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知道的大陆——读《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有感
笔者按： 惊闻台湾的龙女士雄文大谈台湾之“民主自由”与“均富”，在此笔者也奉献一篇拙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大陆——读＜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有感》，由于笔者文笔生涩，学养有限，本文将专注于以龙文之身还制龙文之道，通过事实与逻辑来概略性地、针对性地阐述我所认知的“民主自由”与“均富”——由于“民主自由”与“人权”往往密不可分，也顺便提及“人权”。行文将以批驳、质疑龙文为主线。笔者的文字将着以蓝色，引用的龙文将着以红色以便于读者参阅和突出龙文的自相矛盾。
2005.05.25 中国时报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龙应台
◎「红灯记」在台北
二○○一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到底何谓“民主自由“？，按理应“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可是这里却“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请龙女士回答我！更进一步，某些台湾企业想投资大陆却被台湾当局禁止，这又是何种”民主自由“？也请龙女士回答我！再进一步，不久前美国限制１２国留学生使用某些实验设备，这是否是美国特色的”民主自由“呢？再请龙女士回答我！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任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文革样板戏意外引起共鸣掌声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笔者以为，“民主自由“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如果如此对待不同意见，那么笔者既怀疑台湾某些民主人士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更为如此”民主自由“忍俊不禁。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尽管龙女士在此只是叙述个案，但为了展示给读者更全面的事实，笔者也有必要指出/提醒，（中国）共产党把多少家人从恶霸劣绅、豪强土匪的压榨甚至杀戮下解放出来，更不用说（与其它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众志成城）共同使整个民族真正从极端的（尤其是精神的）疲弊与自卑中振作起来。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既然龙女士提到台湾的质变，笔者也有必要略述几件事实以便读者领会些许大陆百多年来的质变：其一，从中共早期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待俘虏等建军原则及民主集中原则，到赢得政权后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等制度及/或观念已深入人心。其二，笔者的大多数直接与间接经验都表明，今天的大陆人民既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民，同时又是最具开放性与包容度、最谦恭有礼的人民。其三，大陆人民相对而言在对自我及世界的认知上，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谦逊好学，洋为中用、古为中用（当然，某些人在某些时期曾经或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但这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支流/逆流，一定意义上就象台湾「进化」的不完全）。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相信绝对化只信统治者价值观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我想龙女士的所谓“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应是有所隐喻的，如果对象是大陆或涵盖大陆，那么请先了解背景：伟人铜像是谁人所立？为何而立？自愿还是被迫？我们局中人如何看待？另外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的”时代是大陆的教育事业惠及人民最多、最有成效的时代（或至少是之一）。——今天，如果全民投票的话，那么人民还可能会选择在校门口铸起那位伟人的铜像——同时，我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应盲目崇拜伟人——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而应发扬伟人们追求并实践「大叙述」的精神。请试着想一想，如果一个曾长期辉煌于世的民族却在百多年来为列强所肆意宰割、凌辱，而彼时有人主张“曲线救国”，有人各怀鬼胎同室操戈，内无法惩国贼、外无力争国权……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五千年文明古国斯文扫地、颜面尽失，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我们民族出现了一群杰出人物，他们以坚忍意志和超群胆识，筚路蓝缕、百折不挠，重新唤醒百年睡狮并最终使其傲立于东方。这个民族怎能不由衷地崇拜他们？更进一步，他们何以创建如此惊天泣地之伟业？「大叙述」使然也！没有「大叙述」，弱者如何战胜强敌？战场上如是，经济、科技及文化等领域亦然。实际上，我们所认知的「大叙述」并没有否认／排斥合情合理的「小叙述」，只是由于「进化」的不完全，历史性地、惯性地出现了不少偏差。而如果龙女士没有忽视５．８事件及其后中国的反美怒潮，那么应能够理解：其一，（即使）我们想要「小叙述」， “民主自由”的美国也不愿施舍；其二，虽然「小叙述」在该文中那么令人神往，可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无法抛弃「大叙述」而专宠「小叙述」。其三，如果纵容美国的「小叙述」，那么就必然会损害全人类的「大叙述」。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任何组织。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在此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恰恰是“受母体社会”的“法治所规范”的、“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的“当时的日本”，刚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中国、日本，岛内民众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和其它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限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今天的大陆人，“和世界上任何其它人一样，同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我们曾质疑过、嘲笑过、抛弃过“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可是兜了几十年的一个圈子之后，我们几乎重又丧失尊严与力量，几乎再次陷入被人宰割之境地，我们开始反思、逐渐醒悟：对于我们这些一时处于劣势的后发国家/民族而言，“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是不可或缺的！更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我们也“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可是我们今天明白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总是有限度的，要实现后二者对于年轻的共和国而言也任重而道远——我们不妨参考当今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渊源，特别是限制越来越多、自由越来越少的今天的美国。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遗。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我一直在寻思，台湾当局百般阻挠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技术甚至人员交流，新华社驻台办事处受到打压等等众多事宜，请问龙女士，该如何解释？如果我再指出一个事实，即某些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公开歧视、限制大陆员工，不知龙女士等台湾“民主”人士会故作不知呢（如果真不知无可指摘）还是会立即大声疾呼“民主自由”与人权呢？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台湾习惯情况再坏用选票扭转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里。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于水」、「民族大义」、「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
上述大多数方面确实说到了今天大陆的实处与痛处，然而，上述诸方面都曾帮助中共找到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为何如此？要知答案，请龙女士最好亲自了解去一些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宪法以及建国前后的全方位的历史——建议包括当时的世界史。只是今天这一制度还需要太多完善，不妨对比作为“灯塔”的美国在所谓“进步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我们有理由给我们的政府更多时间——尽管我们还有很多弊病与抱怨。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下愈况，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连宋演讲在对的时地 说对的话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四八二美金成长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长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担。
如果两人的大陆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权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费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讨好北京，不单会招来民进党的趁机挞伐，也会带来历史的审判。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对于生活在大陆的有思想的人们而言，也恰恰是他们最愿意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由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来看，所谓“自由民主与均富”等“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却恰恰是某些台湾人践踏得最多的两个方面。我们已从美式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幻梦中醒来，而龙女士所代表的人等似乎还沉湎于美式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太虚幻境中怡然自得。毫无疑问，我们大陆必须解决文中指出的那些弊病与顽疾，但它们的解决将植根于真正进步的不仅适用于大陆人民，而且适用于全人类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理念。这一理念将开启人类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历史新纪元：每一个民族/种族、每一种文化及/或宗教信仰、每一种社会制度/模式、每一个个体及/或组织都得到合乎理性与实际的尊重，即除非威胁到他人的合理、合法的安全与利益，上述主体之安全与利益不应受到威胁与剥夺而应得到尊重与维护。
可以说，连、宋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民主自由”与“均富 ”的虚伪与日趋没落。
公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公元二○○五年／五月卅一日／北京
注：任何理念的最终检验，都必须是实践（事实），因此，笔者本文中专注于基于事实而非主观臆想。但个人识见毕竟非常有限甚至失之偏颇，在此权且作为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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