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
邱观建 贾钢涛
[摘 要] 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多年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甚丰．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以创作传记《毛泽东》为发端，他相继发表了一系有影响的毛泽东研究力作，提升了西方的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水平．他积极参与中国大陆学术交流，加强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扩大了影响。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他侧重从性格特征、特殊性、非传统的视角来研究，其角度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就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略作评述。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的重要课题。海外毛泽东研究，自从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陆续译载介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得到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的高度赞许为发端，此后，“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到1936年这段时间，‘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的《真理报》的各类文章中，就出现了60次之多”。[1]随着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和广泛发行，海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心逐渐移向欧美。斯诺之后的20世纪下半期，海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源于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毛泽东学”。在众多的研究学者中，施拉姆(Stua R．schram)无疑是一位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施拉姆，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专家。1924年2月27日，他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洲的爱克塞尔西亚。1946年，施拉姆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和研究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律、国际关系，并于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0年9月到10月、1962年1月到1963年3月，施拉姆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先生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开始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67年起，施拉姆受聘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系的教授，出任该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并在海外中国学界有重大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任主编，专门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此期间，他撰写的《毛泽东》在西方吐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确立了其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屈指可数的权威地位。随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论著，进一步拓宽了毛泽东研究的领域。他对推进海外中国学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推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施拉姆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还独创性地运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去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此外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海外深层次的毛泽东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综观他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系列著作的出版和公开发行，使西方毛泽东研究达到高潮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毛泽东及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华夏中国创造的奇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施拉姆任主编的《中国季刊》，辟专栏登载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文章，成为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主要阵地。当时西方研究毛泽东形成了三大派别，即保守派、自由派以及新左派。该刊坚持学术自由，一度成为各派论战的舞台，特别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四次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在所谓保守派和新左派论战的基础上，施拉姆汲取了他们研究成果的合理内核，于1967年公开出版了他的精心之作《毛泽东》。在该书中，他综合以上两派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翻版说”与“异端说”都是不确切的。《毛泽东》一书在10年内再版8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直到现在西方各国研究毛泽东都把该书列为主要参考书，并经常援引其中的资料和观点，施拉姆也因此蜚声西方学术界。在施拉姆的影响和带动下，同时代的其他西方学者也相继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陈志让的《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科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舍费尔的《毛泽东思想导论》、爱德华的《毛的道路》、威尔逊的《从历史衡量毛泽东》、鲍姆的《革命的序曲：毛、党和农民问题》等，这段时期成为西方研究毛泽东的黄金时期。
(二)深入研究，多角度探寻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从整体上讲，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展开的。从历史的的角度，施拉姆以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着重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2](P4-5)他还认为，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坚持的正确的路线。这些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之处，但的确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施拉姆自觉不自觉地选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研究角度，如侧重从人的性格特征、特殊性、非传统的研究视角等。其一，施拉姆对毛泽东的人格研究，侧重的是个性心理及性格特征，而我们国内学者对毛泽东人格的研究，侧重的是人品层次、伦理特征。因此，施拉姆的著述多是谈论毛泽东多么与众不同；而国内研究者却多谈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是多么伟大。施拉姆专注于毛泽东性格的研究，认为“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3]并且还援引毛泽东早期发表的论文《体育之研究》为例，强调“尚武”精神在毛泽东身上的体现。他进而推导出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与早期的尚武是根本一致的。其二，施拉姆研究毛泽东，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特殊性的挖掘和研究，而国内则注重对其作为共产党的杰出代表的普遍性的研究。这不难看出，施拉姆谈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指毛泽东的思想，而国内大多谈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毛泽东的横空出世，施拉姆说：“乃因于中国人忧虑国家前途，也因捉摸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应运而生。他又进而指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之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有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3](P22)。其三，与西方传统的观点相悖，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中国因素的影响占有主要地位，毛泽东最深厚的情结仍是中华民族的。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总体上讲，国内学者则大多把毛泽东视作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者，而施拉姆研究毛泽东则主要把毛泽东当作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传人来把握的，对此，施拉姆的论据有二：首先在于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他指出，毛泽东的著述语言，大多是浅显流畅的中国语言，大量使用中国古典文谚。这些事实，在他看来是似乎可以表明毛泽东的思想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其次，毛泽东的一切理论探讨均是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作出的理论回应。中国问题的现实要求和适时回应，才是毛泽东的思想的本质归宿。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施拉姆所提出的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是属于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而关键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和分析毛及他的思想，才会得出不失公允的科学结论。
(三)频繁参与中国大陆学术交流活动，密切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促进了海内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施拉姆不仅学识渊博，还是一位天才的语言专家，他掌握的语言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俄语等，这为他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施拉姆多次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与胡乔木、胡绳、李锐、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张宗礼、李君如等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在频繁的学术交流基础上，施拉姆又写下了《毛泽东与人民的谈话》(1973年)、《对毛泽东的初步再评价》(1984年)、《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等。其中，《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收入了中国进人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的文献，主要是毛泽东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这部文集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1989年，施拉姆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退休后，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的编辑工作，该书目前已出版5卷。
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施拉姆对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能完美无缺，但瑕不掩瑜，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对国内学术界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也对我们国内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了解还是很欠缺，研究也很薄弱。联系施拉姆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注重整体性
目前，国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取得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并在向更完整、更全面的方向发展，但还远远未达到在理论层面再现毛泽东的完整性程度。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过程中，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过于强调革命和建设阶段的不同，而弱于对毛泽东早期、成熟期和晚期思想发展全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把握。而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割裂这种有机联系，无疑失去了真实性，是不符合实际的。反之，对于我们国内，寻求完整的毛泽东，实质上也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党所走过的历史，冷静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顽强的生命力与自身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完成对毛泽东的超越。
(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注重科学性
如前所述，施拉姆关注于毛泽东的性格研究并据此推断出毛泽东的许多异于常人之处，这都是欠科学性的表现。不可否认，个人品格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会发生影响，但它毕竟是属于历史偶然性范畴的。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对历史人物做出不切实际的评价。诸如此类的分析和研究，显然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不过，与同时期其他西方学者相比，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尽管发表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见解，但总的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较明智的态度，对这种分析的局限性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在中国国内，自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后，国内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按照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这又是另一种偏颇。这里要注意的就是，研究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从毛泽东个性和品格着手的思路和方法。当然，研究毛泽东的人格，无论是从个性心理还是从伦理特征出发，都有其合理性，都具有部分真理的价值，而鲜活的毛泽东则是这两者的统一。国内对毛泽东人格的心理特征和伦理特色的研究基本上是分离的，对毛泽东人格的研究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脱节的。而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兼顾这两方面的统一研究，则应是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内在要求。
(三)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要与时俱进
近几年，国内对毛泽东的研究表现出一些弊病，如浮躁、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容易落人俗套，缺乏新意；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照抄照搬的多一些，读后味同嚼蜡；研究的创新意识较弱，缺乏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来佐证自己的论点，更缺乏深度分析。对我们来讲，重要的在于毛泽东的研究要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创新研究方法。理论研究终归是要服务现实；为此，要结合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根据时代特点，着力研究一些毛泽东思想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不一定大，但一定要联系实际，这些课题不一定新，但要有新见，要有创新。另外，要积极主动寻找毛泽东研究的突破点，现在我们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理论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待加强。比如，近年来关于毛泽东研究中涉及的三个举足轻重、争论较大的问题是：关于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4]这些问题有若干争论，也值得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国外的研究状况知之不多。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队伍、理论水平和资料来源，从总体上不如国内，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讨却不乏新意。当然，国外学者囿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源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抱有偏见的不在少数。目前在国外公开翻译出版的我国学者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有李锐、金冲及等少数人的著作。从国内来看，专门介绍国外有关研究动态的专业刊物屈指可数，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近几年，西方学者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上，广泛引进了诸如博弈论的方法、比较性的方法、符号理论的方法、后现代主义方法以及政治社会学的方法等。[5]对于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有些是我们可以借用的，有利于我们以新的视野和角度来拓宽毛泽东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青 石(杨奎松)．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J]百年潮，1987，(4)：28．
[2] 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A]．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C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3] 施拉姆．毛泽东[A)．国外研究毛泽东资料选辑(1)[Z]．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4] 陈 述．关于毛泽东研究中三个重要的争论问题[J]．理论探讨，2001，(2)：85-86．
[5] 刘毅强．如何走出毛泽东研究的困境——“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述要[J]，哲学动态，200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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