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
（四）
孔孟的“仁义”是“使民”、“夺民”、“杀民”、“食民”的“善术”
探索者
（接上）
四、孔孟的“仁义”典型的捏造和矛盾百出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mín）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9·1》）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上·9·2》）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7·26》）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12·1》）
“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2·16》）。“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7·2》）既然“礼义”来自“贤者”，“圣人”的言行乃“人伦”之典范、样板，皆效“法尧舜而已矣”，而尧舜之道就是“仁”。“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要“法尧舜”，那首要的条件，是要社会退回到尧舜时代，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为了使我们的论述继续下去，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孔孟杜撰下的尧舜的“仁义”之行吧！需要特别指出和注意的是：尧舜文武皆被孔孟捧为“圣君”、“圣臣”、“圣人”者，当然《四书》中所记皆是其“圣迹”，“人伦”的“最光辉典范”！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mín）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然如此，何有“舜之不告而娶”？何有舜“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这不是舜“好色”、“娶妻”更胜于“顺于父母”吗？！舜“不告而娶”，就不怕不“顺于父母”，这个“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中的“无”和“惟”也就成了“有”和“不惟”！帝尧“之妻舜而不告”和“舜之不告而娶”，也就使“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中的“必”成了“未必”。娶妻“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人之大礼也。帝尧的“不告而妻”，臣舜的“不告而娶”，乃就“人之大伦”，而绝“人之大礼”也！“存”“人欲”，而“灭”“天理”也！一个是“圣帝”尧，一个是“圣臣”舜。对于万章之问，孟子以“君子以为犹告也”来搪塞。好一个“君子以为”“不告”“犹告也”！一副伶牙利齿、强词夺理的丑恶面目昭然若揭。孟子刚刚说舜是“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马上却又说舜仅因“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而不怕不“顺于父母”了！并且还是“不告”“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真“善”诡辩，覆手为云，翻手为雨；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真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1·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何以就是“君子以为犹告也”？既然如此，谁不是“娶”“妻”“为”“后”？“君子以为犹告也”，也就无须“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了！尧的“礼义”，舜的“礼义”、“大孝”也就统统都成了屁话。既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何有“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尧不告而妻，舜不告而娶，又无“媒妁之言”，尧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犹“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天下“人皆贱之”也！
对于孟子之问：“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则根据孟子之意，其答应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有后也”；“得妻”，“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不搂，则不得妻”，“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国人”；“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是以”“搂也”。更由“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来看，为“得妻”“有后”，不“废人之大伦”，“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又何妨之有！“君子以为犹”“不搂也”！
好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翻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看看，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其醉生梦死、享乐淫欲，夺取了多少人的生命，何只是“无后”！“不孝”！被统治阶级被剥夺得无力娶妻，何以有“后”！何以有“孝”！在旧中国有两大特产，一是太监，二是嫔妃。把男人的生殖器管割除了，何以有“后”！何以有“孝”！帝王嫔妃成千上万，大臣成百上千，富者成数上十，女人尽被统治阶级所霸占，小民何以“得妻”！何以有“后”！何以有“孝”！焉有“人之大伦”？孔孟仁义道德的反人类性质昭然若揭！
好一个“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好一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好一个“男女授受不亲”！翻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看看，一方面是“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是娼妓泛滥成灾。贫者贱者多无妻，富者贵者妻妾成群。这都是富贵者及其帮凶孔孟之流的所言所行。他们不仅把娼妓作为性欲的补充，还把娼妓当成商业，把妇女当成摇钱树。据史料记载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65年篡位称帝，在位26年，死于公元290年，他贪婪荒淫奢侈，为其淫乐，公元273年（太始九年），曾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5000入宫，灭吴后又选吴宫女5000入宫。据统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1600万，在他的后宫中的嫔妃就有1万多。他为了挑选天下美女，下诏全国停止婚嫁令中官分赴各州郡觅采娇娃。
那个称颂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的三流“儒术”“圣人”朱熹，也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货色，史载他为整倒政敌唐仲友，滥用职权对营妓严蕊严刑逼供，无所不用之极。他一边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边逼迫新寡的弟媳改嫁以图侵夺亡弟之财产。他一边高唱“存天理，灭人欲”，一边忙着强纳尼姑为妾，以及与其子争夺女艺人而大打出手。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对）不右（宽恕）”。他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他嗜杀成性，双手沾满鲜血。他甚至于隐藏皇帝“大赦天下”的“诏书”，抢先杀人而后宣。他与敌国“金”皇帝通好，称赞秦桧为“端人正士”……真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孔孟仁义道德的阶级性。孟子对于高贵者与卑贱者的道德要求绝然不同，对高贵者是袒护的，对卑贱者是苛刻的。
后，后代，特指儿子。孟子认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也是“无后”。“无后为大”，不仅宣扬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而且也是硬扣到妇女头上的不实罪名，“无后”是妻子的“大罪”。孟子宣扬这种孝道的目的在于为复辟奴隶制反动路线服务，害怕奴隶主贵族断子绝孙，世卿世禄无人继承。这种孝道，又成为后来的地主阶级的一夫多妻制的理论根据。孟子这一思想的流毒很深，彻底批判这一反动思想，对于今天的男女平等，计划生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尧不媒而嫁，“舜不告娶”，按当时之“礼”，是完全错误的。孟子在此之辩实乃强词夺理！这不仅可以看出孟子好诡辩，也可以看出“礼”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属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得无力娶妻，何言有“后”？又如何行“孝”？“人之大伦”焉在？不准妇女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兴天理，灭人欲”，何言有“后”？又何言行“孝”？“人之大伦”焉在？
舜以“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既然如此，象以舜生为“忧”，以舜死为“喜”，为何舜不就“死”，而屡屡逃命呢！“彼以爱兄之道来”，非也。“彼以”杀“兄之”喜“来”矣！舜“无足以解忧者”，“惟”以“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史记·五帝本纪》：“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既然如此，舜何不就“死”以“顺于父母”呢？《孟子·告子下·13·3》：“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如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舜不仅“亲之过大而不怨”，反而“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舜是一个大大的伪善者！大大的不孝者！大大的“小人”！既然“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9·1》），舜“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舜既“孝”又“弟”，何以舜之父母、弟象要屡屡合伙谋杀舜？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13·35》)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9·3》）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这真是活脱脱地描述了所谓“正人君子”、“圣君”舜一副欺骗视听，包庇杀人凶手的虚伪丑恶嘴脸。“仁义”是权势者杀人的帮凶。万章之问：“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不仅是对孟子的“诛不仁也”，“天下咸服”的否定，也是对其绝妙的讽刺。孟子是个食言者。而孟子之答：“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这纯粹是无耻之谈。“诛不仁”，是指对与自己无血统关系的疏者；而对于自己有血统关系亲者，则无论其如何“不仁”，也是要使其“富之”、“贵之”。这是“圣君”舜的“辟”和心术“不正”。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任人唯亲”所以横行肆虐之根源所在。《孟子·滕文公上·5·5》：“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在这里，孟子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他的“爱”是有“差等”的，它是“施由亲始”，不要“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仁”，并不是说爱邻人之子要同爱兄之子一样，当然更非同爱己子一样！没有先后、厚薄、亲疏，而是要有明确的先后、厚薄、亲疏，由“君”、“父”开始。这是儒者的“辟”和心术“不正”。所以被统治阶级千万不要被孔孟的善词美语迷惑住了，什么“仁”呀！“爱”呀！这不过是裹在外面的一层糖衣，其里面包着的却是致人死命的毒药。“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仁人固如是乎”！这就是孔孟所鼓吹的“仁政”和“爱人”之真意。“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说舜不必等到朝贡，平时也可假借政事接待象。利用职务之便，假公济私，在中国起码自大舜有之，可见其源远流长。它使社会失去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和正义！
子曰：“无忧者，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中庸·18》）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中庸·19》）
“无忧者，其惟文王乎！”文王在被纣囚于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北），向纣献媚、行贿，以获释期间不亦“忧”乎！李宗吾说：“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
“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周公是造了纣王的反，是“犯上作乱”者，而武王、周公“善继”文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者也”，这说明文王就是一个犯上作乱者。不是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吗？这就是一个“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经典反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之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2·3》）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2·8》）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3·3》）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7·13》）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14·3》）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14·4》）
“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这又是孟子在杜撰文王，捏造历史。“文王之民”中不仅有“冻馁之老者”，也有“冻馁之”幼、青、壮“者”。其实，被其殉葬者就不知有多少！《墨子·节葬下》：“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为了树立商汤、周武王的“仁者”形象，当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对齐宣王之问，并没有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而是作了一个文字游戏。一个“君”之纣、一个“一夫”之纣，周武王“杀”的只是“一夫”之纣，而回避回答“弑”“君”之纣的问题。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犹如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实际上，一个“君”之纣与“一夫”之纣是同一个纣，武王杀“一夫”之纣亦就是“弑”君之纣。［民国］李宗吾说：“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之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记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记说：‘西伯昌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周西伯昌之脱归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道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不得了。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家就绝口不提。他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死了，就说他忤（wǔ）逆不孝，惟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样。”（《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
什么“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实其先或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欲之”（《老子·第三十六章》），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伎俩，其后是商汤借口挑起战祸而灭葛，文王借口挑起战祸灭昆夷，太王的发达和其继者的灭獯鬻。
什么“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楚辞·天问》：“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说西伯受赐梅伯醢，曾向帝纣表忠心。为何又亲求上帝，惩罚殷命于无救？《吕氏春秋·行论》：“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fǔ）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畏上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yù）怀多福。’”在力量相对较纣尚小时，周文王大耍两面派：一方面，他当面向暴纣献忠心；另一方面，他背后又祈祷上天灭纣，积极积聚力量。一旦羽翼丰满，就借口兴师讨灭取而代之。“以大事小者”，“以小事大者”，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也；“乐天”、“畏天”之说，实属孟子故意美化商汤、文武而杜撰历史也。
为了把周武王由一个勇武善战武功赫赫的“勇者”重铸成一个不战而取人之天下的“仁者”，孟子不是根据历史记载去评价塑造历史人物，而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想象去杜撰和篡改历史，以使其适合自己的谬说。《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所述是周武王伐纣武功大成的重要政事。记载当时周武王伐纣战争场面之浩大，争战之惨烈，死伤之众多，以“血之流杵”。孟子以“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说“血之流杵”不可信。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等等。
周武王伐殷仅用“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吗？《史记·周本纪》：“周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尊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周武王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则全被孟子贪污了，只剩下了“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而且这还仅仅是周武王起兵伐纣之时的情况。什么“若崩厥角稽首”，百姓为之皆伏地稽首，叩头之声，如山崩地裂之响！？如山崩地裂之响的叩头之声，需要多少百姓？如此众多的百姓不及周武王的“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只会或匍匐在纣王的脚下任其蹂躏鱼肉，或伏地于周武王的脚下“若崩厥角稽首”而已，真是一群可怜虫!在孟子那里，人民群众在灭纣，改天换地、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决定性力量和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不见了，只剩下了英雄“文王”、“武王”创造历史的谬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既然“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须“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史实在何？
既然周朝的天子之位，是用武力由商纣那里夺来的，并非由“礼”得之，那么周朝的天子之位也非“仁”也，“克己复礼”也就失去基础。如要“克己复礼”，那就要让纣王复活，把天下还与商朝……。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孟子·公孙丑下·4·9》）
“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史记·鲁世家》：“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xìn）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辅之，以续殷祀。”《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若此，周公使人不以贤否而以亲亲，“不智”也；以为贤实不贤，亦“不智”也。如否，周公“智”，乃周公“不仁”。周公必居其一。然孟子为了杜撰周公圣贤的形象，而以“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为其狡辩。其实，“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更说明了陈贾之论的正确性。周公“不仁”也。武王在世时，他为了表示对武王的忠诚，甚至不惜玩弄“欲以身代兄之死”（《尚书·周书·金縢（téng）》）的花招，无风扬波，无事生非，欺世盗名，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为实现“摄政”制造舆论；武王死后，他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受到周成王的怀疑和管叔的揭露，形势对他非常不利。他为了保护自己，暂时避居东都。后来，当他再次骗取了周成王的信任，重新掌权，便寻找借口把管叔杀掉。舜弟象“至不仁”，舜却使其“贵之”！“富之”！然而周公却对其兄管叔“诛之”！“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是孟子的满口喷粪！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18·1》）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说的是殷末，暴纣时三贤：微子，名启，殷纣王之兄，因纣无道，乃辞官而隐去，是“邦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的“典型”；箕子，名胥馀，殷纣王之叔，因谏纣不听，便装疯卖傻，被纣降为奴隶，是“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5·21》）的“典型”；比干，殷纣王之叔，因力谏纣，纣不听，反说：我听说贤者心有七窍，便将他剖心而死，是“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15·9》）的“典型”。在诸上“仁”者的典型中，就缺少“克己复礼为仁”者。其实“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皆不够称“仁”，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微子为“求生”而“去之”，实则微子是个叛徒，当了周武王的内线。箕子亦无“杀身以成仁”之志，为“求生”而“为之奴”。毛泽东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了，因为有内应了。”（转引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史文献》1995年第四期）“微子去之”。孔子仅用“去之”两个字，就把微子的恶给“隐”去了；然而，“之”哪里？到敌国周那里，他却不说，真可谓“高手”！孔孟儒家的一些“圣人”、“贤者”，皆是一些被其美化圣化杜撰出来的假货。（待续）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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