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孟的“仁义”是“使民”、“夺民”、“杀民”、“食民”的“善术”
探索者
（接上）
二、 孔孟的“仁义”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软刀子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1·2》）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孟子曰：“仁者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3·3》）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4·2》）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4·3》）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4·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9·29》）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15·35》）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17·6》）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7·3》）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矣。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7·9》）
有子说“孝”、“弟”是“仁之本”。“孝”就是“亲亲”，“弟”就是“敬上”，亦就是“贵贵”。“孝”、“弟”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果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为“仁”，则天下太平。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不仁”不知“礼”、不知“乐”，“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仁者不忧”，“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孟子则认为“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的目的和作用，就是既要可“得民财”，又要可得“民心”；“使民”既要“民亲之”，“杀民”又要“民”“不怨杀者”。让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甘心情愿地服从剥削压迫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屠杀。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孔孟把“仁”说得很重要。是的，“仁”，无论对于统治阶级，或是对于被统治阶级都很重要。不过对于统治阶级，“仁”就是其“天下”，对于被统治阶级，“仁”却是“软刀子”、洪水猛兽，并非日用所需之“水火”。“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这纯属孟子强奸民意的胡说八道。既然如此，焉有其“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焉有孔子的“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4·6》）？！
然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却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孝弟”并没有如此大的作用。被孔子称“至孝”的武王、周公就不但是两个“好犯上者”，也是两个“好作乱者”，纣王就是被其所杀，商的天下就是被其所夺。孔子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5·7》）的那个子路，就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庄子·盗跖》）！而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知人不忠，趣之为乱”（《墨子·非儒下》）、“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5》）、“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7》）等嗜谋反“好作乱者”！孟子则到处鼓吹“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1·5》），鼓动、唆使诸侯学“文武之道”，取代周王朝。
三代，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克己复礼为仁。”据此，若“仁”，就不会有“三代”。夏是启夺益之天下，商是汤夺桀之天下，周是文武夺纣之天下。“夺”“不仁”也！
孔子给“仁”及其“利”开出的清单是：“仁”具体包括“恭、宽、信、敏、惠”五者。恭，对上装出一副恭顺的奴才样；宽，对下摆出一副宽厚的老爷架；信，对上装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实心另有打算；敏，对上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惠，对下施舍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其利分别是“不侮”、“得众”、“人任”、“有功”、“使人”，总之不仅主子的利益得到维护，自己亦可以获得主子的重用，仗势欺压掠夺民众，赢得富贵名利，岂不悠哉！
孟子给“仁”及其“利”开出的清单是：“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天子”的“仁”，与“保四海”之“利”挂起钩来；“诸侯”的“仁”，与“保社稷”之“利”挂起钩来；“卿大夫”的“仁”，与“保宗庙”之“利”挂起钩来；“士庶人”的“仁”，与“保四体”之“利”挂起钩来。
你看：在“仁”的名义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孔孟等“君子”都分别使自己与其“利”挂上了钩，诸如“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庙”和“不侮”、“得众”、“人任”、“有功”、“使人”，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天子”是“天下”，“诸侯”是“社稷”，“大夫”是“宗庙”，然而，“士庶民”劳作终生，到头来却除了“四体”之外，一无所有！《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是宇宙的一部分，它是一物理的自然存在，并非具有人类般的好恶之情、仁虐之心。天地对待万物就犹如人们视用草扎成用作祭祀的“刍狗”一样,弃之如敝屣。圣人（老子理想中的圣人，并非儒术的“圣人”）对百姓也是这样，他效法“天地之道”，对百姓也不施什么所谓的“仁爱”之心，而是像对待“刍狗”那样，让其自生自息。天地对万物不仁，万物却衍生并作，欣欣向荣；圣人对百姓不仁,百姓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现君王对百姓施以“仁政”（也就是孔孟所鼓吹的“仁政”）的恩惠，而使百姓“饥”、“争”、“盗”、“心乱”、“轻死”。由此可见，君王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货色了！
同时，既然王权神授，那么若上帝把天下授予一个不“仁者”，不是上帝的失职吗？社会实际却是“彼窃钩者诛，窃国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仁”与“不仁”皆人事，非“天命”也。既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那么也就否定了“天下神授”的胡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此皆人事也，与上天无关。因此天下神授之说，纯属胡说八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恶醉而强酒。”此乃因“有国有家者”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7·4》）、“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13·4》）的功夫太差的缘故。“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人”，好好人，亲近好人；“恶人”，恶恶人，厌弃恶人。所谓的“好人”、“恶人”。恩格斯说：“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论语·颜渊·12·22》），并非是“爱一切人”，而是“仁者”的爱憎更加分明，更有鲜明的阶级性。“仁者”所爱的是统治阶级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所憎的是那些不满于被其统治和对其统治有所反抗的“人”。奴隶主贵族是有明确的善恶标准的：“仁”，克制自己服从其统治压迫者为“善”，否则为“恶”，故“仁”者无“恶”。
“仁者爱人”，千万不要照字面上理解为“仁者爱一切人”。“仁者仅爱人中的亲者上者”。否则孟子为何大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孟子既然把墨子的“兼爱”咒骂为是“无父也……是禽兽也”，也就说明孔孟的“爱人”，绝非“兼爱”，当然也非“博爱”，而是与“兼爱”、“博爱”极端对立者。当然也不是“杨氏”的疏者下者的“为我”，爱自己，“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也！”而“君”又大于、重于“父”，故“仁”就是“亲”、“爱”、“忠”、“顺”于“长上”，“亲”、“爱”、“忠”、“顺”于“君”；所谓“仁政”也就是“亲”、“爱”、“忠”、“顺”于“长上”，“亲”、“爱”、“忠”、“顺”于“君”的政治。在当时，“人”，指统治阶级，社会地位高者——奴隶主贵族。被统治阶级，社会地位低者谓“民”。《论语·泰伯·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爱人”，就是爱奴隶主贵族。热爱奴隶主就是“仁”。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孔子的“爱人”，是让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内部之间互相亲爱，使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热爱及贫穷卑贱者对富有高贵者热爱。这是孔孟“仁”说和“仁政”的本质！当然，在此所指，是孔孟之“仁”和“仁政”，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仁”和“仁政”。这是该书需要特别强调的。所谓“仁教”也就是“亲”、“爱”、“忠”、“顺”于长上的教育。孔孟的“仁义”，实际上就是“下者”对“上者”“以顺为正者”（《孟子·滕文公下·6·2》）的“妾妇之道”，让“下者”，被统治阶级皆成为“上者”，统治阶级的“妾妇”！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仁”属思想意识形态范畴，当然也不能例外。例如，墨子的“仁”之含义与孔孟之“仁”的含义绝然不同。墨子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上）的原则。主张互助互利互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斥责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上》）。他的“仁”指的却是“爱”“天下的一切人”。对于被统治阶级，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孟的“仁”“爱亲者”，并不是指“爱”自己和“爱”自己的亲人，而是爱统治阶级。否则孟子为何大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也！”杨朱又称阳子居，大概出生在墨子之后，是孟子的前辈，其事迹已少有可考，其思想言论散见于《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中。主张“贵生”、“重己”（《吕氏春秋》）、“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被孟子污蔑为“为我”，即为自己。他唤起人民的觉醒，要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而不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去充当炮灰！因此，孟子对其恨之入骨。然而，统治阶级不仅他们为自己，而且还为自己的私利，甚至于自己的一时好恶，让千万百姓为其送死。对此，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子却连个屁也不放！可见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和残酷性！这纯属孟子对杨墨的诽谤，天子是不惜天下之民，以养其自身的私欲！！这要比杨朱的以“我”为宗旨，不知要恶到哪里去了！杨朱的为“我”宗旨，只不过是要告诉人们个人的重要，不要去为天子等的私欲送命，要觉悟、觉醒，要求自身的解放！！孟子既然把墨子杨子的“兼爱”、“为我”咒骂成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也说明孔孟的“爱人”，绝非“兼爱”、“为我”，而是与“兼爱”、“为我”极端对立者，则其所谓“仁”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何以“为我”，就“是无君也”？何以“兼爱”，就“是无父也”？何以“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也”？毫无道理可言，只是霸道而已。孔孟口头上主张“王道”，其实行为“霸道”得很！墨子却很大度。《墨子·公孟》：“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也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鲁迅说：“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君”是社会的统治者，“父”是家庭的统治者。孟子把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上的对手“杨”、“墨”推到统治者的对立面，也就是借助于统治者的势力来扼杀他们。借刀杀人，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孔孟把异己之说皆诬之为“邪说”、“淫辞”，借助于当权者的势力搞学术思想专制。《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pián）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吕氏春秋·用众》：“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承认诸子都是天下出类拔萃的人物，各有所长。主张对诸子进行综合思考。撰写该书者是秦宰相吕不韦。由此看来，儒者所称的秦之文化专制要远远逊色于儒者的文化独裁。“厨房里有肥肉，厩棚中有骏马，却让百姓脸有饥色，郊野中有饿殍。此乃率野兽而食人也。”是谁“厨房里有肥肉，厩棚中有骏马，却让百姓脸有饥色，郊野中有饿殍”？是谁“率野兽食人”是杨墨吗？非也！是天子率诸侯、大夫和诸如孔孟等“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5·4》）者“食人”也。野兽是谁？是诸侯、大夫和孔孟等“食于人”者。“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杨墨之道不息”，杨墨学说的深得人心，说明杨墨学说的人民性和时代性；孔子之道不著，孔子学说的不得人心，说明孔子学说的反人民性和反时代性。孔孟与杨墨的敌对，说明孔孟，即仁义之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时代的！其与人民、时代之道水火不相容！孔孟之道是反人民的！反时代的！同时它也从反面告戒人们：孔孟之道不息，就没有民主科学之道。
《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认为“仁义”是“大道”湮没的产物。《庄子·徐无鬼》：“啮（niè）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覕（piē）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啮缺在路上遇到许由，问：“您到哪里去？”许由答：“躲避尧的纠缠。”啮缺奇怪地问：“为什么？”许由答：“尧,畜畜然怜悯百姓，力行‘仁义’，我恐其为天下所笑。他这样做，会让后世变得人人相食的。让百姓聚集在您周围是不困难的。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您；利益他们，他们就依附您；称誉他们，他们就勤勉其业。但要把他们所厌恶的东西加给他们，伤害他们，那么他们就会离开您而散去。爱和利出于‘仁义’，然而献身于‘仁义’者稀少，而想从‘仁义’中得到好处的人却众多。在那些高喊‘仁义’者当中，真正行‘仁义’者虽可能有，但其大多数对之却并无诚心实意。‘仁义’会变成阴险、贪婪如禽兽之人，愚弄人心、巧取豪夺所借用的工具、武器、外衣、伪饰和大旗。因此，要想依靠几个大善人的专制独裁来造福于天下，犹如不问何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切下去，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怕的。天下贤人少，而不肖人多；真‘仁义’行善者少，而假‘仁义’为恶者多。尧只知‘仁义’对天下之利益，而不知‘仁义’对天下之祸害！这个道理，只有站在贤人之外者，才看得清楚。”［魏晋］嵇康说：“及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造立仁义。……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奔鹜不觉。”（《难自然好学论》）认为社会上所以有虚伪和欺诈都是造立“仁义”的结果。鲁迅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尘影>题辞》）
还是以孔孟自己的言论，来评说“仁义”究竟是何物吧！既然“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那么“杀人”以“善政”、“善教”“与刃”，亦“无以异也。”孔孟乃教统治者以“仁义”“使民”、“夺民”、“杀民”也！孔孟乃以“仁义”教君王“率兽而食人”也！孔孟的“仁义”，是教君王“率兽而食人”，又“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1·7》）的一种“仁术”——善术也。孔孟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8·28》），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待续）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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