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新:传统文化的使命 |
———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 |
■本刊记者 魏爱云 |
2005年 第五期 |
周桂钿:后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论,往往基于对历史的评价,缺乏亲身体会,容易有臆测的倾向,所以应带着宽容的心态去同情和理解。 打倒孔家店,反对的是宋明以后僵化了的儒学,一般并不反对孔子。僵化了的儒学确实有毛病,最典型的如愚忠愚孝,“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先秦时代,孔子、孟子的儒学对于君臣、父子的关系界说都是对应的,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和“父慈子孝”,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与世界大气候也有关系。欧洲发达了,西方文化以强势的姿态冲击中国,当时有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努力探讨国弱的原因,自然要将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源于对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批评。但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批判时矫枉过正,出现过激言论,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还保持一种批判传统文化的惯性,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才逐渐改变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因此,说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性不足,文化认同危机,心灵贫困,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经过20世纪近百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清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糟粕,精华部分得到考验和提升,同时吸取外来文化,最重要的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快地现代化了。我认为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价值。 记者:《2005年社会蓝皮书》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对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表示肯定,表现出了较高的认知度和认同度。无独有偶,新浪网近期对传统文化认同度进行相关调查,七成人认同传统文化。这与现实生活似乎有较大出入。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桂钿:调查结果与现实生活的出入,说明青年人多数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由于现实的需要,更注重功利方面的考虑。我认为,传统文化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有不同的认同程度。90岁上下的老人如季羡林,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会多一些。生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年人否定不少,他们教育的下一代,竞争意识比较强,而传统的礼让作风就差一些。40岁到80岁这一人群就比较复杂,跟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多数人在传统文化海洋中成长,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有少数人受极“左”思想影响较深,将过去过激的说法当作真理奉行,至今未能纠正对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 记者:2004年,发生了多起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大事件,如蒋庆读经、“公祭”孔子、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有媒体称之为“传统文化热”,甚至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已开始全面复兴,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 周桂钿:关于传统文化热,我认为热得还不够,或者说没有热到点子上。虽然出版了很多有传统文化内容的书,但多数质量不高,且将质量高的少数作品掩盖了。儒学的影响在扩大,许多学者正在深入研究,也取得一些优秀成果。但在大学公共课中,还没有设置“中国传统文化”课,中国文科教材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太少。过早分科,使许多理科大学生对本国文化知之甚少。这些现象说明热得不够。 我对“传统文化已开始全面复兴”的提法是不赞成的。怎么能让已经被抛弃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也一块“全面复兴”呢?过去我们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现在我觉得“综合创新”更好一些。所谓创新,就是要抛弃一些已经不适用的东西,同时要创造一些过去没有的、现在需要的新东西、好东西。单方面的复兴,忽视外来文化,就难以综合。“全面复兴”不是学术界共同心声。 记者:传统文化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具有继承和发扬的价值,这是社会的共识。作为研究儒学的专家,您觉得儒学的现代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桂钿:儒学是非常丰富的,许多内容在现代社会是有价值的,有的要正确理解,有的要深入研究,有的则需要经过加工改造,才能用于现代社会。再好的理论,如果生搬硬套,或者曲解、误解,都不能在实践中产生好的效果。我认为继承文化是复杂的,有的继承形式,有的继承精神,有的形式与精神都继承,有的却都不能继承。 例如,儒家讲“仁”的思想,相当于西方讲的“博爱”,自然可以继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被写入全世界宗教会议的《全球伦理宣言》。儒家关于“和”的思想,如“和为贵”,“和而不同”,都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也是现代世界和平所需要的思想资源。诚信,对于当今市场经济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大学生自杀现象严重,我认为需要进行孝的教育。孔子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自杀当然是大不孝的表现。现代说法,是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进行孝的教育,也许自杀会减少一些。 记者:传统文化包括儒学,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文化,您认为这种精英文化该如何转化为大众文化,以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竞争力? 周桂钿:传统文化包括儒学,是精英文化,同时它也深入民众,成为大众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所谓基础,是说即使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也知道哪些行为符合儒家道德。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相通的,不能截然分开。 如何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竞争力,是文化战略的问题。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进行中华民族文化的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主要是指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特色。离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都不能具体落实,都会陷于空谈。 我认为,现在最缺乏的是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许多人只知道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头脑中还有批判时代留下的一些反面的印象。例如,有些专家在文章中还是说:“程朱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要泯灭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这些都严重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时,明确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人要吃饭,是“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要求”,朱熹并没有想要“泯灭”的意思。他认为这些“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要求”就是“天理”,过分的欲望才是“人欲”。朱熹是对皇帝,对当官者,或者准备当官的学子说这些道理,是要他们控制自己的欲望,按天理办事,办合理的事情。所谓合理,就是符合民心民意。有鉴于此,向社会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常识很有必要。我认为人文奥运,最重要的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特别是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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