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祈祷――别了，汉唐。
－、汉唐祸福。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1）
老子又说：“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熟知其极？” (2)
上面两句话都引自《道德经》，它即告诉了祸、福之源，也说明了祸、福之道。但是老子的理论并没能消解祸、福的倚伏，“熟知其极？”道出了他的无奈。当然，对于先秦的哲人们，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他们能够提出了问题已经足以说明思维的力量。祸、福之道影响了中国30个世纪，它是封建制度存在的基本规律。近代著名思想家黄炎培把它归纳为“兴衰周期率”（3），现在正在时时警示着人们。
所谓“兴衰周期率”，其核心就是反封建。关于“封建”概念，最早是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的。不过，柳宗元的“封建”概念是政体论，与后来严复引进的时代论有所不同。现代的“封建”概念则是政体论与时代论的结合。
当中国人从蛮荒中走出来开始了社会化。中国的社会化，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相互间高度的依存，中国的社会是宗法社会。历代的治国者或策士们的改革或是维新，都是以加强皇权为目标。封建制度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它体现为政体，而实质则是社会中人与人相互的关系。随着人与人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人的个性逐渐泯灭。在这里人与人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仅仅是面对大自然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强权对封建制度的强化。
元、明、清三朝是中国的社会化逐步进入僵化的时期，也就是极端的、难以为继的封建化。清末，中国人又一次有了关于社会发展的长考。通过严复的译介，时代论意义上封建也开始由西方传入。1904年，在翻译出版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中，严复把中国传统分封意义上的封建论与西方的封建时代相等同起来。这一观点，在五四时期得以强化，经过陈独秀等人的努力，在理论上把宗法社会与封建论相结合，把宗法社会、封建时代和君主专制等同。其后，瞿秋白等人又把自然经济、政治分裂等引入到封建论之中。作为政体论的封建与作为时代论的封建从此建立了联系。
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进一步的反封建以打倒土豪劣绅的形式出现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政体如何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是推翻封建政体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它必须解决民众的政治参与，因为新的政体只能是一个民主政体。但是其间出现的，以反封建面目表现的乡村民主只是一种集体的民主，并未解决如何使个人的民主权利不受官方侵蚀的制度性的保障。此后，这种大民主式的群众政治参与在中国历史中一再地出现，官僚体制则主导着这一个过程，文革就是这种“大民主”的一次典型的表演。解决群众政治参与的一系列制度性的问题以保障真正的民主，这是又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
概念之争往往掩盖了问题的讨论。关于“封建”的定义，笔者简略收集约十数种。但是，如果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封建”的定义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种。这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经过长期的讨论，多数学者肯定了的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它是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地主制”。这些认识获得了新民主革命实践的验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丰硕的成果。
其间，有蒋系的干将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战国时代已经崩坏论；或如现代所谓的自由派精英李慎之的今日“封建”之说。大约是在《发现另一个中国》，李慎之以为“封建”之说“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 又曰，封建“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但是，任何理论都必须见证于历史事实，无论用词多么激切，如果对历史影响几微，我们又何必予以特别的关注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是呵，往事如烟。当笔者写了一篇《反封建论》的时候，许多人反驳说，中国没有“封建”。影视不断地宣传清室君臣们，固然引得人们的厌恶，但是当人们憧憬汉唐盛世的时候，则已经有几分虔诚。“封建”的概念如此淡薄，是因为人们仍然不同程度地留存于封建意识的迷雾中。汉唐盛世毕竟是从深远历史中闪现的亮点。反封建，如果只讨论元、明、清三朝，也就容易多了。难的是从汉唐盛世说起，那是中华民族史上的高峰，但也是中国封建史的高峰，是中国确立封建政体的时代。
对于汉唐。宋代人也有过深切的感受和思索。理学家张载的“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4）在今天看来仍然撼人心魄，其实质就是对前期历史的否定，而怀开天下太平之志。张载在解乾卦时认为：“龙即圣人之德，圣人之德如龙德” （5），在这里他并不承认封建宗法论了，宋代儒者普遍认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6）的观点。同时，帝王师的司马光评论曰，汉武帝 “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能够做到“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能够“晚而改过”， “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7）。宋代文人耽于和平，对于秦始皇或汉武帝的武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对汉武帝以天下为念的自省之心还是给于高的评价。这种观点可能是受到司马迁的影响，司马迁在评曰：“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同时也认为：“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8）不过，历史告诉后人，宋人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成功，他们的社会变革始终没能触及社会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封建。
对于汉唐，近代史学家有过多种评论。夏曾佑以为，历代帝王是“一朝之皇帝”，而汉武帝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 （9）。说汉武是“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在于他们奠定了政治制度、拓定了国家疆土，对历史的影响久远。许倬云以为，历史人物的行为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10）。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秦汉史专家劳榦以为，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确实如此，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形成于汉唐两个伟大的时代。它曾经辉煌过，后来它衰落了，后来它又窒息了我们的民族。
人类社会，无非是处理两种关系：其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简单明瞭地说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存在于三千年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以宗法思想为纲，表现为“家天下”――从事小农经济的小家，建立在众多小家之上的皇家。官僚体制是这“小家”和“皇家”之间的桥梁。这个模式，起始于周，完善于汉、唐，延续并逐步衰落于宋、元、明、清，但是它所固有的一些体制、文化、习惯仍然影响着现代。
我们憧憬汉唐，难道我们还愿意重复元、明、清？当然不能，历史也不容倒退。专制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走进的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了走进民主社会，我们就必须反封建。其实这一个问题，我们的前一辈人已经有了十分清晣的回答：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其时的中国烽火四起、山河破碎，而国内的政局糜烂、民不聊生。词的上半阕歌颂山川，爱国情怀欲与天公试比高；下半阕则追怀古人，豪情壮志还看今朝。其境、其情的强烈反差展现了诗人博大的气度，也把《沁园春?雪》推上了中国诗词的巅峰。不过，诗以述志，这不是一般文人的笔墨，其中的意义可谓笔撼春秋。
《沁园春?雪》的公开是在1945年10月，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将《雪》书赠。
不过此词引起的反响却也耐人寻味。《沁园春?雪》的公开发表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各方和作接踵而至，一场别开生面的交锋蔚为可观。一些和作指责咏雪词有“帝王思想”，如《大公报》主笔以《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咏雪词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伍。郭沫若则以《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斥责这是“别有作用的文章，借题发挥，却且借错了题”。
关于这首词的笔战中，双方文人有上百首以《沁园春》为题的次韵之作，世称儒将的陈毅则以一首颇为犀利，足为百世舞文弄墨者戒的诗作表达了观感：“看御用文人，谤言喋喋；权门食客，谗语滔滔。……叹尔辈，真根深奴性，玷辱风骚。自来媚骨虚娇，为五斗纷纷竞折腰。尽阿谀独夫，颂扬暴政；流长飞短，作怪兴妖。”
毛泽东一笑置之，以为那些攻击足可喷饭。只是在1958年12月注文曰：“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那一段公案见仁见智，那一场争论却也证见了当时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对于封建的认识。词中的“文采、风骚”说的就是汉与唐的极盛时期，对其欣赏见之于行间，而点题之处则是瞩望于当代与未来。这实在是马克思主义论者应该有的态度。指责咏雪词有“帝王思想”者，只是线性思维。对汉与唐的肯定与否定并非矛盾。说明的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后来人对历史的继承性；也说明了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正是发展的特性维持着人类文明的存在，否则只能如同那些消失的文明，留与后人的是考古。
笔者以为，对文明的继承很重要，所以乐意探讨；也以为对文明的继承是为了发展，所以乐于批判。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所以说：“别了，汉唐。”当然，我们还应该进入汉唐史，察其荣辱。还应该进入中国史，了解汉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笔者在这里议论汉唐，目的即在于理解中国封建化的形成和演变。
汉、唐时代是中国史上两座直入云霄的高峰，足以傲视古住今来的世界列强。
汉分西汉、东汉。西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是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定都长安，共传十四帝，经历210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由刘秀建立，定都洛阳，经历195年。
有人把三国时期的蜀汉也计入汉统，亦无不可，但是既然身在三国时期，也无须割舍不得了。至于新 朝(公元9年－公元23年) ，创立者王莽。这些篡权者命如朝露，不谈也罢。
唐朝 (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武德元年(618)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唐传二十帝，历289年。
这是时间上的记载。还应该有兴衰的判别，对于历史的探讨，兴衰是必问的，不问兴衰何必问史。
所谓强汉，指的是西汉的文、景、武、宣四朝约160年间；东汉的光武至和帝，约65年。
所谓盛唐指的是太宗、高宗、武周及玄宗，约137年。
汉衰落期应从元帝始，经成、平帝至孺子婴，历经约50年；东汉自和帝以后的130年都是衰落期，其中一部分实际上与三国重叠。
唐代自755年安史之乱，一直处于衰败的阴影中，经873年开始的黄巢起义，唐王朝名存实亡。史称： “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 907年朱全忠自立为帝，国号梁。历经152年。
即然以兴衰看历史，前因后果不可或缺。
强汉造成的历史阴影经历398年。220年东汉亡，天下大乱。三 国、两晋、南北朝、隋，基本上是乱世，至 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其中的“五胡十六国 ”(304-589)，又称“五胡乱华”。祸乱不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盛唐形成的历史阴影更为久长。唐朝灭亡后中国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五个较强大的王朝。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九个较小的割据政权，另有北方的北汉势力，史称“五代十国”。后唐末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为以后宋、辽、金对峙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埋下祸根。事实上盛唐之后国无宁日，虽然有元、明、清也可以称强一时，从社会发展与民生的角度看，这三个极为专制黑暗的朝代只能以乱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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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2）《道德经》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3）兴衰周期率：１９４５年夏，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未来新中国的对话中，黄炎培提出：“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4）张载：《张子语录》之横渠四句。
（5）张载：《正蒙.大易篇》。
（6）《礼记?礼运》。
（7）《资治通鉴》。
（8）史记――孝武本纪》。
（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10）许倬云《创造历史的汉武帝》序。
血与火的祈祷――别了，汉唐。
二、日出汉唐。
太阳升起又落下了，但是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日子就这么过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
汉、唐盛世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混乱被秩序所替代，政治上的清明驱走了腐败；敌人被打跨了，大地上的炊烟代替了烽火。。。。时间大约350年，和3000年相比，是少了些；和我们民族的屈辱和痛苦相比，却是我们永不枯竭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所谓汉唐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的157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含文景之治、武宣盛世；东汉立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执政的65年，即：公元25年到89年，这里有明章之治；盛唐则含太宗、武则天、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0年，主要有贞观、开元之治。在这前后约350年中，汉、唐人以儒家文化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政体，以强大的实力开拓和保护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二者奠定了现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一）政体的确立：
相对于先秦，汉唐的政体是成功的。善于思考的唐人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指出，汉朝分封诸侯之初，郡县和诸侯国各半，却“有叛国而无叛郡”。后来继续沿袭郡县制的唐朝，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因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后来的毛泽东对郭沫若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也是对始于秦而形成于汉唐的政体的肯定。
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始自秦。秦始皇“继六世之余烈，振长策以御宇”（2），秦朝的建立是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尽管秦失败了，但是失败本身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汉相萧何很明白这一点，因此攻下秦宫的时候，萧何抱去的是秦的典籍规章，汉承秦制而有革新。汉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度建立了，服务于这一体制的文官制度确立了。这一体制在唐朝进一步得到完善。其后，中国土地上的任何民族入主中原，或是朝代的更迭，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扩延为广泛的意识和习俗，即为文化，名之汉文化或谓华夏文明。所谓中华民族，其实就是接受了汉文化而形成的民族。
汉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顺天应人的过程。汉初定，萧规曹随，与民休息。史载“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也”（3）。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4）。汉初政治的特点是道家的无为之治。“其政闷闷”（5），而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6）。笔者以为，这或者就是后世所谓自由主义的原生态。所遵行的理论如：“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7），是有点放任自流的味道。
对于汉初的“休息无为”，后来的大儒董仲舒则持否定的态度，他写到：汉弃秦之“度制，而各从其欲”（8），然“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贪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故“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这里说的许多毛病基本上也就是自由主义社会的特征。汉初的诸侯藩王是很有实力的，制度上的松散为社会的安定留下的是致命的隐患，七国之乱就是证明。
所以董仲舒认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9）。董仲舒以为，汉刚刚经历大乱，应该适当减少一些周文王的宽和，建立夏朝的忠信。这里所说的“宽和”与“忠信”指的是诸侯王和官吏的治理。他的劝说符合当时的形势，是一个从集权到分权，又从分权到集权的演变。因此投合了汉武帝的需求，于是汉武帝“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10）。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以“独尊儒术”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并采用法术、刑名，以加强统治。颁行“推恩令”，削弱割据势力，设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一过程，柳宗元表述为：“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 （11）
要说明的是，汉盛世所提倡的儒学是经过改革的儒学，汉宣帝对此有过准确的说明：“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2）。以此观之，汉体制的确立是在汉武帝时期，以后的变化基本上以其为轴线。
经过了西汉衰落期及新朝、赤眉之乱后，东汉再现光辉。汉代诸帝，光武第一。这个第一是仁政第一。不谈光武不知强汉之美好。光武帝是开国之君，很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表现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宽仁视下、俭朴自律，革新去弊、移风易俗，解放奴隶、德以致远。是儒学境界上一个典型的圣明君子。
光武帝是个学有所成的太学生。倡儒学，以仁爱、忠恕治国，正如其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光武帝是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但是他在回答太子关于武德的质询时这样回答：“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由于前朝王莽的复古，恢复了奴隶制度。光武帝的执政后十分关注奴隶的解放。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此类诏书在光武帝任内共有9次之多，足证关切之至。
光武帝执政33年，不治宫室、无巡游劳民之举，自奉俭朴。能够做到这个份上的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笔者敬而记之：
建武六年十月，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记此“无有隐讳”；
建武七年三月，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记此“不得言圣。”；
建武十三年正月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记此“不得有所献御。”；
建武二十五年，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令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古代帝王视死如生时，寿陵是个不可或缺的大文章，光武帝自奉如此。
这一个仁德之君极其关注民生，计数建武六年就有三次为民解困的诏书，如建武六年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等等。
在光武帝任内，为革新去弊坚持了精兵简政，移风易俗。如：
建武六年六月，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建武七年正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建武七年三月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光武帝及其影响及于明、章二帝，东汉儒术治国，大兴学校，同时“老子化胡”――从西域来佛教已经立足，其时可谓风俗醇厚，天下太平。此三朝总结西汉经验， 对后宫、外戚、官吏约束极严，但是给于仕人一定的自由。于是有了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13），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的士节，影响东汉二百年。笔者在《从“存天理，灭人欲。”看儒家精神》一帖中记述“党锢之乱”中仕子们的浩然正气，这个浩然正气即源之于光武帝时期的培植，也对后来的中国有极大的影响。
孔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4）能够实现孔子理论的朝代，大约只有汉光武帝一朝，谨记之：
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建武二十三年十月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
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诣西河内附；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春正月，南单于遣使诣厥贡献，奉蕃称臣；
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厥朝贡；
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
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
建武三十年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
中元二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上述资料见之于《后汉书》（15），是南朝宋·范晔的大作，大约无须吹牛拍马。笔者不遗余力地把它们摘录下来，实在是为了证明历史上的中国也有一些理想中的朝代。
但是，这期间的政体仍然有许多弊病。主要是文官制度建立了，文官的选任主要依靠各地豪强的举荐，即“举孝廉”制。这就为豪强干政、帝权旁落留下祸根；也为皇帝利用宦官以抗衡豪强，导致宦官干政留下了祸根。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在汉一代，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汉后，有近400年的社会混乱。隋存世的时间不长，但是隋文帝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却甚佳，并且为唐所继承。隋的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压制士族，扩大皇权，主要的手段便是科举制、六部制、均田制。唐朝建国后，继续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制及租庸调等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也在前代制度上加以整理改进。一系列改革为唐代的“贞观之治”和 “开元之治”奠定基础，使中国古代民本之“仁政”达到顶峰。
真正确立“独尊儒术”的是唐代。唐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16）唐太宗亦好儒，“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又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后来的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以为《儒学篇》。”
而“独尊儒术”最为关键的一招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
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开辟了学子入仕的通道。论门第、看势力、任人唯亲的时代在理论上是结束了，这是体制完善的标志，是历史的进步。当李世民站在皇城端门之上，望见众多士子鱼贯而入一搏科考的盛况，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17）他非常了解知识的重要，他需要更多的、有才能的人帮助他建设新国家。这确实是个英明之主，其后千百年亦难得此君。
以儒学经典为考核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在组织形态保证了儒术独尊的地位。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庙宇、圣殿之类固定的场所用于传播信仰，维持信众，成为建立体系的本源。而儒学的传播则主要依赖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是建立在儒学的教育之上的，促使儒家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导向。对孔子的崇拜是对知识的崇拜，对知识的崇拜是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永不枯竭的力量之源。盛唐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中华民族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科举考试制度是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比之于世袭制、血縁观念形成的固定的等级制有了进步。而唐结束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就是至今为西方称道与效法的文官制度。汉、唐选拔人才的标准，重德行、学问和能力，于是有了人才济济的局面。尤其是唐代，“贞观之治”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世绩等；“开元之治”有姚崇、宋璟等人。
唐太宗李世民留给后人深刻的印象。他以为，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此他即重视选官用人，又严格考察都督、刺史的政绩，“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18）；他对于自己同样不敢放任，与大臣魏征的对话就是千古警句，李世民：“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19）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的大臣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之辈，也成了后世文官的楷模。盛唐的政体及其实践奠定了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
中国人在汉、唐期确立的政治、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国人称为“汉人”或“唐人”并非想当然，我们为汉、唐确立的异于蛮夷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帝国伟大的传统而骄傲。
二）生存空间的确立：
最值得一书的是军事，汉武帝北征匈奴，南定两越。其领土的扩张为中国人的生存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已经纵横于中国的北方。公元前２００年，汉高祖刘邦率３２万步兵征讨匈奴，却在白登山为匈奴４０万精锐包围。白登一战，匈奴威名远播，其后的汉朝只好采用和亲政策换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弱国无外交。和亲政策毕竟不能平息匈奴人的骚扰。匈奴年年小犯，时有大犯，汉朝边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卧，将吏身被甲胄而睡”（20），贾谊建议汉文帝要“猎猛敌”，对付匈奴。大臣晁错对策汉文帝，认为要“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21）。朝廷上下气愤而无奈。
所谓“文景之治”，它包括：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对内减免严苛的制度，采取了“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方针；对外采取容忍的外交策略。也就是强汉前期的韬光养晦的年代。这种情况勉强维持了７０年。到景帝末期，休养生息之后的汉朝元气大增“京师指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2），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40万匹之多，特别是在北方，家家有马，人人善骑。
７０年不鸣，为汉武帝的一鸣惊人做足了准备。卫青、霍去病适逢其会，建立不世之功（23）；司马迁生当其时，见证了这伟大的时刻。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锻炼了汉军，不拘一格地选拔了良将。公元前127年，卫青领兵出云中郡，渡河西进横扫阴山以南的匈奴属部，收复秦朝旧地陇西，随后督筑朔方郡城、补建秦朝万里长城，阻匈奴于阴山以北。公元前119年春，又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分两路进军漠北。卫青出定襄，过长城，深入大漠歼匈奴1.9万人，匈奴一蹶不振。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二度率骑兵进击匈奴，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李白《胡无人》诗云：“。。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此等气势能不令后人生敬仰之心。
这种气势维持到汉元帝时，终于有人喊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24）的豪言壮语，让以后千百代的中国人激动不已。史载：孝元皇帝下建昭四年（丙戌，公元前三五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师。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此案过后，不肯臣服的匈奴人已经消失在汉人的视野里了。
唐朝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朝代。西部的突厥在中原混乱之际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连年入寇，北边数千里几无宁日。唐立国，太宗即于630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644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翦灭。在西域，太宗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建立四镇。在西南，则绥服了吐谷浑。西藏之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使者王玄策调吐蕃等处兵，平其内乱。契丹、西藏、安南、大理等地区也被收服。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予以戡定分置两都督府，其所辖的府、州，西至波斯。当其时，唐边界西至里海，北到贝加尔湖，中亚、东北亚地区大都在版图之内。（25）
后人知否？这就是大唐，我们光荣的祖先。
后来的慈禧太后们有“海防”、“塞防”一争，可惜议百防而不得一防。但是唐代的中国人却不屑于此类争论，争战本来就在沙场上。
“试看今日之远东，竟是谁人天下。”这个口号是由唐代中国人喊响的。四世纪以后，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到了唐朝，三国互相投靠中、日两大国以为恃，互相争斗。唐朝对朝鲜半岛三国的矛盾，皆以平等友善之态度劝解，中国人从来都是讲和平的，即使极盛时期。
643年，不知好歹的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断然拒绝唐朝的调节，使和平进程中断，唐朝于645年派薛仁贵征东，和新罗结盟灭了高句丽。在这次战争中，日本站在百济和高句丽一方。659年，百济在日本的支持下进攻新罗。新罗求援于唐。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文率军十三万东征百济，百济王义慈和王室成为俘虏。日本又决定支援百济复国，派军队渡海驰援。在白江口，正好与大唐水军对峙。当时日军有战船四百余艘，唐与盟军新罗只有一百七十余艘，兵力上也是日军占优。日本统帅放言：“此一役或可让中国军知天朝神威”。可惜碰上的是智勇双全的盛唐军队，唐军以少胜多，日人一败涂地。百济国也随着日本海军的覆灭而彻底灭亡。（26）《日本通史》写道：“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日本举国惊恐。669年，盛传唐朝将出兵日本，日本朝野一片惊慌。当时唐朝对外的声威，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小日本又何足道哉。得到探子密报的日本朝廷惴惴不安，天智天皇因之积忧而终。
现代的一些评论家以为日本不肯为入侵中华道歉，是天性使然。让我们看看唐代的倭种天性若何。史载：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又“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开成四年，又遣使朝贡。”（27）
倭人性情何以古今异形，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今国势差别，其他议论皆谬论。欲服倭种，唯有强力，能不效法唐人？
相比较，唐在西部的成绩更加显赫。郭沫若先生考证，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即在今日哈萨克境内，并非虚言。唐代自李世民始，在西域基本上采取亲善、怀柔、安抚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纷纷显示臣服大唐之意，李世民获得“天可汗”之赞誉。在对外开拓上，唐太宗与汉武帝相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征服是恩威兼施的结果，唐西域守护神的高仙芝就是这个政策所锻造的英雄。
开元末，高仙芝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的首功为“征小勃律国告捷”（28）。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原为唐属国，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后来吐蕃兴起，“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小勃律国即其一，也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747年，唐玄宗任命高仙芝率步骑一万进讨小勃律。高仙芝智勇兼备，“遂平其国”。九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班师回安西。自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749年十一月，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叶护失里伽罗上表唐廷说，朅师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尔）王亲附吐蕃，欲发兵击破朅师国，请求唐朝调发安西兵助战。高仙芝奉命出军，遂于翌年二月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
可惜高仙芝自此过于狂妄，749年12月，高仙芝上奏石国（昭武九姓之一）无蕃礼节，经唐朝廷允许后发兵进攻石国。高仙芝派人先与石国约和，然后乘其不备，出兵掩袭，遂俘虏石国王及其部众，胜利而归，并尽杀其老弱。高仙芝为人贪婪，掠得石国瑟瑟（碧珠）十余斛，黄金五六骆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高仙芝以欺诈的手段攻破了石国，并大肆杀掠，石国王子将此遍告昭武诸胡，激起了他们的愤慨，便暗中联合大食国共同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获知此事后，遂于其年四月亲率蕃、汉兵数万进攻大食，深入其境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军遭遇，双方激战五日，未见胜负。在双方相持的重要时刻，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夜间逃跑。这次战役，“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千余人”。
怛逻斯战役之败是唐代在西部战略失败的转折点。不过真正失败于西部的原因是安史之乱，因为乱前的大唐是从不言败的。
三、文化、经济
汉唐盛世的政治清明和对外的强势，为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环境。而文化、经济的成功又表现为强大的国力支撑着汉唐盛世的展开。其实两者是互为促进的，这一点很值得现代人的思考。
文化：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来各国的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期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汉文化。
在哲学、文学和撰史以至于诗歌、绘画、音乐等方面，汉代达到了是空前的繁荣。汉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代表者司马相如一生所作文、赋 “连篇累牍，不厌其繁”（29）。这位辞赋大师宣扬了盛世的声威，显示了强汉时代创造的物质文明及其才智与功绩。当然司马迁是中国文、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其成就犹胜司马相如一著。笔者少年时代阅读《史记》，不禁神往。董仲舒在儒学上的造诣与影响更是儒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东汉初则有思想家王充。史学上有纪传体的断代史书《汉书》。文学方面的散文、乐府，其代表作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中期的张衡不但是思想家、文学家，也是科学家，他的浑天仪和地动仪科学地观测了宇宙和地震。蔡伦则发明了造纸的工艺。佛教也在东汉出现并盛行，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
盛唐的文化又是一个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家，李龟年等乐师，宇文恺等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史学家，玄奘等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杰作的无名雕塑家和壁画家也都隐没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经济与科技：赶走匈奴，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汉代在西北边地屯田，修长城，筑烽燧，又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成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西汉的农业已经普遍应用牛耕和铁农具，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冶铁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煤已经成为燃料。纺织业使用提花机，是纺织技术的一大进步。汉的制作工艺水平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汉墓出土的文物看，其做工精细，工艺考究，不亚于今日。
光武帝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又在全国兴修水利，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和帝时，罢盐铁之禁，炼铜和铜器制作，丝织业等都有了发展。东汉商业发达，洛阳成了全国商业中心，南方的扬州、荆州、益州的手工业商业也都很兴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章帝、和帝时，赖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畅通。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农业方面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其他徭役、捐税也轻于汉代。这些利民政策都是以经济发达为基础的，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代农民制造了曲辕犁，并创造了新型灌溉工具筒车，大面积兴修水利，开垦大量荒田。唐代的手工业有大的发展，定州、扬州等地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邢州白瓷、越州青瓷更是著名的“唐三彩”。。。唐都长安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这也是一个人丁兴旺的时期，至开元20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盛唐，民生富庶，府库充盈。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能不赞盛唐。
汉唐盛世令人瞩目。它所确立的政体至今影响着我们；它所拓定的疆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热土；它是我们民族极盛时期的标志，感召着每一代的志士们奋发向上的激情。我们为它思绪如潮，它的启发是我们民族永远取之不尽的宝藏。
不过，盛世不再，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是沉浸在血与火之中，这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读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唐确立的政体存在的缺陷。
汉唐盛世所确立的政体就是封建制度，它是在混乱的战国之后和更为混乱的五胡十六国之后建立的。它具有的典型的特点就是秩序的建设，常常需要人们牺牲自己生存的欲望以满足它的要求。而主要的缺陷还在于，作为这个体制的核心，名为受制于天命，实质上受制于政治斗争的胜负，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所以，所谓来者是“明君”或“昏君”，只有鬼知道。这个体制核心的扩延就是官本位，一种尊上而卑下，附强而凌弱的制度。官本位不足以明君王之德，却可以把的君王失德的影响无限扩大。“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30)就是这样形成的。“官逼民反”也就是这样地产生的。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民众对它的否决只能使用强力，而没有其他的任何途径。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民众的无奈和悲苦，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常常以残酷的战争来纠正社会的弊病。
后来的元、明、清三朝把这个制度演化至暗无天日的专制。人们再也无法演绎着这古老的逻辑了，反封建的钟声也就从汉唐盛世响起了。
：壶公评论 [email protected]
注：
（1）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
（2）西汉贾谊《过秦论》。
（3）《史記卷五十四》。
（4）《孝文本纪》。
（5）《老子．五十八章》。
（6）《老子．八十章》。
（7）《老子．五十七章》。
（8）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八卷度制》
（9）《汉书卷五十六》。
（10）《汉书卷六》。
（11）柳宗元《封建论》。
（12）《汉书卷九》。
（13）《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一》。
（14）《论语－季氏第十六》。
（15）《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
（16） 《旧唐书－儒学》。
（17）五代·王定保《 唐摭言卷一 》。
（1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19）《新唐书·魏征传》。
（20）《汉书卷四十八》
（21）《汉书卷四十九》。
（22）《资治通鉴卷二十三》。
（23）《汉书卷五十五》。
（24）《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52）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三十八章》。
（2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 》。
（27）《旧唐书― 东夷》。
（28）《旧唐书－高仙芝》。
（29）李景星《史记评议》。
（30）《道德经》。
血与火的祈祷――别了，汉唐。
三、汉唐落日。
汉宣帝，何许人也？史载：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生数月，遭巫蛊事，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1）
察汉、唐盛世时期的诸帝，都有一份血泪史，却平白添了许多朝气。如果霍光没了伊霍之志（2），中国的游侠传中也许就多了一个武林高手，少了一个有为之君。即便如此，中国封建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无法改变其必然衰落的趋势，其原因则在于后来的皇帝基本上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汉元帝即其一。孝元皇帝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3）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西汉的衰亡始于元帝，元帝的失政则在于任用一些腐儒。时人评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或“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于是好好的一个天下阴气十足了。王昭君还得去和亲，陈汤“果真是‘气吞万里如虎’。”（4），不遇明主也难有作为。对外的懦弱，必然表现为对内的暗昧。自汉元帝始，汉朝廷基本上受制于外戚与内宦，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西汉灭亡。
西汉是这样灭亡的：
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其上印、绶，罢。”贤即日自杀。新都侯王葬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元始元年春正月，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5）
这个后来篡汉的王莽就是汉元帝老婆王政君的侄子。元帝之子成帝也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小哥儿，他的政权就是他娘及外戚王氏的政权，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家财亿万。哀帝时，王莽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干预朝政，结果失势。平帝时，王莽复起，排除异己，树立党羽，收揽民心，笼络儒生，为支持自己篡位夺权做准备。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遂于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亡。
荀子曰：“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6）封建皇朝，其实很脆弱，就象二岁的孺子婴。封建制度因为不合理，本身的脆弱和因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元帝以后，宦官外戚得势，政治腐败，豪强势力增强，流民增多，农民起义不断。到了王莽手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所谓的“托古改制”的新政，沉重的赋役徵发，残酷的刑罚，加上连年灾荒，终于引起全国性绿林、赤眉军起义。（7）
东汉基本上蹈西汉复辙。光武到章帝的几十年间尚有点生气，后来的几个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公元89年，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统治权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外戚与宦官的势力做大，帝后与外戚、宦官交互临朝执政。顺、质、桓三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二十年，财富积累达三十亿。史载：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桓帝，肃宗曾孙）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使冀持节迎帝入南宫，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然，外戚受损，内宦更张。“壬午，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于是旧故恩私，多受封爵。于是宦官当道，激发乱世。（8）
东汉中央政权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形成了门阀政治。东汉后期朝廷中一部分官员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品评时局的清议派，对宦官外戚专政不满，遭到了报复，形成了「党锢」（9）之祸。桓帝以后宦官更嚣张，公开卖官爵，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社会上流民遍地，暴动不断出现。灵帝时，北方爆发了有组织的黄巾大起事，终于瓦解了东汉。地方豪强这时乘机在各地拥众独立，相互争斗，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
这一个过程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有两个基本的原因：
其一，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10）。晚年的汉武帝有着强烈的自省心态，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11）这个“仁圣之所悔”在中国封建史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它对后人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后人，甚至以后朝代的人们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的这一段对自己的总结有极大的偏差，至少是后来中国人形成懦弱性格的一个原因。毛泽东对秦始皇和汉武帝持肯定的态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对他们对战争，也就是开疆拓土，捍卫国家的行为的肯定。对外的软弱必然导致对内的暗眛，也必然导致国家的困苦和民心的丧失，这也是后来宋亡的根本原因。秦始皇和汉武帝过激了，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毛泽东谓之略输文采，但是他们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后人难以达到的；
其二，就在于封建宗法制度约束了继承者的选择。强者生存，适者生存的原则无法体现在制度中，却和制度形成格格不入的对抗。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也从“天下之道”的角度评论过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以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可是封建制度则导致：“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进而“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在这样的世道下“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柳宗元质问到：“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他坚定地指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种制度导致的恶果不仅仅是对于社会，对于帝王家来说，悲剧在汉代及以后的朝代中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乱世，典型地表现为宫廷政变。以此论之，封建制度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性构成了中国的悲哀。
经过近400百年的混乱，唐人多少纠正了汉人的偏差，从汉人的忏悔中走出来了，克服了汉人的懦弱。或者，其原因仅仅只是因为比汉代皇家有更加丰富的血统。
史家常常把唐的失败归因于骄兵悍将，因此导致了宋代的“杯酒释兵权”，以及更加懦弱的文人政治和更加强调忠诚和纪律的理学思维。这一种错误的总结也直接导致了中原汉民族失去了全国的政权。也把中国推进更加残酷的专制。但是，当我们的立场离开皇朝以及纠正为它的辩护，我们发现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是我们可以得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唐太宗之后的唐帝王们骄奢淫侈，到唐玄宗晚年为甚，后人斥之“唐乌龟”。唐败亡的原因在于此。
当然唐玄宗的骄奢淫侈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诗人杜甫笔下的“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可惜，物质上的过度的享受导致了政治上的腐败。常常，富裕不是好事。唐玄宗晚年发生的一叛乱、二奸相、三冤案是相互联系的，与唐玄宗的腐朽生活和狂悖心性有直接的关系。终于种种矛盾瞬间爆发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渔阳鼙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应运而生。
二奸相指的李林甫和杨国忠。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巨大的权力，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司马光记载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李林甫以一已之私变更制度，置国家于薪火之上。
李林甫曾祖是高祖李渊的堂弟，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起家，权倾一时。残暴专横如安禄山，对李林甫也惧怕十分。李林甫位极台辅，掌握权柄数十年，只知蒙弊皇帝，陷害同僚，排除异已。司马光记：“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晚年的李隆基“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逐渐开始了自我毁灭的历程。观之历史，这也是封建王朝的不归路。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掌权。司马光记：“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裾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馀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陕郡进士张彖评论杨国忠曰：“吾辈依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吾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当然，在任人唯亲的时代，此类名堂亦不足为奇，只可怜天下与苍生了。
杨国忠与安禄山（平卢、范阳、河东三道节度使）关系紧张，“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因此。杨国忠屡屡进言唐玄宗告安禄山谋反。对安禄山以 “数以事激之”逼使速反，籍以取得玄宗的信任，“禄山由此决意遽反”。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声称入朝讨杨国忠起兵二十万，直逼长安。由于“海内久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拉开序幕。此时政治的腐败一览无余，安禄山兵进河北，河北守臣尽降，以至于唐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郡，怎么就颜真卿一个忠臣！”
自以为得计的杨国忠却“洋洋有得色”，声称：“旬日之间，我肯定让安禄山的首级献于阙下。”其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自动请缨：“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计日取逆胡之首以献阙下！”玄宗当即命封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同时，又命荣王李琬为帅，高仙芝为副帅，太监边令诚监军统诸军并进。
这就是三大忠诚、强悍的将帅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走上被冤杀的开始。（14）
由于招募之兵怯于战阵，封常清挡不住安禄山，叛军攻陷东京洛阳，纵兵杀掠。面临叛军压境，高仙芝修茸城池，力守潼关，待机而动。不幸的是高仙芝与太监边令诚本不相合，边数私求于高仙芝，高仙芝不应。唐书载：边令诚初因言其逗挠状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帝大怒，使令诚即军中斩之。令诚已斩常清，陈尸于蘧祼。仙芝自外至，令诚以陌刀百人自从，曰：“大夫亦有命。”仙芝视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为节度，今与公同死，岂命欤！”遂就死。冤枉哉，高、封二帅！
唐玄宗不知好歹、自折栋梁，竟然杀二将以威众。将士之忠诚无奈于太监之淫威。封常清慷慨受刑前留书：
“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
这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这样写到：“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矛。生死酬恩，不任感激。。。”可惜在那样一个腐败黑暗的时期，区区忠诚何济？
唐玄宗一日杀二将，威风已极，下一个倒霉的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哥舒翰何人也？“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15），可见其英勇。李白有诗云“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畅万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16）。唐代不缺悍将。可惜哥舒翰死在权臣杨国忠手中。唐书记载：
或说翰曰：“禄山本以诛国忠故称兵，今若留卒三万守关，悉精锐度浐水诛君侧，此汉挫七国计也。”国忠大骇，入见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关而无后殿，万有一不利，京师危矣。”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谋久不决。
国忠计迫，谬说帝趣翰出潼关复陕、洛。帝入国忠之言，使使者趣战。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东，恸哭出关，次灵宝西原，与乾祐战，大败，翰收散卒复守关。于是火拔归仁等（哥部将）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日覆没，持是安归？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归仁执翰以降贼，京师震动。
由是威风耍尽的唐玄宗只好于7月12日逃亡四川。也就在三日后发生了马嵬驿兵变，记之：
756年7月15日，也就是玄宗逃亡三日后驻入马嵬驿。随行的禁卫军无粮，引发了对宰相杨国忠的怨恨，士兵击杀杨国忠后，恐其妹杨贵妃报复，要求唐玄宗杀宠妃杨玉环。为保自身，唐玄宗令将杨贵妃缢死。多情的唐玄宗从此一蹶不振，将皇帝位让给太子李亨。不久李亨就在灵武继皇帝位，即唐肃宗。
荀子云：“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乱祸福也。”（17）骄横者能不以此为戒。
唐玄宗李隆基 (712-756)是唐代的中兴君主，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明皇。英武有才略，在李唐危难之时，挽狂浪于即倒。重振文治武功鼎盛时期，世称为「开元之治」。唐玄宗后期，宠爱杨玉环，不理朝政，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终于酿成了755 年开始的安史之乱。
汉失于稚儿，唐溃于昏君。说李隆基是昏君似乎委屈了他，但是从繁花似锦到狼籍潦倒，皆因其一手造成，家国败而妻子不能顾，又怎么不是昏君。深究之，则还有一问：是李隆基之罪，还是封建制度之罪？
走上李隆基狂悖之路的并非一人，即使是皇家女子也有过许多出彩的表演。先有武则天称帝，再“及唐隆元年六月，韦后作逆称制，伪尊温王。”后有太平公主“权移人主。”
例如，“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其得势之时，“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因帮助睿宗得大位， “ 公主由是滋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太平公主失败后“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18）
只是因为李世民、武则天以及李隆基前期的精明干练，克服了封建体制的种种弊病，导演了盛唐。其实唐朝一直都在危机中。其中引起动荡的宫廷政变达11次（19）：
1、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秦府将尉迟敬德入宫，请唐高祖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旋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诏：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八月，传位于太子，是为唐太宗。唐高祖称太上皇。
2、684年，二月，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
3、690年，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降皇帝李旦为皇嗣。
4、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以羽林军杀张昌宗、张易之，迎太子李显即位。二月，复国号为唐。十一月，武则天死。
5、707年，太子李重俊矫制起兵杀武三思父子。兵溃，走终南山，被杀。
6、710年，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杀唐中宗，立温王李重茂，是为少帝。韦后临朝听政，谋效武后所为。相王子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起兵杀韦后、安乐公主等。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以李隆基为皇太子。
7、713年，太平公主阴谋废唐玄宗，当时宰相七人，党于太平者四（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唐玄宗与宰相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命王毛仲杀萧至忠、岑羲等。窦怀贞自杀。赐太平公主死。上皇下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 崔湜流远地，旋改赐死。其余党羽或死或黜，人数甚多。
8、820年，正月，宦官陈弘志杀唐宪宗，托言服金丹毒发而卒。
9、827年，十二月，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
10、904年，八月，朱全忠（朱温）使朱友恭等杀唐昭宗。
11、907年，四月，朱全忠迫唐哀宗禅让帝位，改名晃，国号梁，是为后梁太祖。废唐哀宗为济阴王，次年杀之。
唐朝的灭亡是这样的：经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唐王朝名存实亡。史称：“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20)，又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21)。藩镇之间互相攻战，宦官与朝官斗争越演越烈，藩镇与宦官、朝官互为援助，“挟天子以令诸侯”。903年，当时势力最强的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控制了唐昭宗，杀宦官数百人。904年（天祐元年），朱全忠杀宰相崔胤等。其后又杀昭宗及宰相裴枢、崔远等朝士三十余人杀死。907年，朱全忠自立为帝，唐朝亡。
１９４５年夏，近代思想家黄炎培论史曰：“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汉唐盛世已经去远，落日的余辉散尽，悄然而至的是无边的黑暗与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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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
（2）《汉书卷六十八》 (3)《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
（4）《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
（5）《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
（6）《 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 》。
（7）《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七》。
（8）《后汉书孝桓帝纪》。
（9）《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六 》。
（10）《盐铁论》。
（11）《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 》。
（12）《道德经－检欲》 。
（13）《资治通鉴二百一十六》。
（14）《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四》。
（15）《唐诗三百首》：西鄙人《哥舒歌》。
（16）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17）《荀子第二十二·正名 》。
（18）摘自《旧唐书 －外戚》。
（19）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2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
(21) 《资治通鉴二百五十九》。
血与火的祈祷,别了汉唐。
说明：本文五帖，其他三帖在“中华主义”栏。邀请讨论。
四、血与火的祈祷
冰雹和狂飚鞭打的，是土地；承受祸乱和灾难的，是人民。在人民的生存权无法获得保障的时代：衰，百姓苦；兴，百姓也苦。（1）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时代。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 》中对封建充满了歌颂。他引用了中国封建理论的祖师荀子的文章，因为彼初“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因此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所以柳宗元以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种描述如同神话一样的完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置春秋战国残酷的争战而不论，视混争时期民生的艰辛于不见。柳宗元如此描述的原因只是企图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树立一个榜样，如同孔子一代人喜欢歌颂“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或如同现代的一些精英把恐佈的美国描绘成天堂。柳宗元是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一员，是宦官、藩镇、保守官僚的对头。唐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之一。
在返回现实的时候，柳宗元的观点真实多了。他的《捕蛇者说》借助一捕蛇人对其悲惨身世的自述，讥讽时弊，暴露现实，反映人民疾苦。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同为中国古代揭露政与民关系的经典之作。柳宗元写到：“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荷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封建皇朝是战争和掠夺的产物，自秦之后，列代莫不如此。封建制度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因为马下之治来自于马上的征讨。所谓治平时期，只是徭役之余能够让人民生存下来的时期；在政治腐败时期，土地兼并、横征暴敛则民不聊生；至于混乱时期，民众的愿望只能是“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2）了。
封建体制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如果又碰到灾荒，民众只有揭竿而起；但是这种起义多数是失败的，基本上都成为豪强新一轮争天下的开始；多数的朝代，还引发异族的入侵。这是血与火的三步曲，人民的鲜血，一遍又一遍地洗刷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教科书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占有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以皇家及其官僚附庸为核心的占有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享有绝对的权力；农民以及社会大众作为被掠夺者，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维持生命的价值仅仅只是为了支撑皇朝的统治。正如《诗经?小雅?北山》写到的：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吾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事独贤。
诗人为君王奔忙，连父母都不能侍养，故心怀愁苦。诗人是“士子”，百姓更如何？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压迫犹胜，民生更如何？
没有制约的权力和没有限制的物质享受为占有者――统治者带来了骄奢淫侈。即使圣明如唐太宗，也曾经说过：“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3）
封建社会是宗法社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在皇权的支撑下肆无忌惮。顺、质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二十年，财富积累值钱达三十亿。等于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唐代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受到整肃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4）这种典型事例历代不绝，更普遍的则是政策引起的酷烈，例如土地兼并，犹如近代的贱卖国企、破产兼并等等。唐朝此类名堂是最多的，例如借荒（政府给予或借给公私荒地）；牧田（政府把荒地或山地赐给作为牧场养马）；潜停客户（吞并破产农民的土地）等等。官僚、地主们本来就占有大量土地，如永业田、赐田等，通过上述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他们更是阡陌连云。唐代宗宰相元载，于都城“近郊起亭榭。”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5）；唐文宗宰相李德裕据有“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6）。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州郡官吏也各有庄园。
当所有的生存空间都掠夺几尽了，农民又如何生活？只能为庄园主做庄客、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交田租。苟能存活，亦邀主人之庇护，做人如此与牛马何异焉。
西汉初期是盛世，但民生亦艰。汉景帝的重臣晁错嗟叹西汉自耕农的贫苦：“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即使“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如果碰上“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7）。
在汉武帝的老师董仲舒的笔下：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为了生存“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种情况“汉兴，循而未改。”（8），这里说的“汉兴”是“文景之治”。
西汉时农民受剥削最严重的程度是什税五，就是50%，苛剥已极。就是后来篡权的王莽也说过：“汉氏减轻田赋，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9）。
盛唐时期，也不免横征暴敛。明代的黄宗羲在论及其时自耕农生活之艰难记下：“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对此老先生叹曰：“嗟呼！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10）。
唐人陆贽以为：“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11）。
不仅仅是赋税，作为承受者的民众还必须担当起政权运作的种种特定的费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二次伐高丽，朝廷认为蜀地多年升平必然富足，决定由川人造船，但是“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12）。
毫无人性的掠夺、剥削和压迫在唐代的诗歌中也多有反映：
唐张籍《野老歌》云：
“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食。”
农民的收获在官仓里化为土，而他们自己只能以橡食果腹。
皮日休《橡媪叹》（意译）：
是深秋了，成熟的橡子散落在榛芜岗。
满面饥色的老婆婆呵，在晨霜零落的草地上步履蹒跚。
她拾掇着橡子，一会儿能有一握有余，一天也总能有一筐之多。晒一晒，蒸一蒸，这就是过冬的粮。
山前面是即将收割的稻子，颗颗涨满了紫气，散着甜美的清香。
收获了，又精舂了，那粒粒晶莹的米，闪着玉石的亮光。
可是粒粒晶莹的米啊，只能交纳给官府。自己的家里那里能够存放？
可恨的是那些贪官狡吏，纳粮一石余只作五斗量。
平时在田里劳作，寻思着丰收的日子。终于盼到了收获，收获却锁进了官仓。
要熬过冬天到春天，只能是这筐中的橡子，填塞一家人的饥肠。
可笑的田成子称王了，滿嘴里的仁义道德，肆无忌惮的暴敛强征。
遇到了拾橡媪，同情你的遭遇，我为你洒泪滿衣裳。
在这里写皮日休。中国历史上有为非作歹者，但是也不乏人格高尚者，对拾橡媪充满同情的皮日休就是一个伟大人格的知识者。皮日休是湖北襄阳人，家世务农，唐懿宗咸通八年进士，官至著作郎、国子博士。880年参加黄巢起义，任翰林学士。他的诗如《卒妻怨》、《贪官怨》、《农父謠》等谴责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
唐末，这样的诗人诗作不少，例如：
二月卖新絲；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去心头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进士聶夷中《伤田家》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键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进士曹鄴《官仓鼠》
还有二首诗引得后人竟折腰：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 》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 》
诗的是不第秀才黄巢。黄巢因起义名垂青史，唐末农民起义因这样的两首充满豪情的诗作留芳千古。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并不如同诗歌般的浪漫。起义的农民即不是封建主义者嘴里的“贼”，也并非革命主义者认为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农民起义的话题极其沉重。
中国的农民是极其淳朴的。小农经济促使中国建立了一个个稳定的小家及于家族。小家与家族有着温馨也有制约，为封建制度提供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封建统治者明白这个道理，动辄以灭族镇压反抗者，即是对社会的强大威慑。在封建体制之下，农民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为了生存，那怕生活极为困苦，他们都必须咬着牙熬着。只有大量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垂亡，生存的希望已经丧失了，才出现了揭竿而起的起义。与其说农民的起义是想获得什么，不如说是为了换一种死法――轰轰烈烈地去死。正如老子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求生存而赴汤蹈火的农民并不是“贼”。
“天赋人权”中的人权包括人与生俱来的多种权力，但是被剥夺所有的中国农民只剩下对生存权的乞求了。这就造成了农民起义如同燎原之火，来势迅猛，却也容易满足。或者为豪强所利用，或者因为自身的满足而溃散。有人谓之农民的落后，为了生存权而搏杀却不能演化为对人权的追求。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农民的起义并不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是构成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没有必要否定这个事实，中国社会必须走出封建，中国民众必须在维护生存权的基础上追求更加广泛的人权。以生存权决定的体制必然导致体系剧烈的震荡――生与死、血与火的动乱，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广泛的人权之上，广泛的人权具有多方面的吸震能力，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更加广泛的人权的实现，中国才能走出封建。
(别了汉唐（四b）)
生存权是封建制度自我调整的平衡点，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赖以自我调整的方式。封建制度固有的、周期性的的危机最终表现为对百姓生存权的挑战。这种挑战常常表现为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
郭沫若在他警世的《甲申三百年祭 》一文载明代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记录了明末民间饥荒造成人吃人的惨状，“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造成如此惨状的原因是天灾，更是人祸，如马懋才言：“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但是，官僚政客们于此视而不见，“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于是：“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此类惨状在中国封建社会，不胜枚举。东汉后期，公元153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百姓倾家荡产，四处流浪，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而黄巢起义之前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公元八七四年，春，后来成为屠杀黄巢起义军重要决策人的翰林学士卢携上奏皇帝：
“我了解去年关东的旱灾，自虢至海，麦子的收获只有往年的一半，秋天的庄稼几乎绝收。穷苦的百姓只能磨蓬实为面，收集槐树的叶子为食。更可怜的有些人连蓬实、槐叶都难以采拾得。长期如此，只有到处逃荒，现在处处饥荒，又能何处求生，只有坐以待毙。”卢携痛陈：“种种税赋，是收不到了。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却催逼甚急，如同鞭子抽打在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怎么办呢？就是把房子撤了卖木头，就是卖了老婆孩子，得到的钱也只能应付那些登门催逼者的酒钱。。。”大官僚都这么说了，民生的凄惨尤甚之。（13）。
当天空出现沙尘暴，那是因为土地失去了植被；
当蝗虫涌起，那是因为土地涸竭；
当洪水滔天，那是因为木尽山荒。
一尘之重，微不足惜；
一虫为患，弹指去之。
水，至柔至弱矣。
但是，
当沙尘暴袭来，让达官贵人们的庆典灰头土脸；
当蝗虫涌起，那种视死如归，那种至死不逾的复盖，谁能阻挡；
更是冲堤决岸的洪水，为人类历史留下多少悲伤。
中国农民的起义是如此，汉唐间的农民起义是如此。和我们生存的这一片黄土地同色，黄色的风暴不止一次刮起。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统治者对民众敲骨吸髓，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又是水旱蝗灾连年，民生已绝。当时有一首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14），农民起来了。
东汉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就是原始道教中的两个教派。《太平清领书》（15）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告诉农民追求一个平等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人们向原始道教寻求生存的力量。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是太平道的教主。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势力及于青、徐、幽等八州。公元184年（甲子年）3月5日太平道全国同时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6）。“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起义农民头裹黄巾，号黄巾军。黄巾军杀官吏，烧官府，毁地主的田庄，没收豪强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贫，矛头直指洛阳。惊慌失措的东汉统治者调集大军守城，同时派兵镇压威胁最大的颍川及冀州黄巾军。东汉朝廷还解除党锢，调动各地豪强地主起兵，竭尽全力对付农民起义。
黄巾起义受挫后。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再举义旗，起义军达百万，称“黑山军”。 青徐地区的黄巾军余部也发展至三十万人。
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它以排山倒海之势沉重地打击了极端腐朽的封建朝廷，虽然荡涤不出清平世界。这是生与死的战争，甚至它只是死亡的另一种方式――刚烈地为自己而死，因为那样的斗争本来就是因为没有生路而被迫发起的战争。壮烈的场面常常出现，184年11月，张角之弟张梁与3万勇士战死，5万多黄巾军将士舍身投河，许多随军家属遭到敌人惨杀；张角另一个弟弟张宝指挥的10万大军，与强敌皇甫嵩在下曲阳决战，全部牺牲。
我们生存于这一片黄色的土地，我们最终也要归宿于这一片黄色的土地。人民，伟大的人民，就象这一片黄色的土地一样沉重。
盛唐之后发生的黄巢起义，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是一个较之于黄巾起义更为典型的事例。它再一次证实了这样的基本规律：封建制度的锢疾――难以克服的权力交接必然导致的君昏臣侫；皇权的张狂必然迫使民众走向绝境；农民起义是走向绝境的民众的唯一的选项；但是农民起义引发的生与死的较量、血与火的搏杀仅仅只是封建制度自身的调整，旧皇的终点只是新皇的起点，一切都还在封建制度的轨迹上运行，等待着下一轮危机的爆发。何其不幸呵，封建中国！
封建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它的缺陷之一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不可选择性和最高权力的不受监督。黄巢起义于875年初，即唐懿宗乾符二年。之前的873年，关东地区严重旱灾，百姓生活无着，朝廷却催逼税粮。曹州（山东菏泽县北）流传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唐懿宗是谁，此时此刻又在干什么？《资治通鉴》记（17）：
即位了的“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又“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直五十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
无论民间如何疾苦，这样的昏君也不会止住他的穷奢极侈。 懿宗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春，葬文懿公主。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二十馀里。。。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忄妻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絁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
又一年，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春，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
君昏臣必侫。“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这种侫臣除了贪赃枉法，又能干什么？“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逢上欺下的田令孜则搜掠有术，请看这一招，比之后来的贪官污吏又如何：“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这是一个官场极其腐败的时期。唐懿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可是贪官污吏们不想救灾，却以灾为奖：“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腐败的朝政之下百姓又如何生存？“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正是如此诸多的不合理，也就证明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
黄巢何许人也？司马光评黄巢是“善骑谢，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如果置立场于公正，这个评价和汉书中对汉宣帝的评价大致相当（18）。不过笔者还是以为黄巢高明，他的帝位是顺乎天理，自己打下来的，司马光也不能否认黄巢“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黄巢称帝是在八八零年十二月到八八一年三月之间完成的。
【唐纪七十】记，“十一月，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也有文章以为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的是王仙芝，是在875年初。而黄巢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是在王仙芝战死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起义军。官方认识“天补大将军”的名号，应该是看到了以之发行的文告后才明白的。该文告警告官兵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狂妄自大的朝廷通常是不把民间的事情当回事的，当他们有了感觉的时候，常常是来不及了。
盛大的节日接踵而至。十二月，某日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黄巢的部下开仓济贫,“见贫者，往往施与之。”但是“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这毕竟是人民的节日。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又“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等等，皮日休就在这个时候加入起义军成了翰林学士。
到了公元八八一年三月“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这里的“贼众”是司马光的称呼，毕竟“胜者王侯，败者贼。”黄巢是在884年6月兵败自杀的，在位时间是短了些。但是笔者以为，正因为短暂值得想象，如果时间长了，无非秦皇汉武之属。只看“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以牡丹之富贵为念，却以平凡菊花为颂，何等气势，让后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平民的胜利。
立场不同，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也不同。但是，如果进入更高的层面理解农民起义，常常可以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封建制度是以人的生存权为平衡点建立的，形成体制双方的是朝廷――官方和民众――主体是农民。大治之时，官方关注和保证民众基本的生存权，大家满足了，有点升平气象，后人就把它称为盛世。但是，好景不长，统治者逐渐地骄奢淫侈，逐渐地以剥夺民众的生存权来满足自己无限扩大的欲望，最终把民众逼上绝路，也同时把统治者自身逼上了绝路，农民起义就是绝路上的斗争。和西方的民主选举，和毛泽东时代的种种运动，和现在的关于“和谐”的主张相似，封建体制下农民的起义是封建制度本身调整社会矛盾的手段。这种调整，无论是起因、过程或结果都太残酷了，这是血与火的搏斗。
这种以血与火的搏斗作为调整手段的制度当然不是好制度。中国历代的知识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种种设计，但是基本上是立足于封建制度本身而进行的探讨。司马光即其中之一，这个圣人级的人物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留给后人大量的资料和大量的思考。
司马光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前朝兴衰的分析是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的，在述评黄巢的农民起义时，同样不吝笔墨。事实上，历史上多数的史论都是把农民起义置于皇朝兴衰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评论的。在司马光的笔下，黄巢起义并非总是那么风光，作为封建体系基本的、对立的两个方面，以如此尖锐的方式出现，过程是复杂的。在起义的全过程不断出现王仙芝、黄巢等人上表乞官和朝廷招安的事件。起义军没有被收编，只是因为双方讨价还价没能达到一致。王仙芝死得早了，黄巢终于为自己谋到了最大的官。即使黄巢失败了，还有一个名叫朱温的起义军将领完成了自己的交易，并且开启了后来的历史。
农民起义以追求生存权为目的，生存权是封建制度的基点，围绕着这一个基点运作的农民始终没能成为有独立政治主张的力量，他们的牺牲只是成全了野心家们以实现朝代的更换。这是农民的悲剧，是封建中国的悲剧。
司马光记载了农民起义首领们向皇权靠拢的事例（19）：
公元八七六年七月“敕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这一次起义军不卖朝廷的帐，“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有了一个强硬的回答。
“十二月，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渥。王镣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渥。渥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这一次城下之盟是以收买开始的，“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但是，虽然 与上一次一样遭到了拒绝，在起义军内部还是引起了争论，“仙芝得之甚喜，黄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馀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乃分其军三千馀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馀人从巢，各分道而去。”
到了公元八七七年十月，起义军似乎开始动摇了。官僚郑畋与王鐸、卢携在帝前争论用兵时，畋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这里的“王仙芝七状请降”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是可信的。
“十一月，己酉。。。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诏侍御史归仁绍等鞫之，竟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这一节说明了封建官僚的狡诈、残暴和无耻，但是也说明了农民起义首领们的不坚定性。
有一定文化的黄巢显然比王仙芝们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公元八七八年春，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杀五万馀人，追斩仙芝，传首，馀党散去。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馀众归之，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裼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
但是黄巢和封建朝廷的关系始终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公元八七九年五月“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率府率，从之。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
黄巢最后一次与唐皇权的交往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们代劳的。在战乱中存身的弱女子们的坚强不让须眉。公元八八四年“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馀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20）
黄巢起义，一阙悲剧。
中国的封建史是战争史和杀戮史。战乱伴随着灾荒和瘟疫，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死亡。西汉末年至南北朝，地处中原的陕西是血与火的搏杀之地。其间陕西人口从340万，终于只剩下20万。“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见之于宋元话本，并非虚言，《资治通鉴》载：公元八八二年“王鐸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栅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其中的“贼卖人”，有的版本更正为“贼买人”，以证明是“贼”吃人，也是后来腐儒们的俗招，但是总不能改变封建制度“人吃人”的事实。黄巢起义的失败并非这一惨剧的结束，而仅仅是一个更为残酷的时代的开始。
黄巢起义的失败了，灭亡唐朝的是另一个黄巢起义军的将领朱温。公元八八二年二月，黄巢授朱温以同州刺史。但是到了七月，“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举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王鐸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诏。。以硃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这里的“硃”即“朱”。
这个朱全忠是昭宗期间的大人物。公元九零四年“四月，辛巳，硃全忠奏洛阳宫室已成，请车驾早发，表章相继。上屡遣宫人谕以皇后新产，未任就路，请俟十月东行。。。司天监奏：‘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
此时的皇家完全控制在朱全忠的手中，“自崔胤之死，六军散亡俱尽，所馀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馀人，从上而东。全忠犹忌之，为设食于幄，尽缢杀之。豫选二百馀人大小相类者，衣其衣服，代之侍卫。上初不觉，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典宿卫，皆全忠之腹心也。”在外，朱全忠亦大权独揽，“乙卯，以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朱全忠可是一个狡诈狂徒。“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当其时，民生如何？【唐纪七十四】记：“成都城中乏食，弃儿满路。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然所致不过斗升，截筒，径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馀钱，饿殍狼籍。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乃更为酷法，或断腰，或斜劈，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惧。”在这样的时候，行善而不能“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数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杀而不刑一人，有异志邪？’耕惧，夜，取俘囚戮于市。”蜀地是比较富足的地方，尚且如此。
唐亡故事：公元九零七年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三月，庚戌，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辛亥，令诸笺、表、簿、籍皆去唐年号，但称月、日。帝（这个帝是朱全忠了）“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硃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硃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21）
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907年－960年），经历54 年，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史称“五代十国”。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方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百姓蒙受了极大痛苦和灾难。
皮日休在《读司马法》中写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汉魏尚权，驱赤子于白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而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乎？”。皮日休和柳宗元一样都是以古讽今，不过皮日休比柳宗元更加无奈，死在战乱之中。
汉唐可敬而不可期。不可期的是汉唐制度――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有其辉煌的时刻，文、景、武、宣，贞观、开元即如是。乐其辉煌，亦将邀其不幸，王莽篡政、安史之乱不可免，黄巾、黄巢无可避，还有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为之续。封建制度是一个只能以战乱和衰败作为自我调整手段的制度。
远离血与火的往事，我祈祷。
注：
（1）元朝诗人张养浩之作《山坡羊·潼关怀古》
（2）宋元词话。
（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4）《旧唐书 －外戚》）。
（5）《旧唐书?元载传》。
（6）（《唐语林》）。
（7）《汉书卷24》。
（8）《汉书卷24》。
（9）《汉书卷99》。
（10）《明夷待访录》。
（11）《新唐书－食货二》。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13）译自【唐纪六十八】。
（14）崔寔《政论》。
（15）《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道教经籍名。
（16）《后汉书?皇甫嵩传》。
（17）《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二》。
（18）见本文《三、汉唐落日》。
（19）《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三》。
（20）《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 》。
（21）【后梁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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