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
（五）
孔孟的“仁义”是“使民”、“夺民”、“杀民”、“食民”的“善术”
探索者
（接上）
五、 孔孟鼓吹“仁义”，却不行“仁义”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7·30》）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12·1》）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7·6》）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7·34》）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12》）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19·15》）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19·16》）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15·35》）
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5·8》）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6·7》）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26》)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13·4》）
“吾欲仁，斯仁至矣。”这不仅孔子是在搞唯心主义，亦是在吹牛皮放大炮。尽管孔子“欲仁”了一辈子，其临死“斯仁”亦未“至矣”！却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什么“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真是做白日梦、歇斯底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自称“依于仁”，然而，又承认“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子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称宰我“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之问，“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然孔子又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称“杀身以成仁”之高论，然又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因此这只是虚晃一枪。孔子绝对不是一个响“木铎”（《论语·八佾·3·24》），至多只是一个哑“木铎”！
按照孔子的主张，“仁”应是一个人的大节，然而孔子对孟武伯所问的其朝夕相处的三大弟子是否“仁”，皆以“不知其仁也”作答。这不仅说明尽管喋喋不休地鼓吹“仁”，其实他对“仁”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说明他对其弟子并不了解。既然如此，孔子的推荐所谓“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也缺少根据。由“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可见孔子所教弟子大多是一些“屠夫”式的人物，而罕见有“牧师”式的人物。同时也可知，甚至于在其弟子中堪被孔子称为“仁”者的莫有，即真正信奉其学说者极鲜，真正奉行“克己复礼”者则更极鲜。甚至于被孔子誉为“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的颜回（《中庸·8》），也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6·7》）。孔子师徒，没有一个是“仁”中的人物。其学说所以注定失败是不言而喻的。其学说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完全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吹捧和以富贵激励及扼杀“异端邪说”的“功劳”。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18·3》）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5》）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17·7》）
由齐景公对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看，尽管孔子口口声声鼓吹“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实际上孔子也确实在其认为“不仁”、“非礼”的“季氏”、“孟孙氏”手下，充当过帮凶，度过了几段美好时光。他推荐了不少弟子辅佐专权于鲁的“三家”，带领弟子游说列国诸侯，张口尧舜，闭口文武，以唆使诸侯取天下，取代周王朝，对“天下无道”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不仅如此，孔子还“欲”参加家臣的叛乱。诸如：“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等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是叛逆之别名，亦是叛逆！鲁迅说：“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给许广平的信》）孔子一贯标榜自己对周王朝的忠心耿耿，但实际上那只是谋取周王朝统治者的信任和对付其政敌的广告词，只要有可能得富贵，跟随“陪臣”“犯上作乱”，也在所不惜。什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13·3》），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13·6》），什么“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13·13》），什么“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9·7》）等等统统都是鬼话。对了！孔子不是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然而，孔子却“为仁由”“人”，“而”非“由己”也。实际上，孔子是一个以鼓吹忠孝仁义，谋求富贵者；忠孝仁义只是鼓吹，并不准备身体力行，只要能求得富贵，他是时刻准备放弃忠孝仁义，而力行其反者，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一会儿翻手为云，一会儿覆手为雨，是“忠”，是“叛”，全看对他哪一方有利可图。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为何公山弗扰和佛肸之“畔”皆选中满口“忠孝仁义”、“克己复礼”的孔子作为其“畔”之帮凶呢？答案也就在于此。他们都看透了孔子之本质。此是对晏子说孔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弑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正确性的可靠证明，也是对“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27》）、“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15·2》），绝妙的注脚和否定。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2·4》）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14·35》）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
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以其知“天命”自居，以其受命于“天命”自居，以其行“天命”自居，以其畏“天命”自居，以“天命”知他自居。他知“天命”，受“天命”，周天子何！其“犯上作乱”想当“天子”的野心昭然若揭！《论衡·问孔》：“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问曰：凤鸟、河图，审何据始起？始起之时，鸟、图未至；如据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凤鸟与河图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应，不皆凤皇为必然之瑞。于太平，凤皇未必然之应；孔子圣人也。思未必然以自伤，终不应矣。或曰：‘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伤时无明主，故己不用也。凤鸟、河图，明王之瑞也。瑞应不至，时无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应，何以致之？任贤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则瑞应至矣。瑞应至后，亦不须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孔子妄图取代当时的周王朝而自比“尧”、“舜”一类的“圣王”。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都把孔子仅仅简单地看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死心塌地的奴才，其实不然，其心亦有逆志，是想当主子的，是一个类似如汉朝王莽式的人物。
孟子也是此类人。
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8·22》）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然而，孟子却隐瞒这段历史，而谎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由此可见孟子之“势利”。“受业”予孟子的“子思门人”有姓有名，姓氏名谁，何许人也？孟子应该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却避而不谈，惟恐降低自己的身价。孟子说，他是“私淑诸人也”，自学成才，压根就不承认他曾“受业子思之门人”！这与儒家者流所鼓吹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南辕北辙。实际上儒家的两位“圣人”孔子、孟子皆是忘恩负义的老虎式人物，而好攀高枝。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1·7》）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孟子·公孙丑上·3·1》）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公孙丑下·4·2》）
既然孟子“桓、文之事者”，“未之闻也”，何以知曾西说“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欺君”也！孟子无“疾”说有“疾”，以“疾”辞齐王，孟子“戏君”王也！“欺君”、“戏君”，不“忠”也！孟子游说齐、梁诸王，张口尧舜，闭口文武，实唆使其犯上作乱，取代周王朝也。孟子是周王朝之大逆也！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4·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7·26》）
不仅孔孟不是其“仁义”中的人物，孔子说得干脆：他根本就“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何谓孔孟之“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周礼”，奴隶制西周王朝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礼是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上下长幼贵贱等等行为规范以及设官分制的制度。周礼就是奴隶制周王朝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乐”，是为配合行“礼”而设置的相应音乐制度，行何种礼配有何种乐，其目的是造成威严肃穆隆重的气氛，以引导人们自觉地遵守“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照周礼，“礼乐”都是奴隶主贵族们的事。根本就没有奴隶的份，不仅没有奴隶的份，甚至也没有庶人、一般奴隶主的份！春秋以来，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奴隶制的周王朝逐渐衰落，这一套“礼乐”制度也相应地崩溃瓦解，而出现“礼坏乐崩”。对此，孔子鼓吹“克己复礼为仁”。“仁”就是“克己复礼”，约束好自己，返归周礼就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8·9》）“人”，指奴隶主贵族。“民”，原指奴隶，后孔子出于其阶级偏见和歧视，甚至于对已经解放了的奴隶，独立的小农和小工商业者等也仍然统称“民”。“仁”就是“爱”奴隶主贵族，“知”就是“知”奴隶主贵族。要“知”奴隶主贵族的所“爱”所“恶”；要“爱”奴隶主贵族，要“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对于奴隶以及独立的小农和小工商业者等则是役使之，把其蒙在鼓里，令其聋瞎痴，无知无识之，以便于更好地役使之！“克己复礼”与“爱人”、“知人”是一致的。在孔子的“仁”中，有“爱奴隶”、“爱民”、“爱民众”思想吗？没有！不仅没有“爱奴隶”、“爱民”、“爱民众”的思想，甚至于连“爱庶人”、“爱地主”的思想也没有！现在的“儒家”把孔子的“爱人”美化成“爱人民”，那不是无知，而是鱼目混珠，有意欺骗。在孔子“仁”中，有让奴隶主贵族“爱奴隶”、“爱民”、“爱民众”思想吗？没有！不仅没有让奴隶主贵族“爱奴隶”、“爱民”、“爱民众”的思想，甚至于连让奴隶主贵族“爱庶人”、“爱地主”的思想也没有！孔子的“仁”是要恢复周礼，服从奴隶主贵族，爱奴隶主贵族！
虽有人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7·27》），不过那是孔子伪善的假面和有意对其美化。即便孔子对鱼禽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然而孔子对人，自己的同类却是：《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符之盗，尽杀之，……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于夹谷……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孔子评议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称“大叔……兴徒兵以攻萑符之盗，尽杀之”“善哉”！孔子让奉齐景公之命“为戏而前”的“优倡侏儒”立马“手足异处”！孔子“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讲学于鲁”令“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的少正卯，并“三日尸于朝示威”，令“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孔子要“克己复礼”，恢复“杀殉”，以活人殉葬，而诅咒“始作俑者”断子绝孙！
孟子明明白白地对君王说：“君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君子”喜欢食“禽兽”肉之美味。但“君子”有“不忍”“禽兽”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可“君子”是一定要食“禽兽”之肉的，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君子远庖厨也”。孟子称之为“君子”的“仁术”。孟子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人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君子”“治人”，“食于人”，这是“天下通义”。但君子有“不忍”“人”之“心”，“兽相食，且人恶之”；人相食焉不恶之？可“君子”是一定要“治人”，要“食于人”的，这是“天下之通义也”!怎么办？借鉴“君子”对于“禽兽”的“远庖厨”之办法。“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 ，得民心”、“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这样既“得民财”，又“得民心”；既“使民，虽劳不怨”，又“杀民，虽死不怨杀者”。这样虽“为民父母，行政”，“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然“君子”却可心安理得而“不恶之”了。孟子谓之其“善政”、“善教”、也就是“仁政”、“仁教”。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以刃与教，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其实，孟子称“兽相食”，是“且人恶之”；然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天下之通义也”，即“人相食”，“天下之通义也。”既然“人相食”，都“天下之通义也”了，当然“人相食”，也不必有“不忍”之“心”啦。“兽相食”，孟子“恶之”，但“人相食”，孟子并不“恶之”，而是赞之。
孔孟之“仁”，乃“君子”“使人”、“夺民”、“杀民”之“善术”也。孔孟的“仁”，是食人鳄的眼泪。
显然，那些说孔孟的“仁”“肯定了”现在一般意义上“人”的“价值”者，是大错特错了！孔孟的“仁”并不是也没有“肯定了”现在一般意义上“人”的“价值”，而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在西周王朝奴隶制中的“价值”！那些说孔孟的“仁”是“爱”现在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者，是大错特错了！孔孟的“仁”并不是也没有要周王朝奴隶主贵族“爱”现在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而是要“爱”周王朝奴隶主贵族的“思想”！那些说孔孟的“仁”“接近于”耶酥基督的“博爱”者，是大错特错了！耶酥基督的“博爱”，是“无厚薄”、“无差等”的“爱”；孔孟的“仁爱”，是“有厚薄”、“有差等”的“爱”。孟子说得清楚“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13·46》）“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墨氏兼爱”都被孟子骂作“禽兽”，那么耶酥基督“博爱”就更必被骂个狗血喷头！那些人之所以这样，是在浑水摸鱼，鱼目混珠，其并非无知，而是有意欺骗！
如果要说耶酥基督“博爱”，墨子的“仁”倒有些“接近”。墨子的“仁”是“兼爱”。“兼爱”，“爱无厚薄”（《墨子·大取》），“爱无差等”者也。“兼”、“博”相近，“兼爱”与“博爱”“接近”也。墨子的“兼爱”是以人格的平等为前提，只有人格平等，才能有真正的相爱、相利。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以血亲宗法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仁”根本不同，它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墨子说：“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意在“禁恶而劝爱”（《墨子·兼爱上》），“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墨子·大取》）。墨子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孔子的“仁”，是只要利于周王朝奴隶制的一小撮奴隶主贵族，而墨子的“仁”则要利于“天下”！
毛泽东说得对：“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的“泛爱众”、“爱人”宣扬什么超阶级的“人类之爱”。这些胡说八道，一方面是为了掩盖其血腥统治的本质，另一方面是为了欺骗愚弄人民群众，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污水扑灭人民群众的革命烈火。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曾狂叫着“仁者，人也”，疯狂地对工农革命群众血腥镇压。事实说明凡是鼓吹“仁者，爱人”者，皆是政治骗子和刽子手。他们的“爱人”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愚弄统治和虐杀！无论孔儒对其“仁”如何伪装，在“亲亲”、“贵贵”下的“仁”，只能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统治，统治阶级“吃”被统治阶级的代名词。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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