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这只无形的手推动生产力、优胜劣汰、调节市场余缺的巨大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而且无可替代。这是资本主义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也证明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是无可挑剔的正确论断。
但是仅靠市场经济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要达到共同富裕必须要通过国家政权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和提供保证。国家政权对于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
国家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实际上具有几乎无限的资金支付能力。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对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个人的需求是个不定数，任何社会也做不到满足所有个人的需要），但是对国家来说却是可能的，国家应该有能力为国民真正需要的事务按需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不至于因资金匮乏丧失许多为国民服务的机会。
挑战传统的货币理论
货币的产生，起源于社会中的物物交换。可认为货币的起源是基于便利交换的要求，其功用主要是在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保障交换过程中持有者的交换权益，但其流通存在的合理性，它为什么不更多或更少些？却并不是毫无疑问的，这可从物物交易的实际过程来理解。
当交易双方的供求之物不对应时，如卖米的要买衣服，卖衣服的要买鞋，则无法直接成交，此时此地若有一卖鞋的要买米，若三方合意的话，则他可先将鞋换衣服，再拿衣服去换米，此处衣服对卖鞋买米的人来说，起着中间媒介物的作用，它起着保障他以失去的交易物品（鞋）来满足他交易需求（米）的作用。其中的各特殊的中间媒介物可用（按马克思的说法）“一般等价物”替代。由此而演成了历史上的各种货币形态。它们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某种指定的具实在价值的物（如金、银）或物的代表（可兑的纸币）。
从其起源我们认识到，货币之所以能存在于流通过程中的合理性，其实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物物成交各得其所的需要。若没有人们的种种不同需求，则相应的货币发放和持有也就失去了流通媒介的意义。所以，在基于商品、服务交换的现代社会中，货币量及持有分割状况应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特别要注意从物态来考察〕，应成为我们认识货币问题的着眼点。
而对于货币的功用之一是在媒介物品交换的过程中保证持有者的交换权益这一点，我们也应当有充分的重视，价值尺度功能、支付手段、储蓄功能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围绕着这一点而产生的，如价值尺度不过是为了计量权益的大小，支付是直接的权益转换形式，储蓄是为了保留交换权益等。
为保证持有者的交换权益不受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货币都是采取价值相当的实在物形式或实在物符号如银行卷形式（中国倒是很早就有过布币）。但实际上专司交换的媒介物本身并不必有实在价值，只需交易各方承认接受即可。它的流通使用，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公意使然。故完全可建立在由经济力量或行政力量保证的社会信用的基础上。
于是无例外地，今天各国都是以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可兑纸币（非金银本位）来充当。但我们切切应当猛醒的是，不可兑纸币的意义已不可用其早期可兑纸币的含意即实在物形式货币（如黄金）的代表来理解，而应当彻底地用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交换媒介需求的映射及权益代表来认识。实质是因黄金不敷社会流通媒介的需要，而代以可兑纸币，可兑纸币不敷需要，而发展为不可兑纸币。切不可本末倒置，被曾有的金银本位制所迷惑，真以为纸币是金或物的代表，发行应受特定物的限制。
马克思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讨论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讲到“因为要使货币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这些要素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只有在它们存在以后，……才会对它们进行支付,它们必须是可能存在的，……于是，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全集卷24/552)。
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地点出了现代货币的精髓，即只要社会中存在着潜在的产出能力，就可以投入相应的货币使产出得到扩大。可惜马克思没能继续就不可兑纸币发行所形成的信贷和财政扩张的情况把话说明白。数十年后，凯恩斯作出了近似的发挥。
现代货币（指不可兑纸币构成的国家或地区货币）和各种历史性态的货币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脱出了物的代表的局限，国家不必先有金或物再造币，而可以根据社会流通媒介的需求来造币。发行量及分配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基于一定生产力状态下流通范围内的潜在产出能力。人们不必先有物或服务再换钱，而可以在利于合理的潜在产出能力发挥和社会公平稳定的条件下，先有钱再促物资或服务的生产提供。
我们从中可推知：
1，货币存在的合理性是基于客观社会中的交易需要，其数量及分配、使用都应以此为基础。宗源有本，故货币量及其持有及支出分割应依附于社会的经济“状态”，满足社会（当然是和流通范围相对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媒介需求及各方权益平衡的要求。
若货币量及其持有和支出分配满足对应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媒介需求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则必加速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反之，则必阻断和压抑了社会潜在产出能力的发挥及造成社会中各部分的矛盾冲突。
西方常从总量需求观点来考虑货币和财政政策，这是不够确切的，因为相同的总量需求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社会效果，同样一笔钱用作军火开支或用作教育、交通、福利开支其效果当然不是一回事。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及生产潜力的发挥、调整也与货币媒介是否充分对应，及其造成的流转是否顺利、适当有关。
对于控调来说，应当更多地注意研究客观的“分量”需求（对各种各类商品的具体需求)，及社会潜在能力和资源的开发。
而货币的持有分割状况，也是一个既影响到经济效果也影响到社会平衡的因素，其合理与否，也最终应由社会效果来判断。
2、由于就货币原理和其社会功能来说，货币并不必与某种实物相联系（如金本位制等），故在存在中央银行的今天，其在量上，具有相当的任意性。以至现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扩张政策，但其根基一如前述，只有当货币量及其持有分配和支出分量符合满足客观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媒介交换需求及各方权益平衡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必产生种种事与愿违之处。但一般而言，只要不过于偏差（如希特勒及蒋介石大陆政权末期的滥发纸币，官敛民财，军专众用，使经济循环崩溃），都较紧缩的效果为佳。
3、我们所指的社会中的交换媒介需求和各方权益平衡，指的是社会生产和结构状态中客观存在的，有实现必要和可能的需求，而不是囿于支付能力和市场现有供应状态的需求。因为支付能力是可以“创造”的， 供给状态会随之而变。
例如，社会中有生产和扩大生产建筑材料及施工能力的潜力，人民有住宅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的实现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但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此时可通过扩张信贷或财政支出使其实现（对可能形成的通货膨胀后果，我们后面还要分析），此时若紧缩(或者下马)则必生产能力受到浪费和抑制，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若社会中没有可利用或潜在的相应的生产建筑材料的能力或资源或施工和技术力量，发放的居民住宅信贷或财政支出，不管是否是财政信贷平衡以内的支出或是扩张支出，都是无的放矢，无益于事。特别应注意的是那种认为财政信贷平衡以内的支出都是有物资供给保证的想法，是全然没有根据的一厢情愿，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供给和需求作细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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