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比较之儒学复兴
余志民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中西哲学比较视域下的儒学复兴。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本文首先考察了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并据此对中西哲学精神进行分析。以此分析为基础，本文主张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的背景下，取儒家之精神，为经世治用之重构。
关 键 词：哲学 有限和无限 儒学复兴
一、问题之提出
一种解构之后的重构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在中国，这种重构的努力尤显迫切。这种思考的出发点在于：一、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文化上，需要树立一种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自信；二、在整个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寻求清晰的政治方向，必须重塑国民的价值信仰。
以此为前提，一种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已经成为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官方，强调“与时俱进”，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其次，在学界，“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分歧本身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的论争。
这两个表现隐含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改造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所谓“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是目的，还是手段？第三，所谓“集权”或“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现在，有迹象表明，执政党保持了较为宽容和耐心的态度，对各种说法进行观望、比较和选择。但是，无论如何，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一个更具前提性、更有说服力的新视角，这种努力的资源只能是对中西文化的解读和比较。所以，一种理论的突破和创新的核心在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突破和创新。
二、所谓哲学
所谓哲学，是一个舶来品。但依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仍然愿意使用“哲学”这个称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争即在于对所谓哲学之看法的分歧。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要澄清所谓哲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其一，哲学不是真理；其二，哲学不一定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最后，再给出我对所谓哲学的一个看法。
1、哲学不是真理
哲学不是真理，与其说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如说哲学以追求信以为真为目的。
举个例子，1+1=2，这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不同的时空形态下，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说，1+1=3或1+1=4是错的。哲学则不然，有的哲学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有的哲学则认为人死如灯灭。对于这两种意见，我们不能判定孰是孰非。当然，如果信其一为真，则可认定其二为错。
这就是说，真理具有排他性，如果哲学是真理，那么就只有一种哲学，这显然和哲学具有各种流派的事实相悖。西方有西方哲学，中国有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有“唯实主义”，有“唯名主义”；在中国哲学中，则有儒家、道家和墨家。固然，在某些特定的时空状态下，某种哲学会成为“真理”，但这只是变态，而不是常态。
当然，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说成为“真理”。我并不怀疑这种努力的热忱，但我要说的是，这种哲学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套用了真理的外衣，并借此使人信而归依。如果除去此种同情之理解，几可斥之为狂妄和无知。
2、哲学不一定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
哲学必须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看法，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一种归纳。但这种归纳并不能涵盖更大范围的事态：它既不足以涵盖自伯格森以后的西方哲学，更不足以涵盖更为广阔的中国哲学。
似乎可以用这样一种表述来概括整个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是人对于“神”的反复史，是“寻父、认父、杀父、再寻父”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的理性与人的情感和意志之间压制和反压制的斗争史。为方便起见，这一过程又可简略地表达为一个主题：“上帝”的命运。
在这一主题之下，“上帝”本身是“本体”，是“唯心”的；试图与“上帝”相沟通是“认识”，是方法。“上帝”死了，“本体”和“认识”一并消亡，哲学让位于科学，是“无神”的、“唯物”的。
所以，如果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哲学家构建“本体”和“认识”是真挚的梦想，那么从柏格森开始，西方哲学家构建的“形而上学”就是不真诚的花言巧语，或者干脆就是徒劳无功的自欺欺人。因为“上帝”死了，一种使人信以为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据此构建的“形而上学”也就虚幻而无力。
换一种说法，个体为通达“上帝”之永恒，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有没有一种永恒的存在？其次，如果永恒是存在的，那么永恒是什么？再次，如果永恒是确定的，那么个体如何通达永恒？
以上三个问题，层层递进，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前提，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的前提。依此，不妨将第一个问题称为第一前提，第二个问题则可称为第二前提。在西方哲学中，第一前提往往隐而不显，因为其答案是以确定之信仰为保证。第二前提的答案就构成了所谓的“本体论”。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构成了所谓的“认识论”。
在西方哲学史中，刻画永恒之图景，亦即构建“本体论”，成为古代哲学家的主要兴趣所在。当上帝降临西方，成为确定之“本体”，这种热情即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信仰和“认识”。当信仰消退，哲学家把“认识”诉诸于自然和人群，就产生了所谓“知识”。但是，“上帝”之死意味着予第一前提以否定之答案。于是，第二前提也就随之瓦解。但第三个问题却借助“知识”而得以部分延伸。
据此，哲学必须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主张，基本上就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一个归纳。显然，这个有限归纳并不能作为一个无限归纳，当然也不能作为一个“公理”、“规律”或确定无疑之前提，更不能据此前提来演绎更大范围的事态。
3、哲学之任务与目的
接上述，“上帝”死了，一种据认为必须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即告消亡，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现在仍有哲学之活动，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哲学为何？对于这个难以回答之问题，我要给出一个前提：人都有生有死。
据此前提，人之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但人之死却首先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这就是说，生是一种有限，死却可能是一种无限。依照这种生和死的“有限和无限”，我要给出这样一种表述：有限的人生渴求死后无限之永生。
但此说恐太过武断，我更愿意把其说成为库恩所谓的“范式”。按照库恩的意见，如果“范式”这种措词不是一个自大的称谓，那么它必须能更完美地解释事态之间的关系，并且——如果幸运的话——可以从中导出比其它可供选择的模式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依据这样一种“有限和无限”的“范式”，不妨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儒家进行解读。
人之“有限和无限”，在西方哲学那里是“此岸和彼岸”，在儒家这儿则是“个人和社会”。此岸是有限的，彼岸在时空上却是永恒，此岸和彼岸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之鸿沟。个人是有限的，但却可以通过修齐治平而“死后留名”、“永垂不朽”，在社会中获取在时空上逐渐延伸之无限。面对这道鸿沟或希求“永垂不朽”，人在生时必须做出努力。
这种死后永生图景之刻画以及生时努力之方法，就是哲学的任务。永生之图景必须使人信服，努力之方法必须让人遵行。这样，信服而遵行也就成为了哲学的目的。永恒之彼岸既不可感，故西方哲学必须首先使人信服；逐渐延伸之社会既真实可感，故儒家仅需让人遵行。
至此，可以对所谓哲学做一总结，其表述如下：
夫哲学，究生死之际，以人之成人、安身立命为要务。发而为议论者，惟使人信服或遵行而已矣。中国哲学若是，西方哲学亦然。然则二者之异者何？曰：方向不一，方法不同。西方哲学乃使人信服之彼岸哲学，中国哲学则为让人遵行之现世哲学。
[1]在相当意义上，我们可以使用“de-metaphysics”这个词来代表西方现代哲学的一股潮流。这样，如果“de-meta”互相抵消，“de-metaphysics”实际上就可以表达为“be-physics”。从“be-physics”的角度来看，“metaphysics”和“de-metaphysics”的对立就可以简略地说为mathematics和physics的对立。两者在精神上和方法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沉思的和行动的、启示的和实证的、必然的和概然的、自明的和可证伪的。但是，如果人类完全地“be-physics”，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下降到了动物的水平。人类如果必然地（这个词是metaphysics的）渴望一种状态：即metaphysics的状态，那么问题就不再是“de-metaphysics”，而是“metaphysics”的重构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所以，如果说“de-metaphysics”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解构运动，与之相得益彰的，便是那为人所津津乐道的“be-physics”的世界。但是，对于一种与之相随的规模宏大的乐观，如果放任其发展，那最终将导致一场创世纪的大洪水：到那时，只有那一叶方舟，才能使人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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