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后记
陈 寒 鸣
现在奉献给学界同仁和读者诸君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初由先师黄宣民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叶草初起例、亲定纲目，并组织一些中青年志同道合的学者（尤以其学生为主）分头撰著。从那时起，黄师即以其抱病之躯，不仅组织领导着大家深入研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而且他自己也亲自阅读大量史料，撰写着若干重要章节，并且，还要审阅、修改参著者们先后报送给他的稿件。就这样，黄师及其合们便逐渐完成、累积起一批与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儒学史》或《中国儒家学术史》从体例到观点均有所不同的稿件。然而，就在《中国儒学发展史》尚未完成所有章节的撰写，黄师亦未能修改完所有已成稿件之时，生活清贫而治学勤苦、工作辛劳，加以迭遭种种家庭困厄性变故的黄师，不幸于2001年2月16日病辞人世了。他是带着未能最终看到《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完成及其出版的憾失，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人世的。因而，作为黄师晚年陪侍其左右并在他弥笃之际感知到他这深深遗憾的我，这几年来一直把如何承继先师遗业，完成并出版《中国儒学发展史》以慰先师在天之灵，作为一项神圣的使命。现在这书稿总算完成，并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我为之而稍稍松了一口气。
黄宣民先生，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旋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跟随著名学者、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创者之一的侯外庐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湘潭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江西上饶师专朱子学研究室顾问等。黄师自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开始在《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70年代，参加侯外庐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郭沫若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稿》的撰写工作；80年代参加侯外庐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和国家“六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的撰写，同时又是“宋明理学史”研究课题组的联系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黄师是侯外庐教授的助手。他协助外庐教授重订了《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选编了《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参加整理了外庐教授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还协助晚年身染沉疴的外庐教授撰写了大量文章。可以说，他是海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侯外庐学派的重要传人之一。
我与黄师的认识、了解乃至结为师生，乃缘于我上世纪80年代初叶给侯外庐先生所上的一封求教信。那已是1981年春间的事了。其时，我已参加工作（在江苏镇江光学仪器厂做工），曾连续三年参加高考，却均“高分”落第（即文史科目考分颇高，而数学考试最高时仅得18分，故而总分趋近于录取分数线，却又始终过不了录取分数线的卡），很为之苦恼。不过，由于自幼受家庭（主要是我父亲）影响，加以高考温习过程中逐渐培养形成起来的读书偏好和习惯，使我对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学习与研究有了愈益浓烈的兴趣。当时社会生活中，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即（一）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号召、领导开展的“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二）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乃至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文化热”给我以十分强烈的鼓舞、震撼，并使我对学习、了解并进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兴趣更为浓烈。于是，我贸然致书侯外庐教授，向他老人家倾诉我的苦恼，谈我读完《中国思想通史》后的心得，禀述我对中国思想史上有关问题的看法以及有志于学习并进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愿望。不数日，我即收到一封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公章的手写的复函，称：“您给外庐同志的信已收悉，但他因长期卧病在榻，无法给您亲自复信，但他得知有您这样一位有志于中国思想史的青年，感到十分快慰。”信中还以转述外庐教授语气的方式，向我提出了几点要求，点示治学之门径并明确开列了一张基本必读书目。其后，我才得知这封字体古朴典雅而其对于我这一生又是有着至深至巨影响的复函乃是黄师亲笔所写！
其后，黄师不仅其本人时时予我以关怀和教诲，而且先后将姜广辉、冯天瑜、刘泽华、方克立、祝瑞开、张岂之、何兆武、李学勤、林英、崔大华、吴光、庞朴、林甘泉、钟肇鹏、陈谷嘉、李泽厚诸先生介绍给我，嘱我要以他们为师，多学多识多有长进。又在1990—1991年间，热情洋溢地把我介绍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王焕宇先生，请他破格允许我参加到研究生班中，一方面得到全方位的知识训练，另方面更直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学术文化的氛围。在诸多经黄师所介绍的、并确实给了我不少教益的老师中，我最铭感难忘、且确实受益最多的无过于姜广辉老师了。我正是在黄、姜二师教诲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也正是通过他们才了解到侯外庐学派，体悟到外老学术、思想、人格的伟大和博大精深，也进而自觉地以外老学派的方法去研究和体悟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
在长期的接触、交往中，我逐渐地了解并日益加深着对黄师学说思想的体认。以陋学之见，黄师虽无煌煌巨著存留于人间，但他不仅是外庐教授学术思想的传承者，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承继了侯派学说思想传统而能有所开新。
譬如，黄师早年即从事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他对戊戌以前的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戊戌时期的变法维新派，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潮和“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都进行过广泛而又深地探讨，并大体都有自己的评价。迨至其将逝世前几年，学界、包括与其情谊深笃的师友因了新近考古或文物资料的发现而提出所谓“走出‘疑古时代’”的吁求之时，黄师仍谆谆告诫我道：“必须要注意新材料，但同时不可放弃批判性、怀疑性的精神。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之学是有不容轻否的思想史意义的。”他之所以如此说，是因其始终认为至少自“五四”以来，“怀疑”就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哲学表现之一，对之绝不能轻否。而谨慎地将这种精神运用于科学研究之中，是完全可以在包括思想史学在内的整个历史学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或者至少是可以找到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的。
再如，黄师对于明代思想文化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和较为深地。他认为，从朱学到王学，从王学到反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再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乃是明代思想史的主调。而王学则是明代思想学说的巅峰。对于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的研究，我以为是黄师生平学术研究中最具特色处之一。他在邱汉生先生研究成果（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基础上，又依据大量史料考证出王艮靠贩盐发家的身世；他还先后发掘、整理、标点出版了《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韩贞集》（同上）及邓豁渠的《南询录》（《中国哲学》第十九辑，岳麓书社1996年版）等等，并发表了《明代平民儒者颜钧的大中哲学》，在海内外学术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我亦在黄师的深刻影响下，先后在《浙江学刊》、《晋阳学刊》、《河北学刊》、《中州学刊》等诸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性学术论文，继容肇祖先生在上世纪30—40年代间出版的《明代思想史》中提出明代中后叶、尤其是晚明思想界出现“平民化”迹像，以及外庐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最为表彰人民性思想文化精神的学术传统基础之上，明确标举出明代中后叶出现了“平民儒学”思潮。此一称谓，迄今已大体为海内外学术界同人共认。
又如，金华朱学本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但前人很少研究。而黄师则通过研读大量史料，发掘出金华朱学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朱子学派的思想特色：其一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道德观，宗派性很强；其二是强调“分殊而理一”，注重由“传”以求“经”，循此而发展了朱学沉埋于故纸中的支离烦琐的笺注学风；其三是疑经精神，反映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朱学面貌。他还指出形成发展并活跃于宋、元之世的金华朱学开启了明初理学。受此观点启发，并在黄师的直接指导下，我经研究后，撰文认为金华朱学是明初洪武儒学的主流。而方孝孺的死难，则标志着金华朱学的终结。
多年来，黄师特别注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文化与近代启蒙思想文化的连接。他认为，早在明清之际的社会进步思想之中，就已经出现了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萌芽，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因素。如早期启蒙者所提出的公天下观念、公仆观念、公是非主张、法律平等要求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这些都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的这种和分析，对于釐清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历程并进而探析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问题极有裨益。
晚年的黄师，最为关注并肆力研究的是中国儒学形成发展史。他曾综论儒学史，指出：从儒学形成发展的历程来看，先秦的孔子以上古以至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为渊源，继承“礼”学而又创造性地提出“仁”学，开创了儒家学派。汉代儒学的特征主要在于其所提出的天人之学。到宋代，儒学发展成“圣人之学”即道学（或称之为理学）。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儒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由传统而向近代型态的转化。他认为，中国儒学思想理论的高峰在宋明理学，而学术成就的高峰则在乾嘉汉学。总之，儒学是依随着时代的运演和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集中阐述他这些精辟之见的学术论文《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发表后，旋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在学术界、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黄师为此而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黄师对于中国儒学史综论性的思想观点，成为现在奉献给学界同仁和读者诸君的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总体指导思想。
黄师平生最喜欢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一段话：“古今上智相积，而我生其后，……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黄师认为：“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尤其是数千年来的人们创造并积淀下来的丰富智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层面说，或者是瞻望于未来，都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内在推动力。我们要以‘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宏气度去充分前人的智慧，丰富、发展与提高我们自身，然后将自己的所有的知识能力、学问、思想与智慧等全部奉献于社会，造福于人类。这是学术工、特别是史学工的使命和天职。”他本此宏愿而勤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晚年的黄师除拟主编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史》外，还计划主编《理学与中国社会生活》，整理出一套较为完备的《泰州学派历史文献》，并独立完成泰州学派、金华朱学以及唐仲友其人其学、鹿善继与燕南王学以及《侯外庐学案》等的研究专著，更有心愿邀约诸同志、聚集一批有志而又富于才学的青年学者承继外庐教授遗愿，完成《中国思想通史补》。他还将自己长期以来的读书笔记、摘钞的大量资料卡片及在《二十五史》、《皇清经解》、《清经解续编》、《通志堂经解》、《续通志堂经解》、《百子全书》、《全唐文》、《朱子语类》、《二程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方以智全书》、《船山全书》、《傅山全书》等等上所作的眉批、旁批（内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黄师对诸多学术问题的独到之见）分类整理出来，然后形成并出版一部与顾炎武《日知录》相类的《柳下居读书杂钞》。为了完成这些庞大的学术计划，临殁前数年的黄师，在承受着他家庭屡屡飞来横祸而使他不得不承受着内心忧伤和巨大精神与情感打击的同时，在承受着长期以来的疾患带给他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的同时，仍顽强地工作着。他对工作是那样的执著、认真，且又始终是以一种“不苟且”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学术工作。如在发掘整理出版湮没已久的《颜山农遗集》的过程中，他不仅为完成此书的标点、为完成首部《颜山农年谱》及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意义的长篇学术论文《平民儒者颜钧的大中哲学》而呕心沥血，并且为了使研究更加落到实处，在身患重疾的情况下三赴江西永新，作实证性的田野考察（访问山农故里、拜访山农及其同时代友好的后裔以期寻求到更多的资料等等）。即便是如此辛劳，黄师仍一如既往地对等着同志和学生，认真阅读、修改着他们送过来的一篇又一篇文稿，从观点、行文到所引证的资料，反反复复地推敲着，并热情地接待着他们或其他人一次又一次地学术性访谈。即以我个人而论，我所发表过的不少文章（如《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颜回与颜氏之儒探析》、《程敏政的朱、陆“早异晚同”论及其历史意义》等等）就不仅得到黄师的指导，而且更蒙他一次次亲笔修改。……就这样，处于情感与心理极度忧苦和工作十分辛劳之中的黄师，再也承受不住日益加剧的肺心病对他的最后一击了；他终于不得不离开了他深爱着的这人世间，永远地与他眷恋着的亲人、酷爱着的学术事业告别了。
黄师走了，未逝者在悲伤惋惜之余，大多都在想着如何使他的遗愿得以实现的问题。几年来，每每遇到学界前辈师长或同辈友人，总会有“黄先生的《中国儒学发展史》还有可能最终完成并出版吗”相询者。这使参与此书写作的诸同志、尤其是黄师的学生们深深感到，将这书完成并予以出版，还是必要的，至少有着完成黄师遗愿、纪念黄师的意义。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受黄师殁前其本人及黄师辞世后其公子黄勤兄的嘱托，整理、增补、从而完成由黄师初创的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并使之公开出版的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肩上。如今，在参著者诸老师、同门，尤其是姜广辉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这项工作总算告结；复承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周坚先生介绍给中国文史出版社，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出版在即了；更承黄师生前老友、南开大学的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慨允作序，使全书增添光彩。我为之而感自宽自慰，亦觉可以告慰黄师在天之灵了。但同时，我似乎又有着一种更加沉重的感受，就是陋学如我来完成这项工作，能够忠实而又全面地展露黄师的学说思想和学术意图吗？如今完成的这部书稿能够合乎黄师所期望的学术价值吗？对于我来说，不仅无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很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深感愧疚。不过，我所能说的只有一句，就是倘若学界同仁和读者诸君以为这部书还有价值，那一定是黄师及参著诸老师、同门的功劳；至于若有种种谬误，则其罪责尽归诸陋学之我。
最后，将此书各章节撰写情况略作说明。“绪论”：黄宣民、姜广辉、陈寒鸣；第一章及其附录：黄宣民、陈寒鸣、王启发、吴锐、梁涛；第二章：王启发；第三章及其附录：惠吉星、陈寒鸣、陈其泰、张践、王启发；第四章：张海燕、陈寒鸣；第五章及其附录：张文修、姜广辉、陈寒鸣；第六章及其附录：陈寒鸣、黄宣民、姜广辉；第七章及其附录：陈寒鸣、黄宣民、姜广辉、张克伟、贾乾初；第八章及其附录：陈寒鸣、姜广辉、黄宣民、陈其泰、萧纲；第九、十章：张文修。陈寒鸣对全书做了统编统校工作。由于此书的有些章节（如第十章等等）成稿于十余年前，受时间及诸多因素影响，不可能再详作修改了。凡吸取学界有关成果之处已尽可能在相关注释中予以说明，倘有疏漏，尚祈见谅。
谨以这部书稿敬献给恩师黄宣民先生！
陈寒鸣
2005、4、15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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