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人孟子早就说过“人人皆可为尧舜”，但真正去实践这一理想的却是两千年后的毛泽东时代，不过李先生那意思却是认为那个时代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丧失“荣誉”的时代。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不是都“荣誉”扫地，但我的常识是那个时代有“两弹一星”，而搞出“两弹一星”的知识分子，哪怕国家把那成就归功于集体，没有给自己个人荣誉，自己也是颇感荣耀的。我还疑惑的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可以换作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吧——一代又一代不屈不挠地去践行“致君尧舜”的理想，到了现代社会，人民主权了，君换作了民，“六亿神州尽尧舜”不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实践的理想吗？而何以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却成了李先生所认为的一代知识分子荣誉扫地的时代呢？李先生说了：“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记里，顾准已经下决心要下十年工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弄明白人类的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计划当然过于庞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们还是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哦，原来李先生所指的知识分子并不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啊，而只是自己去弄明白历史是怎么回事、人类是怎么回事的知识分子呀。说实话，并不是只有李先生所认为的那种知识分子需要去弄明白历史是怎么回事、人类是怎么回事，芸芸众生哪一个不需要去弄明白而且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去弄明白呢？为什么独独知识分子一思考，就显得那么伟大，那么让“人家”因此看得起中国呢？我当然知道李先生说那话时内心是何等的酸涩，我也是报以同情的，这种同情可以施与任何一个因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而暗自神伤的人；我还知道多数人囿于智力或环境一辈子也不会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更遑论成为“思想家”，“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和“思想家”在人世间显得是那么的可贵，然而当李先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那些没头脑的拥趸要用此去抹煞一个时代时，我却没有丝毫的同情，有的只是厌恶。吊诡的是深受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遭际之害的顾准似乎对那个时代很有好感，甚至于对拥趸深恶痛绝的“和平时代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1959-1961年代也没有咬牙切齿。我们就来摘引一些《顾准日记》中的段落作为证明吧。
1959年12月22日
人口如此，而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可以何祥福昨天所引证的商城山区人所自豪的一句话来描摩其典型的糊口经济方向。如果山区的这家人家，过神仙生活之余，孩子一个一个下来，又无耕地可辟，必定做樵夫，破坏山林，最后全家沦为贫农。因此，我要改正一个看法，土改后，人多劳力少的合作农户，改划为贫农成分；人少劳力多的农户，改划为富裕农民户，原来是有道理的。中国农村的阶级变化，决定于土地所有制者，比重恐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对阶级构成之变化所起的作用，恐远甚于土地所有制。在此种糊口经济与人口大量繁殖的情况之下，若无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用进口粮食来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一个高商品率的农村经济永远无法形成。农村不会有积累，所能积累的只有自然增殖的过剩人口，这部分过剩人口将压低城市劳动力的价格，障碍机械化的发展。所以，这劳动队所锻炼出来的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这些都是不好的，然而贫病愚昧，还自夸天上神仙不如我的农民，又如何能文明得起来。只好消灭一部分，从中培养出一批新的人来，新农村才能建成。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之时，新局面就要开始。新局面开始之后，或者我能再干些什么？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但坚决不做纳吉，如此而已。
1960年1月17日
若说１９５９灾荒，他们必将倒下一批人，但１９５８年上半年，丰收年的一个春季，他们的厄运已经开始了。若说１９５９是灾荒，但１９６０即使是丰年，即使丰年继续一个时期，他们的状况也改变不了多少。产量已被夸大到远离实际，以后还要每年加１０％，农业、商品率已被提高到首位，情况哪能改善呢？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７０００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若说农民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这个称号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饥饿问题。象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动。这些下放干部今天在写思想总结，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然而他们回到城市，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呢？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虽然从历史来说，这个悲剧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全然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或者应该说，１９５８年以前他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Ｐｅ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他应该感谢１９５９的天旱，并且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把坏事变成好事。
王的报告中谈信阳地区５０—６０年的刘毒，很直率。他说，这里，这二年中劳动力的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生产队的遗址。王还谈到所谓信阳事件和光山事件，可惜事件详情我不知道，王也未详细谈到。来后我和农民有过两次在这方面的接触，一在上月月底筛粉煤灰的时候，参加砌砖的一个东岳社员谈到他家死了三人，５０％；一是从淮河滨返来时和机耕队的一个铁匠谈话，他说他家七口死了五人，那就是７０％了。可是，现在这里机耕极普遍，东岳机耕２／３，每亩耕作费八角，连耙为１．２元，耕作面。积扩大，一季小麦，一季蚕豆可收二百斤，人畜两旺，创伤是完全恢复过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这里颇似苏联集体农庄：机耕，集体收入小，社员依靠自留地和个人养畜业以取得收入的比重特别巨大。劳动日工值为２—４角，除分粮分草外，不再有什么很多现款可以开支。而一户养母鸡可达２０—３０只，养猪可达２—４头，自留地每人０．１７亩，那位铁匠从０．６８亩自留地上，施用化肥，收获小麦３５０斤。这比大寨的集体经济的巩固程度相距实在太远。这里也发生了我思想上十年来的变化。究竟还是“同情”农民，赞成资本主义倾向呢？还是彻底革命，事事从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着眼来观察问题。要写一年总结，即准备以此为题材。从前有过再访商城的意愿，到息县来，即使不去商城，这个意愿算是已经达到了。
1970年11月8日
看来今后五年，将是集中精力搞建设的五年。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缺乏经验，独立自主的成分不大，建设区域，也相对集中于东北。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数到１９６５年，所解决的是西北原子工业基地和大庆油田两项，是迈开大步，独立自主的开端。第三个五年计划，所解决的是大西南铁路和工业系统，也为豫西、鄂西的三线建设开了一个头。第四个五年计划，当然还有重点，看起来四面开花的成份很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解决了各地领导班子问题，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确定了新的体制，确立了以省为单位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这一原则。可以预料，五年内职工人数可能增加一倍。工业产值当然会超过一倍，一五时期那种就业人数极大增加的局面，又将以稳步的姿态重新出现。
1971年2月21日
清查“五一六”运动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恐怕就算是最后阶段了，图穷匕首现，到达现在这个阶段，不能不说是清澈底了。清到这个阶段，无政府主义就会彻底肃清，群众，以及新老干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了解，当会大进一步。自此以后，路线斗争将进入愈来愈深入的阶段，其中心内容是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破和伟大的立，而就立这一端而言，在路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之后，还必须用制度把群众的创造巩固下来，举一个例，经济核算将是一种群众性运动，然而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内部的情报系统和统筹，以致财政制度、银行制度（如基建生产的划分、基建拨款问题等等），五十年代搬进来的一套四十年代苏联制度就全部不能适应，而要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看着这样的文字，真不知何以凭铅字认定“我们有顾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并不能强加在所有中国人身上，只是特指李先生及其拥趸，而“顾准”也只是他们所描画的顾准。在我看来，真实的顾准是一个在他那个时代思考着的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热爱那个时代并认真总结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顾准”，我把他称为“我们的顾准”。
李先生当然知道像我上文所引的那些日记对他们所希望传达给受众的顾准形象的杀伤力，所以就先在序言中为《顾准日记》定调。李先生说：“本来没有什么人的日记能有什么主题，但时代却逼迫顾准的日记有十分突出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呢？“首先是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日记的又一个主题是改造。”“填饱肚子”，“改造”，多少一般知识分子的“伤痕文学”都是这样的主题呀，李先生这样说就不怕有损希望“我们有顾准”一句所能传达出的那种悲壮感吗？李先生当然明白。李先生随后就搬出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一重磅炸弹，断言：“说他抛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李慎之先生不愧为借他人之酒杯浇我心之块垒的楷模。但林贤治先生不答应了。白纸黑字的事实怎么能这样生硬的抹杀呢？于是有了《两个顾准》，一个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在“黑暗而沉默的年代”迸发出“火光四射，特别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的顾准，一个是《顾准日记》中的“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顾准。是呀，这样写岂不更显得那个时代黑暗吗？连伟大的顾准都不能在那样的时代进化完全，扫除奴性，更遑论大多数中国人了，可恨！但沉重地诅咒了那个时代固然让自由主义者们高兴，可自由主义者推崇的顾准是一个人格分裂者，这也未免太使他们丢脸。于是，关于1969年到1971年的息县日记为伪作的考证反反复复大行起来，但那显然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工程。
我们就不再纠缠于李慎之和林贤治们难以自圆的那些个圈圈，去谈谈“我们的顾准”吧。
我们的顾准，从来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一个永远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社会主义的光辉事业放在第一位的革命者。“坚决不做纳吉”，这是顾准在思想最彷徨的1959年说的；三十年代不参加革命，自己就只会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这是顾准在文革的风暴中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的；而“列宁和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者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顾准在生命的终期1970年代说的。可以说，一旦投身革命，顾准就没有再陷入个人主义的漩涡，而是自觉地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20世纪三十年代，出身职员的顾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剖当时的上海职员阶层，竭力劝说职员与工人的联合，服务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五十年代，顾准较早地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和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不计个人仕途得失，在自己所参与的工作中抵制唯苏联是从的做法，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并在当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学说占据学术界的主流的情况下，写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探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的真正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因“反苏”而被错划为右派的顾准，虽身处逆境，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社会主义的事业，他虽然错把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特色的初期工业化道路误认为就是工业化上的粗暴的stalinism（斯大林主义），但他仍旧没有如庸人们一样只看到死亡，而看不到中国发展的必然方向，他说：“应该承认，stalinism（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我的行动。”1969-1971年的息县日记时期，顾准已经彻底地认同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顾准说：“农业经过合作化、公社化、大寨化，它之走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历史的比拟最愚蠢，各国人民走的路时各不相同的。”顾准说：“五七干校，理工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整党建党，只能慢慢来，但这些都不会也不能影响经济跃进。其实，经济建设也确是惟一的中心。惟有建设的开展，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和“干部”。所以这是社会生活的‘正规化’的惟一道路。”顾准说：“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我认为，五七干校所要培养的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精神变物质’，它将创造出无数新工业城市，也将在无数农村中绘出一幅一幅的改天换地的壮丽图画。”顾准说：“今后三十年，我国如果不断以跃进步伐发展经济，全国有半数以至 ２／３人口进入城市经济，粮价要调整了，外贸要占领世界市场，５０—６０年代暴发户的日本要沦为今天的英国，这是６４—６８年间逐步设想过的。”当看清了这些以后，顾准坦然了，顾准说：“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然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在1973-1974年生命末期与弟弟陈敏之通讯进行学术探讨的时期，也就是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写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的笔记并不意在于发表，所以率性而言的成分比较重，真正去探究顾准的一生思想轨迹的知音者当不会同意陈敏之所拟的这个书名）的时期，顾准做了一个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的工作，他将革命的烈火烧向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顾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贰臣逆子，他是要剥去因以往的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而附着于马克思主义的暂时性的已阻碍新的革命实践的理论观点，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为此，顾准不惜“揭批”马克思的理论老底，因为他相信“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个说法”。顾准将马克思的理论根源一直上溯到基督教文化、上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唯理主义，彻底清扫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理想的教条主义理解。理论解放的先声往往都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顾准并不意在重建能够更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庞大体系，那是几篇简短的笔记力所难及的，时代所赋予顾准的任务是辨析盲目尊崇苏联道路、特别是斯大林道路的理论误区，是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剔开理论障碍，不管是对于马克思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唯理主义的指责，还是对于列宁设想的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划向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政的反思，还是对于资本主义与西方历史的血肉相连关系、辩证法与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的探究，顾准都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顾准的理论努力是和他对于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大破大立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认同分不开的，不管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是不是有很多瑕疵，但他努力做自身时代的在场者、努力思考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而无所畏惧的精神却是毫无问题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顾准也是服务于时代的要求的。不少共产党人并没有在思想上入党，参加革命前是孔夫子的盲目信仰者，革命成功了，就要实现孔夫子那一套已经明显地不能适应工业化时代要求的做法，毛主席说孔夫子不民主，正是点中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新文化运动时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还只是知识分子范围内的批判，革命战争时期又无暇批判，所以革命成功以后，就必须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对于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则，中华文化不能得到新生（这一点，是新儒家大师杜维明也看出来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得以实现。顾准在其笔记中对孔子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甚至不惜将中国文化简化为体现政治权威主义的史官文化，将孔子思想指为禄蠹思想，“写他的评传，可以将她小丑化”也在所不惜。顾准对于西方文化的倾心，对于中华文化的指斥完全服务于时代的任务：扫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顾准和毛主席是何等地心心相通。当自由主义者在今天抓住顾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揭批”、对于中国专制传统的批判、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的肯定，而将顾准树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的时候，何曾注意到顾准对于社会主义的毫不动摇（顾准说：“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努力探索（顾准说：“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由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形式等等。”），对于在生动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萌芽的揣想（顾准说：“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还提出了‘社会主义两党制’的初步构想）？如果顾准泉下有知，顾准定然会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打着自己的旗号背叛革命、背叛社会主义的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顾准是我们的顾准，当时代向我们提出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要拿出顾准那样的勇气，勇敢地去同自由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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