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集“八大家”于一身的历史巨人
马建平
毛泽东生前身后，曾得到无数的称号。生前他对于别人封给他的“四个伟大”之类不屑一顾，只对“导师”的称号勉强接受，原因是他曾经做过教师，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做教师，自己做教师还是合格的。这当然属于伟大的谦虚。
毛泽东逝世后，当时的党中央称他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显然是遵从了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故而不能算是对于毛泽东客观、全面的历史定位。
再后来的党中央作出历史结论，称他为“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战略家”，虽然显得郑重了一些，但给人的感觉分量不够，无法全面概括毛泽东一生的众多建树。
评述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业绩，不是几个单词所能涵盖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至少有八个方面值得后人铭记不忘，更值得今人继承发扬，这就是说，毛泽东堪称“八大家”——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实行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改革家——这是我们对于毛泽东的基本认识，虽然不能算是读懂，但至少表示了我们的理解。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早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亲眼目睹旧中国深重灾难的毛泽东，从小就憎恨黑暗现实，从小就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毛泽东之对现实不满，不是出于自身的受压迫，而是出于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浸染于当时的进步思潮，更产生于他本人的高远志向。还在求学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同伴们，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
偌大一个旧中国，风雨如晦，阴暗如磐，如何下手改造，曾使毛泽东等一班热血青年再三思索而不得其解。但他们没有等到有了答案以后才去行动，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他们向黑暗势力发起勇敢的挑战。这期间，毛泽东也曾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试图以非暴力手段革新政治，并设想先从一省入手，逐渐向全国推行。为此，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湖南自治”运动，但最终的结果是被军阀的武力击得粉碎。铁一般的现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腐朽透顶，他们决不肯接受任何改造，其代表人物各地军阀早已成为西方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不把整个反动统治彻底推翻，任何济世良方、救国奇术统统都是与事无补的。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由此而萌发。
要革命就要有一支革命军，就要有从事革命的力量。毛泽东熟谙中国历史，深知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他也亲身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于革命的过程和失败的原因也异常明了。中国农民那种过分注重既得利益的天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天生的政治上的软骨症，决定了他们担负不起反帝反封建的大任。中国革命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和依靠新的力量。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毛泽东深入接触了工人阶级，感到那是一支组织性和战斗性极强的队伍，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革命希望。但那时，比较地能够对工人群众产生影响的是无政府主义，而这往往只会瓦解工人的斗志，将许多自发的斗争引向失败。毛泽东尽管意识到这种思想武器的自毁作用，但却拿不出更好的武器取代它。他只能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来帮助工人群众的斗争，使他们尽量免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取得一些斗争的成果。这使他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对中国的工人阶级有了深入的了解。
正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如何实现而苦苦探索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长期在毛泽东头脑中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得到很好的答案：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必须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革命胜利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铁的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毛泽东认识到，要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首先用一种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阶级，这样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建立一个先进政党。
毛泽东之所以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毛泽东早已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准备，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更加坚定而成熟。从此，他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奋身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功业，可以用四个方面来概括：一、开天辟地，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进而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二、翻天覆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三、战天斗地，带领中国人民向贫穷落后开战，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四、改天换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工业国，使中国雄立于世界东方。
每一项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每一项都是掀天揭地的大手笔。
中国革命之所以经由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革命的客观因素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中国革命同时推翻三座大山的空前艰巨性决定了非革命圣手无法担当其领导责任，而毛泽东恰恰具备了这种特异的领导能力。毛泽东的与生俱来的革命家的素质，除了表现于他那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他那特有的雄才大略外，还表现于他那彻底的革命精神，在这方面，他真正堪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的彻底革命精神首先表现于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当革命遭遇失败或挫折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坚毅沉着，丝毫不为困难的环境所动摇。他对革命的前途始终充满了信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并想尽一切办法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开来。每当大军压境，强敌围困的危急形势下，毛泽东总是信心百倍地带领军民迎击敌人，并总能抓住战机将敌人击溃。“横扫前军如卷席”正是他那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就构成毛泽东重要的思想性格。
毛泽东的彻底革命精神还表现在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他决不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在胜利面前，他总是能够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革命的大目标，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他深知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深知革命决不会毕全功于一役。每当中国革命取得局部性胜利后，他总是及时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带领革命人民永不停顿地向前跨越，“快马加鞭未下鞍”正是这种战斗风范的生动写照。“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不止”就构成了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性格。
毛泽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性格，就是他最敢于坚持真理，按他的说法就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他总是比别人更早地也更准确地掌握客观真理，但他的正确意见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被别人理解和接受，有时候还要受到来自上面的排斥和压制。毛泽东出于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负责任，从来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原则，当他确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屈服的。为了真理，他不怕孤立，不怕丢官，不怕掉脑袋，“乱云飞渡仍从容”正是他真理勇气的生动写照。他一旦真理在手，就要把真理化为实际行动，将革命的车轮推向前进。
毛泽东确定的革命目标，是在推翻现存制度后，进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是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后进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要求在取得全国政权后，革命的步伐不能停止。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思想，这种彻底性表现在旧的制度被推翻后，决不给旧制度的重新滋生留下任何土壤，决不让执政的共产党人重陷政权覆亡的周期律。他要求共产党人继续革命，在过好民主革命的关后继续过社会主义的关，在革完别人的命后继续革自己的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态度更明确，行动更坚决。当然，他本人首先身体力行，首先兑现了两个决裂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彻底的革命家，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最基本的切入点。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作为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之一，与其他重要领袖不同的是，他不仅热情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那样；也不仅勇敢地发动了革命运动，如陈独秀那样，而且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通常的说法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完整，中间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需要一个过渡形式，需要首先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毛泽东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一套中国人能够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思想形态和语言方式，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并且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向革命的，如前所述，他早就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是在为中国革命找寻思想武器的途程中幸遇了马克思主义。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传统优秀文化和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进步思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毛泽东都一一作过潜心的研究，都从中挑拣出一些思想武器，运用于早期的斗争实践。但这些思想武器诚如毛泽东所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面前，只能打上几个回合，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但毛泽东早期的思想积累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朴的唯物论和精湛的辩证法，已构成青年毛泽东基本的思想框架；中国历史上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历代农民大起义的反抗斗争，更为毛泽东提供了无穷的政治智慧。熟通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也熟知中国人普遍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要求，加之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察与了解，这就使他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成功架起一座桥梁。
毛泽东一生读过的马列著作并不太多，特别是前半生戎马倥偬，能读到的中文译本少而又少，较之王明那些既懂外文又有专门攻读机会的人来说，的确显得贫乏，无怪乎被讥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学习马列主义方面，毛泽东与王明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他最善于把握其中的灵魂，他最看重的不是导师们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述，而是他们蕴涵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决最为紧迫的革命方略问题，一旦从中找到了思路，他的重要工作不再是熟读，而是运用这些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规律和社会现实，迅速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并将之应用于斗争实践。
正因为毛泽东把世界观和方法论视为马列主义最重要的灵魂，他在为中国革命确定指导思想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这方面的思想成果，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也就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集中代表他的世界观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历史上其他一切进步力量的根本区别。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部路线、方针、政策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这一思想，他将此称之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并将此作为对其成员党性原则的第一要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而且为人民群众现时现地的切身利益而工作。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共产党从不会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更不会以人民的牺牲而换取政党的生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这就是共产党长期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也是共产党在艰危条件下不断获得力量的重要根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产生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共产党人只是服务于这一事业的领航人。因此共产党必须时刻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注意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任何时候不能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二，集中代表他的方法论的，是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是由于根本立场问题，只是由于思想方法问题，而导致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情况所在多有，其基本原因，就是人们的思想超越了或落后于客观实际，只凭某种教条或某些经验办事，干了一些应该办而不去办、不该办而硬要办的蠢事。毛泽东所倡导的思想方法，要求人们在做事情、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摸清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最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把理论和经验只是作为寻找解决方法的向导，把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统统抛开。“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只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是毛泽东一再倡导的思想方法。这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把人们的思想从某些教条和框框中解放了出来，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中解放了出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即客观世界是第一位的，人的思想是第二位的，人们的思想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要想取得正确的认识，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共产党人获得真知的根本保证。
为人民服务和事实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科学内核，更是毛泽东本人终生恪守的思想原则。毛泽东逝世后，有些人在清算他晚年的错误时，说是毛泽东本人后来违背了他自己的思想准则，这个说法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晚年由于身体的原因，的确不能象早年那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晚年由于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在某些问题上出现错误判断是很有可能的，但这决不等于毛泽东主观上摒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晚年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和决策是十分英明的，是意义深远并且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的，而且直到病重期间他还呼吁全党警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怎么会违背实事求是呢？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原则，毛泽东不仅没有违背，不仅始终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不倦地工作，而且他特别警惕有些执政的共产党人成为旧剥削阶级的代理人，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特别憎恶那些只顾既得利益而忘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担心这些人迟早会断送党的事业。毛泽东晚年同那些背离共产党人宗旨的思想行为展开无情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第三座思想高峰，还因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三大领域方面的理论都有重要的发展和创新：
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上，物质可以无限划分；认识论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物质和精神的互动关系；方法论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一定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如何进行工业化；经济生活中各种重大关系的处理。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此外，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还遇到许多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所未曾遇到或未曾深入探讨的问题，毛泽东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的实践中，结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宝库：如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思想；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等等。
毛泽东逝世后，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此应当这样理解：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家，在投身革命的实践中，许多都有重要的思想发现和理论建树，毛泽东在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及时地吸收了他们的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一棵大树，其他人起到枝叶的作用。毛泽东起到主干的作用。将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工作，是由毛泽东首倡和独力完成的，其创造性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而且，同时代的革命家，许多就是在毛泽东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多地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提升了自己的斗争才干。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决不等于说是一群人思想的混合体，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这是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深知这不仅是一场壮阔的武装斗争，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需要极大的革命动力，需要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投入革命。
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十分清楚历史上农民起义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次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两次农民起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三个：要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参加；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要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三个基本条件，还要靠战略和策略上的正确。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根据地，虽然推翻了明王朝，但无法巩固已取得的政权；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虽然三个条件都具备，但在战略和策略上发生错误，也导致了最后的失败。毛泽东还深入研究了列宁领导的苏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清楚地认识到其成功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所不具备的。
由此，毛泽东认定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其动力必须来自党的领导、军队的战斗和人民的支持。但这三方面的力量都需要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壮大又必须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实现，这种环境就是革命的割据地。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是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就狠抓了三件事：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领导保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必要手段。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不单单是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得到翻身解放，同时注重执行正确的工商政策，实行合理的经济负担。在免除了封建地主的盘剥压迫后，根据地的各个阶层都程度不同的得到了利益，农民更是高兴得很，全力地支持红军以保卫胜利成果。红色根据地在四周敌人的包围中，不仅坚持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开来。
党的领导、军队的战斗、人民的支持是毛泽东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全部工作的着力点。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归结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称之为“三大法宝”。此时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由工农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矛盾，转为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人民这个概念，较之土地革命时期已有很大不同，除了工农大众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方式，极大地团结了国内外一切爱国人士，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把蒋介石逼上了抗战道路，使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共产党由此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愿望，也为了揭穿蒋介石转嫁破坏和平罪名于共产党的把戏，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毅然深入虎穴，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的这一非凡举动，极大地感动了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认识到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从此把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重庆谈判之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统一战线迅速形成。而后进行的解放战争，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在两个战场上进行的，一是在前线同敌人进行的军事斗争，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这种政治斗争的战果同样是辉煌的，它及时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来面目，从政治上陷国民党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从而分化瓦解了敌人的阵营，激发了国统区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力量，造成了国民党迅速垮台的条件。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毛泽东对于中外历史上革命经验的成功应用和创造性发展，毛泽东依靠这三大法宝，为中国革命造成了伟大的动力，并以此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成功。
在这一系列风云跌宕的斗争中，毛泽东杰出的政治家本色，在政局预见、政略谋划、政治动员、政坛捭阂、政令推行、政权建设等方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展现：
政局预见方面，毛泽东一生对时局有过无数次精确的预见，特别是他对于中国抗战八年和反法西斯战争开辟第二战场的时空上的准确估测，展示了他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
政略谋划方面，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几乎都在毛泽东的谋划之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的谋划；他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胜利后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谋划，堪称世界革命史上的经典之作。
政治动员方面，在中国革命的任何阶段，毛泽东都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大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中去。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始终作为一面团结、进步、奋斗的旗帜，把全国人民团凝聚在自己周围。
政坛捭阂方面，毛泽东特别讲究对敌斗争艺术，一次决不树敌过多，善于集中力量打击当前最重要的敌人。同时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坚持斗争时的“有理、有力、有节”。其斗争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政令推行方面，毛泽东具备高超的组织驾驭能力，他领导下的党、政权和军队，不管来自哪个山头，只要走到一起，都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不得以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步调一致、令行禁止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对手的一个极大的政治优势。
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视政权和军队同样重要，他领导的革命力量每到一地，只要条件许可，就会不失时机地建立政权，为前方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江西、陕北两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又亲自部署了华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些根据地的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以工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政权内部则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具备了未来的人民共和过的雏型，并为即将到来的接管全国政权准备了大批干部。所以，国民党一倒台，共产党有足够的能力将民主政权铺向全国，并且铁一般地巩固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得以更有效的发挥，其中之一是他继续运用统一战线的力量，凝聚全国人民投入政权巩固与和平建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依靠这一法宝，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迈向社会主义，未经社会动荡便在中国铲除了剥削制度。
在国际上，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同样搞得有声有色，中国不仅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迫使许多敌对国家纷纷伸过来橄榄枝。中美关系解冻后，从前的西方列强的元首们，争相飞来中国，以能够在书房中拜会这位世纪伟人为荣耀。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毛泽东时代真正作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他那卓越的政治智慧，也来自他那非凡的人格魅力。毛泽东人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己严、待人宽。对己方面：思想上，他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永远坚持自己的信仰，从不为环境所动摇；作风上，他是个天然无雕饰的人，一生光明正大，从不口是心非，更不搞阴谋诡计；生活上，他近似个苦行僧，自奉甚俭，对亲友约束甚严，从不搞丝毫的特殊化；工作上，他象一架永动机，几十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忘我工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待人方面：他对同志，对战友，对下属，对一般工作人员，真正是心胸宽如海，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属于领导性的错误，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只要能诚心改正，他也不咎既往，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当然，他的待人宽决不是保持一团和气，而是经常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武器，纠正错误的思想行为。他待人宽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对于那些违背原则而又不敷教育的人，他会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
此外，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还来自他那渊博的学识，颖异的才思，恢弘的气度，幽默的话语，率真的性情，慈祥的面容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那超人的政治感召力。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和世界上一切受压迫者以及许许多多进步正直的人士吸引在自己周围，成为二十世纪中后期国际政治中的一道奇观。
毛泽东是伟大的理论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成功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的具体体现，是他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和革命措施的具体体现，是他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的、能动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他学习、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具体体现。
过去西方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东方人缺乏构建理论体系的能力，毛泽东思想大厦的矗立，彻底击破了这种偏见。毛泽东并未刻意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体系却因着革命的实际需要而形成了，而且是那样的系统和严谨。这是因为，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是要动用所有的手段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其革命锋芒，势必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文艺、教育等所有方面，举凡社会科学所涵盖的领域，都是毛泽东思想所要挺进的领域，而且凡是他的思想所到之处，必是他的笔锋所到之处。毛泽东的理论成是他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晶。
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所有著述除了展现着他那高远的革命思想和丰沛的政治智慧之外，还处处展现着他那特有治学态度和理论风格，主要表现在：
一、通透的辩证色彩：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大师，他头脑中充满了辩证法。他总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世间事物，从不把任何事物看成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他为中国革命制定的所有政策和策略，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就是始终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转变自己的斗争策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提醒人们，思想一定要跟上客观外界的发展，不要被某种僵固的教条或某些过时的经验捆住手脚。
在毛泽东看来，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多种可能性，朝一个方向发展到某种程度后，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可能转变方向朝相反方面发展。因此，他时常告诫人们，思想一定不要走极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特别是失败时要防止悲观情绪，胜利时要防止骄傲情绪，革命低潮时要防止取消主义，革命高潮时要防止盲动主义。
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事物，就要确定它的基本性质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从研究它的个性入手，找出它内部的特有矛盾和它同周围事物的特殊联系，这就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他的理论文章有许多就是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要求人们做事情、想问题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切结论来自调查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开头，真正把情况摸准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防止由于主观主义而使革命遭受损失。
由于毛泽东具备高度的辨证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势，他的思路总是游刃有余，总是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所以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从未出现过重大闪失。
二、深厚的历史底蕴：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大师，他一生酷爱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长期的历史研究使他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就是注意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往往通过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运动规律的揭示，来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因之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往往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预见性。
毛泽东告诉人们，中国历史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中国革命归根结底是在中国地面上进行，它无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要带有历史的继承性。察今以探古，知古以鉴今，可以汲取古人的斗争智慧，可以避免重走历史的弯路。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许多精当论断，都有着切实的历史依据，都能够准确地推测未来的变化 从而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毛泽东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延续，中国革命是为了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掀翻自己的祖宗。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对于其中带有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部分，一定要很好地继承和汲取。同时要历史地看待一些重要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凡是做过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好事的，都要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由于深谙历史的规律性，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始终如一，这种理论风格正是毛泽东那种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的必然显现，也是他的思想理论具有巨大说服力量的重要原因。
三、鲜明的民族风格：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熟知中国的国情和民情，熟知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也熟知中国人喜爱的语言方式。他的所有文章都是革命内容同民族化、大众化形式的巧妙组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语言风趣，形式活泼。许多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大众化的语言加以解说，非常易于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一生反对形式主义的八股文风，反对“言必称希腊”的崇洋习气，反对装腔作势吓唬老百姓的陈腐作风。他的文章中很少引经据典，对于马列主义语句也很少直接引用，偶一用之，必起画龙点睛作用。许多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典故和民间谚语时常被他信手拈来，巧妙化用，赋予新意。他的文章情感充沛、文气凌厉，特别容易撼动人心，许多警句传诵不绝。
毛泽东把文章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中国革命、服务于中国大众的工具，写出的文章必须有人看，看得懂，喜欢看，才能发挥动员教育群众的作用。除了写文章外，他主张一切文化艺术作品，都要考虑服务对象，都要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要形成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否则人民大众是不买帐的，也是不会有出息的。
毛泽东理论文章的语言形式和它的思想内容的天作之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插上了双翼。同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方面的最高成就，毛泽东的文章在中国开创了一代文风。
作为一位理论大家，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优秀传人，毛泽东本身又是一名学习高手，在学习方面，他同样表现出与众不同思路方法。由于中国革命是国际共运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接受来自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马列主义理论、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毛泽东对于这一切，对于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成果和先进经验，始终坚持消化、实践、创新三大原则：
消化方面：毛泽东对于所学对象，从来都是根据斗争需要，汲取那些有指导意义的活的知识，并且都要经过大脑的重新加工，使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从来不肯照搬照抄。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也要来一番消化的功夫，也要来一番中国化的功夫，而从不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字不可更易的教条。这样，他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而他自己则在活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能够做到得心应手。
实践方面：对于一切间接知识，毛泽东从不轻信和盲从，都要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实际，由此决定自己的取舍。在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上，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十分尊敬他们，但从不机械执行他们对中国革命发出的指示，凡是脱离中国实际而容易造成革命损失的，不管是谁发来的指示，他一概不客气地加以回绝，当然凡属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他执行起来也是最坚决的。
创新能力方面：毛泽东对于前人的和外来的成功经验，从来都是认真借鉴但决不膜拜，他认为再好的经验也只能着重把握其原则精神，而在实际斗争中加以发挥创造，绝对不能生硬地去模仿别人。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如此，他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方法，对此他也是根据中国的情况灵活运用而决不机械套用，他特别反对不顾中国国情而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而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他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
尽管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作出如此重大的理论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对自己的理论始终采取谨慎态度。在他生前，仅有四卷选集和几本小册子正式出版，仅占他上千万字文稿的极少一部分。选集收录的是建国以前的文章，六十年代初才陆续出齐。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成为铁定的历史之后，在党内外一再要求之下，他才同意推出他这个阶段的理论成果。而对于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场革命的最后成败尚难论定，他对自己的探索结果还无十分把握，他决不肯把未经历史检验的东西拿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直至终年他没再出版新的选集。
毛泽东逝世后，有些人为了抹杀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长期掩盖他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创见，使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误以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搞得一塌糊涂。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短短二十多年就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GDP只有比利时五分之一的落后国短短二十多年就变成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这一切不会是从天而降的。相信随着历史尘封的掸去，一个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将会真实地再现于中国人民面前，他的经济论著将会同他的其他论著一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再添光辉。
毛泽东是伟大的实行家 作为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毛泽东深知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这样的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加之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必须以暴力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因此，实施革命的行动远比探索革命的理论更为艰难也更为重要。
毛泽东本身是一个善于行动的人，还在湖南长沙读书时，在同学中便以“实行家”而著称。他学生时代发动组织的一些实际斗争，不乏惊心动魄之举，常被师生们赞之为“一身是胆”。
毛泽东走向共产党的领导岗位的过程，就是在行动中树立领导权威的过程。他那时在理论上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他那时的文章都有这样一个特点，纯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少，大都既是全局工作的指导思想，又是具体斗争的行动方案。他总是在告诉人们应该干什么的同时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干，而且每一项重要行动的具体实施，都离不开他的亲自指导。毛泽东的这一特点其实是终其一生的，他的全部理论学说始终体现了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就是行动的哲学。
但当时具体的革命行动，意味着革命力量要同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展开生死搏杀，行动过程中少有失策，就不仅打击不了敌人，反而会将革命力量断送掉。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行动的指导者必须在整个全局和每个细节上决策无误，这等于在惊涛骇浪之上检验领导人的驾控能力。毛泽东之前的几任领导人就是因为驾控无力而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他们自己也被革命的大浪卷淘而去。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造就了他经纶天下的好身手，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炼就了他那出神入化的斗争艺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几十年，是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几十年，他精心设计和缜密指导的那些高潮迭起的实际运动，把旧中国几千年的的剥削制度彻底颠覆。
毛泽东高出其他领导人的地方，是他不仅敢于斗争而且特别善于斗争，是他不但能够发起运动而且能够夺取胜利。大致看来，毛泽东在指导革命的具体行动时，特别注重以下的技术处理：
1、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对古人“知己知彼”、“谋定而后动”等用兵原则的巧妙化用。“准备”是在准确调查了解敌情我况的基础上，做好必要的物质准备和军事动员；“把握”并非确保万无一失，而是要在整体上对敌人保持必要的优势。战争的法则，是设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因此，战场上不能做张飞、李逵式的莽汉。要战就要力求全胜，决不做亏本生意，而且要尽力避免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2、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政治、军事斗争的首要原则和技巧。不管在任何斗争形势下，都要设法去调动敌人，都要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一辈子都没有摆脱他的套路。而当形势对我方不利时，宁可退出战局而决不被敌人所左右。同时，要抓住有利时机使战局朝有利于我方的形势加快转化，一旦形势有利于我，就要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3、集中力量打击首要目标：毛泽东历来主张，在强敌面前，一定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兵力打击最主要的、对我危害最大最直接之敌人。对其他敌人则要分兵阻之，诱之，羁縻之，力争击溃其一部而瓦解其全局。即使我方力量居于优势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专攻关键之敌，而对次要之敌实施分割包围，最后迫使其放下武器。这样，既可减少我方人力物力之消耗，又可收取政治攻势之成效。
4、一旦行动就要义无返顾：命令一旦下达，行动就要坚决果敢，就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惜一切代价来夺取胜利，必要时，甚至不惜孤注一掷。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就具备这种强悍的战斗作风，这种作风来自于这支军队为主义而打仗的政治觉悟，来自于广大指战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样的觉悟和精神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平时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的结果，是思想政治工作之花结出的丰硕之果
5、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毛泽东指挥战争的一大特色是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认为，战争只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手段，必须以形势需要为转移，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能打则打，不能打则不打，必要时实行大踏步地前进或大踏步地后退。机动灵活首先取决于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军队的指挥机制，共产党的军队不过分注重一城一地之得失和给一线指挥员以充分的机动权，从制度上为灵活战术提供了保障。同时，指挥员的应变能力也至关重要，需要他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无误，这需要长期战争实践的磨练。
6、具体任务一抓到底：胜利是要建立在一个个具体任务的落实上，具体任务全靠基层来落实，基层的具体工作往往是最有学问的。毛泽东历来重视基层工作，他要求落实任务决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而必须一竿子插到底，要有布置、有检查、有指导、有示范，有验收、有总结。使每一次任务圆满完成的同时，为今后任务创造条件、提供经验。具体任务的落实要靠士兵，靠群众，而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就是注重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
7、凡事留有回旋的余地：对敌斗争必须能进能退，有时还需要与敌周旋，因此革命力量在行动中必须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从全局角度看，根据地就是最好的回旋余地，具体到战争中，则要为自己争得机动的空间。回旋余地不仅单指空间方面，无论采取何种斗争形式，保证自己的伸缩自如都是至关紧要的。政治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其中的“有节”就是留有余地。另外，作计划、订制度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弓不可一次拉满，力不可一次用尽，有弹性、有节奏的斗争，往往能产生更大的效应。
8、善于造势和借力：毛泽东特别善于利用外部同情力量造成有利于我方的舆论态势，为革命事业减少阻力，降低成本，这方面的最成功之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后统一战线一直作为他手中的法宝，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毛泽东特别善于借助有利的客观力量将革命的主观力量向前推进，他一生演绎了不少“借”的故事，如借王佐、袁文才之力而上井冈山；接张文天、王稼祥之助而召开遵义会议；借张学良、杨虎城之手而逼蒋抗日；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援助而建立中国的工业体系；借尼克松、基辛格的来访而构筑起中、美、苏三国鼎立的世界政治格局，等等。每一次“借”的结果，都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得到长足发展，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
毛泽东的斗争手法和行动原则当然不是上述简单几条所能概括的，这里仅仅择其大要。而且这些原则方法也不单单适用于军事斗争，同样适用于政治斗争和其他斗争。可以说，在军事、政治两大舞台上，毛泽东把他的斗争艺术发挥到极致。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注重实务，注重践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在这方面都有精彩的论述。但他们中却很少有人能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贯彻实施，更很少有人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毛泽东则不但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而且成功地改造了整个社会，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成功第一人。在他的身上，儒家的刚健有为，墨家的刻苦力行，法家的号令严明，道家的灵活变通，兵家的攻略进取，纵横家的纵横捭阂等具有经世价值的思想文化得以集中体现，他又称得上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一个政治家要想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仅靠几篇文章或几句口号是不行的，必须真正拿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拿出可供推行的行动方案。同时，必须具备推行政纲的强力手段和统领全局的驾驭能力，而且，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敢于搏击风云，必要时甚至敢于孤注一掷。历史上的商鞅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虽然惨遭身家破灭，但他加速了秦国的历史变革，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宋代王安石咏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毛泽东逝世后，许多人对他强力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做法进行指摘，认为他太专断，不民主，这样的指摘，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曾经都是认同的。但三十年后，当我们回看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们的执政实践时，才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这中间，除去有的人根本不具备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被动的与世沉浮之外，有的领导人，主张虽然不错，但没有魄力贯彻到底，最后只能落实一半而丢掉另一半，丢掉的一半恰恰是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东西；有的领导人，正确的主张没敢坚持到底，当一种潮流袭来时自己只好被迫转向，结果弄了个南辕北辙；还有的领导人，提出了很好的主张，但形不成具体的施政纲领，更找不到贯彻下去的必要路径，只能在歧路上徘徊不已。相形之下，还是毛泽东的执政能力高人一筹。对此，我们只有叹息道：“今人未可非导师，导师能令政必行”
毛泽东开创的革命大业是要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们向前推进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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