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然而却有极小部分人想开历史的倒车，回到“民国”去。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回到“民国”去，而且还要在政治上、文化上回到“民国”去，回到那个战乱频仍、流离失所、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娼妓遍地、政治腐败，中国人民抬不起头来的“民国”去。
一是经济上倒退到“民国”
1949年“民国”灭亡时，私营经济比重在60%—70%之间，然改开以后到今天，私营经济比重已经在总量上超过95%。即便如此，一些人仍然不满足，仍然要继续私有化。人们不仅要问：如此无底线的私有化，难道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还比不上“民国”时期的经济，非要把公有经济比例降到比“民国”、晚清还要低的程度才好？如果私营经济那么好，为什么民国经历了三十八年没有发展起来，反倒逼得老百姓饥寒交迫、卖儿卖女甚至家破人亡？
历史告诉我们，“民国”时期的经济根本无法与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经济相比，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四十多年的历史同样告诉我们，私有化不是什么经济良方，越多越好，私有化还是公有制也并非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完全看一个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去选择。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选择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有利于官僚买办和资本家的经济；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必然选择公有制，因为公有制是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
四十多年来，公有制遭到污蔑和抹杀，不是公有制不好，而是一些人背弃马克思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信仰，铁了心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好让他们自己这些有权优势的少数人快速富起来，他们不愿意再跟绝大多数中国人那样同甘共苦，只享受每个月的工资和相应的福利，他们要像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那样拥有数不尽的财富，否则见到国外富豪就显得太寒酸了。还记得1991年一个九十多岁的人站在深圳的土地上喊出“我们太穷”了的话吗？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肯定认为这个“我们”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那个“我们”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他所说的“我们”只是包括他们这些手中有权有势的极小部分人。
这就能说清楚，为什么他们非要这样改而不是那样改，为什么非要推行资本主义而不是像当初承诺的那样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为了推行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污蔑和抹杀公有制、诋毁计划经济，只有彻底抹黑公有制、计划经济，才能顺利推行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当有人疯狂污蔑、诋毁和抹杀计划经济、放肆攻击公有制的时候，他们这些当时的参与者或领导者没有人站出来为前三十年说一句公道话，为计划经济说一句公道话，反倒任鼓吹私有制的人胡说八道。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领导层和主要领导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说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完全赞同，起码是默认了那帮人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人为他们撑腰打气，仅凭那些人是不会有多大能量的。就跟小岗村一样，仅凭那18个人，如果没有最高决策权的人在背后站台，他们是掀不起多大风浪的。
资本主义的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完全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而且中外资本势力、官僚买办集团已经完成了经济上的同流合污，正在走向政治上的同流合污
二是政治上回到“民国”
四十多年的养虎为患，中国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上的权力，而且还要把手伸向政治领域，或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通过收买中国的决策者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把中国由一个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名号的国家，变成像蒋介石政权那样的一人说了算、把人民当摆设的资产阶级国家。只要看看今天参加决策的都是什么人，就可以很清楚，除了官僚、企业家（资本家）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何曾征求过人民群众的意见？即便那些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如延迟退休、房屋体检、收储农村土地等等，老百姓都没有说话的份。也许他们自己都感到吃相太难看，就假惺惺地披上一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虚假外衣。这种做派，跟蒋介石何其相似。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偷偷摸摸地造回到“民国”的政治舆论。国庆节期间，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孙中山画像，一些人就想入非非，非要搞出一个“国父”之争来。稍微懂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那天起，就没有所谓的“国父”一说，当然，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国父”只能是毛主席。中华人民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国徽、国旗、首都、《共同纲领》等问题，但是，哪一天、那一条、哪一款、哪个人，提议讨论过“国父”问题？新中国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认定一个“国父”，恰恰体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体现了人民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的区别，体现了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确曾把“孙中山”认定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孙先生的夫人宋庆铃同志何曾继续称孙中山为“国父”？今天那些拿新中国根本就不存“国父”问题炒作，在新中国认孙中山为“国父”的人，其为“中华民国”招魂的目的不是一清二楚吗？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三是在文化上回到“民国”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公知是在挖社会主义的根基，那么，那些文化公知就是要用精英的、愚昧的、低俗的甚至是封建的文化代替高尚、纯洁、无私、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挖掉社会主义的精神脊梁，他们彼此双管齐下，一唱一和，遥相呼应，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他们浑水摸鱼。经济公知需要树立资本家的形象，文化公知就编造出资本家的一个一个“成功”故事；经济公知需要麻痹人们的思想，文化公知就编造出一个又一个低俗、愚昧、媚俗、下流的文学著作，消磨人民群众的意志；经济公知需要抹黑前三十年，文化公知就编造出“吃煤渣”的故事；经济公知需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文化公知就宣扬所谓的文明、理性，同时污蔑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反对所谓的“暴力文化”。当然，文化公知也会得到经济公知及其背后的资本势力的支持。
所有这些东西，与“民国”时期毫无二致。蒋介石也讲过所谓的“忠”、“义”，但是他却背叛了孙中山；讲过“精忠报国”，但是却消极抗日，让日寇占领了国土的一多半；讲过“杀身成仁”，但是却抛下数百万国民党军，自己先跑到了台湾。在蒋介石统治下，达官贵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下层百姓衣不蔽体，家徒四壁；上流社会花天酒地，下层社会卖儿卖女。只要去看看李宗仁、张治中、沈醉等原来的国民党将领所写的回忆录，他们哪个人会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社会？然而，今天的那些经济公知、文化公知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过着人上人的生活，才是他们所要的社会。
可叹的，就是这样一帮人间凶兽，居然成为国庆招待会的座上宾。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公知、文化公知和官僚买办已经同流合污了，其他任何都说明不了。如果非要回到“民国”去，他们的日子一定会不好过，他们现在享受种种超级特权，霸占的多数人的财富一定不会再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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