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集“八大家”于一身的历史巨人（二）

毛泽东是集“八大家”于一身的历史巨人（二）

                                               马建平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以革命的暴力打碎反动统治特别是它那庞大的武力。由于中国人民不仅要推翻中国的反动势力，而且要打退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假如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没有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一生从未进过军事院校，也从未接受过象样的军事训练，但他统领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经历了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军事生涯，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敌手，并且留下了最精彩、最丰富的军事著述。他的军事业绩称得上是旷古而绝今。这里不能排除他个人的天赋因素，不能否认他有超出常人的领悟能力，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他刻苦的学习、勇敢的实践、倾心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是几十年的战争烈焰熔冶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磨洗出他的战争驾驭能力。

毛泽东的军事成就，除了得力于他能最大限度地吸取、运用古今中外优秀军事家的经验和智慧外，还得力于他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独特的战争之路，这就是人民战争之路。他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二、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展现，是他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军队建设中的逻辑发展。他打破了一切剥削阶级军事家把士兵仅仅当作被动服从的作战工具的传统思想，而把士兵作为军队的主体，着力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将他们培养成为有着自己的主义和见解的思想者，成为为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自觉行动者。他的建军思想主要体现于如下方面：

1、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军队本身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其使命就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打天下，也就是为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战斗。但人民军队不是为个人解决出路问题的，而是为整个被压迫阶级解决出路问题的。“人民翻身我翻身，人民解放我解放”，军队和老百姓密不可分，军队和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来自于人民而又服务于人民，始终把阶级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毛泽东为人民军队规定的政治方向。

2、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中国革命的总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确定提出的，人民军队只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始终服从于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强化军队政治教育的同时，特别强化军队的组织建设，采取了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连以下建党小组等组织措施。使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始终处于党的指引之下，有效地防止军队为野心家所把持而成为私人工具。

3、坚持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人民军队物质待遇十分菲薄，从来不发军饷，开始时每天只有几分钱的伙食费，但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原因之一是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律平等。同时军队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度，士兵有说话的自由，有向上级提意见的权力，有对于军事问题发表个人看法的机会，广大士兵真正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做人的尊严，与旧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军队，其参与者都是自愿而来，而且一经觉悟就特别能战斗。

4、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人民军队白手起家，生活艰苦而又战斗频繁，但能保持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战斗力，就在于这支军队有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传统作风除了来自于政治引导，更来自共产党员和各级指挥员的率先垂范，是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了整个部队。这种传统和作风经由毛泽东倡导而又加以理论概括，形成一种特有的军队文化，成为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精神武装。

5、坚持钢铁一般的组织纪律：军队要有战斗力，就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人民军队除了军事纪律外，还要有严格的群众纪律和俘虏政策。毛泽东从红军时代起，就为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得以严格执行。人民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建立在广大指战员的党性原则和阶级觉悟基础之上的，它保证了人民军队在政治方向上的坚定不移，在执行任务中的勇往直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血肉相连而又牢不可破。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展现，也是他那高超的辨证思维在军事斗争中的精妙发挥。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指导战争，对战争的矛盾双方——敌我两个方面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规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他把战争的目的简要地归结为两句话：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就是：对我方面，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敌方面，则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立足于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同时着眼于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双方力量的对比不断朝有利于我方转化而确定的。他将整个战争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

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如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但保存力量决不是消极避战，而是实行积极防御，即通过打击敌人来保护自己。其主要任务一是建立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二是设法打乱敌人的部署，阻止或延缓敌人的进攻，为革命力量争得发展空间。这个阶段的斗争方式以游击战为主。

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敌人停止进攻转向巩固地盘，我方则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双方形成对峙状态。此时我方应主动出击，加强外线作战，将敌人引出据点而消灭之。并相机占领部分战略要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补给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斗争方式以运动战为主。

战略反攻阶段，是敌人已陷入困境，我方已变得强大，具备同敌人决战的条件和时机。此时我方应设法将敌人分割包围，并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部或几部主力。同时要强占战略要地，摧毁敌人的战略防线，最后达到分头收拾、各个歼灭之目的。斗争方式以运动战和攻坚战为主。

毛泽东的三个战略阶段的军事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而尤其以在抗日战争中的发挥最为完美。土地革命战争中，由于革命力量尚属幼小，加之两次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革命力量长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又为抗日战争所中断。而解放战争中，由于人民武装力量已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战争开始不久便迅速转为优势，整个战争基本上是以战略反攻为主调的。而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则又是一番情景，经过拉锯式的相持阶段，我军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刚要进入反攻阶段，战争却由于联合国军的主动言和而终止。倘若继续打下去，相信这场战争必定会以中朝军队的精彩反攻、朝鲜全境的统一解放而告结束。

除了战略思想外，毛泽东的战术思想也无比精湛，无论在哪个战略阶段，无论面对何种敌人，毛泽东特别强调如下的战术原则：

    1、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和敌人拼消耗，不做“叫花子和龙王爷赛宝”的蠢事；

2、要设法调动敌人，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3、在局部战役中集中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一鼓歼灭之，变总体的弱势为局部的强势；

4、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的，而不以击溃敌人为目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5、不过分注重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敢于打破坛坛罐罐，把包袱甩给敌人；

6、不四面出击，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各个击破，重在打击最凶恶之敌；等等，等等。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之最大基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他的许多打法是一切反动军队无法学也学不会的。毛泽东经常把自己的斗争策略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但由于他们在老百姓面前是聋子、是瞎子，除去被动挨打外，根本得不到任何便宜。“将敌人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最大的筹码。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除了浓厚的人民色彩外，还有着浓厚的学习色彩和创新色彩，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是学习型的军队，毛泽东倡导的打法是创新型的打法。

毛泽东在投入军事斗争之前，自己根本不会打仗，他和他领导的军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军队的学习，注重军队军事、政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他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不仅培养了人民军队亘古未有的学习观念，也培养了他们亘古未有的学习方法，引导他们向前人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先进部队学习，也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在军队内部，则推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做法。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有效组织下，部队中养成浓厚的学习风气，无论战斗生活如何紧张，行军打仗的间隙照样学习；无论学习条件如何艰苦，树枝背包就是最好的教具。人民军队就是靠了这种学习精神，由一群种田人、挖煤汉组成的反抗者队伍，发展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最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人民战争便是这方面的辉煌篇章。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各阶层的老百姓，为了保卫劳动果实，为了捍卫生命家园，以各种方式投入了对敌斗争。在军事组织方面，除了正规军和地方军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民兵组织，如游击队、武工队、自卫队、锄奸队、飞虎队、雁翎队等等，组织形式层出不穷；在战术打法方面，除了游击战和运动战外，还有老百姓发明的各种打法，如闪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蘑菇战、麻雀战等等，各路战法花样翻新；在游击战方面，又有山地游击、丛林游击、铁道游击、平原游击、水上游击等等，真是各地有各地的打法，各人有各人的打法。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在国家陆沉、民族危亡之际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迸发出来，而毛泽东就是这一创造精神的开启者。毛泽东以其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将战争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凶残怪物，变为人民大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手段，使普通老百姓对战争不再怀有神秘感和恐惧感，而变得象犁地砍柴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掌握它、运用它。在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势力就象闯入火海中的野牛，它们左撞右突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最后只能是被烧为灰烬。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之日起，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同时，就确定了未来的战略目标——武装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确定这一战略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的正确认识。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同共产党早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抱有期望，试图推动国民党一道进行国民革命。他积极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成为担任国民党要职的共产党人之一。但毛泽东是早期共产党人中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眼光分析看待国民党，认定它是一个以民族资本为主而又成分复杂的政治团体，是在反清、反袁斗争中集结起来的一个松散组织，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全靠孙中山的影响力来维系。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经济上脆弱，政治上软弱，形不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具备英、法资产阶级那样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挺不直腰板，也割不断同封建势力之间的社会脐带，依靠他们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决无可能的，而且他们极有可能在高压之下投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的怀抱。毛泽东没有陶醉于第一次大革命表面的轰轰烈烈，他一直在思考革命的最终目标和依靠对象到底是什么，并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径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他是早期共产党人中最早关注武装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领导人。当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刚一露出反共面孔时，他迅即给予有力的反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极力主张武力讨伐；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他最早投身于武装斗争。他以超前的意识和行动，利用国共合作时机积极从事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为后来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培养了一批基干力量。

正由于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表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列强不会允许中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而只想让中国成为廉价资源、廉价劳力的供应地和西方商品的倾销地，这在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宁可支持卖国的北洋军阀而不支持志在发展民族资本的孙中山，便是最好的明证。中华民族要想不再任人宰割而走向复兴，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由中国人民自主建设自己的国家。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首先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由共产党主导对于中国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造，彻底废除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中华民族的这一发展前途，共产党必须首先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必须首先取得全国政权。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时代，毛泽东经营中国的战略规划已经形成，就是利用帝国主义操纵新老军阀混战不已的间隙，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数省交界的山区地带，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实行红色割据。在根据地内，则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武装起来，逐步向外扩张。待根据地连成一片，而敌人退缩到大城市后，再夺取城市，解放全国。简要说来，就是要走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选择这样的革命道路，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的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十分弱小而又比较分散，虽然他们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但缺乏有效的组织训练，形不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不能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受封建势力和外来资本的盘剥压迫最为深重，潜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历史上有着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风暴曾经摧毁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但中国农民虽然具有革命精神，却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历史上那种自发的农民革命，只能导致统治者的改朝换代，而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完成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完成，而共产党依靠的主要力量又只能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此外，由于中国的大小城市都被反动势力所盘踞，共产党也只能在农村积蓄力量，只能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把农民发动组织起来，最后依靠农民的武装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这是中国革命唯一可行的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战略目标和革命道路确定之后，要坚持正确的道路以实现伟大的目标，还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是一个革命的大目标，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个大目标。尽管这一目标从确定到实现，历经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尽管这一目标提出后，客观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尽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后，为了抗日的需要而又再度联手，但在毛泽东来说，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统治，将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的决心和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毛泽东坚定的革命意志，，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手的清醒认识。，中国民主革命所面对的敌人，不单单是一个封建势力，而且还有站在它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三个异常凶恶而又十分强大的敌人，是历史上从事革命的人民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而且这三大敌人的总代表蒋介石又是一个极端阴险凶残的反动分子，他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专门吸取反革命的经验，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派都更会压迫人民和剿杀革命。毛泽东对于这个死对头有着穿透骨髓的深刻认识，从不对他抱有任何的幻想，无论在他挥动屠刀的时候，还是在他捻动佛珠的时候；无论在他信誓旦旦的时候，还是在他反复无常的时候，都对他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毛泽东清楚：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他是不会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更不会允许推翻剥削制度的。共产党或是被他消灭掉，或是彻底消灭他，如同景阳岗上的武松和老虎，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更不存在什么“双赢”的结局。共产党同国民党几十年的反复斗争，就集中表现为毛泽东同蒋介石的反复较量，他们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光明，一个要把中国拉回黑暗。较量的结果是光明的力量战胜了黑暗势力，毛泽东终于最后击败了蒋介石。毛泽东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他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而蒋介石代表了历史的倒退之外，还在于他的智谋才略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在于他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革命斗志。蒋介石虽然也从中国历史上得到许多反革命的借鉴，但为阶级本质所决定，他决不可能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意志和精神。因此，毛泽东的成功和蒋介石的失败，就不仅包含了斗争的成果，而且包含了历史的必然。

中国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的无比远大。他对于中国革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内心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是真正的胸有成竹的。毛泽东的头脑中，绝对没有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在关乎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如此。还在井冈山时代的毛泽东就认准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走向强大，而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的赤旗挥舞，定会唤起亿万工农，而将旧中国打个天翻地覆，这一战略目标终于在他的强力推动和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斗下实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略目标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也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道路的无比正确。他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他的这一重大抉择，是以深入的社会考察和严格的科学论证为前提的，是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前导的。毛泽东从来不会在自己没有看清前景时就驱赶革命队伍匆忙上路，也不会盲人骑瞎马式的边走边摸索，因为那无异于以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为赌注，拿千百万战士的生命鲜血充当实验品，而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如此。中国革命经过血的教训，才选择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因而取得最后成功。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略道路的正确与否也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还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无比英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共产党人从拿起枪杆子到打下全中国，二十二年间一路枪林弹雨、千折百回。除了对敌斗争之外，还要排除内部的错误干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目标，毛泽东率领共产党人进行了顽强而又灵活的内外斗争。每到重大转折关头，他都能站在战略制高点上对今后的斗争作出正确的决策，使中国革命的巨轮距离这个大目标更加切近。毛泽东一生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他从来没有被别人误导过，包括来自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的误导，都不能影响他的判断力，正是他的高瞻远瞩使中国革命免走许多弯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同样是决定一切的。

毛泽东的战略家的使命并没有随着民主革命的成功而完结，他的革命目标不仅是要夺取政权，而且是要再造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只是实现了他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个战略目标，随之而来的，是他为中国革命确定的第二个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确立了毛泽东战略家的历史地位，对此是无人敢于提出挑战的，就连那些被毛泽东打败的帝国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是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

而第二个战略目标在毛泽东手中没能最后达成，由于此间他过多地发动了一些旨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和他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过欲速则不达的决策失误，所以在他身后，有关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战略规划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一直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那些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人们，无法直接挑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而是将这一目标同毛泽东的事业割裂开来：第一不承认他搞得是社会主义，认为他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幻想；第二不承认他搞的是现代化，认为他热衷于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第三不承认他走的是强国之路，认为他把中国越折腾越穷。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对他的定语。

  那些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人们，利用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没能象第一个战略目标那样作出明确的规划与设计，极力抹杀他在这方面的历史作用，把毛泽东描绘成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讲规划，只知一味地冒进蛮干的狂热者。他们以一个新的“设计”抵消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探索，其结果如何呢？第一，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由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国民经济体系被破坏了；第二，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以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为前端的、以自主科研为依托的工业体系被动摇了；第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为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戴的、以中、美、苏三国鼎立为格局的大国地位被削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统统与中国渐行渐远了。

  究竟谁是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设计师？究竟谁是真正的站在世界前潮谋划中国未来的战略家？人民会有自己的判断，历史也将会作出定评。问题不在于谁能够取代毛泽东的战略家的历史地位，而在于谁能在毛泽东之后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作出更为正确的战略规划并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轨道，这对于历史和人民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改革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开始实施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战略宏图，开始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当时摆在全国面前的战略任务有三个：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废除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三大任务之中，发展生产力是最基本、最长远的战略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在其他两大战略任务胜利完成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必须废除剥削压迫制度，建立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才能得到扎实而又迅猛的发展。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快速发展生产力只能是一种美丽的幻想。

建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三大战略任务同时并举，并一一取得辉煌成就。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巩固住新生政权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此之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已从根本上铲除了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的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以和平方式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开始了由革命家向改革家的角色转变。

改革和革命都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都需要经过艰难的斗争，不同之处是前者采用和平的手段而后者采用暴力的手段。毛泽东深知改造社会尤其是废除剥削制度的艰难复杂性，因而在他的后半生中，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对于旧制度的革除和对于新制度的创建上，他要用新的制度为新的生产力开辟道路。为此，他主导了无数次重大的社会改革，他主导的改革同他领导的革命一样，都体现出目标的明确性和行动的坚决性。

毛泽东主导的最重大的改革，当属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是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引导他们由个体劳动者变为集体劳动者；对于民族工商业者，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等方式，引导他们由剥削者变为半剥削者或劳动者。其最终目的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引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放弃旧的生产方式或剥削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康庄大道。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继夺取政权后的又一成功创举，特别是对于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方式废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既没有造成社会动荡，更没有出现暴力流血，这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属罕见的。当然，对于这样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异议的。在毛泽东生前，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走得太早太快的议论便不绝于耳，在实际过程当中，统得过死和管理不善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属于管理问题，应当通过加强农民的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加以解决。而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来说，还是从市场经济实力竞争的原则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许多先进农村集体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去世后，这一改革成果惨遭毁灭，除了少数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之外，中国广大农村重又恢复了小农个体经济，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普遍严重的“三农”问题。而对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生前，无人公开提出异议，新中国就以这次改造的成果和此前没收的官僚资本为家底，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林。这一改革成果在毛泽东身后也惨遭破坏，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国营企业被蚕食殆尽，私营资本卷土重来，外国资本乘虚而入，中国由一个自成体系、自主发展的工业大国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国。而且严重的是，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当初共产党是非法剥夺民族资本的理论，照此下去，这样的“改革”不仅变成了“改向”，而且极有可能变成反攻倒算。

  毛泽东不仅改革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改革了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关于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毛泽东认为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他认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要素的实质就是管理问题。在建国初期，一切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和“专家治厂”的体制被搬来中国。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体制的弊端。在他看来，工业企业之最大的生产力来自于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工人群众，一切科学技术最终是要经过一线工人之手变为产品，那种片面依靠厂长和专家而忽视工人作用的管理思想，实则仍把工人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企业管理，势必压制工人群众，势必背离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势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大力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大力提高工人群众在生产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动员工人群众向科学技术文化进军。从五十年代初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到六十年代初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无不是他大力推出的改革举措，无不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空前热情。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工人们关心企业、爱护企业、积极提供合理化建议蔚然成风；人人争做生产能手、个个争当技术标兵形成热潮。以“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全国一盘棋精神”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和以“岗位练兵”、“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新老工人传帮带”、“兄弟单位比学赶帮超”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登上快速奔跑的列车，为中国工业化的尽早实现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动力。那个时代，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企业管理体制，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企及的劳动生产率，使新中国在不到三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特别注重清扫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防止这些东西对劳动群众产生毒害和影响。建国后，他花大力气改造社会风气，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改造社会风气就是一种改革，是一种比废除剥削制度毫不轻松的重要改革。毛泽东改造社会风气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扫娼戒赌禁毒，对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毫不容情的强制措施予以清除，而对于牵涉其中的落后群众，则采取思想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改过自新。这一重大举措由于得到坚决彻底果断的实施，那些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严重为害国民身心的社会毒瘤很快在中国大陆扫地一空，并且在毛泽东在世期间一直都是绝迹的。毛泽东改造社会风气的第二个重大举措是大力提倡移风易俗，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包办买卖婚姻、男女不平等之类的陋习。如果说上一个举措是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话，这一举措则以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因为这更多的涉及到普通群众，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那些戕害中国人民已久的劣风败俗很快就被人民大众所抛弃。这除了教育引导的作用之外，更由于中国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深刻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号召的事情是绝对为了他们着想的。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的空前觉悟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几千年的愚弄灌输，新社会应有的新观念和新习俗在人民群众中开始蔚成。毛泽东改造社会风气的两大举措，从城市到乡村，给了旧社会的影响以彻底荡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特别是他对黄赌毒的严厉禁绝，表现了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也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免受污染提供了切实的环境保障。

  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解放前，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教育只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解放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以有限的教育资源大力开展全民性的扫盲、识字、学文化运动，解决了广大工农群众和管理干部文化普及与提高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也蓬勃兴起：各类普通、技工、专业中学遍布城乡；各种文、理、工、医科大专院校门类齐全。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国民识字率达到65%以上，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大专院校在校人数超过建国前几十年毕业人数的总和。毛泽东在重视教育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教育改革，围绕教改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教育方向上，他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方针上，他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教育体制上，他主张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减少不必要的学科；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改变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教学法，而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助式”的生动活泼的的教学法。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反对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死读书，反对考试时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反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反对满堂灌等等。他特别关注对于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防止他们在掌握了文化知识以后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蓬勃而又健康的发展：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均能得到很好的训练，毕业时都能抱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走向工农战线后都能很快成为劳动骨干；大中专毕业生的专业知识都很扎实，毕业时都能愉快地服从国家的分配，在工作岗位上一般都能独当一面，许多人很快成为工作专家。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劳动后备军和能实干的科研后备军，这些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不仅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顶梁之柱，而且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是真正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收费极低，困难学生享受助学金，住校生免费提供住宿；大学生在校几乎是国家全包，毕业后按其专业分配工作，享有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待遇。那时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但供孩子念书决不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毛泽东时代并无“再穷不能穷教育”之类的口号，但那个时代却真正把教育放在了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真正站在现代化、世界和未来的高度上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长远的规划。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战争年代他就把文艺工作比做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并且对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正确的指导。建国后，他一方面提出“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对文艺的改革问题极为关注。他认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成为社会的主体，，文艺要表现他们的生活，而不能再被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太老爷占据舞台；同时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基础变了，文艺要为新的基础服务，要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而不能再去散发有闲阶级的闲情逸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文艺工深入生活、汲取源泉，发掘题材，启动灵感，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如同娇艳的百花，盛开于全国城乡村镇，许多濒临断流的民间文艺被赋予新意，重又焕发出生命光彩。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所抒发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给艰苦奋斗中的中国人民以昂扬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鼓舞；特别是革命歌曲、革命题材的电影和小说，象三枝穿心的神箭，受到青年一代的忘情喜爱，成为他们革命理想和奋斗精神的催化剂。毛泽东时代的一场蔚为大观的群众性文艺普及运动，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一曲曲歌词雄健、旋律优美、洋溢着时代激情和民族风格的动人歌曲，畅响在厂矿、田野、军营、校园。无论在劳动工地，还是在集会场所，无论在奔忙途中，还是在休息空间，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亮起歌喉，用歌声表达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和追求，用歌声抒发劳动热情和奋斗精神。那些美妙的歌曲犹如精神食粮，帮助中国人民以饱满的斗志战胜一切灾害困难，取得国家建设的惊人成就。革命歌曲是毛泽东时代的骄人之笔，是继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这座高峰隆起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而高耸于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数不尽、唱不竭的经典之作。这些红色经典决不会因着历史的烟尘而褪色，那个奋斗的年代只要值得人们永久的怀念，那些激越的歌曲就永远回响在人们的心头。

  毛泽东在解放以后还有一项重大改革，是对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旧中国万户萧疏，瘟疫横行，中国人普遍体质羸弱，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下大决心进行改革。除了发起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健身运动外，他对医院工作的宗旨作出明确规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求医院必须把治病救人作为天职，决不能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在毛泽东时代，病人无论是官是民、有钱没钱、城里人乡下人，在医院都能得到及时救治，都能得到最大的人文关怀。毛泽东针对医院大都集中在城市，而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的现状，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一个由城市中心医院、乡镇公社卫生院、农村卫生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初步形成。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群众的看病难的问题，而且根除了许多为患千百年的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节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使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普遍提升。毛泽东针对医疗方面“重治轻防”的传统积习，提出“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方针，全国城乡都把预防疾病放在了第一位。由于防疫工作抓得及时彻底，不但大大降低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而且把许多恶性传染病如疟疾、白喉、肺结核、大脑炎等抑制和消除到最低点。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医药传统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的重要观点。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中医中药从科研院所到大专院校，从专门医院到专门科室，形成成龙配套的专门机构，珍贵的祖国医学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掘。提倡中医药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廉价的医疗技术，适合于我国的经济水准和大众的支付能力。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提倡的针灸治病，最能说明这一点，许多疾病靠针灸拔罐便可治愈，花钱很少甚至不用花钱。这种治病方法不仅深受我国人民的欢迎，而且在国外备受称颂，我国的援外医疗队就用这种办法，为无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解除了病痛。“一根银针传友谊”，形象地表明了中医技术在发展我国对外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那个时代国家尽管很困难，但却舍得投资进行科技攻关。以人工合成胰岛素为标志的生物医学方面的自主创新技术，许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创举，而且都直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事业。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而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人均寿命已近七十岁，仅此一点，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毫不为过的。

毛泽东为改造中国而推行的重大改革还有许多许多，所有这些重大改革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就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真正的为了老百姓利益的改革。为了这一神圣目标，毛泽东以极大的改革勇气，把一切不合理的旧秩序搅了个周天寒彻，并且最终搅出个玉宇澄清，用新秩序代替了旧秩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历史上有过如此成功的改革家吗？没有，从来都没有的。因此说，中国要论改革家，毛泽东当数第一人。

然而，毛泽东的改革大业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的成功。以上的那些改革之举，在毛泽东看来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追求的改革目标是不仅要造成新的社会秩序，而且要造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国民，不然的话，新秩序建立起来也很难维持下去。改造人的思想较之改变社会秩序是困难百倍的事情，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泽东对此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为了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早日实现，他不会把这一历史责任完全推给后人。他尽其所能发起一些思想教育运动，试图改变人们的旧观念，以适应社会主义的新秩序，而其中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与改造，是他认为特别严重而又必须抓好的三件大事。他试图通过走集体化的道路，引导农民脱离个体生产而走向集约化生产；改变分散状态而增强自主管理、民主管理的能力；克服小私有者意识而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使农村逐步奔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他试图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帮助知识分子克服经济上的依附性、政治上的动摇性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他们最终同工农大众融为一体，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他试图通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参与监督管理，抑制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先锋模范作用，免蹈因腐化而败亡的历史周期率。他的这些努力在他生前取得了重要成效，特别是他通过从严治党，严厉约束了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他领导下的政府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最高效的政府。但尽管这样，他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这些改造人们思想的努力，是要以触动人们的既得利益和改变人们的思维惯性为前提的，它会遭遇人们的顽强抵抗，无论这种抵抗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思想的还是行动的。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更多的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千秋大计，而作为老百姓的芸芸众生更多的关心的是个人家庭的近期得失，有些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他们的思维仍旧还是老百姓的思维。毛泽东以其个人的暮年壮志试图改变一个民族的千年积习，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他多年的努力成果很容易的被人们丢弃。

毛泽东最为倾注心血的的重要改革——改造人的思想虽然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无尽无休的，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毛泽东为了冲击人们的那些不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的旧思想，不惜数次发动政治运动，以恶性刺激的办法促使人们早日醒悟，其目的决不是要同哪些人过不去。他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几十年的生死搏斗打下了江山，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上千万优秀儿女牺牲的代价，这中间贡献最大的就是农民、共产党人、革命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除增添了工人阶级这一力量外，毛泽东依靠的对象依然是以上三种力量。但他要求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向工人阶级那样抛弃私有观念和既得利益，而不要拖着小私有者的尾巴成为社会进步的妨碍力量。他决不允许任何人阻碍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允许中国再返回到旧的社会秩序当中去。他既不允许工农大众重新沦落到社会底层，重新当牛做马为奴隶；也不允许当权的共产党人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到头来重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他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能用社会主义思想要求自己。共同维护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这个制度发生嬗变和倒退。同时，他渴望加快进行国家建设，靠整个国家的富强使全体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而不是靠自发的利益争夺使少数人专享富裕的机会。毛泽东这些良好的愿望之所以未被人们所理解，除了人们的思想为狭隘利益所局限看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样一个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而这两个原因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不无关系：一个是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还是一些远景式的东西，与眼前的实际生活不太好联系，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可能使人们的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当时在宣传上却过多地偏重意识形态化，过多地把远景的东西说成是眼前的现实，并强迫人们去承认它。这样就容易使人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政治上的说教，而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真正去理解它，当然也就难以形成坚定的信念。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缺少维护新秩序的可操作的工具，主要是工农大众缺少必要的民主权利。当时的社会虽然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但却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人民无权选择本单位的领导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用民主权力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自己的命运要由执政党的政策来决定。这样一旦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出现政策上的变化，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无从保障。以上两点，尽管有着客观上的种种因素，但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失误是无庸讳言的。

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作了新的阐释，更多地同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挂上钩，尽管这种阐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它更接近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心理要求，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许多福利性的改革举措因而得以顺利实施。如果说在改革初期，通过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以加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拥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尚有一定的必要性，因而尚属对于毛泽东此前失误的一种必要弥补的话，那么，从改革一开始，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方面却没有向前迈出哪怕是一小步，许多方面甚至比毛泽东时代大踏步地后退了。毛泽东的失误是没有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程序化化和法制化，但他决不是不想给人民以权力，相反他是最敢于让人民群众掌握权力的领导人。但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人民没有这方面的操作经验，如果贸然模仿西方的民主方式，弄不好会被异己力量所操纵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混乱。因此需要设计一种符合中国特点的民主程序，以便于中国的人民大众直接掌握和应用。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起那些一味崇信西方民主的领导人是高明的。但不幸的是毛泽东恰恰在民主程序的设计上发生了失误。毛泽东设计的“大民主”的操作方式，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民主方式，它不是在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之前或发生之际由人民将侵夺者的权力依法拿掉，而是等侵害事实发生之后再发动人民以造反的方式将其掀翻。这种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大民主，其实是最容易被异己力量所利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基本原因盖出于此。当然，文革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寒，是当时的社会矛盾长期累积而酿成的。文革之前，毛泽东大力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民主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也带有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弊端，但在监督、遏制干部队伍的不良行为方面却是行之有效的。假如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在“四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主建设，变后发制人为先发制人，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对于本单位的领导人行使选举、监督、考核、弹劾、罢免等权力，真正将民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中国不但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面积的干部腐败，而且有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走出一条更为真实、广泛、彻底的民主道路。但遗憾的是，毛泽东之后，随着“四大”的被取消，人民群众连仅有的一点直接监督、遏制当权者的权力也失去了，民主建设从此退出改革主导者们的视线之外，“谁有本事谁发家”的所谓机会平等代替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被剥夺后，不仅没有得到发家致富的平等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夺。如今，当中国的工农大众由被边缘化进而跌落到社会底层时，当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时，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少数人攫取后变为压迫劳动者的吮血资本时，当那些暴富阶层及其代言人不顾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极力要将这种畸形改革推行到底时，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开始对于此类改革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人民的觉醒和对改革的反思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惊恐，一种“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的叫嚣声由此而泛起。这些人从经济改革中捞足好处后忽然又想起了政治改革，想起了被他们遗忘多年的民主建设，一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的滥调从他们嘴里又再次叫响。他们想要加快由他们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由他们设计的民主建设，其实质就是加快实施西方国家的三权分治、多党制，让共产党早些退出政治舞台。当前围绕改革引发的全民反思，答案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凡是以侵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所谓改革，都没有丝毫的进步性可言，都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当前的中国，要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唯有继续推进毛泽东的改革思路，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尽早纳入程序化、法制化的轨道，依靠人民的力量遏制腐败的蔓延。不然的话，毛泽东所要极力避免的政权败亡的周期率是极有可能提前到来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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