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天理、灭人欲”直接导出的是朱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应该是程颐发明的，因为《朱文公集•与陈师中书》记的是：“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察之经典，朱子的论点承自于先贤。
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
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
《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
这类言论很多，都是朱子的论点在理论上的佐证。
不幸的是，朱子之后的中国即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史上最为专制的时期。唐、宋数代理学家们对社会的反思和建立起来的学说，被阉割之后成为禁锢民众的桎梏。后世反对封建专制，朱子关于“天理”、“人欲”论点也被证明为“封建卫道士”、“反人类”、“坑害妇女”、“软刀子杀人”等等。另一方面，逃避现实的仕人们把理学认同为个人修养的心学。在残酷的专制面前儒生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吩咐梅花自主张”，儒家精神没有了，理学的心法却得到畸形的发展，仕子的精神犹如女人的小脚越裹越小，以致到了“万马齐喑犹可哀”的地步。即使是近代中国，一些不容于现实社会或政治上失败的知识分子，同样把现代中国等同于元、明、清三朝，同样以阴暗的心态表述理学。
俱往矣。笔者在《墨子情怀》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定义为国家主义。而“存天理、灭人欲”等源自于国家主义形成的对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正是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也生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亦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维持数千年文明而不堕的根本原因。历史上反儒的行为不胜于计，尤其是五四期间对封建的批判中，对儒家的否定更是深刻。但是无论是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或是自由派――西学派的严复、胡适，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不离儒家精神――担当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真正的儒者是遵循儒家精神并对前期儒家理论持批判态度者，而不是那些口不离“四书、五经”的腐儒，因为其遵循的是儒家的另一个原则，即“维新”，而“维新”正是担当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进一步的体现。
笔者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为它是宋理学的精华。而宋理学在儒学中的地位，从时代发展以及理论深化的角度看，它是达到了顶峰。一般把宋理学称为宋明理学，实际上应该称为唐宋理学。因为它的形成是以唐、宋历史为背景，它的创始人是韩愈至朱熹的数代人。元、明、清三代间，只是唐、宋理学的应用。它的政治化，大多已经扭曲了唐、宋理学基本信念，或者说是唐宋理学在极其恶劣的政治条件之下，达到自己有所作为的底线。
讨论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一言以蔽之。关于天理与人欲，朱子有这样的说明：
《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载：“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
《四书集注•孟子》载：“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
对于上述说明，笔者归纳为：正气，卫国，护民，维新四种。并察之于历代的仁人志士所为，见证于历史，求解于事实。
其一、东汉党锢之乱中的凛然正气。
元帝国之前的中国，贯穿于历史的主线是公与私的斗争。这一点和西方中世纪前的城邦政治相似。所谓“公”，即“天下为公”，先秦诸圣笔下的尧、舜，以及周文、武王是为典范；所谓“私”，即“家”天下，也就是秦始皇和后世的独裁者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句话阐明了“公”与“私”的内涵。
“焚书坑儒”的实质就是此类“公”与“私”的斗争。虽然持“公”者是失败了，但是其表现的凛然正气却也激励着后来人，并且成为社会的共识。而持“私”者却只能依靠暴力和暴政支撑。证明这一观点的事例极多，东汉的党锢之乱即其一。
汉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在于外戚与宦官的祸患。这种祸患直接导致朝政失衡，私权泛滥，公权旁落，社会陷入沉重的危机。汉和帝之后，不断出现帝后临朝执政和外戚、宦官交互专政的局面。顺、、质、桓四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二十年，财富积累达三十亿。其后则是宦官当道，孝桓帝纪第七（后汉书）记载：。。。外戚受损，内宦更张，“壬午，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
在这一纷乱的过程中，朝廷中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出现了品评时局的清议派，对宦官外戚专政不满，遭到了报复，终于引发了党锢之乱（即十常侍之乱）。“噤若寒蝉”出自《后汉书•杜密传》，描述了仕人对待政事所持的态度。蜀郡太守刘胜辞官还乡后明哲保身，闭门谢客，噤若寒蝉。而其同乡杜密（曾任太仆等官职）却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对宦官子弟有恶必罚，有罪必办。杜密去官回乡后，依然常会见郡守等，推举贤人，揭露恶行。灵帝时，太傅陈蕃辅政，杜密又被起用，后因党锢之乱，被逼自杀。当时，如同杜密一样落难的“知经识理之君子”为数不少，后来的《资治通鉴》以敬仰的笔法记录了这些把“天理”置于“人欲”之上的人们，他们象飞蛾投火一样慨然赴死，如果不是这样做，他们反而以为自己低人一等。
正气遭到蹂躏之时，也是社会崩溃之日。灵帝时，北方爆发了有组织的黄巾大起事，终于瓦解了东汉。直到隋唐，中国历经近四百年的混乱。儒者的正气维护的是社会生存之脉。
其二、宋儒的精忠报国
唐之后的中国事实已经进入了衰落的进程。后世一般以宋为正统，宋代的中国其实已经四分五裂。北方中国牢固地控制在落后的少数民族手中，
蒙古的崛起甚至打破了平衡，直至宋亡进入了元朝。在宋一代，抗衡外敌一直是社会的一个主题，也是儒者勇于担当且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的岳飞就是一个万世楷模。现代对岳飞的评论很多，有人以为他是愚忠，持此论者是不能理解儒者维护国家的信念。试问如果当年岳飞造反，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有人以为他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只代表了南方的汉族，但是他“精忠报国”的精神并非只代表南方，而是代表全中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另一个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尤其令人感动，他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树立了一个人生价值的灯塔。文天祥去后，人们发现了他的临别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因为知经识理而顶天立地，因为“存天理、灭人欲”而成就仁义，为千古景仰。
录文天祥《正气歌》以记之：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其三，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是一场士大夫反对宦官魏忠贤的专政，同样也是一次可歌可泣的“存天理、灭人欲”精神的体现。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时称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时称东林党。明神宗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等主张，还提出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反对。
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上欺天子下压臣，天启皇帝自幼不喜读书，魏因此常导之“倡优声伎，狗马射猎”。魏忠贤也根本不把内阁官员放在眼里，动不动“突入其家，称奉驾帖拿人”或“捽之而出，辱殴于道，捽几危”。得势的魏忠贤网罗党羽 ，史称“阉党”。
而与之对抗的则是梗介的“知经识理之君子”们的东林党。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此后，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又联合六科大臣十余人，再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则编了东林《点将录》，“凡所欲去者，悉诬以东林而逐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皆逮捕下狱。同时下狱者还有“六君子”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等人。
在此动乱中，“知经识理之君子”体现了高昂的气节。“六君子”刚直不屈，皆相继惨死狱中。杨涟临死时，尚是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明代厂卫酷刑，倍极残忍。
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罪行中，有一个与杨涟等有来往的汪文言。魏忠贤将汪文言下诏狱，严刑拷讯，逼使诬陷杨涟等。汪文言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
有吏部主事周顺昌，本来不受杨涟狱牵连。但是魏大中被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的周顺昌在家中挽留魏大中，并结为亲家，表示了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即派缇骑逮人，周顺昌下狱被害。
天启四年(1624)。“阉党”列东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人类社会从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政治上的变革即表现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明末东林党、复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活动，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是一些下台或退休的官僚，在民间和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从依附皇权政治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形成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他们立“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并进入社会实践，干预地方行政和朝政，倡行同善会以“济世”“救民”。他们是一些“知经识理之君子”，但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民生的学术流派。“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现出东林党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形成了独立的政治人格。他们和东汉的“党锢之乱”中的名士们有相似之处，表现了“知经识理之君子”的特点，当然他们的行为更多、更完整地表现了社会的需求，时代的进步。实际上，这也是儒学的变迁――进步。为了“存天理”，在这里“灭人欲”已经表现为生命的丧失，而且这个时期的“知经识理之君子”也有“党锢之乱”中的名士们争先赴死的表现，后来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就曾经因为没有成为东林党人案的落难者而懊悔。
其四、喋血变革的“戊戌六君子”。
元、明、清三代的专制到了清末已经难以为续，政治极为腐败，社会极度糜烂。在国际列强的环伺之下，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有识者对于变革的要求已经如同天际的雷鸣震撼着中国。首先走向变革维新运动的就是儒者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这是一节壮烈的史诗。
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一个知经识理之君子“存天理、灭人欲”的典范。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其成仁成义的事迹令人叹为观止。
有文载，戊戌变法过程中，谭嗣同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但是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同时遇害的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并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刑部狱中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在菜市口法场上谭嗣同留下气壮山河的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或者，正是这种精神感召了清末志士前仆后继的反清反封建的伟大壮举。笔者读过福建同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那种气壮山河的豪情，可昭日月。
结束语：
往事不堪回首。
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体现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朱子笔下的“存天理”。
在武夷山的深谷急流旁边。朱熹以一个贫寒的祠官淡泊明志，决心排除俗儒徒诵词章之习，佛老异端崇尚虚无寂灭之教；摒弃只能惑世诬民，致使晦盲否塞，政局衰败的权谋术数，百家众技。立志要传达孔孟之道，补其缺略，推进儒学的发展，期能收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效，以修补、完善儒家思想，振兴陷入朽败的国家。朱熹放声呼吁：“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劝戒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朱子语类》卷十三）。
显然他没有想到，后世的封建专制相沿成习，变本加厉地执行残酷专政。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他希望重振的儒家精神显得如此沉重，许多有见识的仕人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在皇权凌迟之下，理学失去了生机，伪理学披着孔孟外衣，成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但是，这一过程也突显了那些敢于直面现实，而“存天理，灭人欲”的仁人志士。他们把信仰置于生命之上，为担当国家与民族的使命，视死如归。成仁全义者永垂不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以其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以其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表现了不畏强权、不避强暴的气节，他们是支撑起华夏民族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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