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拐点
对比中外文化的发展历程，就能发现除了中国人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文明久远的民族，历史上无一不是把对人民进行教化的职能付之于宗教组织。而中国先人不但把教育的主角置于宗教氛围的之外，甚至早早地形成了民间教育的传统。我想强调一下，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一特殊之处对于其后中国历史的演变影响巨大，其中有所谓正面的影响（如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读书人阶层，又如，使得中国文化生出海纳百川的包容特性），也有所谓负面的影响（如造成文化体系整体性的欠缺，教育与受教育双方乃至整个民族都缺乏严格的思想信仰凝聚力和组织认同感）。但无论如何，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于教育的这种独特理解，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能使中国走上这一步的，我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出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没有他的伟大实践，中国古代教育将会向何处去真是无法设想。
先秦教育的勃兴
周朝取代商朝以后，由天子统治中心体系开始有了教育功能，其规模和水平远非孔子以后的时代可比，当时主持教育的官员叫“王官”，王官一方面是主持者，一方面也是教师，受教育的只是数量很少的贵族子弟。教育不仅不对穷人开放，就是有钱人，如果不是贵族出身，也只能被拒之门外。
孔子创立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在今人眼里看似平凡，但在文化远未发达的古代，提出这条打破贵族阶级垄断教育的宗旨，实在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孔子作为一名贵族后裔能踏出这一步，也决非后人所能设想的那么简单，没有宽广的胸怀和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就根本作不到这一点。“让一切愿意接受教育的人都受到教育”，随即成为了中国两千五百年来的基本教育思想。
孔子是在为官失意，劝诫君主施行“仁政”无功的情况下，在五十岁高龄以后才投身教育的，没有其前半生的挫折和失意，他也认识不到全民教育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当然囿于当时条件所限和手段所限，私人教育最发达的鲁国并没有从诸侯国中脱颖而出，但从现代各国的文明史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与文明化程度，都与教育发达与否极富相关关系。
孔子主张的教育内容用现在的话来讲是“通才教育”，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者是如另一些人主张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还有说是“四艺”的，即礼，乐，诗，书。
我体会孔子的通才教育的最中心思想是造就受教育者的“完美人格”，即培养受教育者成为“君子”。这种教育思想在当今知识数量极度膨胀，学科无比庞杂等诸条件共同制约之下，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比起现代工具操作技能、应试技能和应聘技巧来讲，人格教育常常被置于被忽视的地位上。
秦汉时教育事业的衰与兴
如果说身为贵族的孔子开创的私人平民教育仍有些贵族遗风，使得教育事业集中于都城的话，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和教育就彻底地实现了“平民化”。但不幸的是，这种“平民化”的实现过程，却是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在短短的十几年的集权统治时间里，秦帝国中央政府实行了“焚诗书，坑术士”的政策，“六艺从此缺焉”（《史记——儒林外传》）。私人讲学在转入地下的这段时间里，成了私相传授的地下产业。师生只能口传心授，不能留下文字见诸证据，以免招致杀身之祸，教育者不得不潜入民间和相对偏远地区从事教学活动。
汉代秦后，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严厉的秦法深恶痛绝，黄老之术成了汉初的君民共识。道学的发达，使得经济环境宽松，但国家集权程度的减弱使得军费难筹。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强度，造成取代道学的儒学的勃兴，同时也就把儒学的鼻祖孔子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了。
汉朝中央政府所推行的儒家教育与孔子时代的教育也有了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汉朝辽阔的疆域需要有大批的官员从受教育者中间选拔。于是以“太学”为中心的国家教学体系是以“文官培训”为目的组建的，并设有“博士弟子”的制度（据《汉太学辟雍考》）。这种“官学化”的趋势，把孔子时代的教育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修正了不少。私人讲学的条件此时虽无法与官学相比，但私人教育的场所是遍布天下的。汉时的私人讲学之见于零星其他史料，如徐子盛的“以（春秋）经授诸数百人”，（范睢《后汉书》卷二七，第944页），楚王刘戊的私人教师申公退休后，在老家鲁国开办私人讲堂，“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也（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列传”第3608页）。
魏晋时代教育事业的倒退
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把持国家政权，私人教育中的平民化趋势受到扼制。贵族将教师引到宅门以内，对子弟进行“门第教育”。内容以“处世哲学”和“治家礼法”为主。教材也从儒学转为庄老思想，贵族子弟在富贵之余寻求超脱途径，形成玄学。这种避世情怀和养生怡情的贵族需求取代了士大夫经国济民的天下情结，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政治家的旁鹜，天下也因此久久陷于战乱，写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贵族教育的一个意外副产品是成就了一项伟大的艺术门类，中国书法从此开始成为受教育者的一项必修课程。卫夫人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三代大书法家就此开了先河。
贵族教育的内容虽不具国家意义，但对维持贵族门阀制度、使受教育者在虚伪的官场淘取利禄却很实用。王淮之和他的“青箱学”很能说明问题。王淮之的家族五代为官，他家有一条宗族传统就是把所有朝仪琐事都一一记录在案，放在一个祖传的青色箱子里，由于王家有此癖好又五世为官，令投机教育的人垂青，于是就用来教育学生，可称是“为官秘诀”。这种教育思想的庸俗与实用主义在后世是再也没有达到过。
隋唐时代佛学教育的有益借鉴
公元五世纪后，佛学在中国影响日深，在朝廷屡次更叠的情况下，竟然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历史（慧远《弘明集》）。在冲击道学为精髓的门阀教育中，佛学教育与儒学教育成了同路人，常有儒人叩入山门为僧的例子。使得不少人成为儒释兼通的大学者，他们的著作成为这段时期留给后人的有历史价值的学术成果。
频繁的战乱虽然使教育倍受摧残，但也形成了中国私人讲学的一个传统，那就是私人讲学像寺院一样从世俗中心的大城市转向山林幽谷，教育的内容也远较门阀教育更为深刻健康。尽管在社会地位上，私学出身的人远不及受过门阀教育的人社会地位为高。
隋唐时，几位有为君主致力强国富民，竭力克服形式主义的政治思潮和教育思想，才有了科举取仕的进步。那些在门阀教育中学过黄老道学的人就派不上用场了。而私学的内容成了科考取仕的教材，私人讲学一下子就发达起来。渐渐地教育中心又回到了大都市。而佛儒互融的局面仍旧没有改变。
值得指出的是，佛教寺院里开办的教育更具贫民性，因为许多贫困的学生在这里不用支付昂贵的学费，条件是必须努力学，学习成绩也要好。因此在中国，明显地推行“奖学金制度”也是从隋唐的寺院教育开始的，这是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
宋代的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在中国教育历史中影响历久，其鼎力者是大思想家朱熹。他批判以往教育的弊端时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朱熹《石鼓书院记》）意思是光找风景胜地建立华舍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而且功利心太强。朱熹在限大程度上恢复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再次强调了人格教育。
朱熹时代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于是教材质量大大提高，教育成本也明显降低。培养出一大批文人政客。北宋末年，宰相蔡京提出从地方教育中选择优秀者保送到“中央大学”进一步深造，把地方书院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来。这是这个以贪赃而著称的政治家对中国教育健康发展所起的一个正面效应。
但是朱熹却一直对科举取仕造成对教育的伤害一直耿耿与怀，他希望书院应成为教育学生建立高尚人生观的圣地，他说：“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朱熹《朱子大全》卷七四第16页）
隋唐时代以科举教育为标志已是对贵族门阀教育的一个否定，从而跨上了使教育彻底走向平民化、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梯，而宋代则更进一步从科举教育向回归育人教育方向迈出了一步，这就是我认为宋代教育是我国中古时代比唐代更为进步发达的一个理由，而朱熹无疑是这个进步时代过程中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在宋代，由于历代皇帝恪守太祖皇帝立下的尊重文士的遗训，遂使知识分子无论为官还是在野，都能尽情阐示自己的远大抱负。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也大量办学，私人教育占社会教育的比重空前提高。但是理想化的教育体系终于无法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无法逃脱经济法则的制约，这表现为在宋代后期，私人学院逐步向“官学化”移步，有的地方甚至完全变为由官府设立与管理，而教学内容也有向科举应试教育方向靠拢的趋势。
元明清时期教育思想的再次倒退
在元代，不甘成为“异族”奴仆的知识分子，以退隐为消极对抗的手段，因此书院的规模与社会作用也无法与宋代相比了。元朝政府为了加强对思想的统治，规定书院的院长——“山长”为一级行政官员，“受礼部付身”（即由政府委任，据纪昀《读文献通考》卷五十第324页）。
终明一朝，历代皇帝继承朱元璋敌视书院贬辱文人的做法，对教育实行钳制政策（即厉行“大浩”政策），始终把教育限制在为朝廷取仕服务的阈限内，中央的国子学到地方的州县学的学生都由政府出资培养，教育的社会功能丧尽殆尽，成为一级行政机构。明中叶虽有王阳明在江南发展了“讲学教育”，但在王阳明死后不久1537年和1538年（嘉靖十六年和十七年），朝廷两次废毁书院（理由是书院“倡邪学，广收无赖”）。使民间教育大受摧残。但最致命的一击是张居正于1579年（万历七年）所实行的“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的政策，遂使教育事业远远达不到宋代曾经达到的高度，无论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只能在所谓教育活动中扭曲自己的灵魂，以适应黑暗政治体制的要求。直到明终，只有书院之名的“东林书院”，仅仅是在宦海中失意的政客发牢骚的场所了。那句有名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所以流传久远，不是因为它体现出什么教育思想，而是当政的官僚把它当成“东林党”干预朝政的罪证而广泛宣扬的结果。
清朝继承明代衣钵，对书院实行官学化，使教育成为政治体制的附庸，教育成了八股文的制造场所，读书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从事训诂古代经典这类差事，直到晚清外来教育思潮的冲击，才有所转变。但教育体制的变迁，确确实实地伤害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精髓。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西式学校之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气数也就走到了尽头。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