生意气、理论意气、因为理论问题或者人物评价问题才在大国外交中和别国领导人吵嘴的秀才。
上述内容可见，毛主席一直坚决坚持用各种手段对抗帝国主义，应对其间谍、准备和他们打大仗。毛主席对于帝国主义斗争策略认识的深化、开创反“和平演变”战略，则是在1959年初阅读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之后。这要从之前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史说起。
起初，帝国主义主要以暴力的手段去“围剿”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武装干涉苏俄内政、搞间谍活动。所以，列宁强调国际资本的危险性。1938年苏联成功镇压了富农阶级以后，尽管斯大林误认为已经消灭了国内剥削阶级余孽，犯了忽视国内旧上层建筑以及小生产势力就会带来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的错误，但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警惕还是有的。1939年，面对有人提出是不是需要“取消国家专政职能”，斯大林认为“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斯大林选集（下）》，第465页）
只把专政对象定义为外敌，忽视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带来两极分化、忽视对国内旧思想旧习惯上层建筑残余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片面的。但是反帝也是正确的。
由于苏联肃反比较大量的清除了法西斯德国间谍（尽管出现了扩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战败、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帝国主义领导的联合国军战败，以及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发现——安插间谍、开展侵略战争……玩这些硬的玩不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太能打，那就主要来软的。于是，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用软实力、和平的方式腐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其他资本主义的民族独立国家，使这些不附庸于西方世界的国家全盘西化！
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毛主席的反应是最早而且最敏锐的。那时的苏联也已经自发地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其还是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欧洲那样基本上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放弃对其进行全盘西化的“演变”。
1959年，主席找了几个杜勒斯的讲话文件。他对他的战友们说：“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看一看。”（《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之后，王稼祥说:“赫鲁晓夫在十一月七日那个宴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结束。他这个政策是个危险的政策。”毛主席极其敏锐的指出，这时“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王稼祥说:“《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发表的一篇短评说，赫鲁晓夫的讲演谈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时所犯的错误，这是指中国党而言的。”毛主席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列宁是有锋芒的、有灵活的呀。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警惕、对赫鲁晓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实质一针见血的指出……无一不展现了毛主席作为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敏锐的判断能力。
可以说，这时，毛主席就开创了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并和他的思想上政治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紧密结合了起来。毛泽东无疑是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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