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同第二类，因为秦至于清的“封建社会”从文化、体制和经济特点都完善而且具备典型性，现代中国是它的延续，也密切地影响着现代中国。
欧洲中世纪型的“封建”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写到∶其一，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列国处在分裂状态，而中国自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就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其二，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孔子、墨子等圣哲，都提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由于儒学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历代阶级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是可变的。
至于西周的体制，既然孔子、墨子等圣哲求而不可得，和秦至于清的“封建社会”已经大不相同了。
笔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体现为：它的经济基础是完备的“小农经济”。而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则是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封建意识则表现为“牧”，即官僚对平民的治理，这个“牧”虽然有“王”与“霸”之别，但是把民众相类于牛、羊看待却也是相同的。以此角度讨论封建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希望得到交流和指正。
一)戴着镣铐的舞蹈。
广阔而又封闭的生态环境为中国确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是其必然的产物，也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它的经济基础如此吻合，以至于封建体系具有了超稳定的特征，甚至维持了三千年依然风韵犹存。正是这一完善的封建体系维持了庞大的中国，也正因之紧锢了近代中国。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孕育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中国江南的经济和当时的英国旗鼓相当，它们符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两者同样是“斯密型动力”之下的经济。但是在中国，人们并没有看到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环境下促进了经济发展。
与之对照的是，18世纪英国的经济显示了前工业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成倍提高，新的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后者逐步独立于农业，成为小城镇大规模成长的基础，并引起了一系列人口行为的变化。当科学革命条件形成，英国工业革命为本国带来经济的飞跃，也为人类形成了爆发性的影响。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的演变与英国经济的发展大相径庭？
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当英国打破封建的壁垒时，中国还维持着皇恩浩荡。封建体制的约束是中国事倍功半、甚至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航海家郑和与哥仑布加以比较：
1、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1405年，哥仑布第一次西航在1492年，郑和早87年；即使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也在1433年，比哥仑布第一次西航早59年；
2，当郑和之时是明成祖朱棣执政，中国人口约有七八千万，版图含除新疆、西藏以外的现代中国，附庸国含朝鲜、安南、缅甸等国。而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人口不过百万左右的小国；
3、郑和的船队含船只100――200艘。单艘船，大者长44丈、宽18丈，九桅；中型船长37丈、宽15丈，二三桅各等；将士27500余人，配备正副使，阴阳官、医官、军力、买办等。《郑和航海图》标明了航线经过亚非各国约300多个，最远至东非曼八撒湾（肯尼亚的蒙巴达萨）。
而哥仑布，他第一次西航，只有三条帆船和1000多名船员。第二次西航，才有17艘帆船。第四次西航，更是遭遇叛乱和暴风雨，缺衣少食，狼狈不堪。
郑和拥有实力比哥仑布优越十倍，可是，哥仑布的成就十倍于郑和：
哥仑布第一次西航发现了瓜拉哈尼岛；第二次西航在多米厄加北部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欧洲人的城市伊萨贝拉，发现了牙买加；第三次西航，发现了特立尼达，登上南美大陆；第四次西航，发现了提尼克岛。哥仑布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而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获仅限于把中国的政治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使旧港和马六甲成为藩属，孟加拉成为盟邦，锡兰岛在中国遥控之下，印度洋上诸海港和东非的忽鲁谟斯、木骨刺遣使朝贡。在经济上却是得不偿失，皇室得到了可供享乐的珍宝和特产，国家丧失了“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
为什么郑和不能获得哥仑布开辟新大陆的巨大成果呢？答案仍然还是封建体制的约束。明朝廷是个不思进取的政权。郑和的壮举不仅仅没有带来中国国势的跨越，反而因为续后的海禁锁国逐渐陷入腐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样说道：“中国是个没有时间向度的国家。”这个没有时间向度的国家终于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瓷花瓶。
封建体系对近代中国的紧锢是残酷的。中国的封建经济是戴着镣铐的舞蹈。镣铐的双环就是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镣铐铐住的是农民的自由和人权。小农经济把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封建专制剥夺了劳动者做为人的基本权力。于是社会也就失去了智慧的发挥和创造的辉煌，失去了冒险得到的惊喜和拼搏带来的利益。整个社会如死水一潭。
二)“继续革命”论与“改革开放”说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以人民的解放为目的的大革命。这一场革命的性质是结束三千年的封建制度，或者仅仅是皇朝的更替。这是毛泽东和那一代先贤们格外关心的问题。毛泽东洞察历史，从中国的封建史中，他看到了小农经济和封建意识形态是中国发展的桎梏。所以，掌握政权之后，他就坚定不移地开始了改革。
从土地革命、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正是对破小农经济之后的立新。毛泽东为什么对“三自一包”那么敏感，只能说他意识到破小农经济之难而不容任何犹豫。他的大跃进、总路线，甚至“一平二调”，无论客观效果如何，都是冲着小农经济而来。
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反封建的坚定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和黄炎培的谈话――著名的“延安对”是这种关心的表现。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还亲笔致信郭沫若赞《甲申三百年祭》，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在他掌握政权之后又发动了不间断的运动，甚至在退居二线后重新出山，发起了全民族的总动员――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触及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全面性的运动，被认为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深刻的”革命。毛泽东失望于那些很可能成为新皇朝统治者的官僚主义者们。文革前夕，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1965年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正变成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把此类人认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包含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继续革命”论中。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历史深刻的理解，它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准确判断和指导。当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重读毛泽东的言论，能不感到震撼。
毛泽东的探索表现为两个“大跃进”：经济上的“总路线”；意识形态上的“文革”。这是两个勇敢又有些冒险的措施，如果成功了，中国将与封建体系决裂，将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从现在看这两个“大跃进”并不完满。“总路线”的产物“人民公社”并没有以大生产的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反而如同“画地为牢”成为农业发展的桎梏；文革也没有触动官僚制度，反而引发精英主义的抬头。但是毛泽东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珍惜毛泽东的经验――这是任何实验室无法重复，任何理论无法推导的。它是10亿人民的实践；是中国工农阶级为争取和完善自身的自由和人权所作的一次尝试；是中国人民为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迈开大步走上社会主义坦途的一次努力。
邓小平的成功就在于总结了毛泽东的经验，继续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寻求自身的解放，结束了和纠正了两个“大跃进”的不完满。
邓小平做了二件事：其一，实行了农业的改革，打破了因为“人民公社”的固化面形成的画地为牢；其二、支持和领导了理论界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历史，倡导拨乱反正的。
毛泽东指出“不破不立。”中国的现代建设，有对旧制度、旧体制、旧观念的批判，但重点是要开辟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构建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体制。邓小平的成功就在于“立”字上。
邓小平清楚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３４页）。在中国，把传统社会(封建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现这一伟大的目的的理论就是“实事求是”，典型地表现为“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要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等观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演绎成为一整套指导人民群众创造中国新历史的思维方式。
在“实事求是” 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中国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生产关系形式，农业生产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被解放的农民创造了历史的鲜活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倒退，而是遵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脚踏实地走出小农经济，依靠市场化的运作建立大农业。“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指导着中国的现代化的实践，并且展现了辉煌的成就。
邓小平总结和提升了他指导下的人民的实践，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制于教条主义的唯心史观，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理论。在面对“小农经济”和“封建意识形态”两个基本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致的，他们的哲学理论和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所处阶段的不同和遇到的问题不同。毛泽东谆谆告戒，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充满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所反对的，也是力求克服的就是官僚政客的复辟。推翻封建皇朝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封建主义产生的环境和土壤没有得到改造之前，新官僚政客对社会的挑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继续革命”理论产生和必须坚持的理由，“改革开放”也是“继续革命”的继续。
三)反封建之路
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可谓屡战屡败，却也屡败屡战。探求其中的原因，前期即有封建势力的反抗，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后期则主要的是因为社会上弥漫着教条主义的情绪，抓住了莫须有的资本主义却放过了老辣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得以在中国横行，有其客观的因素，也说明中国人反封建的难度。
中国近代第一次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发生在甲午战败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是代表人物。这个运动从戊戌变法延伸至辛亥革命。它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鼓吹自由和人权；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创立报刊，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实行法治和民主。
第二次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即“五四”运动及其延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是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追求的是两个目标：保障思想自由；保障思想、文化、学术不断的自我更新。为达此目的，要建立现代教育和研究体系，其核心是建立以学校独立、学术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大学制度。
但是，此时的封建势力控制着政权。两次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先败于袁世凯政府；再败于推行“党化”和“三民主义教育”的国民党独裁。
第三次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及其后的文革。中国革命的成功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启开了大门。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然感受到封建势力的重压。问题何在？笔者以为其中的关键在于教条主义的误导，继续革命的口号虽然是针对“封、资、修”，但是主要的斗争方向其实是“资”(“修“也是“资”)，而真正影响中国发展的封建主义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批判。
教条主义之误在于，将西方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而无视现代中国是五千年中国之延续，无视五千年中国的发展所形成的传统和西方世界有多方面的差异。分析近代中国，中国的民主革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存在实质上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
1、虽然都是以推翻封建专制为起点，但是中国面对的是完善的、极具生命力的皇朝，政权高度统一，专制体制成龙配套；相比之下，西方的封建体制显然要脆弱得多，是一个松散的诸侯专制体系，只要巴士底狱的几声炮响就可以把路易十五送上断头台。
2、、西方文明的主体是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平等、博爱的平民主义思想的宗教，其先行者只花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文艺复兴式的启蒙；而中国的儒家国家主义则如此完美。封建意识已经成为民众的文化。参与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本身就是农民，很多人的理想仍然只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建立一个新皇朝已经成为习惯。
3、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不受外来干预，而且是在同一文明体制内互相竞争、互相促进中完成；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则要倍受外来干预，一着不慎，就将国破家亡。中国的志士们在进行国家革命的同时，却要常常放下自己的斗争服从于国家的救亡。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
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容易，它决定了某个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方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摧毁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之上，还是建立在摧毁概念化的资本主义之上。这不仅仅只是口号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例如，社会无法运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完成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反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理念予以摧残；封建主义者成了社会主义者的盟友甚至是领导者。于是出现很有意思的情况：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追求的社会，却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不“自由”、无“人权”的诽谤；封建主义在文革这样的大民主运动中受到民众的朝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行其道。
分析社会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处于一种混合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者皆备。广大民众和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聚集在胡、温体制“以人为本”的旗帜下，奋发图强；一些官员则把人民的权力据为己有，贪赃枉法，更普遍的则是进行权力寻租；另外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精英，却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抄袭一些“金科玉律”，在权力的庇护下热衷于建设血腥的资本主义初级社会。
封建主义的产物――权力寻租：
封建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体现为官本位，人民权力的赋于体现为官本位，它为公权私用提供了条件，使一部分人享有特权而成为权贵一族。
××省国资委有一个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意见（试行）在今年出台实施，据此，经省国资委任命的企业董事长等的年薪收入由基本年薪、效益薪酬和福利津贴三部分构成，其中基本年薪最高12万元，三部分合一，数目可观。 “这样一来，‘政府官员不愿到企业，企业管理者呆不住’的现象将有效遏制。。。”上述意见的起草人如是说。对此，直接受益者的看法如何？受访企业的有关负责人匿名发表了具有共性的观点：“现在是试行，是个好开端。”一位厅级干部的董事长说：“公务员队伍还有些意见，认为高了，但是真正让他们到企业任职，恐怕没人愿意过来！”，“现在××厅级企业负责人年工资在5万元左右，即使拔高也与其实际承担责任不对等，拔高后三类企业副职年基本薪酬5.6万元，有吸引力吗？”，“如果撇开其他单纯从价值取向上选择，没有厅局长愿意到企业来！”
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特权----是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企业的负责人。如果只是局限于“厅局长”类的公务员队伍，上述薪酬是否有吸引力，可真说不清。特权使一部分劳动力成为稀缺商品。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董事长对被分流（变相下岗）扫马路的老工人说，每月给你五百元工资是很不错的，如果用这个条件到大街上招工，可是要排长队的。
老工人回答：是吗？如果用年薪5万元上大街上招个董事长，可也是要排长队的。（说明，该董事长当年年薪76万元，是职工平均年收入的近30倍）。
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车间支书对他的朋友说，上级组织要求我们对工人党员讲解“以厂为家”、“无私奉献”，大家问：“为什么董事长就不能‘以厂为家’、‘无私奉献’，他的年薪是我们的30倍，如何解释？”
国企的症结在于领导层，领导层的问题在于用人制度上的官本位，即非市场化、特权化。国企领导层的权贵化产生的负面作用是综合性的。事实上，上述现象极为普遍，正在逐步合法化。
官本位形成“权贵”阶层之后，对社会的危害是触目惊心的。据报道，目前逃往国外或者失踪的官员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人。巻走贪污的公款高达130亿人民币。一位反腐败专家说：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腐败分子手中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他们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劫公权以谋私，扼国运而张扬。腐败者之猖狂，今日为盛。
这只是“官本位”危害表现出的较为极端的一面。一位名为何清涟的女士写于美国的一篇文章：“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幺样的“票”。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
植根于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对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危害可见一斑。
自由经济的产物――放火烧荒：
2004年北京的国际汽车展，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以92万美元的高价买走了世界顶级赛车迈巴赫62。这一价钱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120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市面上800多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宾利供不应求，令美国、日本的富人们愧煞。有人总说国人有“仇富心理”，中国的富豪是否富得太容易了？他们是如何暴富的？他们的富值得社会的承认吗？
有朋友告诉笔者一些真实的故事：
1）有一个中型国企花钱培养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希望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观念。该硕士毕业了，担任属下一个单位的领导，也确实别有风格，上任伊始逢人便骂，好象到处都是大粪。一些人被迫选择了离去，于是该硕士看到了火候，发出文件让“40、50”们厂退。因为这是一个机加工单位，职工多是技术工人，大家都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一场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的放火烧荒式的“改革”就这样结束了。说它是“放火烧荒”式是因为这个单位从此一蹶不振，只能挂靠于其他单位。至于那些厂退的职工，只要不闹事，谁管他呢。
2）另一个中型国企在前几任的“改革”中毫无成就，反而在整个工艺和设备上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处于技术报废的状态。一个40左右的本科生临危受命。这位“领导”果然雷厉风行，他在厂里走动，只要看到年纪比他大的职工，他就质问：“你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不厂退？”于是，这个企业削肿20%，厂领导们也开始拿年薪了。不过，这个企业几年后还是借债发薪。
3)硕士“改革家”后来高升了。我的朋友听到了他的一次慷慨的演讲，他认为现代社会，20%的人创造了80%的财富，而80%的人创造的只是20%的财富。。。云云。没过多久，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所有的“领导”都得到了高于职工收入10－100多倍的年薪。本来还有更加深刻的“改革”――出卖企业， “40、50”们都感到凶险迫近，后来好象又静了下来。有的说是分赃不均――收购方不能答应保留原有“领导”的即得利益――年薪。
上述三例并非特例，它们存在的一个工业城市的大部分国企都垮了，这两个企业的状况多少还令人羡慕。
偶然看到了一个帖子，有个导游小姐讲了一个笑话：中、美、日三国朋友在海上遭遇风暴，需要减轻轮船的负荷。美国人把贵重物品扔进大海，并且说：“美国有的是钱，扔掉这些物品不算什么。”日本人把电脑、电视机、数码相机把进大海，并且说：“日本有的是电子产品，扔掉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中国的上等人把几个普通中国人扔进大海，并且说：“中国有的是人，扔掉这些人不算什么。”
看后，感觉的是一种痛苦。这个笑话形象而又不免夸张地描述了中国权贵视民如草芥的特性，也反映了得不到任何庇护的民众的悲惨处境。这些放火烧荒式的“改革”是属于资本主义或是封建主义范畴？“人”与“物”概念的区别，可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用以描述上述两种情况倒也恰当，但是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它产生的前提是反封建，而封建制度才是产生权贵并且以权贵为其存在的支柱，二者何以混合？
“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表达了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及经济依然遗留着封建主义的特点：一切都依附于特权(不受人民约束的权力)。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离开特权寸步难行；毫无权力的、走向市场的农民甚至无法得到最低廉的劳动报酬，也就是说封建特权严重地阻碍着“小农经济”消亡的进程。特权迫使社会的变革沿着它自有的路径发展，当然它遵循的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权贵资本主义”只能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或封建王朝末期的“土地兼并”相类，甚至不能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等同。因为前三者共有的特点就是对社会无限制的、贪婪的掠夺。这种掠夺凭籍的是颓废时期的封建权力――一种基本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这种以“权贵”为工具的掠夺是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因为它缺乏资本主义的竞争、进步和发展。它是极腐朽的一种模式，对社会有致命的腐蚀性。事实告诉我们的正是如此，无论曾经有过的历史，或者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四)反封建之路何修远。
邓小平指出，做任何事，都应该实事求是；他又说，实事求是，在当今的中国，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是否实事求是的判断依据，作为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他还说，不争论，不意味着没有是非标准，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但是，如同文革中发生的现象，封建主义的幽灵也趁机而出，甚至做大。封建主义的顽强能不令人惊讶。中国人民反封建、争民主、求发展的历程多么艰难。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3次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1901年到1910年，“庚事国难”之后，清廷实行“新政”，民族工商业年均15%的速度成长。财政收入翻2倍；1912—1919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工矿企业新增资本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年投资的总和。纱锭总数增加了2倍多，面粉产量增加了3倍多；1927—1937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十年。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9%。
但是以上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能改革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因腐败相继败亡。可见，只依靠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带动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转型，也不能走上社会现代化的道路，更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前车之复，后车之鉴。要保持现代中国高速、可持续的发展，坚决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解放社会生产力，建立民主制度是必由之路。
：壶公评论 邮箱：[email protected]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壶公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