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发光的历史“瞬间”的火花：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14章》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17章》
第十八章
大道废，定有仁义；智慧出，定有大伪；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
【说明】
本章是对前面一章的“每况愈下”原因的深入探讨，是对统治者及其官吏（智者、众人、大患者）们，转嫁“人与民”的矛盾的深刻揭露。是对古公亶父的后继者们，违背了古公亶父对民众的承诺后的直接披露。这个问题在东周时还能让人们知道，可是待到秦汉之时就无人知晓了。所以，秦汉以降直到现在，《老子》一书就已经成其为深埋历史尘埃之中的“故事”了。然而，现实中的某些人的蓄意歪曲、编造的某些不着边际的所谓的“故事”，就只能是任由人们的嘴皮子上的功夫，而颠来倒去的把《老子》肢解得体无完肤！远离《老子》的宗旨，而不知所云。
《老子》一书写出是在公元前770年，待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老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楚简已经是离开西周大约有470年了。出土的楚简《老子》，只是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社会上一种版本的任意摘抄。然而，它确实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的《老子》摘抄。由于有这近500年漫长的历史，只算到这时候就必须传抄多次，并且还要有多次翻译抄录的周折（从甲骨文到籀文、由籀文到小篆的前期的“过渡文”），再加上每一个手抄者的认识境遇的“信手”的错误、与自信的任意取舍，于是乎遗留下来的错误就不少了。
故此，我只好根据下面的理由来订正本章。但是必须对照一下下列两个版本。
出土的楚简《老子》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汉帛书《老子》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乱，安有贞臣”。（这是参照甲乙两个本子综合之后的结果。）
仅以这两个本子来看，显然是“翻译抄录者”欲求文章的完美、追求“一致”而弄巧成拙，这才有四（或三）“安”字出现；但是后来的“通行本”（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等），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部删除了“安”字，就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通行本”样子。
出土的楚简《老子》，时值“思孟”思潮正盛的时候，也是孟子宣扬“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确立“四德”的时候。唯一（整个东周时期只有这一次）出土的中山王铁足大鼎，就是“追随思孟思潮的理念”的铭文。所以有人任意摘抄时，就不得不抄成“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涉及到智慧时就干脆“整句都不敢要了”，这才造成我们看到的出土的楚简《老子》的任意抄摘（现代居然有人那样崇拜这样版本的《老子》，真是怪哉）。
考虑老子的思路，联系客观现实而且要符合客观事实的道理，以及必须与《老子》全文相呼应，还要与老子的逻辑思维能够自洽。所以，必须增加二“定”字和二“安”字；原“忠”字误，当正为“贞”字。
（关于“贞”字牵涉的问题也是比较多而且也比较大。“贞”字起源很早，在甲骨文内就已经出现。但是，人们却错误解读了它！这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它几乎影响到我们对“甲骨文”的全部认识，其错误持续到现在。在相应的时间内，我将逐渐解读它。）
【字词句注释】
大道废：这里的“道”是关键字，是直接紧随前面所揭示的问题之后而提出了的，因此汉帛书《老子》和楚简摘抄《老子》的此文前面都有一“故”字。这里的“道”就是“民必须依赖于人的保证、保障条件的允许；人同样要依赖于民才能生活、生存。”这也就是古公亶父所高度抽象而浓缩的“德”，而要“保证、保障民得”！这也是《老子》全文中所统一应用的“道”字之义；大，没有实质的意思，只是“道”的“着重性”加强而已；废，不再使用、不再继续，违背、背叛原有的承诺（古公亶父所高度抽象而浓缩的“德”，而要“保证、保障民得”）。
仁：此字在出土文物中出现是很迟的（在公元前300年略前的中山王铁足大鼎之上是“亡不率仁”），但是这却不能说明此字在社会内真实出现的时间；根据《老子》的38章来看，“仁”字的出现，应该是殷商末期。只有殷商末期的“得”风盛行之时，才有“智者”提出“仁”的思想意识来糊弄民众：转移社会矛盾的视线、减轻统治者的职责、让民众心安理得地承受不应该有的盘剥而无言可述，从而使其“得”风（贪污腐化不正之风）日益猖獗，因此才断送了殷商王朝。所以，老子就指出：你，统治者是为了废弃、背叛对民众的保证、保障，才提出所谓的“仁”的。这明显地是你要转嫁问题的实质，无非是维护你那不敢见人贪得无厌的私欲的“满足”而已。（另外，“仁”字的本义，即“仁”字最早的定义是“上人”的行为，因为“仁”字的左边是“人”字，右边的上短横、下长横是当时的“上”字。显然，这是为上者根据自我的“感情”而对待他所应该处理的事情的时候，而出现的行为。显而易见，“仁”的起源是统治者的感情用事。既然是感情用事，就可以背叛“原则”，背叛自己的承诺，就可以不讲“诚信”。久而久之，背离原则就越来越远。）
义：此字出现很早，甲骨文和金文内都有，当时只有以“义”为名的意思（地名、人名），以及少许的“仪”或“宜”之义，乃至于类似现在因“抚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义”；然而如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正义、道义……”的“义”的行为，一例也没有。但是，在殷商末期由于“得”风的盛行，才有“智者”提出“仁”和“义”作为行为“要大家”遵守执行。这明显地同样是统治者要转嫁问题的实质，无非是维护统治者那不敢见人贪得无厌的私欲的“满足”而已。
智慧出：出，现；智慧，就是“智”，然而它的出现也是不好的行为；西周晚期出土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就有批判而肯定的言辞“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这正是西周晚期铁（铜器）的证据。正因为“智慧”的出现，才致使“仁义”危害成灾，祸害跨越几千年。（大家只要翻开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的铭文，就可以看到：“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的认定。这就是历史证明。）
大伪：伪，有用做作掩盖本来面貌的虚假的、或者是“不合法”的、不符合原来的承诺的行为。
六亲：六亲，本文的六亲是指父、子、兄、弟、夫、妇；
安有孝慈：安，疑问代词；安有，哪有的意思。父子间的慈与孝、兄弟间的慈与爱、夫妇间的爱，这几者之间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保证，才能会有孝、慈、爱的“成立”和现实的实现。显然，这个坚实的基础是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和睦、和谐、和气。否则，就是“安有孝慈”，也就是没有孝慈爱的存在之可能了。
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里可能大家的误读、误解比较是多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有这样几件：什么是“贞”？什么是“贞臣”？国家昏乱能有贞臣吗？（说到“贞”，这要从源头说起。现在的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的中间的“玉版”上有一幅图画。显然这还是没有文字的时候，离开现在大约是4600年以前。图案的中心部分，正是后来殷商的中期甲骨文出现后的两个“贞”字的“十字交叉”的组合。）然而甲骨文的“贞”与甲骨文内的“鼎”字的写法基本一样。这也就是说“甲骨文时期”的“贞”字的出现，它是表示：殷商王朝启用的某些官员，因为是一些曾经管理过“饮食器具”的人员（这与我们更早时期就有“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是一致的），这才是“贞”字的本义。因此，“贞”字蕴含着“保证、保障民得（最基本的‘饮食’问题）”的原始含义。这也就形成了秦汉前，不为人知的“道理”，当然是《老子》其中的真实含义。于是“贞臣”的本质职责，就是完成统治者（王）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实现而效力、服务。显而易见“国家昏乱”了，怎么还会有“贞臣”的人来为“统治者”、为“民众”去效力、服务呢？这是明白无误的现实啊！
【译文】
（西周王朝的每况愈下之后，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大家逐渐不再遵守、不再继续使用了，这才有所谓的“仁义”的发生；而这种“仁义”的发生、发展、壮大而根深蒂固的全过程又依赖“智慧”、机巧的出现，正因为“智慧”、机巧的出现，这才逐渐促使“仁义”的发生、发展、壮大而根深蒂固进而冥顽不化，延续直到现在还被大家所尊崇！这就是“大伪”、是天大的欺骗，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欺骗啊！
父子间的孝、兄弟间的慈、夫妇间的爱，这三者间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保证，才能会有孝、慈、爱的“成立”和现实的实现。所以说：如果“六亲”不和，就不可能再谈到什么“孝慈”。国家只要“混乱”（昏乱）成为事实，那么，就不可能再有“贞臣”了，就不可能再有为民众服务的“官员”了。这些都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啊！
【读后】
这些朴实而琅琅上口的道理的陈述，这就是老子的独特文风！可惜的是，人们却旷日持久地游弋在《老子》的大门之外。
另外，非常可惜的是本章和第4章一样只是个半章，只说明了“每况愈下”的严重后果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显而易见第19章是它的下半个部分，它们的“组合”后才能构成是一个完整的章节。
虽然，显赫的“大道废，（定）有仁义”几个醒目的“大字”，摆在每一个曾经接触过《老子》一书的人的面前。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非议”过“仁义”的问题。道理何在？
因为，在探讨客观事物慕讨校嗣堑娜鲜妒且肴魏斡写鲜兜牧煊蛑诘模嗣堑乃嘉敲挥薪摹７裨颍鞘亲跃谌鲜兜拇竺胖猓荒苋嗽埔嘣贫眩撼淦淞恐荒芤蜓鼐伞⒐滩阶苑狻⒈Р惺厝倍堆硬写男〈蛐∧值淖杂樽岳帧？銮遥匀豢蒲У哪承┤宋娑ㄖ螅ɑ蛉蝗鲜叮家欢纤急妗⒎穸ǎㄌ教帧⒀芯康鹊鹊墓蹋┒鸾ゲ庞兴岣摺⒔剑ɑ共灰馕妒恰罢妗保┲敝廖蠢矗獠攀强蒲В『慰觯幢闶亲匀豢蒲е械摹啊恰扔凇恰闭庋奈侍猓蓟贡匦肴鲜兜剿遣荒艹闪⒌摹Ｒ蛭嗣窃缫丫溃骸啊恰笔遣荒艿扔凇恰钡模饪墒亲匀豢蒲У幕∥侍狻Ｄ敲次颐俏裁淳筒荒芸悸且幌隆叭室濉钡奈侍饽兀咳险娑蒲У厝鲜丁叭室濉蔽侍猓舛晕颐墙裉斓纳缁岫冀哂胁豢晒懒康摹⑾胂蟛坏降南质涤肜返囊庖澹∫钥蒲У奶热タ创叭室濉保幢闼哂谢蛉坏摹罢胬怼毙裕敲幢厝晃颐蔷突埂懊悦！蔽拗牟兴鹌迫毙浴ＳΣ挥Ω霉┞冻鏊摹耙醢怠泵婺兀肯匀唬獠唤鍪且桓隹蒲У奈侍猓彩且桓鏊枷肜砺巯质档奈侍狻?/P>
于是乎，人们之所以不敢非议“仁义”的缘由是什么，就必须摆在每一个欲认识问题的人的面前。显然，这与中国的特殊环境有关。自从公元前二世纪时汉武帝，置“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就成其为中国维护封建帝制独裁的经典“教义”，这就成了任何人不敢触动的“金科玉律”。这个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它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桎梏民众役使其身、束缚民众统摄其心的伪善恶魔！人们在这样的“金科玉律”的教育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想而知（也必然可知），只能成其为围绕“王”或“王权”转悠的欺压民众的“寄生虫”（智者、众人、大患之流的人）！
这就是《老子》文章的功劳，他在那样早的时代就揭露出来这样的发展趋势，指出了它必将产生的恶果。遗憾的是，我们中间的不肖子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恬不知耻！
【历史性的错误】
“仁义”在中国的所有文献之中，都是响当当“正直”而辉煌的理念。历来不少的天子（统治者、圣人、皇帝、君王、领导者）以及所有的文人墨客对于“仁义”，无不唯恐赞誉不周而不甘人后地摇旗呐喊。唯独《老子》一书中的18章有“大道废，（定）有仁义”和19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但是，当大家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时，“诡辩”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所有接触《老子》的文人墨客之中，他们较好地“自圆其说”而使《老子》跻身于“诸子百家”之中，庸庸碌碌的使大家对老子莫衷一是、不了了之。于是乎，我们也会看到在“仁义”萌芽时的“智者”、“众人”的脸谱：他们为了讨好“王”或“王权”，信口开河地使用诡辩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由此，他们可以利用嘴皮子功夫，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忠臣和奸臣的问题，成为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大家认为国家只要“混乱”（昏乱）了，就会出现什么忠臣和奸臣。这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然而，凡是涉足解释《老子》第18章的人，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都煞有介事地要大谈自己的忠奸观。其实历来人们形成的所谓的忠奸观，并没有什么标准可言。在中国的信仰“忠”的人，必须表现出来是“忠于”“君”的。不管此“君”是何许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忠于他，这是其一；无论“君”对“臣”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作为“臣”的人都不能动摇“忠于”他的观念，这是其二。基于这两点来看，这样的“忠臣”就不会给民众办一件“好事、实事”。因为他办事、处世的宗旨是以“君”的意志、言行为准则的；再者，这样的“忠臣”和“奸臣”又有什么两样？“奸臣”之所以是“奸臣”，他却处处事事时时都把“君”哄得团团转。“君”既然跟随“臣”转，那么此“臣”如何分辨出“忠和奸”？相形之下，“奸臣”比“忠臣”是更加“忠于”“君”的“忠臣”！这还涉及不少的“理论”问题，就不再啰嗦了。
《老子》文章中的“贞臣”就没有“忠”与“奸”的含义。它仅仅指的是：原来“管理饮食器具”的人。他们工作认真负责，才把“官员”的“上传下达和下意上知”的“职责”交给他们。他们就是这种意义下的官员，必须与最高统治者的宗旨保持步调一致——保证、保障民得的一致。
本章内的句子都不是并列的句子，都具有老子文风一贯的笔法。它们也同样是步步深入、
层次分明的层层推进、层理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的难得的好理论文章，千古绝唱！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大道废，定有仁义”，是否成立？于是“仁义”的“价值”何在？
“智慧出，定有大伪”，这可能更加不好理解，是否应该探讨、讨论、研究？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六亲不和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能够做到孝慈？是要某些人去教会民众怎样是孝慈吗？
“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种古文的意思，我们应不应该去认真理解？
显而易见，这些都是“国家大事”，这却马虎不得啊！
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抱着“仁义礼智”不放？这是想我们前进，还是要我们倒退？这能够与世界潮流融合、合一吗？
※○◎○※
自然科学的某些人为规定之后（或然认识），都要不断思辨、否定（探讨、研究等等的过程）而逐渐才有所提高、进步（还不意味是“真”）直至未来，这才是科学！何况，即便是自然科学之中的“‘是’等于‘是’”这样的问题，都还必须认识到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知道：“‘是’”是不能等于‘是’”的，这可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
自从公元前二世纪时汉武帝，置“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就成其为中国维护封建专制（帝制）独裁的经典“教义”，这就成了任何人不敢触动的“金科玉律”。这个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它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桎梏民众役使其身、束缚民众统摄其心的伪善恶魔！人们在这样的“金科玉律”的教育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想而知（也必然可知），只能成其为围绕“王”或“王权”转悠的欺压民众的“寄生虫”（智者、众人、大患之流的人）！
第十九章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说明】
原“圣”字误，当正为“礼”。理由很简单，因为《老子》全书之中，“圣”字都是与“人”字连用的。何况“圣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意思，《老子》文章中的“圣人”必须高度自律、自警，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害怕损伤了“保证、保障民得”的庄严承诺，而不能履行自己的“崇高天职”！《老子》全书的意思全在于此，都是规范“圣人”的行为，是教育“圣人”如何“爱民治国”的。也就是说：“圣人”是必须要受教育的，并且“社会”要无时无刻地教育他、约束他、质问他（现代的社会中的某些不正是这样在开始吗）！否则，他就会忘乎所以，就会沦为“强梁者”（42章）而“不得好死”。
“礼”在《老子》全书之中是不好的行为，是应该“深恶痛绝”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这不但是老子对“礼”的定义，而且是对“礼”的严肃批判。显然，在考虑各种理念批判的时候，“礼”字就不得不首当其冲了。所以必须确定：“圣”字为误，当正为“礼”。这还隐藏着“礼”是“智”生存、出现、发展的肥沃的“土壤”；“智”是“礼”生存、出现、发展的“园艺师”！正因为它们、相得益彰、朋比为奸，才能风风光光延续两千余年！大家谁也没有料到，老子在那样早的时候内，就把“礼”、“智”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更加遗憾的是我们都是睁眼瞎子，居然大家都视而不见！
“绝学无忧”当属本章，此问题颇大。大家都没有注意老子的文风问题，也不认识老子的思维方式，不知他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特殊“理论”“论述”的形式。当然，大家更不知“学”字在那时的古义，以及和前面八个字“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血肉”联系。虽然自唐以来，就有人不断提出要把“绝学无忧”放到本章。然而，习惯势力的强大，有时候会毫无道理地“胜过”认识的力量。这真是一种“积非为是”而不应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现在应该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
十九章是老子教育周宣王以后之继任诸天子系列理论中的一环，它应该出现在西周的末期。不读懂它就读不懂《老子》全书，当然也就不知前后各章之联系。要读十九章则至少要知道一点西周史实，可惜的是，文献资料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都变了味，对不上号。短短四十九个字的《老子》十九章是《老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八章和二十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不认真理解、读懂十九章，则不仅对十八章和二十章的内容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会根本不知道《老子》一书的宗旨是什么。
同时，本章是18章的下半部分，是与18章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所以它的文句也当然是18章的继续。故此，这同样是理论性很强的好文章，是“千古绝唱”！
【字词句注释】
绝礼弃智：绝，穷尽、净尽、完全没有；礼，固定的、不讲“忠信”的硬性规定，它是国家“乱之首”。（不讲“忠信”的问题，在《老子》文章中的“忠”与“不忠”，只指“保证、保障民得”的忠实执行与否；“信”与“不信”也仅指对“保证、保障民得”的背叛与否）；弃，放弃、扔掉；智，机巧、伪诈，相当于现在的“智力犯罪”或“智能型犯罪”的“词目”，当然也指故意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讨好统治者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事实上，的确是这些人的兴旺发达，才导致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历史的延续而流毒至今，故此《老子》第3章就把“智者”的问题提出来了已经开始批判）。“绝礼弃智”不仅是本章的“出发点”、是“基础”，而且事实上它是统治者偏离他应尽“天职”的开始，所以这才有下文的“民利百倍”和“民复孝慈”的探讨乃至“肯定”。
民利百倍：当统治者能够“保证、保障民得”，诚于他的“天职”（忠）、守于古公亶父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规定（信），民众当然能够“自自然然”办成他们所以要办的事情，岂不是皆大欢喜而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仁，古“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统治者、君王、圣人）的行为。既然是“上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应该会有是否利于“民众”的问题发生。然而，事实上是：即便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通过“智者”的“功能”——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去讨好“上人”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们的表演之后——那么原来“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这时候也就变成了辉煌无比的、甚至十分伟大的“爱人”的“仁”的行为了！对于这样的“仁”难道不应该斩草除根而让它绝灭吗？义，古“义”字的本义是“上羊下我”，其意思是“‘羊’无条件都应该是‘我’的”，也就是说“‘羊’无条件都必须为‘我’服务或尽义务乃至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身体”！虽然在殷商时的甲骨文中只有几例“义”用于地名外，剩余几例“意思不明”。然而，在殷商晚期“得”风盛行的时候，“智者”不但教唆而导致“仁”的出现和发展，并且促使“义”的产生和泛滥成为必然。并且，“仁义”与“得”风相互促进、交替发展致使“根深蒂固”。古公亶父的《德》论就是针对这种不良现象的盛行风气而做出的，这才有西周王朝的斗争而胜利地推翻了殷商王朝。于是，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上面（截至2001年以前的出土文物），以“义”为“宜”者七见；以“义”为“仪”者也是七见；以“义”为“义”十九见。而这十九件青铜器上的“义”是：司义夷场一见，郑义伯二见，郑义羌父一见，义公一见，义友一见，义妣一见，义丐妣一见，白义一见，义白一见，义仲一见，永命义孙子一见，义母一见，仲义父四见，中义一见，子义爵（殷商晚期）一见。然而，如大家所理解的义，一例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这充分说明“仁义”和“得”风已经得到完全扼杀和“控制”，不但我们在西周的出土金文之中看不到“仁”字，就是“义”字也只如上所是而已，就是“得”风的“得”字，也在西周早期是“绝迹”的。直到周穆王之后才又作为批判的对象进入金文之中（如“得纯亡敃”），也就意味着西周王朝的“得”风又起，怎能禁尽？
民复孝慈：复，有“重复”、“符合”的意思；孝，本义是“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所以，基本上是“下对上”的“义务”，是有条件的；慈，爱、和善慈爱，所以，基本上是“上对下”的“本能”，也是有条件的；民复孝慈，任何国家的最基本的成员都必定是“民众”，都是“民”、都是“百姓”！而这些百姓，他们只要在能够生活、能够生存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生活、生存下去！他们不但能够有自己的“本能”，而且也必定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于是乎，我们就会看到：只要在“保证、保障民得”的问题上有所努力，“民”就会回归到“孝慈”的境地。故此我们就会看到“孝慈”是老百姓的自然本性。
绝巧弃利：巧，机巧、不正当的投机取巧；利，牟利、“非法牟取暴利”，以损害“民众”为前提所谋求的“利益”；绝巧弃利，则是：杜绝“投机取巧”的行为，根除损害、危害民众的“非法牟利”的手段。
盗贼无有：盗，有偷窃行为的人和抢劫财物的暴徒，如盗取、强盗；贼，做大坏事的人，专干坏事的人，《老子》文中是指：危害国家和民众的人，与“大患”（13章）同义；无有，没有、不会出现、不可能出现。
[NextPage]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此，这；三者，指三“事”：“民有利于生活、生存”的条件（“民利百倍”是因为已经“绝礼弃智”了），“民复孝慈”而走向了自然是因为做到了“绝仁弃义”，太平盛世的社会内没有盗贼是“绝巧弃利”的成果；以为，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就对事物做出某种判断；文，文字，指有关“三者”的文字；不足，还没有说清楚，还没有刨出“根”来。
故令有所属：故，因此，所以；令，应该、必须、指派服从、命令；有所，是有别于上述事情之外而且还有一个根本存在的问题；属，归属、从属；故令有所属，所以要人们认识到还有一个是根本存在的问题。
见素抱朴：素，单一；朴，简单、无文饰、不虚假、不浮华、不奢侈、不掩饰自己的行为；见素抱朴，为人正直单纯而且朴实无华，毫不掩饰自己的一切行为。
少私寡欲：少，唯一；私，（七章的）“成其私”的“私”是统治者唯一的“天职”；寡，唯一；欲，（第六章的）“天职”的“欲”，是正当必定具有的“欲”（那么作为统治者你的唯一的欲望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要忠于“爱民治国”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吗）；少私寡欲，这就是，恪守统治者自己的唯一的“天职”、并且忠于自己唯一的“爱民治国”的欲望，真正当好你这个“孤家”、作好你这个“寡人”！（“孤家”、“寡人”这是春秋时期以前的统治者有高度责任心的自律的称谓，只不过春秋以后这种“自称”就变了味，而且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绝学无忧：“学”字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学”字出现很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以后一直沿用的西周为止。居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内，“学”字在金文之中绝了迹！？直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还没有“学”字的专门条目，在不显眼的地方，说“学”是“斅”的省字。这不奇怪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当时，已经是《论语》的大量流行的前期。难道当时的大儒许慎不知道《论语》的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为什么在他的《说文解字》之中会出现这样不通情理的现象？联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内，“学”字在金文之中绝了迹的问题，那么这里被历史尘封的问题就大得很！（这只是说明一下这种现象，不是我们这里着重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学”字在西周当时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书中有四例，另外三例是：48章的一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显然这里老子还有被省略掉了的一个逆命题必定是：‘为道日益，为学日损’。才能够）“损之又损”（致使“学”的不良行为不断减少、损伤），“以至于无为”。显而易见这里的“学”字是摧残、损伤“道理”的不良行为；在64章中是“学不学（学吗？不能学）。（那样会）复（重复、再去重犯）众人（智者、大患，他们）之所（曾经、已经犯过了的）过（过失、错误）”。显然这里的两个“学”字也是与48章内的意思一样，它是摧残、损伤“道理”的不良行为！于是，我们就会知道“学”字的本意是“教、效、觉”，当然就是东汉许慎说“学”是“斅”的省字。这就不奇怪了。
在西周的金文中出现的几例，也不例外：在离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998年前后（此年代，暂以“夏商周 断代工程”公布的《西周列王世系表》为据）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中就有“余唯即朕小学”。此“学”乃“晓、觉 、明白”的意思。
上述是西周早期的一见，嗣后西周中期的四见：
《令鼎》中的一见为“小 [子]乃学。”此“学”字多数释家以为是“效”的意思。
《静簋》中的三见：“王令静司射学宫。”与“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此两“学”字，人们也解释为“效”。“静学无目丑”，此学有人释为“教”。
西周晚期在《师反簋器铭》上为“在昔先王小学”，和《盖铭》“在先王小学”。此两“学”字，分别出于“王”口，引证先王小“觉”也（先王当指康王和自己尊崇的前王）。
显然，“学”就逐渐由“效、教”进展为“晓、觉 、明白”，进而发展为统治者的“自以为是”，这就十分可怕了。再经由“自以为是”而“感情用事”那就没有了原则，就失去了“道理”，就不能“就事论事”，这样的危害不大吗？两千余年我们不就是生活、生存在这样的危害之中吗？所以绝学无忧的意思是：统治者你只能一心一意，履行你的“天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这就必须千万不能自以为是地“感情用事”。不能让由于“感情用事”所滋生、发展而来的，那些什么“仁义礼智”的不“就事论事”的邪门歪道，来歪曲、偏离、转移你“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你还有什么忧愁而对不起民众呢？
【译文】
抛掉那个罪魁祸首的礼，丢掉那个伪诈的智，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掉那个骗人的仁和欺骗大家的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而自然和睦；抛掉丢弃巧诈的货利，盗贼就自然会消失。抛弃礼智、仁义、巧利这三者，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这恐怕还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和警觉。故令有所属，其关键在于你这最高统治者、圣人、人君，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保持素朴的本色而少私寡欲，且还要抛弃自己的自以为是，这才能忠于你的“天职”。这样，只有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你才没有忧虑而治理天下，从而服务于亿万民众。
【读后】
显然，西周末期，理论上涉及也挺多的，然而，周宣王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老子正是在此时受命于周宣王，在前人古公亶父老祖宗《德》论的基础上，修订整理重新完善西周理论的宝典而著述了《老子》一书，以教育嗣后继任的天子，十九章正是其中重要理论论述的一环！
只允许“统治者”对大家的“背叛”，就不容许大家（民众）的“反抗”（抗争）？这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中国之“礼”！？这就是“大道废，定有仁义”的起因；对“统治者”以自己的话去圆说（如相声《扒马褂》式的圆说），这就是“仁义”发展、泛滥而根深蒂固的原因。20章的开头，就是揭露这一古怪现象的。
“此三者”和“绝学”是未来人类文明、正义之目的，这是全世界居于统治者位子上的人们都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感情用事”，不“就事论事”，杜撰出什么歪理邪说的理论来转换为民众服务的宗旨。这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这是世界各国的大事。显而易见，《老子》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她不仅仅说的是现在，而且说的是我们的未来！
【历史性的错误】
为什么《老子》要提出“绝礼弃智”和“绝仁弃义”以及“绝巧弃利”呢？是上面一章所说的：是因为“大道”废弃了。歪曲、偏离、转移了你“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的宗旨。不讲“诚信”，背弃了古公亶父开创建立西周的承诺，背离了古公亶父的《德》论的精神。这也是西周建国以来的每况愈下唯一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历来的文人墨客之所以不敢涉及，乃是“学而优则仕”的这个“仕”字，束缚了他们的身心手脚，为了那个“仕”而努力奋斗终身，也可谓是披肝沥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悲壮乎？恰恰这些人，不为民众干一点实事，社会才会停滞而裹足不前！
从历史上来看，商初之王都注重自身的“不得”，从不提倡自己“不失得”。从《伊训》中所谓的古文献之中，都包含着这一深邃的思想。故而谁要有“德”，统治者也。他有德，才能民得而旺，众人（智者）才能上服务于统治者的德，下服务于民之得。反之，统治者要得，民则不得，众人（智者）服务又当如何，则必乱矣！这是问题的根本。
“礼”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上（统治者）的得而服务的，强行等级制度的健全，就是统治者得的保证，且波及到身边的人，身边身边的人，身边身边身边的人，民则在失得的前提下苦苦煎熬。众人（智者）正是这一大批“身边的人”，他们除了辅佑上得外，还能干什么！只能变着花样，日日翻新，绞尽脑汁能干出什么有利于“民得”的事来？（这个“礼”字推崇的带头人，正是周公旦也，他所谓的“殷礼陟配于天”的照搬、发扬、光大，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遗害。）
“仁”的危害：仁的起源是统治者的“感情用事”。于是乎，有仁才有亲疏，有仁才有贵贱，有仁才有利害。此三者就是仁一手造成的。崇仁者以各种花言巧语掩盖亲疏、贵贱、利害的差别，而曰：“仁者，爱人”。有爱就有不爱的人，这就是“仁”的恶果，有亲就有疏，有贵则有贱，有利则有害。即若在一个家庭之中，对谁仁，对谁就有不仁，显然这是“感情用事”的初始，却种下了违背“孝慈”的祸根。
《老子·五章》对“仁”的剖析是最明白了，可惜，人们并不知其所以。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来如此之说？刍狗是什么，刍狗乃西周之时老百姓祭祀之供物也。当未祭祀之前（准备阶段）或在祭祀之中对刍狗的态度当如何待之？必诚惶诚恐敬而诚之，绝无有他心、他想。否则何来刍狗，何来祭。老子正是基于诚惶诚恐敬而诚之之义，而曰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民众之态度。天地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对待万物，万物则齐茂；圣人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民众则安然。“不仁”是正道，倡仁何用？无非是智者们所玩弄骗人的勾当，终使治者有所得，有所偏爱、有所亲疏、有所贵贱、有所利害之分别。
“义”则有更大的迷惑性，但基本上是上强为之，要下从之；下必有忠义，遵守法度，不要不合礼。同时，也有平行的关系，模糊是非原则界线，以绝对忠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义报效之，并且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自我赞誉。总之“义”是为“仁”服务而效劳的帮凶！
“义”是加大和完成“仁”所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的距离，使其固定化、完善化、且堂而皇之地尾随之，不自觉而实在地成了“仁”的辅佑。显然可以看出，“礼”更是要加剧亲疏、贵贱、利害之距离且使之固定化、法律化！智者更不甘示弱，变换着歪理来维护这样秩序（进一步拉开拉大距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正是挣扎在礼、智、仁、义的束缚之中吗，正是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在西周历史进程中掺（搅）和着，故此除周成王的中后期和周康王时期的“成康之治”（不包括周公行政）才出现“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之誉。（ 嗣后的二千多年，谁还能作到这样？）后来经昭王、穆王则道衰至缺，穆天子才大兴“吕刑”（当然是智者的功劳）。“吕刑”已细微达三千多条，显见中、下层必须用刑来治也。真能治好吗？越治越乱。（《老子》五十七章文中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正是说的此时之事）。经穆王后，在理论圈子内逐渐把“得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恭王时的《墙盘铭文》就有“得纯无谏”的政治口号，直至西周晚期出土的金铭文中就有八见“得纯亡敃”。（敃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敃”的意思是，得纯了就没有不听政令之民了。）“得纯”，正是针对“得不纯”而提出的。“得”当然这里并不指“民得”（“民得”是可怜得很的），而是那些庶官、智者（众人）们，一旦尝到了“得不纯”的甜头，当然有恃无恐而日甚一日。其后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得”的损失巨大而惨重，且不听政令之民、扰乱社会治安之民也就层出不穷。其要害是智者（众人）之所为也！虽然，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在《毛公鼎》和2003年出土的《逨鼎》的铭文中，都训导所任命的官员，不得“××”或曰为“龚苞”（中饱私囊——得不纯），龚苞（中饱）乃侮鳏寡。（这虽仅为认识上的问题，也暴露出难以纠正的膏肓顽症；但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西周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奴隶社会”。至少它使我们知道当时西周时期，对于社会上的鳏寡弱势人群，还有固定的社会保障，只因为有了庶官们的龚苞——中饱私囊，乃至于放纵的不良行为，才破坏或玷污了这些弱势人群，而难以生存！推而广之，涉及的问题多多。）
[NextPage]
从春秋时期开始，“积非成是”已经在中国社会内扎下了根子。西周末期老子提出的“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虽然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导。然而，在老子死后不久，齐国的管仲就率先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口号；继之，孔子在春秋末又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政治口号；进而，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的意识形态；直到秦国的儒徒弟子李斯竟然背叛他祖师爷的宗旨，不但建议要秦王下“逐客”命令，还要秦王“焚书坑儒”！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不允许“仁义礼智”的自由泛滥的。直到后来公元前134年，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才让“仁义礼智”登上意识形态的宝座！这是一个典型的“积非成是”的长期过程，前后用了500余年！何止如此？到现在，两千六百八十年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这样的“积非成是”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之所以“仁义礼智”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仁”的作用，而“仁”的起源又是因为统治者的“感情用事”而产生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积非成是”通过500余年的酝酿进展，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致使“非”（不能符合客观事物发展本身规律的认识）成为“是”，从而促使“非”就为“封建独裁专制”的一人而服务！ 于是乎这一人在“积非成是”之“陋习”的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们）就不自觉地染上了沉疴痼疾，沉沦在自我陶醉的一片歌功颂德的赞扬声中！更加显得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圣明”、“伟大”、“英明”，这就已经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由此，伴随“积非成是”而来的后遗症：要么夜郎自大、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目空一切……要么我不如人、崇洋媚外（还包括“汉奸意思”）、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的问题应该不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持批判的态度？“礼”是“智”生存、出现、发展的肥沃的“土壤”；“智”是“礼”生存、出现、发展的“园艺师”，它们、相得益彰、朋比为奸，才能风风光光延续两千余年！是否还应该让它们延续发展下去呢？这显然不是小问题！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理论上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不是对统治者的严格要求？一个统治者应该不应该做到“素、朴、私、欲”？素，单一、单纯、天真、赤诚；朴，不装模作样，事无不可对人言，怎么想、怎么做，一切可以公开告白于天下，对自己的行为做
出回答（咨询、质问）；私，一人所必定要做的事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的，否则，就不是最高统治者了；欲，一心一意的欲望，就是一门心思要把国家治理好，为民众谋求利益，否则，不会做出那样的努力（竞选），也不应该当这个统治者了。
习惯势力的强大，有时候会毫无道理地“胜过”认识的力量。这真是一种“积非成是”而不应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然而，它如果进一步变成“积非为是”，那就不可收拾了。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已经有的“积非成是”的现象，现在应该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
“积非成是”起源于“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那就没有了原则，就失去了“道理”，就不能“就事论事”，也就不能“实事求是”。
“高度自警、自律，保证、保障民得”，是人类社会之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统治者或最高领导人，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和应该尽到的职责！
——这就是《老子》书中反复讲述的“道”，“道理”。
第二十章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说明】
“唯统治者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实乃人欲横流之总根”，这是本章说明的中心思想。可惜，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
【字词句注释】
唯之与阿：唯，表示答应、应诺，包含唯唯诺诺，只一味顺应统治者的意思而不讲是非原则；呵（诃），呵斥、呵责，包含指出、揭露、批评、批判等毫不留情地暴露出统治者的弱点、缺点或错误的行为。
相去几何：相去，相差；几何，能够有多大的距离？这是统治者的属下在选择，是用“唯”与“呵”的哪一种态度去对待统治者。这种选择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这是看不见的思维活动（心中的）表现。所以是“几何”，不大也。
美之与恶：美，《老子》文章中的“美”字，都是“言”的表现；这里的“美”字的本意也是指“言”，是指统治者的夸奖；当然还可引申为，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同样在《老子》的文章中也是指“言”的，这里的“恶”呢，则是指可遭到统治者的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相去若何：这就不是“几何”了，是“若何”，是指由于有“唯”与“呵”的选择以后，所造成的“结果”，所以美与恶，就会相差乃至天壤之别！
人之所畏：大家所怕的。
不可不畏：就不得不怕。
荒兮，其未央哉：荒，荒疏，包含长久、旷日持久的意思；未，没有；央，终止、完结的意思。“荒兮，其未央哉”，是指上述的“歪风邪气”，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它一直都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我还看不到它有能够终止的时候。
众人熙熙：众人，《老子》文章中的专用名词，在8章和64章以及本章内，都是指“智者”、阿谀奉承向上爬之徒的代称，是指危害社会的“大患”、国之“贼”的专指；熙熙，兴高采烈。他们有什么为民众服务的真正本领？所以他们只会兴高采烈、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如享太牢：享，作飨；太牢，原指牛、羊、猪三牲，后也专指祭祀用的牛；享太牢，这里的意思是参加丰盛的筵席；老子引申比喻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意思。
如春登台：也是比喻句子，登高望远，实指游山玩水。
我独泊兮，其未兆：泊，淡泊，不追求和他们有那样的欲望。未兆，没有征兆，含根本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想法和意念。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沌，糊涂、不清楚；婴儿之未孩，初生儿还不能像孩子那样顺着父母（或他人）的意愿（要求）而言笑。（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常识问题，居然有的人连老子这种常识性的言语都不能明白。）
儽儽兮，若无所归：儽儽，本意是疲倦，但是这里却引申为：他自己一生所追求的“道理”，却无人知（70章）；归，归属、皈依，这里却引申为我的“道理”没有人能够接受。当然这个道理是盘庚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道理，是古公亶父提出的“自警、自律而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也是老子在全文中所反复叙述的道理！（面对当时的现实，周幽王那样的不听话，近80岁的老子的身心，岂能不疲惫之极？故此，才有儽儽兮之说。）
众人皆有馀：没有为民众服务真正本领的“众人”们，反而有余威，有余财、有余势、有余力……。我能够给社会遗留下来什么呢？
而我独若遗：而我什么都没有（指威、财、势、力……等，这些也是他们留给他们的后人的遗产），只感到社会本身的不足。我能够给社会遗留下来什么呢？只有这《五千言》！
我愚人之心也哉：由于“众人”都自以为玲珑乖巧，是当然的“智者”；相形之下，我（老子）是当然的“愚人”，是与他们不相同的人。
俗人昭昭： “俗人”是与“众人”不同的人，这里指民众。民众的一切认识（思想和行为）的来源，都只能是“众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导向或影响而形成的。看起来“俗人”个个清楚明白（昭昭）心甘情愿地甘受“众人”直接或间接变相的“盘剥”……实际上，这一切乃是“众人”所造成的、并且隐藏着无穷的祸患，形成自我束缚的“规则”或“潜意思所支配下的潜规则”。
我独昏昏：面对上面的现实，我能够和“民众”说清白吗？我只能“昏昏”啊。
俗人察察：看起来“俗人”个个精明乖巧、斤斤计较，甚至分星擘两地争执不休，而为了些小蝇头小利。这种风气也只能是“众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导向或影响而形成的。这却转移了社会根本问题的注意、注重的力度，热衷于统治者风靡一时的新鲜口号似的时髦的追求。
我独闷闷：面对上面的现实，我能够指责“民众”什么呢？我只能“闷闷”啊。
澹兮其若海：澹，澹字的本意是水波起伏的样子，老子在这里的用意是“波涛汹涌”的意思；澹兮其若海，是指上述社会的性质，像波涛汹涌、无边无际、茫茫的苦海！
飂兮若无止：飂，狂风暴雨、腥风血雨；飂兮若无止，刮满人间的狂暴的腥风血雨却看不到它停止的时候！
众人皆有以：有以，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众人皆有以，恰恰是他们这些“众人”，虽然造成茫茫无边的苦海，狂暴的血雨腥风，应该是罪大恶极；然而，正是他们却“大有”作为，颇有“成就”而颠倒了一切事物的认识，贪得无厌的享有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
而我独顽且鄙：我能和他们相比吗？我在他们眼里是既顽固又鄙劣。
我独异于人：我是与他们不同啊。我能和他们一样吗？
而贵食母：贵，追求、重视、专一；食，追求、索取；母，根、来源、原因、源头；而贵食母，我只重视上述社会沉疴痼疾的根源，揭露出来，以励后人步入正轨。
[NextPage]
【译文】
统治者阿，接触你的人，面对你的应诺与斥诃，相差有好多呢？这没有多少，仅只在当事人的一念这间；那么你给予他的后果，或美（好处）或恶（后果），相距多远呢？ 这可非同小可，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美可以得到你的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呢，则可遭到你的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人家怕的就是这些，这样还有人敢说真话吗？还敢斥责你吗？这种风气只能助长你的自以为是的恶性膨胀，你不怕吗？
这种风气从远古以来经历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在你的庇佑或纵容下，直接或间接得到美的众人，都兴高采烈，弹冠相庆，花天酒地，参加丰盛的宴席，天天过着奢糜的日子；即便是寒冬酷暑，也像是四季如春的欣赏着风花雪月，大好河山无限风光的美好时日，浸沉在无忧无虑幸福之中。我却淡泊宁静，丝毫没有众人的征兆；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众人引诱，还像不会按他们的意向而苟以言笑的婴儿一样；面对众人不断袭来的导向，绝不能使我皈依而诚服。他们都有余威，余财、余势、余力……而我什么都没有，只感到社会本身的不足。对于他们来说，我的确是最愚笨的人。黎民百姓呢？为了自己的切身生存生活的利益，小心 谨慎对待四面伏敌，而不可能不去光耀自炫，随时准备捍卫自己，且还要力图步其众人之后尘，争得较大的“利益”！面对老百姓的这种作为，我能指责他们什么？老百姓为了自己切身的些小利益，斤斤计较而分星擘两地争执，而保持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利益，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面对老百姓，在智者众人导向而转移视线的这个必然 后果，我能劝导他们吗？他们是无辜的，我只能闷闷。统治者，你看不清这个风气造就了人欲为患的无边苦海吗；统治者啊，这个邪恶而又狂暴地腥风血雨，没有止尽地在摧残着人们的身心！你看“众人”，为了自己的“位子”无不自以为是地在横加教育、指责、指点着“俗人”的这也不能，那也不可吗？他们还道貌岸然地，自有作为而不可一世。我是与他们这些众人不同，而必须正视这千古流传，且是由统治者一人所造成的荼毒风气。并且揭示它，而告诉天下所有的人。这才是寻根溯源。（贵食母。）
【读后】
噫 ！这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社会形态的巨画，居然定格至今！不独我们中国如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不如此。当还是中世纪西方黑暗的时候，那么中世纪的黑暗就惟妙惟肖了。现在，世界虽然前进了，然而严格认真起来，还是没有逃出这幅社会形态的巨画的定格的范围之外。
这是人类社会的沉疴痼疾的病根的探索，显然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她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这才是我们国家独到的“遗产”！
之所以她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乃是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国家之内都存在一个：“唯统治者之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之必然，是任何国家所逃脱不掉的。正像老子所叙述的一样，任何国家都必定有面对“统治者与他的属下的关系”问题。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任何国家所避免不了的问题存在，所以就必定有“唯之与阿”和“美之与恶”的问题；同样也就会有“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的问题；显然也就必定有“众人”的问题；有“众人”的这个“寄生”群体，也就会存在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的问题；同样必定存在“众人皆有馀”的问题和“众人皆有以”的社会不公正的大问题。只不过，这种表现在各个国家的就会有轻重程度不同而已。这个存在的问题起源很早，按老子说：“荒兮，其未央哉”来看，人类刚刚步入“文明社会”就开始了。从中国来看，大约起源于离现在5000年前；从古埃及来看，也与我们同步，也是起源于离现在5000年前。埃及有一个明显的证据，那就是“金字塔”文化，她象征着“力量”、“王权”……
而我们中国，显然那时候，还看不到“力量”、“王权”以及什么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人与民的分工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为“朦胧”的“自律”和“保证、保障民得”，开始出现了“民以食为天”的自发的“为民服务”的“人”的形象（山东大汶口和安徽凌家滩的出土文物，是其说明；这与所谓的“黄帝”的传说毫不相干）。然而，人类社会本身的进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反者道之动”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同样有离开“保证、保障民得”、离开了“民以食为天”的自发的“为民服务”的“人”的形象的现象，并且不断发生。也正是这两种行为交替左右着中国古代的我们的社会，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直到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古代遗址之中，就很难找到西方那样的“王权”的象征：没有脱离民众的“宫殿”、没有劳民伤财而又辉煌的“陵墓”……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这却不是差距，而是我们与他们走的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潜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所以，老子说：“荒兮，其未央哉”！那时候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个严肃的问题。由于时间的流逝，那种离开“保障、保障民得”、离开了“民以食为天”的自发的“为民服务”的“人”的形象的现象，不断发生而且日益加剧，这才导致西周当时的现实。岂止如此，到现在不更是愈演愈烈吗？哪个国家能够逃避这个现实呢？（我们后来秦始皇的表演，汉武帝的定格，我们也就有了脱离民众的“宫殿”、也有了劳民伤财而又辉煌的“陵墓”，而且愈演愈烈……）
所以，这幅巨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在于，她能检验，自我吹捧，自以为是的吹嘘！
历史是前进的，世界也要向前进，从人类的野蛮文明，到文明野蛮，必定走向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只能是俗人的昭昭、察察，变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历史性的错误】
谁都没有进入本章的境地，甚至可以说，连老子文章的边都没有挨着、都没有沾上，这怎么能够来学习《老子》？除了自欺欺人的所谓的解释诉说以外，就是他自己的意思了，与我们的老子毫无关系。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毫不相干。
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太多了，中外比比皆是，然而人们却抓不住她。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抓住，但在力度上，在发扬继承上又不自觉地渐趋丢失！这却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像本文前面《钩沉》所列举出来的，都是闪闪发光的光荣传统。然而，当时是不是已经是“尽善尽美”呢？远非如此，不尽人意之处多了去。毕竟那时候是我们现代的前期，相比之下，还只是我们现代的“启蒙”时期。实事求是来说，不能看到不足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所认识，有所前进，有所前进的方向！
现代的西方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也有好多好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等待着他们去努力！比如，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93年3月4日他的连任就职演说中说道，“现在，我就在你们各位面前宣誓：在我执政期间，我若企图或有意触犯联邦法令，除遭受宪法严惩外，我还将甘愿受到出席今天这一庄严仪式的所有人的严厉谴责。”这种统治者自己高度“自警、自律”的表现，也仅仅是世界人类发展史中“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内的耀眼的“火花”而已。显然，并不因为乔治·华盛顿讲了这样的话，就会说明就因此伟大，美国就应该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而只是说明这是人类实践史上的一点耀眼的火花，是催人奋进的新鲜活力！正是我们人类之中不断涌现而出的新鲜活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阔步向前而走到今天，也必定迈向未来的明天。但是，回过头来，认真看一下统治者的“领导才能”：一个统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国家的民众（公民、人民）的生活、生存的积极性，那么，这个统治者的才能最大，也就最了不起！因为，任何国家的民众才是国家的主体，民众的前进，才是国家的前进。老子早就说过“百姓皆谓‘我自然’”，民众身上的新鲜活力要多的多。每一个民众（具体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存都孕育着他的新鲜活力的不可或缺。否则，他就不可能存在而走向死亡，终止了他的一生。然而，社会的现实是：正是这些离开民众（公民、人民）地位以后的统治者们，在他们身上往往看不到或者很少看到新鲜活力的涌现，也就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那些离开民众（公民、人民）地位以后“为统治者服务”的官员们，能够有新鲜活力而存在吗？就很难很难了。因为他们不是在“为民众服务”，而是在“为统治者服务”，只不过把“为民众服务”当作招摇撞骗的口号而已。人类的历史是残酷的，错误的认识永远多于正确的认识。绝对真理是不容易达到的，甚至在理论论述之中，都很难看到“绝对真理”的胜出（认识她、承认她）！人类社会的认识本身，还任重而道远啊！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唯统治者的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实乃人欲横流之总根。这不是那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问题,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几千年的“积非成是”的痼疾，是很难医治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视而面对。
[NextPage]
附件：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三）
——以《老子·二十章》就教于陈鼓应、任继愈二位先生
我是得惠于二位先生的，二位先生是我入《老子》之门的启蒙老师，这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了。那时在我对《老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籍华人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和旗帜鲜明的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是他们引导我闯入《老子》的殿堂。稍后渐渐地就使我不自觉地意识到二位老师在曲解《老子》。不独他们二位，而是不少的方家、学者也同样以己意在歪曲《老子》，同样毫不例外的包括老子的五大弟子（管仲、孙武、孔丘、墨瞿、庄周）。他们不论从什么样的认识角度出发，都极力歪曲、曲解老子的愿意。要嘛就是不着边际地架空抬高老子而玄乎；要嘛就是贬低鄙弃而不屑一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今人我的两位先师也当属二者兼顾之列。
《老子》一书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是既定的事实。面对这一事实，除了我们能根据有关的记载和出土的证据，来逐渐清晰地去认定它的错简、错误的“真实”情况外，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弄清楚我们祖先真诚的文化脉络和真实思想。舍此，我们就是废话连篇！考证固然重要，但真实的思想更重要，还有什么比认识我们自己祖先的光辉思想性更重要。
老子，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先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老子》。《老子》一书，是中国人传统智慧，只可惜，两千七百多年来，还无有人所识。其唯一的理由是：几乎所有解老、释老者，均缺少人民情感，缺少黎民百姓的感情，缺乏俗人的感情。由是，各自在己说中，坚持自己的认定，沿袭前人的歪理。发展到今天，当然这又与道家的玷污和道教的扭曲而分割不清。
《老子》一书中，大部分所讲的是“常道”，之所谓是“常道”，就是平常之道、普通的道理，哪有那么多玄乎的意念！至于“非常道”才是“道”，这与“常道”才可分离，但也不能截然分开。“常道”具体到《老子》文中就是“德”，而“德”的核心是“不得”，“不得”的表现是“无为、无事、无欲”。这指谁而言之，只指统治者一人也。《老子》通篇都是教育统治者、教育圣人、教育人君。这就是《老子》的“言有宗、事有君”。离开了这个宗旨，这还能认识我们先人的思想吗？
现就《老子·二十章》来简明地探索一下，老子他老人家说的是什么？并就教于陈、任二位先生和众多识者。由于老子是我们共同的祖先，请谅解我的心情、言词的出格、道理的不清，望指教。
《老子·二十章》，依陈鼓应先生较为“有理”的删定（这是陈先生独到的“功绩”）及其译文，抄录如次：
《老子·二十章》原文：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几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真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陈先生的译文：
应诺和呵声，相差好多?所谓的美好和丑恶相差好多?人们所畏惧的，也不必去触犯。精神领域开阔啊，好像没有尽头的样子!众人都兴高采烈，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又好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而我独个儿淡泊宁静啊，不炫耀自己；浑浑沌沌啊，好像不知嘻笑的婴儿；闲闲散散啊，好像无家可归。众人都有多余，唯独我好像不足的样子。我真是“愚人”的心肠！世人都光耀自炫，唯独我昏昏昧昧的样子。世人都精明灵巧，唯独我无所识别的样子。众人都好像很有作为，唯独我愚昧而笨拙。我和世人不同，而重视进“道”的生活。
这里，就陈先生的译文而言，显然陈先生根本没有理会老子的精神，也更不知老子说的是什么事。按己意，妄自释之。也就使我们看到一个前后文不相连结、杂乱无序、随心所欲的“老子的胡诌”。并且根据宝岛之旁征博引，独有“建树”的大家——严灵峰先生之意，砍去了，本章中“儋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之句。只此一砍一搬，就暴露出，二位先生对老子文意的朦胧！但是，沌沌兮的移位，却是陈先生遵循前人的正确改动，和删去“绝学无忧”，才是此章之真，这功不可莫。
在陈先生的《引述》中，也可看出，陈先生虽有自己对祖先的良好心愿，但按己意，随意解之。无前后联系之必然。陈先生所担心的是，老子和人群的“疏离感”，真是老子和人群的“疏离”吗？恰恰是陈先生没有看清现实与历史。
一个人脱离人群的人，他能干什么？其言、其行、其事、能和人民一致吗？除了能获得暂时“昙花一现”的赞誉外，随时将被时代潮流而席卷得无影无踪！
陈先生的不足之处：
唯、阿、美、恶连结不起来，更看不出是什么意思，贫平、淡乏无味，远离老子；众人、俗人与世人无别，这是陈先生的意境不足之表现，没有严谨地对待老子，更谈不上是认识，几近于小学生练习作文之字词堆砌。“我”是老子的形象，这个“我”脱离民众，自顾自地进入“道”的境地，玄之极！是人耶，是神耶？由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社会揉合，谁能理清？
这与陈先生独自认为：老子是预设的“道”杂合思想，分廓不开！也就是陈先生先入为主地，判定了老子的“虚构”！再去认识老子，岂不是老子可随陈先生任意摆布吗？
不过陈先生必定是受惠于“自由”的教诲，独来独往而还有点“出格”的认识杂入其识之间。遗憾的是，陈先生终不是人民的哲学家、思想家，与人民的情感，颇有距离，当然不可能认识老子！显然也还可看出，他还有忠于华夏祖先的情感，尊重祖国的良好心愿，隐晦而不触犯其某些要害之言。但，他与老子的真谛的距离还是较远的。不仅对老子所说的“常道”把握不住，且对“非常道”近于呓语。
故此，陈先生把老子的文意，全部扭曲了，从他的《引述》来看，就丝毫没有捉住老子本章文中的本意，更不要去谈把握住《老子》全文。
再看，任继愈先生对本章的译文，（依陈先生的删定，仅省去本章不实的“绝学无忧”）。
老子原文：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真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任先生的译文： 应诺与斥诃，相差有好多?善良与罪恶，又差得了好多？别人所怕的，就不能不怕，远古以来已如此，这风气还不知何时停止！众人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喜，好像参加盛大的筵席，像春日登台眺望那样畅适。独有我，却淡淡地，无动于衷，像婴儿还不会发出笑声，疲倦地，竟像无家可归！众人都有多余的东西，而独有我，却像什么也不足。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混混沌沌地！（这句在此，既混淆了老子之意，也在此无有价值。）一般人是那么清楚，我却这么昏昏。一般人是那么严苛，我却对一切宽闳——辽阔啊，像无边的大海，无尽啊，像疾吹的长风。（这是猜到了皮毛之意，可佳）众人都有一套本领，而独有我显得拙笨无能。我偏要跟人家不同，关键在于得到了“道”（母）。
[NextPage]
这里，在任先生的笔下，看不到有什么与陈先生不同的地方，可谓大同小异。我们也看不出什么高深的哲理，平平淡淡。倒是，如任先生“眉批”所言：“老子对当前许多现象看不惯，把众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故意……贬低自己……在于得到了：‘道’。”任先生在这里，除了给我们以摸不着边际的玄乎外，实在《老子》的此章贫乏无序而不值一读，但任先生的独到却是“荒兮，其未央哉”！的译文，乃上乘之作，可惜仅此孤立的一句，或许乃任先生独到的博识所致，偶尔之言中。
就任先生而言，任先生的思想，受辖于旗帜鲜明的影响和束缚，左顾右盼太多。虽然比陈先生更尊重原著而直译外，也无老子之本意，且平淡得而无道理。
正因为有左顾右盼的束缚，与人民的感情，就必定有距离！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情感，就不能尊重生活现实，就有违心之言，也就损伤了老子！大不了，只能坚守“忠臣”之道，而绝无“贞臣”的行为，也许是任先生现实的显露。
是否如此呢？任先生考虑太多的是“位子”、“帽子”，如何立身、“稳身”的问题，故此，也就用“帽子”、“棍子”游弋在《老子》文中！这也失去了“学者”的风范，如何能认识老子！对比陈先生而言，顾忌就多于陈先生，其解释当然也就欠与陈先生平起平坐，而逊于陈先生。
是“老子对当前许多现象看不惯”，还是任先生把当前许多现象看不明白呢？是老子自己在贬低自己呢？还是任先生把老子贬低呢？看来，任先生还只是在《老子》门外，窥视而已，根本不懂老子！根本不懂老子的“常道”，对普通而简单的道理也不甚明白，岂不是自顾自地在臆断老子的“非常道”而加以“帽子”！
然而任先生的知识还是渊博的，对古代语言的理解也有精到的译文，陈先生也不及也。后两“兮”，也触及皮毛，可谓识之高，但扭曲了。
二十章，虽然不是老子的纲领，也不代表老子的全部智慧。但是，此章也是老子五千言的组成部分，同样反映出老子他老人家的智慧光芒的独到。老子之语的任一部分，都反映他一统的四射的光芒。
对于老子的二十章，我试译一下，在试译之前，只说明几个小问题。
老子全文通篇都是教育统治者的，这是前提，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陈任二位先生根本没有顾及这一点。
老子文中的“众人”、“俗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众人”是指“智者”、“有余”“有以”之人；“俗人”是指最下层的黎民百姓。这在《老子》全文中，均有严格区分。陈、任二位先生不严谨，这也代表了不少的学者的认识的贫平，而这还仅是老子的泛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众人”只指为统治者服务的鹰犬们，兼指在各种“理论”、“道理”庇佑下的所得非一般民众之“特权”之拥有者，吹捧者。在此章中，“众人”更着重于统治者的附庸。但不包括正直无邪，而欲步其后尘，而又心甘情愿为统治者服务的工薪者。之所以不包括，乃他们不可能，也不能每日每时的花好月圆，奢糜到幸福的由衷的赞尝！
“婴儿之未孩”，大家的解释有点生硬。老子在这里不是说婴儿不是不会哭笑，而是指婴儿还没有达到按人们意向去苟以言笑之时，借此老子比喻自己绝不会因为“众人”的导向而苟同，更不是老子所能归依于他们的言行。“若无所归”岂能是无家可归，那样的话，老子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吗？这不仅是陈、任二先生认识的不足，也是不少解释《老子》者的通病。
对于老子的直译已经不可能，由于时间的差异，由于老子的特定情景，突然孤立地读此章，会误解老子的本意，故个人试译如次：
老子原文：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几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
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真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老子原文的意译：统治者阿，接触你的人，面对你的应诺与斥诃，相差有好多呢？这没有多少，仅只在当事人的一念这间；那么你给予他的后果，或美（善）或恶，相距多远呢？这可非同小可，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美可以得到你的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呢，则可遭到你的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家怕的就是这些，这样还有人敢说真话吗？还敢斥责你吗？这种风气只能助长你的自以为是的恶性膨胀，你不怕吗？
这种风气从远古以来经历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在你的庇佑或纵容下，直接或间接得到美的众人，都兴高采烈，弹冠相庆，花天酒地，参加丰盛的宴席，天天过着奢糜的日子；即便是寒冬酷暑，也像是四季如春的欣赏着风花雪月，大好河山无限风光的美好时日，浸沉在无忧无虑幸福之中。我却淡泊宁静，丝毫没有众人的征兆；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众人引诱，还像不会按他们的意向而苟以言笑的婴儿一样；面对众人不断袭来的导向，绝不能使我皈依而诚服。他们都有余威，余财、余势、余力……而我什么都没有，只感到社会本身的不足。对于他们来说，我的确是最愚笨的人。黎民百姓呢？为了自己的切身生存生活的利益，小心谨慎对待四面伏敌，而不可能不去光耀自炫，随时准备捍卫自己，且还要力图步其众人之后尘，争得较大的“利益”！面对老百姓的这种作为，我能指责他们什么？老百姓为了自己切身的些小利益，斤斤计较而分星擘两地争执，而保持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利益，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面对老百姓，在智者众人导向而转移视线的这个必然 后果，我能劝导他们吗？他们是无辜的，我只能闷闷。统治者，你看不清这个风气造就了人欲为患的无边苦海吗；统治者啊，这个邪恶而又狂暴地腥风血雨，没有止尽地在摧残着人们的身心！你看“众人”，为了自己的“位子”无不自以为是地在横加教育、指责、指点着“俗人”的这也不能，那也不可吗？他们还道貌岸然地，自有作为而不可一世。我是与他们这些众人不同，而必须正视这千古流传，且是由统治者一人所造成的荼毒风气。并且揭示它，而告诉天下所有的人。这才是寻根溯源。（贵食母。）
噫 ！这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社会形态的巨画，居然定格至今！在这幅巨画中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要的场景和一个辅助能动的动态，以及不断加剧的另一个动态：
有习惯风气造就“逼迫”到众人溜须，违心、赞扬歌颂的场面，当然也隐晦告知而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冒犯的惨烈；只十六个字就高度浓缩了，传说“黄帝”出现以来全部的过去！这离老子所在的当时已是两千多年的历史！
简单的十二个字，就勾描出众人的兴高采烈，自以为是社会宠儿的欣然自得，自我陶醉，自娱自乐，无忧无虑的尽情享受，这才是统治者所看到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更是统治者存在的自以为是的基石！
“俗人昭昭，俗人察察”八个字就勾勒出，茫茫人欲的无边苦海，高度扭曲了的社会疾风。虽然谁都知道“人民的伟大”，但都频频指责、教育、强治、越治越不成样子的不断加深加剧的动态情景！
“我”呢？却是解释这幅巨画的画外音：揭示了这远古以来还看不到尽头的荼毒的社会风气，人欲为患的无边苦海和腥风血雨的现实；看到了众人有余、有以、有恃无恐的兴高采烈，乐而忘忧，从不为人民之疾苦操劳的鹰犬们的自鸣得意；也看到了，铺天盖地而不断袭来的频频教诲，歪理的泛滥以及人欲横流的普及；他能指责俗人的昭昭、察察吗？
在此章中，老子用了六个“兮”字，其中一个“兮”字指自己，其余五个“兮”字都指的是社会风气！“荒兮”指的是统治者所造成的风气，看似简单，唯统治者之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实乃人欲横流之总根！由是，它造就了，直接或间接得到他“美”的庇佑的众人的蔓延，所酿成的铺天盖地的“礼教”理论的歪理的吹捧的泛滥（沌沌兮）；也就在他们不遗余力地不断导向下（累累兮）所引发的俗人无所适从的社会各个时期的瞬间景象；于是必造就争“得”更凶的无边的各式各样的茫茫人欲为患的苦海（儋兮）；形成狂暴地腥风血雨而不可收拾的社会现实（飂兮）。而这些又是好像人们所看到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无限美好生活情景且自以为是的“大治”之态！
五个“兮”字分两类：荒兮、澹兮、飂兮是定格的场景，沌沌兮、累累兮是不断涌现、变幻无穷的滚滚而来治人的歪理邪说的导向、说教，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好一个“兮”字，乃画龙点睛之笔！
除了五个“兮”字外的另一个“兮”字，是老子自己，“我独泊兮”。此“兮”字的确如陈鼓应先生所说“显出和人群疏离感”，岂止是疏离，岂止是和人群疏离，而是和人们认识的疏离，是美与丑的对立！也的确是老子与人群的疏离，是古今上下五千年来和人群的疏离。不如此，焉有不识道者，不识老子者，人们也不会对《老子》如此陌生。
由是，我们丝毫看不到任先生加之的“老子自我贬低”；也看不到陈先生所说的“老子和人群的疏离感”；更看不到什么价值取向的不同。这绝不是“帽子”、“棍子”所能制服的社会现实。这是亿万万计的人民的生命、心血凝聚成的一幅历史定了格的巨画！光彩夺目，而辉映至今，中外无不如是！
同时，我们看到些小错误，无损于这幅巨画。如帛书本中的“人之可畏，亦不可以不畏”的问题，就不是什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只能证明的是：帛书本是当时的“官方本”的抄件：而我们所持之本，就带有战国期流传下来“社会本”的色彩。而陈先生尊崇严先生所砍去的两句，倒使老子巨画而逊色，乃至玷污！这却是不能容忍的随心所欲的问题，否则，就是玷污、歪曲或背叛老子！
这幅巨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在于，她能检验，自我吹捧，自以为是的吹嘘！
历史是前进的，世界也要向前进，从人类的野蛮文明，到文明野蛮，必定走向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只能是俗人的昭昭、察察，变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综上，乃本人之愚见。望陈、任二位先生及方家指教。
2001年3月28日于北京清河.
周宣王四十三年“命”单逨，作十个鼎。所以，单逨的“十鼎”,在我国历史“鼎”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历史上,“天子”都仅只能享有“九鼎”，这说明单逨在西周时期的地位、威望和所担负的职责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时候还仅仅是周宣王命令单逨，领导、组织修订历史典籍的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原来根本没有“修订”历史的工作。殷商晚期被取代“贞人”的“史官”，和西周晚期周宣王四十三年以前的“史官”，都只能从事三事：当着王的面前而纪实，或在王的授意下而记事，或接受王的命令去办事——出使。因为当时的历史，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王的允许，是不能“舞文弄墨”而使用文字的。历史“文献”上所谓的周公的什么领导、组织修订我们的“典籍”的问题，在出土的文物之中，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实属骗人的谎言。之所以有这样骗人的谎言存在，这是“舞文弄墨”者的“功劳”，是为那个封建专制独裁的一人的“金口玉言”而服务的。是为“唯统治者的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的独断专行、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效力的。
小结
由于条件所限，只注解了《老子》的前二十个章节。
然而，这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老子》思想的大概。因为，《老子》这本书结构严谨、缜密、逻辑性极强：每个章节都围绕着本书的主题而讲述各个局部的道理。
这二十个章节，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逻辑的严密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境地。之所以说她是一个整体，是因为她前后结构井井有条。前一章不能理解，那么下一章就不知道老子是说什么。所以，读《老子》必须注意，要一篇一篇的去认真地读，还要一篇一篇的去弄懂她。因为她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错落有致，马虎不得的天下独一无二的珍贵的治国宝典。也是我们西周和西周以前的治国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全世界人类史上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教育、规范统治者的行为的教科书。
显然，对于我们国内来说：《老子》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唯独的教育统治者、圣人、君王、天子的教科书，也是规范统治者、圣人、君王、天子的律令！同时也是保证、保障、改善、完善“民得”的“道纪”！
遗憾的是，历来的统治者、圣人、君王、天子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教育他们的教科书。自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又经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来到目前，我们的文人、智者、学者、大“家”岂不都是游离在老子的认识之外？
新春寄语
——致有心学习《老子》的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
新年来了,意味着：旧的即将过去；新的将要开始!
诚然,这只是我们善良的愿望。旧的未必将要过去；新的焉能马上开始!
然而,旧的毕竟是旧的、必定要成为过去；新的预示着未来、新的必定将要开始!
但是，要认识旧的、知道旧的。认识旧的“旧”在什么地方、知道旧的之所以是“旧”的存在的道理。这可是一个认识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艰难的历程、甚至是一个长期艰难并且是痛苦的历程！
何况，那些所谓旧的，还潜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基因”。这可千万别把它当成旧的而给予抛弃，那将使我们成为不肖子孙，落伍于人类社会前进的历程。从而遭到人类社会中的子子孙孙的耻笑、唾骂、指责，我们的子孙也世世代代不得安宁！更有甚者，知道已经是旧的、是阻碍人类社会前进的“毒瘤”，把它也当成所谓的“传统”来“发扬光大”而加以顶礼膜拜，那将使我们成为历史罪人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万年！
所以，“旧的即将过去；新的将要开始”。说说容易，认识难、行动也不易。那么，“说说容易”就是诡辩的容易，广征博引｛天下文章一大抄（偷）｝、长篇累牍、胡编乱造论述的容易，讲话、命令、指示、强行灌输、反复诱导……的容易。于是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切跟着走、跟着别人走、跟着“天子”走、跟着“官”走、跟着“僚”走、跟着“奴才”走，不走也得走！谁敢不跟着走？
历史是无情的，时间是不等“民”的（“民”是极其弱势的群体，毫无办法，只能逆来顺受）！这样耽误的时间只能是“落后”，这样谱写出来的历史永远是“耻辱”！
因此，重新认识一下历史、重新清理一下历史，就会知道：夏商周（暂时只指西周）三代以及以前的出土文物都仅只能证明，我们远古的“传统”是为上者的高度自律从而保证“民得”的。所以，“食器”才蔚然成风，它们几乎充斥了“考古领域”。这正是“民以食为天”的真实写照，这也是西周金铭文中的“奠四方”、“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的“诠释”，当然也是商王朝率先启用管理食器的人为“贞”人的本质道理（甲骨文的“贞”与“鼎”的刻写几乎一样）。甲骨文的记事、记实都充满了“人情”味，几乎到处都有为王者的“自律”和保证“民得”的耀眼的火花！（绝不是孙诒让、王国维等人所说的“卜辞”，当然就不是目前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
朋友们，你们不正在对《老子》一书有兴趣吗？但是，不少的人问我，有关学习《老子》一书的问题。其大多数人都说：不太容易读懂。这可怕吗？这并不可怕。问题是：我们的“读书人”歪曲了好多历史事实；我们的“智者”们向大家灌输了他们自己的东西。与我们认识问题、认识客观世界毫无增益。
所以，读《老子》一书，就首先要必须搞清楚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子做过什么事；《老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还必须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历史；还必须知道一点当时的意识形态之大致；知道一点殷商、西周的金文；知道一点殷商、西周的甲骨文等。
其次，应当有一点哲学常识（这不全是书本上的常识），知道一点人类发展的前景，憧憬一下未来是一个什么样（这恐怕也很难）。还要有一点刨根问底老子似的精神。
另外，必须知道：从商王朝到西周当时有一个中华民族特有的现象，这就是“人”和“民”的区分相当严格。“民”就是“民”，“民”要成其为“人”是很难、很难的。中华民族的此种“传统”沿用至今，谁都知道，谁都不说！“民”当“小人”的资格都没有，“小人”是相对“君子”而言的，于是“人”中的“小人”和“女子”就是难养（难教——孔子语）。所以，后来的孟子由衷地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显而易见：善政是目的，善教是手段。故此，哪个统治者不爱“得民财”！哪个天子不爱“孔”、“孟”？于是乎，他们（孔、孟）拾取西周已经摒弃的“仁”“义”“礼”“智”，如获“理论”之至宝，重返“政坛”，为天子一人而效劳。不是吗，君不见：自从汉武帝采纳“仁义礼智”后，至清王朝时，已把儒家理论发挥到淋漓尽致——所有的人都是天子一人的奴才！“民”是没有资格做奴才的，他们只能做奴隶，他们能有什么权力？
读《老子》一书真的很难吗，非也。只要你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民”的立场上。那么，《老子》不但通俗易懂，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实话。是否这样，敬请大家查证之。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历来人们都游离在老子的认识之外，原来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是向上爬的“众人”、“智者”（《老子》专用语），焉能读懂《老子》！？
所以，不懂得“民得”的人，是读不懂《老子》的。不知道治国必须“正”君（教育君王，高度重视自律），同样是读不懂《老子》的。高度重视自律和保证、保障“民得”，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这种传统美德可追根溯源至五千年前。
遗憾而可悲的是：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人能读懂《老子》。事情的确蹊跷，蹊跷到令人难以置信。几千年来，读老子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居然无一人能认识老子，岂不是咄咄怪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愚以为：1、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这就“窒息”了人们的认识；2、老子所在的当时的意识形态人们一无所知，这就大大的影响了人们认识问题的视力；3、我们的历史的真实，已被“智者”们歪曲的一塌糊涂，也就只好以“想当然”代替“历史”；4、“人”和“民”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由来已久的“老大难”的问题，谁都仅只站在“人”的立场上去“诠释”历史，这怎能读懂《老子》？
愚以为：《老子》是西周历史的总结，并且是“预言”未来（公元前776年——到现在已两千七百八十二年。因老子成书于公元前776年），是用民众的血和泪刻写的毫不为过的箴言。试以《老子》通行本前十章为例，简述如下：｛敬请先看拙著《老子研究·前十章的注、译》（第二辑）｝。
第一章，请记住“异名同谓”就行了（至于其他，待到研读《老子》后文再说）。
第二章，西周的过去和未来，所有执政的统治者，几乎没有再说过一句对“民得”有益的话，再做过一件对“民得”有利的事。
第三章，西周的过去和未来，所有执政的统治者，几乎没有启用过一例对“民得”有贡献的好“官”、好“僚”，他用的全是为自己效忠的奴才，清王朝的表现已经是淋漓尽致了。
第四章，为什么会有上面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所有的“人”忘记了,“爱民治国”的“民得”是根本，是“治国”道理之“中”的首要问题。必须时刻记住道理之“中”的问题。
第五章，所有执政的统治者，要做到“爱民治国”，就必须做到毕恭毕敬地对待民众，诚心诚意地为民众效劳而服务；怎能把民众当作贱民、刁民、奸民、顽民、劣民、愚民……而施以“仁德”，从而加强教化（他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民”）,进而逼使民众感谢“皇恩浩荡”、“救世主”的“英明”、“伟大”。这怎能守在“爱民治国”的道理之“中”啊！
第六章，“欲”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哲学（玄牝）的根本问题，也是“天地”的根本问题。能认识“欲”的问题，才能认识“民得”的问题，也就是治国之本的问题。
第七章，民众是大家、是公、是要“得”的；统治者是一人、是私、是不得的。所以，统治者是孤家、是寡人，必须成其私，这才是他的职责、天职！也是我们远古的光荣传统！
第八章，统治者能“居善地”吗？会“居善地”吗？很不容易啊。他只能在特定的小圈子内，在智者、众人的包围之中。远离民众，很难听到民众的声音。
第九章，为民众办成某件事，不要居功自傲，停止不前；要放下架子，重新着手，再立新功。不断努力为民众办事，这才是“爱民治国”的表现。
第十章，统治者要像“婴儿”一样，依偎在父母（民众）的襁褓之中，不能左右（主使）父母（民众）的行为，一切都听从父母(民众)的“摆布”,“唯父母命是从”。
显然，这十章是一个完整的系列：逻辑缜密、结构严整。（待要说明的问题很多。）
二〇〇六年一月六日
[NextPage]
给宝鸡市人民政府的“通报”
宝鸡市人民政府□市长：
您好!
2003年1月19日,贵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披露出一个“惊天的史迹”!可惜的很,这一“事实”真相，为世人所不知。,如果能认真发掘，从长远来说,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世界人民之幸!当然,这样一来,也是贵地的荣幸,将给贵地带来极大、极好的机遇!
诚然, 这一“惊天的事实”究竟是什么?现据我的研究通知报告您们，具体事实陈述如下：
一、青铜器的主人姓单名逨。
1、我们已知的、最著名的历史文人,姓单（此单姓，在西周当时,单只读dan音，不读shan音。）的并不多见。
2、我们已知的、最著名的历史文人,叫逨的也很少有。
3、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公元前89）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就说,“老子……字聃”,又在说“老子……著书”后,立即否认而牵连出“或曰：老莱子亦楚人”的事, 从而使大家都知道：“老莱子也许是老子”。（显然,这是司马迁离当时已快700年的“臆断”,能笃信无疑吗？）
4、诚然,大家都还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有不少的文人把老子叫“老耽”。
5、所以, 春秋时的传讹而使“单逨”变易为“老耽”或“老莱”,不但是可能的,且成其为事实。考虑这些：“杨家村”2003年出土的文物（青铜器）就为我们提供了老子生平事迹的依据和事实。
二、“单逨”在周宣王四十三年时,被任命为“歷人”的独特作用。
6、“歷人”作为官职,在我国的有文字记载之中,仅见周宣王四十三年时这一次。
7、“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我们的历史学者没有严格解答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说是，相当于“监察甄别”国家高级官员的（眼下称为：“搞纪检的”）官职。
8、然而,我认为“歷人”是周宣王四十三年时增设的、担负特殊任务的官职。为了显示特殊任务的性质, 周宣王命单逨作了十个鼎，这就成为了历史事实不可动摇的“铁”证。
9、单逨的“十鼎”,在我国历史“鼎”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历史上,“天子”都仅只能享有“九鼎”。
10、显然, “歷人”的特殊作用在于：每个“天子”的时间性极其有限,充其量只有几十年；“歷人”是有关历史方面的首任官员（原来商王朝后期和西周时期的“史官”,都仅只是作“记事”和“冊命”做“事”而已。当时和以前的“史”“使”“事”三字相通、同,与“历史”的“史”无关。所以, 周宣王四十三年以前的“史官”是不能涉足“历史”的）,弥补我国还没有历史记载的不足之处；（原来所流传的“周公组织人员修订的‘史册’”问题,纯属谣传。西周初期没有“著书立史”的能力, 西周和东周前后八百年所出土的“金文”也不支持——西周初期有“著书立史”的能力的这件事。）“歷人”所面对的是“天子”（周宣王）的祖先们的史实!这就是说“歷人”的特殊作用是多么的重大啊。（在周宣王四十三年之前,没有得到王的允许,任何人，包括史官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得使用文字！更不用说去著书。这可是砍头的灭顶之灾,谁人不畏！）
11、周宣王命单逨为“歷人”并且作了十个鼎,表明周宣王重视“歷人”这个职务。这个职务是领导组织人员,修订、整理历史上有重要内容的“典、谟、训、诰、命……” 之类的史料的, 这必定是“天子”（周宣王）的祖先们的史实!当然也包括“所见所闻”前朝的史实之类的史料。（显然,此事大于“天子”——周宣王, 周宣王命单逨作“十个鼎”就“理”在其中了。）
12、所以, “歷人”官职出现后,这才有了“甲骨文”“刻写”的《尚书》原始本（确凿的时间是公元前784——公元前781的三年）。只不过是280余年后, “甲骨文”的《尚书》原始本,由于时间的无情推移,已渐趋残缺模糊。后来传为经过孔子“修订”（？）,至秦王朝时又被秦始皇焚毁!（后来毕竟是后来,我们注重的是“歷人”官职的作用。）
13、于是乎“歷”与“歴”通、同。“歴”字的厂字头坏损后,残留下来的是上“林”下“止”的残字,当人们把它在竹简上“刻写”成“籀文”时,就变易成似“楚”的“楚”字了（未必真是“楚”字）,这才致使后人司马迁写道：“老莱子亦楚人”的文字。
14、附录两则：
（1）读“单”音的字有：匰、僤、単、冉、單、憚、撣、殫、燀、癉、簞、襌、贍、譂、耽、聃、眈、儋、亶、儃……等一百多个。
（2）西周之时,“单”姓是大姓。“单”姓之宗祖是“行武”出身,其后人都是“行武”世家。所以,古文字的“单”,则是“東”字之上还要加二个口字。以后才演变为“單”字,以至于陆续出现的“陣”、“陳”、“戰”字都与战争有关。（其中“陣”与“陳”两字相通、同,都读zhen音,并且, 后来陳作为姓之源都与单字有关、与战争有关。“陣”、“陳”两字都是由“单”字演变而来：古文字的“单”是“東”字之上还要加二个口字,当“東”字之上的二个口字变换到“東”字的左侧并叠加起来,就是“陣”、“陳”二字。）
15、因此,老子成为了“楚人”、成为了“陈国人”,都“理”在其中。（太史公司马迁只能知道“楚人”、“陈国人”之谣传,这也珍贵难得。）
三、单逨出身于“行武”世家,“逨盘”追述了家史八代。
16、单逨出身于“行武”世家,这清楚的交代了老子的根基,与《老子》文章惊人的一致：
17、《老子》全文是符合西周意识形态的,如“绝礼”、“绝仁”、“绝学”、“不尚贤”。这只能说明《老子》一书是具有西周时代特征的书。目前,我们对西周意识形态一无所知（我们的历史和哲学工,无视“金文”事实,只跟在人们后面学舌）,怎能读懂《老子》一书？（他们不正游弋、徘徊在《老子》门口,进不去啊。岂止如此,还阻碍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真正传统文化。而今,不正是在“发掘”儒家文化吗?）
18、《老子》全文岂止是仅具有西周意识形态,她还具有西周“甲骨文”的风范,寓有“甲骨文”的“玄”、“祸”、“往来”之真。不能真正认识“甲骨文”（那些把“甲骨文”仅当作“卜辞”的人,应该止步了）,就不可能知道“玄”、“祸”、“往来”的本意,也就读不懂《老子》一书（不少的人明显表现为对《老子·八十章》的胡说八道的理解）。
19、单逨出身于“行武”世家。所以,单逨在周宣王的四十六年的执政期间内,就打了四十余年的仗。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知其民众之疾苦,深恶痛绝战争之危害。这才有《老子》“八十章”的绝妙文章（不少的人的胡说八道,怎能进入老子的境地,怎能知道民众的心）。这样的绝妙文章还有三十章和三十一章,都入木三分啊！
20、西周的周宣王与单逨,是君臣,也是挚友。他们从小到大共同交往六十年,受教于同一启蒙老师——召穆公。他们终生共同探讨的问题就是“自律”与“民得”。评价一个“天子”执政的成功与否,检验的唯一标准就是“民得”的保证与否。“民得”的保证又将检验统治者的“自律”的程度。只有统治者的高度“自律”才能保证“民得”的实施。这其中的“自律”与“民得”的任一问题都马虎不得,稍微不慎,将铸成历史性的大错！（轻者腐败日盛,重者反动透顶。）
21、“自律”与“民得”的问题是我们很古老的传统。远的不说,当商王朝后期古公亶父（约公元前12世纪）在建立西周根据地时：是针对商王朝的上层腐败现象“得”风正盛,重新提出“自律”与“民得”的问题的。并且用“甲骨文”刻写在五片龟甲底板之上,“装订”成“典册”。这就是后来传为的“龟（归）藏”或者是“五典”的治国宝典,也是周康王所称之为的《德》篇（见大盂鼎）,同时也是《老子》文中所说的《建言》！（见《老子·四十一章》）
[NextPage]
22、所以, 周宣王在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命单逨将古公亶父的《德》篇（300余年的传阅已残缺且渐趋模糊）,立足于“自律”与“民得”之问题的基础上, 重新加入新的认识（周宣王和单逨的）而修订。因此, 单逨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刻写完成此书（公元前776年）。在春秋时, 大家把她叫《三绝》；临近战国时大家把她叫《三绝》或者《老子》。流传到汉朝后期时,才歪曲称为《道德经》而流传到现在。
综上所述,2003年1月19日,贵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窖藏的主人——“单逨”据我研究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老子”！作为老子故乡将要怎么办、将要办什么？这就是贵政府之事情。我通报您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老子的故乡政府能走在认识老子、学习老子、弘扬老子的前列，造福老子故乡、造福中华民族和全世界。
陈光柱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给《鹿邑宣言》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
——还老子以清白
任 凤 梧 陈 光 柱
“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于去年底在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举行。到会的国内外180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和媒体记者参加了研讨，并发表《宣言》，郑重地提出了“弘扬老子文化”的口号。这显然是有心于老子研究的人们的一大快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并衷心祝愿“弘扬老子文化”成其为现实。但是要“弘扬老子文化”，必须搞清楚有关的事情。故此，想对有关的事情数说一下我们自己的认识，公开求助于朋友们，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第一、要“弘扬老子文化”，必须注重下列的“理论文化”问题：
1、“弘扬老子文化”是研究“老学”、弘扬“老学”。“老学”不是“道学”，也不是“道家文化”，更不是“道教”，当然也绝不是什么内丹学、术、法之流的“特异”！
2、故此，“老学”是老子这个人的学问，她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学问。她出现在中华大地以后，才渐趋形成：杂、儒、兵、墨、道、名、法……等诸子百家。显然，诸子百家内是不包括“老学”的，诸子百家的学问全部是“老学”的“后学”。因此，钱穆先生早在七、八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一严肃的问题，他在《老子辨》中说：“老子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于是他错误地得出结论：《老子》肯定是晚出，晚于诸子百家之后，才能“集大成”！钱穆先生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如果他能活到今天，能看到1973年、1993年、2003年的三次有关老子问题的出土文物，那么他的结论就不会是那样啊！
3、人们忽视了1973年、1993年、2003年的三次有关老子问题的出土文物的事实。前两次的出土问题的研究，虽然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议论文章比比皆是，然而却不得要领，没有切入有益于老子问题研究的“实质性”的东西，不得不流于形式；2003年的出土却与“老子研究”并无任何联系，后来谁都熟视无睹，让其“研究”冷冷清清，从而使这次的出土被禁锢在少数几个权威研究人员的“认识”之内。
4、《道德经》这个书名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它只能说明起因于“汉文化”且受其影响（并且是汉武帝时代以后的文化），这就歪曲了《老子》这本书的形象！所以，暴露出了一个严肃的文化问题，并且自陷在所谓的“汉文化”的束缚之中。这个影响之大，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知的一切领域。如人们道德概念、伦理认识等意识形态的规范。具体到如：道、德、仁、义、礼、智、贤、学……等的理解不一，从而波及到方方面面。
5、由于局限在汉文化的束缚之中，对《老子》一书中的字词句：“玄、异名同谓（1章）、智者（3章）、成其私（7章）、众人（8、20、64章）大患（13章）、教父（42章）、祸（46等章）、往来(80章)……”等词意的模糊不清而误读曲解了老子的原意，致使不少的人无法进入老子思想境地，只好呆在汉文化的境地内自欺欺人地不顾一切的妄自尊大解读《老子》而心安理得自鸣得意。
6、学习《老子》一文中的“无为”思想。无为，定义如何？“无为”应是以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准则、为检验标准（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本意）。于是“无为”则不是什么事也不做，那是无能的表现。恰恰相反，“无为”的统治者所做的事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对民众十分有利的大事。
7、时间问题：自限在一定的时间局限之内，并且揭示出我们对汉朝以前的历史有其误解。尤为突出的是战国、春秋、西周、殷商等的“历史”问题，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问题。
8、历史问题：从学习《老子》中所得到的收获是不可估量的！她可以让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廓清很多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问题，很多我们知之不多、或我们比较模糊的历史疑难问题，以及很多我们有意或无意错误曲解、乃至颠倒黑白而歪曲了的历史问题。历史的“巧合”与后人们的误读是歪曲我们祖国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人们按自己的认识去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的想当然也是重要原因（说这是主观主义所造成的也不为过）；所以，我们国家的历史失真就凸现出来了，要慎重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这一重大现实课题将摆在首选的地位。
9、学习《老子》涉及到的文献、经典，也是一个特殊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我们所知的文献、经典都是在汉武帝以后重新整理、完善的，它们不可避免地糅进了汉和汉以后的认识，这就不是历史的真相了。另外，也涉及到金文和甲骨文，而这些又与汉文化的解读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所以，要想学习老子不正确认识历史不行，不认识金文和甲骨文也不行。显然，按所谓的认识来理解金文和甲骨文又违背了事物的原来的真实意义；不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又不行，那也将是盲人瞎马。
10、认真研究老子的哲学问题，应该是今后我们国家最大的、最重要的哲学课题。目前的我们国家还是“空白”，根本没有引起什么有影响的人的注重、注意。
第二、要“弘扬老子文化”，还必须首先认识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本书
也就要搞清楚老子的生平和《老子》这本书的前前后后。按历史的先后顺序我们来陈述一遍。当然包括两个方面：老子其人和其书。
1）、老子这个人
老子姓单，原西周京畿人，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名逨。公元前854年，出生在一个西周武官单龚的家庭。
单龚，在周厉王时期为“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自幼也随其父出入“召公”府，并深得“召穆公”的喜爱，12岁被任命为“静”（宣王）的“伴读”。
逨13岁时，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围“召公”府，要杀“小宣王”，后被“召公”之幼子所代替的惨景，深深地铭刻在单逨的记忆之中。此后14年内伴读于“静”（宣王），与“宣王”成了手足情深的师友伙伴。
逨27岁之时，宣王即位（厉王已死于“彘”）。逨也继承父职，名义在“召公”（又一代）手下，实质上直接受命于周宣王，伴随于周宣王左右。在周宣王执政的四十多年之中，逨的长期经历是，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宣王四十二年前被封为“吴林”（虞林，乃国家最高的林官）。
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4年）被封为“历人” 除了监察甄别朝中大臣进行纪检外，还负责组织修订、整理典册等历史性文件。在“历人”的任期中，忠于职守，完成了一项特殊而首创的工作。大多数所谓《书》内的文件都是这时候完成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导，以为《书》的基本编纂修订是西周初，周公组织人员修订完成的。但是，从出土的“金文”来看，西周初时，没有任何力量完成此事。只有在西周晚期，才有力量，才有认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而且只有在西周出现“历人”的官职后，才有进行此项工作的条件，也就是官员们才敢于进行这样的事。并且，这些文件，当时还只能是刻在甲骨之上。
宣王为了表示他重用单逨成为“历人”的特殊而重要的性质，他命单逨作了“十鼎”，留存为永久性的纪念。那时候，“天子”只能作“九鼎”，天子身边最大的官员也只能作“七鼎”，所以说，单逨的这个“历人”官职的破天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何况自商王朝到西周末期，近八百的历史内，文字的使用，都必须在王的视野之内；商朝末期兴起的“史官”以及直到西周末期的“史官”们，都只能从三事：为王做事、为王记事、受王差遣办事而完成自己的“使”命。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史官”与纪实、记述、编撰、编纂、整理历史性的文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也是不敢的，是要“杀头灭族”的！
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1年），宣王病危。把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重新修订整理刻写出来，以教育后继之诸天子。“《德》论”已流传三百余年。是古公亶父为推翻商王朝建立西周根据地，针对当时商王朝时的“得”风正盛，腐败且糜烂，而以“不得”之风进行的“德”论的训导、自律的“革命”言论；也是西周王朝的治国宝典。同样是西周王朝之诸王的“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或《德》论——第一个言及“德”字的篇章。
这一特殊使命，老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以及毕生的经验和智慧，从73岁起到近80岁，才在“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二十三年称谓为《德》论，《老子》文中称之为《建言》——建国“开邦”之言论）的基础之上不仅整理修订，而且加以了理论阐述！这是独特的重要的西周晚年特征。
书成之后，公元前776年，老逨郑重地交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律己”的意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及其父亲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而已！
可怜的老逨，伟大的老逨！就这样不声、不息地于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崩溃的前夕走了！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２）、《老子》这本书
要认识《老子》这本书，还得追溯一下我国的古代传统文化。然而，人们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有极大的偏见，无视真正的传统。仅把秦汉以来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当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并且对秦汉以前的文化，任意扭曲。居然把儒家所使用的理念，强加给西周、春秋出土的“金文”之中；强加给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强加给殷商以前的历史文物出土之中。对于这些，涉及的问题太多，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但是，由于要对《老子》给予认识，也必须涉及到这些问题，否则也是说不清楚的。于是我们将这样来简单陈述一下两个事实。
其一就是夏王朝末期，官员们的腐败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成汤”正是针对这一腐败现象，在伊尹和仲虺二人的辅助之下，提出了一个“禁三风”的“禁令”。在自己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建立起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禁三风”是在自身根据地内“禁其有位者”的三风：“巫风”、“淫风”、“乱风”。从而使根据地的官员朝气蓬勃，正气上升。不断扩大影响，终于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殷商王朝。这个“禁三风”的禁令，只能用三个会意的符号，刻在“玉版”上，被供奉起来。当时只有符号流传，没有文字，这是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事情。后来被所谓的“《书》”收到《伊训》篇中，成了《伊训》的内容。后人的文字加工以及错位的能力是惊人的。从没有文字来看，好多话则已不是当时的语言，好多字和概念在当时都是没有的。然而从“制官刑，儆于有位”这一点来看，就加速了夏王朝覆灭的历史进程！
于是，“禁三风”是刻在三块“玉版”上的三个符号（每块只有一个符号），被供奉起来，朝夕自警。这就是后世所失传的《连山》，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所拥有的第一部治国“宝典”——《连山》的三个符号；这也是被儒家所崇拜的“三坟”（唐初孔颖达所称）。
其二，以《连山》的“儆于有位”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建立了商王朝，建立了王朝体制。执政到300年前后（？），开创了文字——甲骨文。然而在后期，“得风”日甚。当时的金文之中，有九例为证，如：“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2001年10月版）。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商王朝的定时炸弹。
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来保证。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然而，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所谓的自圆其说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历经秦和汉初的实践，后来由汉武大帝以儒家理论的认定之后，才延续、发展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征，而成其为这个样子且根深蒂固。
正因为古公亶父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阐述“德”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在理论上站稳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在《连山》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此，周康王称此文献为《德》论，是引以自律、自警的重要宝典！但在文人之中，却称之为《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当然也有人称之为《龟藏》或曰《归藏》，是因为它刻在龟甲上，并且还是成册之宝典。这也是被儒家(其实，儒家对《归藏》一无所知)所崇拜的“五典”，因它们是五片龟板成册之宝典。
正由于我国历史有《连山》和《归藏》两部治国宝典的出现和实施。所以我们才有殷商和西周的历史，这一点西周人是清楚的。到周宣王之时，却和老逨讨论了为什么会有西周这样的渐衰的历史问题，也就是从古公亶父到宣王的父亲周厉王以来的300年左右的历史的每况愈下。以后在《老子》文中的十七章所反映出来的：“太上”、“其次”、“其次”、“其次”的问题，那就是西周的历史剪辑缩影。（参见《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回顾，所以才有宣王任命老逨为“历人”的事实出现；才有修订我们历史文件（《书》）的可能。周宣王遗憾而不满足的是，在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修订祖宗古公亶父《德》论的重担，正式交与老逨。否则，他是会同老逨一起完成此事的！
《老子》一书的完成，显然是《连山》和《归藏》的精神之再现。《老子》一书不仅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禁令，也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做到了独特的理论阐述。当老逨把此书交给周幽王时，当时的大臣们都相互告知“老逨”搞了一个《三绝》，于是《三绝》的流传不胫而走，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读《三绝》之风也开始日盛起来，从管仲、孙武、孔丘等人的读《三绝》，致使各诸侯国都想得到《三绝》，成为镇国宝典。这才有秦献公买通（或胁迫）太史儋，从而使太史儋“偷书”（公元前374年）西行，成为事实。过函谷关，被关尹知晓，抄得一份成为“社会本”流传的起始本。由于太史儋是潜逃，所以仓惶而造成《老子》本身的错简，成了历史的灾难。从而，致使《老子》有“官方本”和“社会残本”以及“社会本”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老子》一书在西周、春秋、战国时的现状。
朋友们，对待任何问题的认识、研究，都必须恰如其分去认识、去研究，这才是认识、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态度，也是做人的准则！不能到位的认识、研究与过头的认识、研究，则应是不可取的，乃至于是心怀叵测的“犯罪”行为，那就不是认识、研究问题了。《老子》的3、8、13、20、64章中的“智者、大患、众人”的危害，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
朋友们，敬请认真思考、学习一下老子吧，这对“弘扬老子文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野谈《周易》之“研究”
《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在历史上，虽然这个提法并不是太早，姑且而从之。
既然如此，凡有心于祖国文化的人，都不得不认真对待，以便更好地学习、弄清楚祖国的这一文化瑰宝！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祖宗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不学习、不弄清楚群经之首的《周易》，恐怕是说不过去的，何况还是一些“文化人”？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且都要合乎情理，必须具有“颠扑不破”的说服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关起门来，自我感觉良好、相互无限遥远地吹捧，无根据、无头脑地相互“印证”、“引证”而不知所出，从而“归功”于“神明”、“外星人”！（60年前，就曾经有人面对这样的“尴尬”处境，不好意思而自我解嘲地曰之：中国人有“遗传基因”——当时正是“遗传热”的时候——见候外庐、杜守素、纪玄冰等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47年版。）这种举动，无异于新时代的“掩耳盗铃”，让世人觉得“滑稽可笑”而已。固然如此，也还算有中国人的骨气，而没有甘心示弱地傲立于人世间。
对待《周易》，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拥有的实际证据。比如：最早的《竹简易》（藏于上海）和《帛书易》，它们的实际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与谣传有无距离？有多大的距离？搞清楚这些，只会对认识我们祖国的这一文化瑰宝，绝无仅有的《周易》，百利而无一害！同时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可能认识伟大的先民们，为什么要创造《周易》。才能让我们知道《周易》的真正作用，从而联系实际而应用于现实，“解开世界难题”！（这不正是某些人的心愿吗！？）
诚然，我们的人群之中，有这样一种人，他常常在不自觉地、并不是心甘情愿地维护某些看不见的、或某些特殊集团的利益！但是，事实上他的确是在心甘情愿地维护某些看不见的、或某些特殊集团的利益。恰恰这显得十分恐怖而可怕，这却正是我们国家的长期封建专制独裁得以延续的“伪善”而“慈祥”的帮凶之主要表现。他们实在没有什么水平，对认识问题的深度、精度，从不经心。流于时髦、追求新潮、跟着枯燥而干瘪的某些名词、概念，去玩弄组词的文字游戏，这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了。于是乎他们也很卖力而辛苦，死搬硬套、断章取义、游戏于你我之间，防不胜防啊。
朋友们，面对《周易》，做些真正的认识和认真研究，这比清谈、空谈、无边无际的妄谈要强之百千万倍。清谈，并非不可取，避开《周易》的实质而大谈、特谈《周易》如何、如何智慧、高超、作用伟大，这却只是现代的“拔苗助长”而会适得其反；空谈，也并不是没有用处，它可以让人们更加广泛的、无时不在的而大讲、特讲其《周易》，从而让《周易》进入我们的生活、知识、科学之诸领域，那才叫做“得人心”呢，其所受益也将无穷尽也；无边无际的妄谈，开始大家还可以聚精会神听其“神侃”，时间长久了，人们就可能没有耐心再听类似的“痴人说梦”而也许会“嗤之以鼻”！这却给《周易》丢尽了脸面。
真正的认识，不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真正的认识，它不仅处处反映出时代的气息，也必将具有“真理”的光辉！这些都是长期磨练、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而不断取得的认识。只有自己知道这些认识来之不易，如何说出来让别人也明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朋友们，对待任何问题的认识、研究，都必须恰如其分去认识、去研究，这才是认识、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态度，也是做人的准则！不能到位的认识、研究，与过头的认识、研究，则应是不可取的，乃至于是心怀叵测的“犯罪”行为，那就不是认识、研究问题了。认真而慎重地认识自己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摆正自己对待问题的态度，从而才有可能够获得掌握一定的、比较正确的方法……等，都只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试拟：在“周易阻碍科学发展还是促进科学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稿 ）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三日
“积非成是”是中国之“陋习”与“痼疾”的元凶
——“创新”与“科技”之学习杂议
创新，应包括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新则必须是新，必须是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还可能是某些人想都不敢想的！这可能才有点新的味道。
为什么要创新？意识到了自己有可能会（或永远）落后于时代的紧迫感觉，认识到自己应该有的重大的历史使命感情，这才可能有创新的要求或希冀！
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是理论的落后，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落后！是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所以才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问题。显然这暴露出我们理论认识上存在着问题。
之所以现在的如此“落后”，乃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独裁专制制度长期一人统治的局面所造成的。他一人，有何能何德何智而能决定国家内之一切大小事情？这样的荒唐还有不少的人引以自荣，实乃恬不知耻也！这一人的独裁专制，就潜在（意味着）“积非成是”的开始。
从春秋时期开始，“积非成是”已经在中国社会内扎下了根子（诚然，“积非成是”的起源很早，由于“王”的高度自律、自警而约束或扼杀了它的进展）。在西周末期的周宣王和单逨共同探讨、研究总结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后由老子提出的“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就是对当时“积非成是”的苗头的鞭挞。然而，在老子死后不久，齐国的管仲就率先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口号而作为“积非”重新萌芽的开始了；继之，在春秋末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政治口号是“积非”的继续；进而，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的政治口号是“积非”的发展；直到秦国的儒徒弟子李斯“公然背叛”他祖师爷的宗旨，不但谗言以杀韩非，还要秦王“焚书坑儒”！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当时上层的意识形态是不允许“仁义礼智”的自由泛滥的，这应该是对“积非为是”的当头棒喝！直到后来公元前134年，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才让“仁义礼智”登上意识形态的宝座！这是一个典型的“积非成是”的萌芽、生长、发展到肯定的长期过程，前后用了500余年！何止如此？从提出礼义廉耻到现在，两千六百八十余年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这样的“积非成是”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之所以“仁义礼智”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仁”的作用；而“仁”的起源又是因为统治者的“感情用事”而产生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积非成是”是通过500余年的酝酿进展，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致使“非”（违背客观事物规律）成为“是”的。这个“非”就成为为超稳定的中国封建独裁专制制度而服务的理论手段，它的伪善和虚假掩盖了它的狰狞和残酷！在“积非成是”之“陋习”的影响下，就不自觉地必然地染上了沉疴痼疾，沉沦在自我陶醉的一片歌功颂德的赞扬声中！更加显得自己是如何的“圣明”、“伟大”、“英明”，这就已经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由此，伴随“积非成是”而来的后遗症：要么夜郎自大、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目空一切……要么我不如人、崇洋媚外（还包括“汉奸意思”）、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不仅仅是上述的问题，它致使我们的认识，乃至其他方方面面也就有了问题。而且，“历史上”的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和更大。因为我们的“历史”几乎全是汉朝和汉朝以后写出的，而写“历史”的人又全都是儒徒，他们沿用的都是孔子的“春秋笔法”！为尊者隐（讳）、为贤者隐（讳）、为亲者隐（讳），远不是我们实际而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历史，是为统治、奴役民众而服务的“历史”！
对待任何问题的认识、研究，都必须要恰如其分去认识、去研究，这才是认识、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态度，也是做人的准则！不能到位的认识、研究与过头的认识、研究，则应是不可取的，乃至于是心怀叵测的“犯罪”行为，那就不是认识、研究问题了。 “积非成是”变成了“积非为是”的行为，这就不仅仅是对民众的犯罪，而且是我们“落后”、“停滞不前”、“一头雾水”的“缘由”。深刻认识、反思、反省一下我们的“积非为是”吧！06.5.12
关于生态环境似是而非的杂议
任何人来谈论“地球”问题，无非是人们注意到目前的地球上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否也就说明了人们是否能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也就是关系着人们的未来！既然是关系到未来，显然这是一个不小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人们认识领域内的一个大问题。人们认识领域内的问题又莫过于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这也就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问题、人们如何效法自然的问题。然而目前地球上的人们，都隶属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一定的政治集团范围以内的事情。决定该国家或地区的“人与自然”问题的权力和应对的具体事务都是头头们的事，人民大众是无能为力的。虽然目前表面上来看，世界上进步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但是，仔细认真认识考虑、审查、检讨起来，还是问题多多的。人类自身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事情，也不在少数。如：政治集团彼此间的无休止的战争或备战，所造成的角逐、无休止地竞争性的破坏和污染；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性的摩擦、战争乃至恐怖行为以至所引起的一系列链式反应而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各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的国家）自以为是的无限制的人为的能源的浪费、污染、破坏；人类发展中所遇到的始料未及而促使“绿地”的“沙漠化”；为数不少的生物的“灭顶之灾”（不少的动物和植物的绝灭）；大气层被人为的破坏从而影响到人类存在环境、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劣；大气层外围空间的“污染”（太空垃圾日益增多）……如此等等，我们人类面临的是怎么办的问题。谁能够怎么办，人民大众只能寄希望于“头头们”！寄希望于人群中的精英——有为的政治家们、有真知灼见的无畏的“勇士”们！只有他们才有“王者”的风范，他们才能主宰人类前进的步伐和方向。正因为如此，早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王者”就把自己的“天职”定义为，“必须保证、保障民得”是自己唯一而神圣的职责！后来的西周始祖古公亶父把“必须保证、保障民得”严格规范起来，并且加上自己的“不得”行为，从而浓缩为“德”！致使“德”成其为约束“王者”的“紧箍咒”！（可惜的后人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西周正是在“德”的指导、督促下，并经季历、周文王、周武王的不断努力而建立的西周王朝……《老子》这本书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总结（恰恰这样重要的事实却被文人们忽视了）。这同时是对现实《王者》的规范……既然如此，早在两千七、八百年前的老子就指出过：“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文是“人法地”应当订正为“王法地”，可惜这个工作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做。见《老子》第25章）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必须适应、遵照、效法客观事物的规律，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自由而前进。看起来此话极其简单，好像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然而引导人们前进的却正是这样的“王者”，正是这样人群中的精英——有为的政治家们、有真知灼见的无畏的“勇士”们，他们个人的行为转化成其为“人民”、人们的普遍性的行为，才是世界前进的方向！
（按纪录稿整理2006年4月22日）
会议主持人韩孟：接着请陈光柱先生讲一点生态环境的观点，他的口音比较重，请大家仔细地听。陈光柱的发言：
我讲一点，我是只读《老子》一本书的人，我原来没有考虑过“环保”这个问题。去年韩孟先生就曾经跟我说过这个事，我也没有参加他所主持的活动。今年他突然通知我，要我搞一个题目，我想这个恐怕很不好做。不得已我写了这个题目，我念给大家听，《关于生态环境似是而非的杂议》。虽然是《杂议》，但是我说的这个问题，跟刚才大家所谈的并没有冲突。我们以上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涉及到这些问题。环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不是我们大家能够左右得了的事，而这应该是各国政府的事。这当然是我们头等事情，是一个大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建议、我们可以设计具体方案而只能向政府部门反映。但是，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你怎么做？你能够甩掉这个“包袱”吗？，你能阻拦政府吗？他们所进行的破坏和污染，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很多因素。这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干涉得了的事吗？这还不是哪一个政府所能干预得了的事。前面有的同志也说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这涉及的问题很大。
你看，“政治集团彼此间的无休止的战争或备战，所造成的角逐、无休止地竞争性的破坏和污染；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性的摩擦、战争乃至恐怖行为以至所引起的一系列链式反应而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各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的国家）自以为是的无限制的人为的能源的浪费、污染、破坏；人类发展中所遇到的始料未及而促使“绿地”的“沙漠化”；为数不少的生物的“灭顶之灾”（不少的动物和植物的绝灭）；大气层被人为的破坏从而影响到人类存在环境、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劣；大气层外围空间的“污染”（太空垃圾日益增多）……
可喜的是我们早在三千多年前,(刚才是谁，好像是任先生和商先生提到的，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王”就严格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为王者，必须严格地自律，必须它把这个自律高度浓缩到一个字上。这是一个什么程度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认识到的这个“德”字。也就是说，当时的“王”定义的什么叫做“德”呢？他自己要“不得”，而要保证“民得”，保证最弱势的群体能够得到生活的保证。可是，我们对殷商甲骨文，现在的解释，完全背离了当时的现实。他们用汉以后的文化去套当时的文化，这就是把当时的基本思想全部篡改了。而《老子》一书恰恰正是站在这个上面来叙述问题、揭露问题的。所以后来的儒家，也就是汉以后所兴起的儒家，它是解释不通那时的社会现状的。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耻辱。这个问题大到什么程度，就大到这个程度。要保证“民得”就必须从民众利益出发，办对民众有利的事，就不会出现上面破坏环保等等的问题。
所以刚才有的朋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政府的问题，这是以统治者为代表的行为的问题，是一些人的行为规范的问题。关于这样的问题，我就不再谈了。
最后我说一下，刚才问卷调查时，我写了八个字，好像就是“过得下去”，我现在想不起来了。（韩孟先生插话：“过得下去，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所有发言的人，你们有没有仔细回忆过。回忆一下，就是我这个观点。对于环保，我可以说，可以呼吁，实在不行，那是他们（政府）的事，那无非还是得承认这个现实。承认这个现实，我能“过得下去就可以了”。你对你的后代，你对我们的社会，你对我们的民众，你做了什么？你能够按照过去（建国以前）我们说的（对民众的信誓旦旦地保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说几句话，而已。就包括刚才措词激昂的秦先生，您也仅仅在这里说说而已，或者是在您能够用您的方法表现一下而已，除此以外您还能做什么?我们连那种西方所谓的“绿色环保”的勇气都没有。我敢于这样说，你能够过得下去就算可以了，这也是民众的声音。我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