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逸民”的阶级本性，
其最“好”者是富贵
探索者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孔子自称其传述古代的典籍而不自己创造，其相信古代的东西并钟爱它，以传说中的“好述古事”著称的殷朝贤大夫老彭自诩。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颂古非今”，就是“颂”他自己而“非”他人。墨子则认为：述而必作。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孔子的自我标榜，也是一个怀念已逝往世的遗老遗少的自白。孔子所向往的是已逝的往世，因此他必然是当世和社会发展的仇敌。同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说明孔子的学说，并非其原创，而是其对古人学说的“传述”。孔子称自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述”、所“信”、所“好”的“古”，就是“尧舜-文武之道”。以这种人充当“万事师表”，就是要把今人变成“古人”，变成周王朝的奴隶！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人类不应该仅依靠对古人成就的“述”过活，而应当依靠不断地发明创造过活。要知道古人的成就亦不是靠“述”来的，而亦是“作”，靠发明创造来的。守旧就落后，黑暗；创新才有进步，光明，才能自立于世界。同时孔子“述”、“信”所“好”之“古”，亦皆是古人所发明创造者。并且特别是一些过时，被时代所抛弃者。
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9·23》）
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17·16》）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4·22》）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14·24》）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6·25》）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1·4》）
既然“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那么其今不如昔的论调，可以休矣。“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就一定“不足畏”吗？“四十、五十而无闻”，其后就一定无闻吗？那么对“大器晚成”者又当何论？据说姜尚八十岁时才被周文王访得，其后才名扬天下。对此又当何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甚至于“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人的缺点也要比今人的优点好，“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是孔子赞扬古人，诽谤今人之辞。试问孔子有哪一句话，是真正做到了？然其并未有半点羞耻之心。因此虽然不可用此话来一般地赞扬古人、诽谤今人，但孔子用来自责却是非常适宜的。孔子是“言之”虽“出”，不“耻躬之不逮也”。“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孔子赞扬“古之学者”，诽谤“今之学者”之辞。试问孔子的治学目的，不都是让他人应该如何如何，而他自己什么时候有一点自我检讨？因此虽不可用此话来一般地赞扬“古之学者”，诽谤“今之学者”，但孔子用来自责却是非常适宜的。孔子的手电筒“照人不照己”。孔子颂古非今的实质是颂扬自己，诽谤他人。孔子甚至于气急败坏地狂吠：“觚不觚”，今天的觚也不像个觚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诅咒以“俑”代替“人殉”的“始作俑者”断子绝孙！这不仅是典型的今不如昔、厚古薄今，“人心不古”之谈，也是典型的人间豺狼、奴隶主贵族帮凶的穷凶极恶之相。
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28》）
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认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的缺点比今人的优点还好，甚至于“觚不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根据“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来看，孔子是“愚”者！“贱”者！是“灾及其身者也”！孔子是个“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者也，孔子是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也，孔子是个“灾及其身者也”！什么“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孔子不是说当时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论语·八佾·3·5》）吗？“夷狄”不是在“天下”之中？当时“夷狄”与“诸夏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吗？真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虽有其德，苟无其位”。孔子不是说“大德必得其高位”（《中庸·17》）吗？怎么会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者？或“虽有其位，苟无其德”者？孔子既然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何不“从”更“古”的夏、商，而要“从周”呢？！
［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13·20》）
当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如何？”孔子答曰：“噫！皆是一些气量狭小的斗筲之徒，何足挂齿？”由此不仅可见，孔子之狂妄至极，他把与其同时代的从政者统统否定了。当时无论是谁，统统都不行，就是他孔子行！要好那就得让他孔子上台，回到古时去！回到哪个古代去呢？不是尧舜时代，也不是禹汤时代，而是周武王、周公时代，“吾从周”，“为东周”。《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妄想让奴隶制“死灰复燃”，重演“昔日辉煌”。这虽然亦是当时已失势周天子的渴望！但其却未必希望孔子去“为”！
孔子自诩“逸民”（《论语·微子·18·8》），“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是他的阶级利益所在。当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是孔子的信条，阶级本性。
如何回到“西周”时代？“克己复礼为仁”，只要诸侯、大夫、家臣的“为仁由己”，各归“正名”分，以还政于天子、诸侯、大夫，即可！想想看，若真如此，像这样一个人，那个失势的周天子，那些失势的诸侯、大夫能不喜欢他、重用他，富贵不就会滚滚而来吗！然而，那只是孔子的一厢情愿，那个失势的周天子诸侯无力用他，那些得势的诸侯、大夫不愿用他，特别还怕他有逆志，也不敢用他，主要还是他志大才疏，只会点“俎豆”之事，没有打人的本事，所以终不得被用。以至于急得他向其弟子倾诉衷肠：“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9·13》）“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甚至于家臣犯上作乱，“召”他，他也要去，“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17·7》）孔子临死前二年，七十一岁时，当听到“陈成子弑简公”（《论语·宪问·14·21》）后，还拖着衰老病弱之躯去“告于哀公”、“三子”，仍然梦想“以人血染红顶子”（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19·22》）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7·2》）
孔子自己说得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所“谋”之“道”，所“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其实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尧舜-文武之道”的破烂。孔子就是以此为资本游说诸侯、大夫家臣，周流应聘，谋取官禄，为富贵也。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9·3》）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麻冕，这是周礼；今纯冕，不及周礼，但因“纯冕”较“麻冕”质地做工高贵精致，尽管不及礼，违礼，“吾从众”之“今”也。“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臣见君先在堂下拜，然后升堂再拜，这是周礼。而今臣见君，在堂下就不拜了，只升堂拜，这显得臣太傲慢，对君不恭，因此尽管“拜乎上”已经成为“今”之“众”的习惯了，“吾”也要“违众”之“今”，而“拜下”，以显吾与众不同，对君的媚颜屈膝、毕恭毕敬，以讨得君的欢心和宠幸。由此看来，孔子也并非是“好”“礼”，更并非“好”“古”不好“今”，也并非越“古”越“好”，这其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好”何能让他取得富贵，享受富贵。好礼能让他取得富贵，享受富贵，他就“好”，不能就不“好”；“今”能让他取得富贵，享受富贵，他就“好今”；“古”能让他取得富贵，享受富贵，他就“好古”；何古能让他取得富贵，享受富贵，他就“好”何“古”；谋“畔”，能让他取得富贵，享受富贵，他就谋“畔”。完全是实用主义——“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18·8》）。《中庸·28》：“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此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吾”之所以“学周礼”，因其“今用之”；“吾”所以“从周”，因今“富贵”在周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儒学者也无不是这样，当“周”亡，“汉”立，“克己复礼”，“从周”不行，不得“富贵”，就依然放弃“从周”以“从汉”，而“安富尊荣”。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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